轉載自：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
作者：李孔芯
脫口秀演員唐香玉有一個段子，說在脫口秀出名之前，家裡的族譜上關於她只寫著 “唐氏四子長女”。出名之後，家裡連夜修改家譜，改成了 “唐氏四子長女香玉，括號：上過脫口秀節目”。
在傳統家族敘事裡，女性的名字往往或模糊或消失。在家的歷史裡，她們是女兒、母親、祖母、姑姑，是家庭的託舉者，也是家族敘事裡沉默的背景板。
但近年來，已經有不少努力，讓老一輩的女性在家的歷史裡顯現：八十多歲的楊本芬在廚房裡把母親的一生寫成了《秋園》，讓隱藏在 “楊仁受之妻” 的母親，以 “秋園” 這個名字，重新走進大眾視野。《韓家往事》把韓德常，一位中國女性的名字，寫在第一頁第一行。作者在社會大變革的背景下，把讀者的視線從宏大的成敗敘事，推向被遺忘在歷史邊緣的韓家五個姐妹。
如今，更年輕的一代正在用“新家史”，記錄奶奶、姥姥等長輩的故事。有人用三萬字回憶錄，記錄外婆跨省支邊幾十年的人生脈絡，有人在網上發出“尋根”筆記，拼湊屬於過世姨媽的往事，也有人找出了奶奶寫下的自傳，希望能讓更多人讀到她的文字。
《小紅書2025年新春家庭紀實報告》顯示，2024年關於"家史"的筆記同比翻了一倍。在這場年輕一代尋找來時路的集體書寫裡，一個個被遮蔽、被遺忘的老故事，與故事裡的她們，也得以被重新發現和看見。
重新被記住的名字
吳天一是支邊三代，去東南沿海求學。在外多年，不免常被問到“你是哪兒人”。但這樣的問題卻讓她有些難以回答，她身份證上印著新疆，但家族的故事裡，總能提到廣西的山水、河北的麥田和湖北的碼頭。
在她翻開劉倩冰樟木箱一樣的記憶時，這個答案似乎變得清晰了一些。
劉倩冰是吳天一的外婆。去年，吳天一辭掉杭州的工作，回了烏魯木齊，第一個想法就是為家裡的老人寫回憶錄——她想知道自己從何處來，也想了解家人是怎麼過的這一生。
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這位90後女孩窩在外婆旁邊，聽外婆如裁縫一樣，滴滴答答地縫補往事。
三萬多字的回憶錄裡，外婆以劉倩冰的形象，變得清晰而立體起來。
18歲時，劉倩冰和周先生買了車票，私奔，一路跑到新疆，進了宣傳隊和加工廠。70年代，家中嘗試經商失敗，賠了不少錢。劉倩冰又做裁縫，又買拖拉機做活，把家裡拉成了“萬元戶”。後來周先生工作出了問題，劉倩冰賣了她的拖拉機還債，從萬元戶變成街邊小裁縫。周先生癌症去世，過了頭七，回到吉縣，劉倩冰沒日沒夜地縫與裁，還了債，還在烏魯木齊買了房。
她對孩子們說：“我能學會裁衣，學會哈薩話，你們也能考上大學，今年不行明年再來。一家人回到鳳山老家的時候，人們紛紛驚歎那個“死了娘”、“爹不管”、“到處討飯”的女娃，居然教出來四個大學生。
劉倩冰年輕時的照片
“寫她的回憶錄，好像也在重塑自我。”吳天一說。當她寫下這些故事，她能感受到和外婆之間的情感紐帶更加緊密，“有一股細細的河流跟著時光趟過來，她做的很多反叛的事情也會鼓勵我。”
在吳天一寫下的故事裡，劉倩冰不斷擱淺，又不斷奮起，有著“與眾不同的女性敘事，是當之無愧向下生長的植物。”
吳天一把這些故事命名為《寫給劉倩冰》，她不想說那是自己的外婆，也不想說那是“周家媳婦”，她希望劉倩冰這個名字，被記住的是屬於自己的故事。
一個故事，往往首先源於一個名字。去年年初，研究生宮采薇在家裡找到了奶奶的另一個名字——妞子。妞子是奶奶的小名，大名叫做鄒文敏。
鄒文敏1936年出生，1999 年，她找到了一本作業本，寫下了第一個字，並命名為《妞子的故事》。
采薇在家裡翻出來這捆筆記。她學文學，反覆讀了幾遍，驚詫於只上過兩年學的奶奶，居然能寫出這樣生動的文字。她從兩三歲起，就與奶奶一起生活，但讀完這些之後她才意識到，原來鄒文敏遠遠不止是自己那“節儉、注重教育”的奶奶。
從1999年到2007年，鄒文敏用了快十年的時間，寫下自己快半個世紀的故事，將“一個人一生可能經歷的各種坎坷浮沉”都寫到了。
鄒文敏的手稿
在自傳的開頭，她這樣描述自己：“曾幾何時，說起話來像滾油鍋炸豆子，噼噼啪啪的，走起路來帶點小跑，幹起事來一鉚釘一眼的認真勁，其速度像旋風樣麻溜的妞子，由於歲月的幾經付出，由於孩子的成家立業，最後老伴的離別，她像霜打的茄子，枯了枝、散了架。”
她是年少時為了唸書逃出家門，帶領全鄉人抗洪搶險，人到四十得到一份稅收工作，還會找來《稅務通則》《會計學》《成本核算》徹夜研究的妞子，“有著超越時代的覺醒和力量，和與時俱進的韌勁”。
習慣分享的采薇，開始整理奶奶的自傳，併發到網上。未曾想到，短短幾天時間，居然獲得了二十多萬人的閱讀和評論。有使用者評論道：“這哪裡是故事，這是歷史”，還有使用者說，奶奶就是另一個“秋園”。
過去，劉倩冰、鄒文敏們的故事，很難被寫進家史、家譜裡。當老人去世，一個人就簡化成一行墓碑上的字，一段短短的悼詞，再過幾十年，她們漸漸被忘記，留在世界的痕跡也慢慢消失。
但如今，越來越多的“秋園”，開始被軟磨硬泡、窮追不捨的後代挖掘出來，她們在時代沉浮裡閃著微光的女性敘事，也開始被更多“催更、愛看”的後輩所記住。
尋找從中國來的祖母們
當吳天一在烏魯木齊的裁縫鋪還原"劉倩冰"的姓名時，遠在大洋彼岸的Khimera也在用放大鏡辨認姨媽留下的中國老照片。
傳統、習俗或者偏見有意無意的共謀，讓一些普通人的故事被遮蔽與忽略；而另一些故事，則在移民遷徙與文化碰撞中，被遺失、淡忘了。
同樣在探尋家族記憶的Khimera，想要找回姨媽的故事。
她沒有見過姨媽，出生前姨媽已經過世，流傳下來的只有一個模糊的在華生活片段：上世紀20年代曾前往上海擔任傳教士，被指派去教導當時名流家庭的孩子。姨媽把當時和學生拍的照片帶到了美國。但沒人知道照片裡的是誰，當時過著怎樣的生活，現在怎麼樣了。
今年春節，Khimera 也和很多外國網友一樣，有了自己的小紅書賬號。她想到那些姨媽的黑白照片，於是一口氣發了幾十張，想要找到姨媽當年生活的更多痕跡。
很快，評論區就有網友透過照片背景，認出了姨媽所在的學校是中西女中，一個網友則幫她翻出了在1927年的報紙，也認出了照片裡學生叫周粹英。
慢慢地，他們拼湊出更多姨媽的生活細節，知道她教數學、英語，和宗教，最終，他們找到了半個世紀前跨越大洋前，她所用的中文名字：王紫英。
網友拼起來的種種線索，讓姨媽那段八十年前的上海往事有了輪廓。
與Khimera一樣，不少早期移民、遷徙潮的後代，開始沿著網線，在小紅書上整理、尋找被遺忘的家史故事，試圖打撈起那些潮水裡的記憶碎片。
"connection"（連線）、"identity"（身份認同），這些簡單的詞，正是驅使新一代回溯家族歷史的動力。新時代的浪潮越發洶湧，人們便越需要找到那個堅固的根系。
身在英國的Vita，是歐亞混血，常被長輩說自己和華人曾祖母長得很像。不過，在她出生之前，曾祖母已經去世。
今年1月，帶著對她的好奇，也帶著對自己的好奇，她找出曾祖母1957年的照片，把這位過著奢華生活、周遊世界、熱愛時尚並有一些秘密的曾祖母的生平整理出來，發到小紅書上。
在她的敘述裡，照片裡這位穿貂皮大衣的華人女性，有著傳奇的一生：她最早曾在上海當模特，後來搬去香港開皮草店，又逃離香港富商丈夫，來到瑞典，和一個小自己二十多歲的瑞典人結婚，度過餘生。
Vita的曾祖母
沿著曾祖母的故事，Vita也開始整理、分享自己家族根系的歷史。上世紀60年代，Vita有將近50位中國親戚移民到英國做生意。母親在英國開始了一段跨國婚姻，生了兩個混血的孩子，後來又有了兩個混血的孫子。Vita的祖母和祖父則一生都在中英之間來回穿梭生活……
屬於Vita曾祖母、祖母、母親們的故事，在一篇篇筆記裡被拼湊重現。持續在小紅書上整理、分享自己的華系血脈史，對於Vita來說，也是在整理自己的一部分，瞭解她們從哪裡來，也是瞭解自己從哪裡來。
每個家族的漂泊史，都是時代轉型的毛細血管。當海外華人發出八十年前的舊照片收集線索，母語英文的老外求助族譜上的古繁體字，這些被移民潮衝散的歷史碎片，跨過大洋，沿著網際網路，最終在小紅書上再次成形。
探尋者們不僅拼湊出了家族的過去，也在無形中勾勒出了自己的身份與歸屬，而那些曾經被遺忘在大洋浪花裡的名字，也得以慢慢浮出水面。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奶奶
在這場集體的家史書寫熱潮裡，越來越多的“奶奶”、“外婆”、“姨媽”，開始在小紅書上“有了姓名”。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關於家的故事在小紅書被圍觀了近1.38億次。這些普通人的故事，不僅成為了家人尋找來處的路標，也正在沿著網線抵達無數的遠方。
一個或許會被提出的問題是，開啟這些被遮蔽的故事，尋找被遺忘的名字，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呢？
對於家族內部的人，記錄歷史、尋找源頭自然有意義。但對於大眾而言，這些個體的瑣碎故事，真的有價值嗎？這些故事是否只能沿著血緣傳遞，在兩三代人之後便潛入記憶的最深處，無人在意？
在這些個體書寫的評論區裡，許許多多普通人的回應已經給出了答案。
吳天一的外婆故事筆記下，評論區湧入了眾多共鳴的年輕人，“和我的外婆很像”，“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外婆叫什麼名字，好慚愧”，“我也要去採訪奶奶，把她的的一生從頭到尾寫下來。”
宮采薇把奶奶的自傳分享到小紅書之後，持續有人留言追問采薇，什麼時候可以看到全集、“蹲出書”，陸續有七家出版社私信采薇——今年四月，奶奶鄒文敏的自傳《妞子講故事》就要出版。
濛濛光在釋出給家人寫的回憶錄後，和小紅書結識的朋友建了個“回憶錄陪跑群”，為有意給家人寫回憶錄的年輕人提建議。他發現，小紅書上的年輕人對過去的時代很感興趣，“幾代人隔空碰撞，差點把評論區都掀翻了。”
采薇拿到奶奶的自傳小說《妞子講故事》
這樣引起諸多共鳴的故事還有許多。當宏大敘事難以回應個體困惑時，具體可觸的家的故事便成了一種集體的情感錨點。人們開始回望，透過尋找“來時路”來安放自我。而小紅書上那些與家和親情有關的個體故事，則成了連線每個人的細密網線，讓分散在千萬裡之外的人有了共通、共振的情感。
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王洪喆看來，小紅書上的家史和其他家庭故事，“是專屬於數字時代的、活著的、有機的寫作方式。”透過互動和演算法的篩選與分發，有類似經歷的個體有更多機會偶遇、相識，照見彼此，能激發更多擊鼓傳花一樣的寫作。
來自法國的Sandro在小紅書發了一條標題為“我祖母不會扔掉任何東西”的影片。影片裡，祖母拿著一個用了六十年的勺子，不斷比劃著。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聽懂法語，但幾乎所有人都有個類似的祖母。評論區裡，“我曾經在奶奶家找出一桶1986年生產的罐頭”、“我奶藏了好多大袋子，開啟一看裡面全是小袋子，袋子套袋子。”
Sandro Sciarappa 在小紅書發的筆記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祖母。普通人的家史或許未必有多大的文獻價值，但具體而微小的親情故事，層疊的日常生活，卻比恢弘的建築更能連線起無數普通人。而當一個個私人歷史連線在一起，一個時代的整體史便隱約可見。
歷史成為“複數”的歷史，是由無數個“劉倩冰們”的日常瞬間累積而成的。當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被記錄，被觀看，被築造成一座凡人博物館，我們或許終將抵達一個更廣闊、更豐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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