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4 月 2 日，美國突然推出 “對等關稅” 法案，對世界各國加徵進口關稅，其中對中國加徵稅率一度飆升至 125%。
這場看似突發的貿易摩擦，實則是全球經濟失衡 40 年的必然爆發。
從 4 月的關稅拉鋸戰到 5 月日內瓦會談的緊急降溫，再到 6 月中美倫敦磋商的微妙博弈，短短兩個月間，全球市場經歷了過山車式的震盪。
這場看似戲劇性的關稅博弈，其實是當宏觀邏輯遇上現實博弈，並引發了以下問題——
為什麼美國在全球化中扮演唯一逆差國角色？
為什麼中國作為順差國反而手握更多牌？
當 “挖坑填坑” 的凱恩斯主義遇上 AI 時代的產能革命，宏觀經濟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什麼變化？
本週六（6 月 21 日），混沌學園特邀中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博士，帶來重磅新課《抓住偶然背後的必然 —— 貿易摩擦中的經濟形勢》。
這位橫跨國際機構與頂尖投行的宏觀經濟專家，將用 “思想統治世界” 的哲學視角，拆解貿易戰迷霧下的經濟必然邏輯，為創業者、投資者揭開大國博弈的底層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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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分析的 “反常識” 革命
國家不是放大版的公司
“成功的商人不懂宏觀經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的這句斷言，在中美貿易摩擦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當企業家本能地用 “企業思維” 理解國家經濟時，往往會陷入認知陷阱：比如認為 “國家負債高就該緊縮”，卻忽略了宏觀經濟中 “支出創造收入” 的反饋效應。
徐高老師在課程中舉過一個經典例子：某企業產品滯銷時，理性選擇是縮減開支；但當一個國家面臨需求不足時，財政緊縮反而會讓經濟陷入惡性迴圈。
“就像挖基坑的挖掘機產量，過去是國債收益率的領先指標，因為投資拉動型經濟中，挖坑本身就能創造需求。” 這種 “反微觀直覺” 的邏輯，正是宏觀分析的核心難點。
這堂課裡，會闡述宏觀分析的三個關鍵詞。
第一，內生性。
微觀中 “外生給定” 的需求，在宏觀中是被收入創造的變數。美國的貿易逆差本質是 “內需過剩而供給不足”，而非簡單的 “他國貿易保護”。
第二，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是指：所有的因素都相互聯絡，因果都是雙向的。從微觀層面來說，分析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會研究消費者的收入之下，他的消費大概是多少。
再比如：人民幣匯率與我們的出口增速之間是正相關，出口越好的時候我們人民幣匯率越強，出口越弱的時候人民匯率越弱。這便是一般均衡：決定出口的不僅僅有我們人民幣的匯率，還有別國的需求，尤其美國需求是決定出口強弱的最重要指標。
第三，思想統治世界。
凱恩斯在《通論》中強調，經濟政策的底層是思想博弈。特朗普的 “對等關稅” 本質是美國 “全球化輸家” 群體的思想反撲，而非單純的經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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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權的雙刃劍
從佈雷頓森林到 “荷蘭病” 陷阱
1971 年 8 月 15 日，尼克松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這一事件塑造了當代經濟的底層規則。
從此，美國獲得了 “無成本創造購買力” 的特權：用數字美元從全球換取實體商品，累計貿易逆差背後是數十萬億美元的鑄幣稅收益。
但這種特權也埋下了 “荷蘭病” 隱患：當 “美元出口業”（金融業）成為最賺錢行業，製造業空心化成了必然。
課程中展示的一組資料令人震驚：1970 年美國製造業佔 GDP 比重為 24%，2024 年已跌至 10%；同期金融保險地產業佔比飆升。
“就像荷蘭發現北海油田後放棄製造業，美國的‘油田’就是美元。” 徐高老師比喻道，“當華爾街的交易員年薪千萬，誰還願意去工廠擰螺絲？”
本堂課裡，還會深度去做美國逆差的本質解碼。
比如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所引發的 “貨幣特權”：黃金價格從 35 美元 / 盎司飆升至 3000 美元，本質是美元超發的通脹體現。
比如收入分配的撕裂：過去 30 年，美國工資總額佔GDP 比重持續下降，企業利潤佔比上升，全球化紅利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催生了特朗普的 “藍領基本盤”。
再比如逆全球化的無奈：美國不是不想繼續 “薅羊毛”，而是產業空心化已威脅到霸權根基。就像西班牙帝國因金銀輸入導致工業衰退，美國正面臨相似的歷史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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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 “映象失衡”
順差國的牌為何更多？
中美經濟存在奇妙的 “映象關係”：中國是 “順差 + 低消費”，美國是 “逆差 + 高消費”。
這種失衡在全球化中形成互補，但也讓中國在貿易戰中面臨特殊挑戰。徐高老師在課程中提出一個反直覺觀點：“中國的牌比美國多，因為需求可以憑空創造，而供給不行。”
當美國試圖透過關稅壓縮逆差時，其國內供給不足的問題會立刻暴露；而中國若採用 “凱恩斯式挖坑” 策略 —— 比如加速基建或救助地產 —— 短期內就能提振需求。“北京再修十條地鐵，GDP 增速拉到 6% 不是難事。”
中國應對關稅是有 “上中下三策”的。
上策：收入分配改革。
推行 “全民國企持股計劃”，將國有資產回報導向居民部門。測算顯示，劃轉 10 萬億國企淨資產至社保，可讓 5.6 億低收入者年收入增加 3000 元，消費潛力直接釋放。
中策：投資拉動託底。
在消費轉型見效前，透過基建和地產投資穩定增長。儘管 “修沒人走的路” 看似低效，但能避免 “去產能下策” 中的企業倒閉與失業潮。
下策：被動去產能。
需求不足則會導致產能與有效需求的 “競爭性收縮”。就像 1998 年通縮期，去產能反而讓經濟陷入長期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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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在經濟迷霧中
如何錨定機會？
面對尖銳問題：“貿易戰對創業者有哪些利好？”
徐高老師的回答直指本質：“短期看政策博弈，長期看技術革命。”
他特別強調 AI 浪潮的必然性：“不和 AI 掛鉤的創業專案，多半沒戲。”
在這堂課裡，你還會收穫到創業者的三個行動指南。
第一，跳出 “微觀思維陷阱”。
當市場討論 “債務高企” 時，需分辨這是 “國家債務” 還是 “企業債務”： 中國政府的內債本質是 “數字遊戲”，無需恐慌。
第二，關注 “政策領先指標”。
當前中國是宏觀政策，在宏觀政策之前，起引領作用的是決策者思想。財經圈關於“宏觀政策”該不該刺激還有爭議，課程中會表示：該刺激的就刺激。
第三，關注 “消費型投資”。
基建和地產看似傳統，卻是當前中國 “需求創造” 的核心抓手。就像電動車行業從 “供給過剩” 到 “出口爆發”，政策催化下的傳統領域可能孕育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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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恩格斯遇上凱恩斯
宏觀經濟的 “必然” 正在改寫
恩格斯曾斷言：“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透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
在中美貿易摩擦的戲劇性表象下，徐高用 “思想統治世界” 的框架，將複雜的經濟現象還原為可理解的邏輯鏈條：美元霸權的代價、收入分配的失衡、技術革命的衝擊，共同構成了這個時代的 “經濟必然”。
對創業者而言，理解這些 “必然”，就能在關稅波動、股市震盪中找到錨點：在中美博弈中，中國不能輸，中國市場更不能慫，所以，去產能的“下策”絕對不可能被接受；消費轉型的“上策”走起來需要時間；於是刺激投資的“中策”會是今年的主要政策選擇。
6 月 21 日（本週六），掃碼加入徐高博士的課程，一起在貿易摩擦的偶然事件中，抓住經濟發展的必然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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