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忘卻的紀念
前言
ANZAC Day（通常譯為“澳新聯軍紀念日”或者“軍團節”）絕對是大家熟知的一個全國性節假日。
每年4月25日這一天的紀念活動普遍突出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與，尤其是著名的加里波利戰役。
（實拍軍團日紀念活動現場）
當然了，25日這一天是為了所有現役，退伍和犧牲的澳大利亞軍事人員設立的。
保家衛國的人理應得到社會的尊重，這個道理放在哪裡都一樣。
在表面上看來，華裔社群面對ANZAC Day存在一種不知所措乃至尷尬的情緒。
無論來自於哪個國家的華裔移民都經歷過各自國家不同版本的愛國主義教育。每個國家關注的戰爭和苦難也各不相同。
（圖源網路）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80週年。亞洲國家更多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雖然主要在歐洲，但是澳大利亞作為大英帝國軍事力量的一部分，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參與，也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深層次地去了解，其實軍團節也屬於我們所有華裔。
軍團節歷史的字裡行間不乏澳大利亞華人的身影，有些澳大利亞歷史上最著名的軍人來自於我們華裔社群。
今天我和大家講一個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Billy，Billy Sing（辛），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澳新聯軍裡的王牌狙擊手。
（圖片來源：澳大利亞戰爭紀念堂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第一章：
昆州的華裔鄉野少年
20世紀初的澳大利亞與我們現在生活的澳大利亞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
1975年惠特拉姆政府頒佈《反歧視法》（Anti-discrimination Act 1975）之前，種族隔離和對亞裔的歧視是澳洲社會的普遍價值觀。
到了徵兵這一塊也不例外，1909年剛成立不久的澳大利亞聯邦頒佈的國防法案（Defence Act 1909）裡明文規定不考慮“非明顯歐洲血統和家族史的個人”，“只有明顯歐洲血統的英國臣民才能入伍”。
附帶的身體要求也相對苛刻，至少對於男女老幼普遍營養不良的年代來說是的。
有些人要問了，不去打仗豈不是好事？畢竟在不少人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歐洲列強在爭奪霸權，華裔參加意義何在？
排除年輕人為國效命的思潮不說，20世紀初的澳大利亞幾乎是純粹的農業社會，而且條件可以說相當惡劣。
餬口的途徑屈指可數，社會上升通道更是接近於零。應徵入伍不僅可以拿穩定的軍餉補貼家裡人，還有歸來後置地的優惠政策，這些對於年輕人都有吸引力。
Billy Sing（比利·辛），全名William Edward Sing，於1914年十月被徵召入伍，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僅數週。
嚴格的種族限制條件在缺人的現實壓力下被拐彎抹角地放鬆了不少 —
比利和其他277名有記載的一戰入伍華人一樣，體檢醫生和徵兵官對他們的血統視而不見，
在徵兵表格中“特殊標記”一欄中沒有提及他們的中國血統，所有人的姓氏聽起來也都非常英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時期同樣入伍參戰的還有南亞裔和土著裔居民。
比利的父親是約翰（John Sing），上海人。40歲時在澳洲遇到了30歲的英國裔女子瑪麗（Mary Ann Pugh），英國小城斯塔福德人。
比利在入伍前的工作可以算是馬伕。他在昆士蘭州農村長大，12歲輟學開始工作補貼家裡。比利性格堅韌，足智多謀，善於駕馭馬匹。在多年獵狐的經驗裡練就了高超的射擊水平。
這些特點很快在戰場中轉化成優秀狙擊手的特質，也是因為這些特質才讓徵兵官在這名身高1.65米，體重63公斤的年輕人的表格下簽字放行。
第二章：
前線，獵人的博弈和逆境中的英雄
比利被接納進了第5輕騎兵團，隨後被派往埃及等候調遣。
該部隊應該還算精銳，其時任指揮官是准將格蘭維爾·賴裡（Brigadier General Granville Ryrie），當年布林戰爭的老將，人送外號“公牛”，深受士兵愛戴。
比利的部隊於1915年5月20日到達加里波利。此前一天4萬名奧斯曼土耳其士兵的大規模進攻造成澳新聯軍1萬人傷亡。
加里波利戰役是澳大利亞軍事史上最慘痛的記憶，也是ANZAC Day的起源，1915年4月25日第一批澳新聯軍士兵在加里波利登陸。
在埃及準備中的比利
（圖片來源: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下船後的比利很快投入了作戰。由於他的特殊技能，比利順理成章地被任命為狙擊手。
狙擊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扮演著極其關鍵的角色。
一戰末期才出現飛機坦克的使用，在此之前大部分情況下是雙方各自挖好延綿數公里的戰壕，企圖在探出頭的同時擊斃同樣探出頭的敵方士兵，到了實在僵持不下的時候一起爬出來在兩個戰壕之間的死亡地帶短兵相接。
這就意味著哪方能在僵持階段儘可能多地消耗敵方士兵，哪方就最有可能仗著人數優勢在最後的衝鋒階段獲勝。一名優秀的狙擊手能在幾個月內奪走上百名普通士兵的生命。
比利的搭檔/觀察員叫伊昂·伊德利斯（Ion Idriess）。這位日後歸國成為了著名作家，對於我們瞭解比利的生平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軍旅生活對於少數族裔的孩子是非同尋常的。
軍隊相對澳大利亞社會，其中的種族歧視少之又少，大家都只是不同地方來的男孩子，在戰場上彼此照應，沒有高低貴賤。
即便到了今天，澳大利亞國防軍依然是澳大利亞公認最公平和進步的工作環境之一。
有人分析指出比利和其他少數族裔的孩子回到澳大利亞社會以後對依然存在的廣泛歧視和不公平政策感到失望，種族隔離，經濟孤立和禁止持有地產等不平等的種族主義現狀對比利日後的精神問題可能負主要責任。
比利每日的生活平淡而又致命：前一天夜裡清潔槍械並且上好油。和他的觀察員伊昂一起小心翼翼地挪到理想的狙擊點，躺在一張防潮布上，等待一天的工作開始。
土耳其軍隊的戰壕往前看不到200米。戰壕邊緣的沙袋和胸牆上有大大小小的孔隙，伊昂必須仔細尋找窺視的土方士兵，尤其是土方狙擊手。一旦發現動靜，伊昂會立刻指給比利看，後者端起李·恩菲爾德步槍瞄準等待時機，一聲槍響打破平靜，一個土耳其士兵屍體落入戰壕底部。
狙擊點裡的比利
（圖片來源: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比利每日在前線的戰壕內不斷遊走，尋找機會消滅對面戰壕內的土耳其士兵。
當然，最關鍵的獵物還是對面的狙擊手。
奧斯曼土耳其軍隊也意識到了澳大利亞狙擊手帶來的巨大威脅，所以派出了自己的傳奇神槍手 — Korkunç Abdül，在澳洲士兵中的外號叫“恐怖的阿布杜（Abdul the Terrible）”。
1915年的秋天，比利每天都在和阿布杜周旋。打一槍換一個位置，每天遊走戰壕的不同地點，猜測對方在想什麼，上一次出現在什麼地方。
第一次得分屬於阿布杜。1915年8月的一天，阿布杜藉著鏡面反光發現了比利和他觀察員的位置。德制步槍的這一發子彈嚇人得精準，擊穿了觀察員的望遠鏡鏡筒，擊穿了觀察員的手、嘴唇以及面頰，最終打入了狙擊手比利的肩部，好在兩人都活了下來。
數週後的某一天，比利意外發現了阿布杜的行蹤。這個來自昆士蘭中部沿海的華裔農村大男孩，成功擊殺了帶有榮譽和官銜的奧斯曼傳奇狙擊手。土耳其指揮官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大規模炮擊比利所在的位置作為報復。幸運的是此時比利已經撤回到了所在部隊駐紮的戰壕。
加里波利對於澳新聯軍最終是場無果的戰役。在1915年11月聯軍從加里波利撤離時，比利個人的官方擊敵數累積到了201人。他的直屬指揮官認為真實數字應該接近300。
1915年9月賴裡准將建議授予他殊功勳章（Distinguish Conduct Medal），僅次於著名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次年1月11日官方正式批准並公報。嘉獎內容如下：
“因在澳新軍團作為狙擊手1915年5月和9月之間表現英勇顯赫。他的勇氣和技術特別出色，造成敵軍極大數目的傷亡，敢於冒任何危險。”
第三章：
輾轉歐洲，無果的婚姻和榮歸故里
撤出加里波利後，比利被派到了英格蘭接受培訓，然後到法國參加西線的戰事。這段時期比利經歷了很多傷病，包括腿部的槍傷，傷口感染和西班牙流感，甚至有記錄他遭到德軍毒氣攻擊後入院救治。
這段時間也並不都是壞事。1917年比利在英國養傷期間和伊麗莎白·斯圖爾特（Elizabeth Stewart），一名21歲的蘇格蘭裔女招待結了婚。
1918年7月比利回到了澳大利亞，很快因傷病正式退伍，結束了軍旅生涯。伊麗莎白似乎沒有陪比利回到澳大利亞，至少沒有跟著比利去政府給予的“士兵安置耕地”（Soldier Settlement Farm）。
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是唯一有記錄拿到了這一普遍存在的政府優惠政策福利的華裔士兵，其他活著從戰場回到澳大利亞的華裔英雄們只有記錄拿到軍餉，沒有像其他士兵一樣拿到政府土地的證據。
比利在農業種植上的發展相當之不成功。他還嘗試在這塊地上發掘礦產，結果也是空手而歸。
第四章：
英雄的落幕
1942年，比利搬到了布里斯班，想和自己的妹妹Beatrice住得更近一些。次年比利在居住的出租房內心臟病發作去世，享年57歲。
在收拾他的遺物時，人們發現他幾乎身無分文：只有一頂礦工帽和5先令。他的諸多戰功勳章下落不明。
比利被安葬在布里斯班北區的Lutwyche軍人墓地。2015年5月18日墓園裡設立了比利·辛紀念碑。紀念碑上的標題為“加里波利狙擊手”（“The Gallipoli Sniper”）。
（圖片來源：Virtual War Memorial Australia）
2004年伊拉克戰爭中，澳大利亞軍隊的一個陸軍狙擊手小隊將他們的駐點命名為“比利·辛燒烤酒吧”，以示對這位傳奇狙擊手的紀念。
昆士蘭州軍事歷史協會在304 Montague Road, South Brisbane設立了一個銅製紀念牌，也就是比利過世的地方。
作者後語
澳大利亞華人不需要向誰證明忠誠。
澳大利亞華人的歷史也是澳大利亞這個國家的歷史。
澳大利亞華人的貢獻永遠地刻畫在了這個國家的地平線上。
每一代華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有的是立足安家，有的是創業，有的是深度融入這個社會。每個人起點不一樣，每個人對生活的理解也不同。
We all live a life we have, not a life we chose. 這是作為移民的無奈，也是作為移民的精彩。
這一代華人應該有勇氣和能力走出唐人街，因為華裔社群的未來在外面的世界裡。
縱觀這一百多年的華人移民史，著裝可以改變，習俗可以改變，面容也可以改變。唯一不變的是張口即來的漢語，因為語言為我們傳遞先輩的故事。
在調研的過程中作者發現有的華裔將士的墳墓已經完全被荒草遮蓋，墓碑也已斷裂倒落。有些人為國效力卻一生清貧，沒有後人也就沒有人清明來掃墓。
希望哪天有幸能有一位關心華人的議員出面組織籌款，把葬在荒野裡的華人ANZAC英雄們給請過來。重新安葬在墨爾本哪一個華人區的公共墓園就可以，立一個簡單的石碑，寫上他的故事。
每年的軍團節華裔家庭的孩子們可以帶一朵虞美人獻上去。
英雄沒有家人，那我們就是他的家人。
撰稿人：馬炎 （維州能源環境和政策工作者，社群活動志願者，熱衷政策和法律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