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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大學時候開始，就喜歡上了韓國的戰爭、政治解構電影，它們幾乎塑造了我對宏大敘事的價值觀，真正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待戰爭、政治事件。
由於韓國社會，尤其是演藝人員的持續抗爭，青瓦臺不得對影視作品進行審查，因此韓國電影表現出來的直面敏感事件的勇氣、獨特的敘事方式、深刻的社會洞察力、對社會現象的深度剖析和反思，把我們的電影拉開了距離。
有兩類題材的韓國電影，讓我印象深刻。
第一類是反映二戰以來，韓國人在和日本侵略軍、北部朝鮮勢力對抗歷史洪流下，不同背景的小人物、軍政府時期體制內中層人物的掙扎、抗爭和求生的命題，比如《太極旗飄揚》、《高地戰》、《共同警備區》、《我的征途》、《軍艦島》、《暗殺》、《特工》、《鐵雨》、《實尾島》等；
第二類題材是全景式、深刻反思韓國從軍政府獨裁時期，向民主化政體轉型過程中，上層政治人物的醜惡傾軋、民眾的覺醒和反抗的題材，比如：《南山的部長們》、《首爾之春》、《辯護人》、《華麗的假期》、《局內人》、《計程車司機》、《狩獵》、《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等。
其中，反映1979年12月底，在獨裁總統朴正熙被刺殺後，身兼國軍保安司令部司令、戒嚴司令部聯合搜查本部長的陸軍少將全斗煥趁亂髮動雙十二政變取得最高的軍權的《首爾之春》電影，於2023年上映並取得韓國年度票房冠軍。
這部電影全景式地展示了韓國國家的政治傷痛。在心狠手辣、善弄權謀的全斗煥面前，從代理總統，到國防部長，再到一批軍隊中高層人物，見風使舵、虛與委蛇，成為事實上對正義力量的壓制，從而拱手將國家黨政軍大權，讓位給了後來的軍政府。
此後，韓國社會進入了第二段集權、高壓、時不時戒嚴的歷史傷痛、掙扎和抗爭期。
1980年5月17日，全斗煥宣佈全國擴大戒嚴。再次擴大戒嚴令下，禁止了民間所有的政治、國會活動、對獨裁政權的批判聲音，拘捕了金大中和金泳三等反對黨政治人物，勒令大學停課。
在韓國曆史上，光州及所在的全羅南道一直民主、思想開放進步人士的孕育地。在高壓的社會環境下，當地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積極投入民主抗爭活動，即使面對無情的鎮壓及混亂的政局，也堅決繼續示威。
全斗煥下令軍隊，開動裝甲車碾壓抗議人群，並掃射開火，最終造成4362名民眾死亡或失蹤。
光州大屠殺事件，徹底引發了韓國人民的怒火，抗議獨裁軍政府的聲浪席捲全國，韓國也正式開啟了民主化轉型道路。
在韓國近代和當代歷史詞典裡，戒嚴，尤其是全國大戒嚴，有著特殊的歷史含義，它不僅會喚醒韓國人民的傷痛回憶，也會激發韓國民眾對於政府高層人物獨裁作惡的憤怒情感。
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在覆盤2024年12月3日尹錫悅總統冒天下之大不韙突然宣佈首都戒嚴必然遭遇脆骨式失敗時，才能明白，這是尹錫悅個人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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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假如韓國在任總統尹錫悅沒有突然暴走緊急宣佈戒嚴，在他和在野的反對黨黨魁李
在
明的爭端中，尹錫悅的治國執政理念，更加符合韓國人民的主流民意、歷史潮流趨勢。
尹錫悅是檢察官出身，深諳韓國法律，曾任大韓民國檢察總長、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檢察長、水原地方檢察廳驪州支廳支廳長等職務。他擔任檢察官期間，對前總統盧武鉉的親信、2位總統本人（李明博、朴槿惠），以及三星集團副會長李在鎔的調查、起訴。
年輕時候的尹錫悅，業務能力精湛、一腔熱血報國、剛正不阿。
他目睹韓國數十年如一日地對北邊朝鮮綏靖，送糧、送錢，試圖感化120萬現役軍人位列世界第四的北方同胞國家，卻一再被洲際彈道導彈、核武器威脅，主張放棄綏靖政策，轉為強硬回應，並且視朝鮮為韓國最大威脅。
他在任內，見證了俄羅斯發動了對烏克蘭的全面戰爭，國際社會兩大陣營的對立情緒上升到了冷戰以來最高峰。
他主張和日本放下歷史隔閡，化干戈為玉帛，面向未來，歷史性地和日本達成和解，並且加深和美國的戰略同盟關係，在武器、財政方面支援烏克蘭保家衛國。
在內政方面，尹錫悅一直在努力放鬆對商業和企業的監管，削減企業稅、做大經濟蛋糕、改革國家養老金體系、調控房價，尤其是放寬醫學生供給，以期徹底解決韓國人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
他的競爭對手，既是總統競選時期的對手，也是如今在野的反對黨黨魁李在明，卻依然主張感化朝鮮、嚴格監管企業和商業活動、重建分配體系縮小貧富差距的優先順序高於做大經濟蛋糕、放棄國際社會上的價值觀、維護韓國男女平權議題、維持醫學生招生數量控制措施，等。
尹錫悅、李在明的矛盾，不僅僅在於政治理念的撕裂，也在於個人之間深刻的矛盾。
2023年11月，一名法官裁定李在明在2022年總統競選期間就其擔任城南市市長時，涉及開發專案賄賂醜聞撒謊。這違反了韓國《公職選舉法》，根據法律，競選期間故意撒謊屬於重罪。他因此被判處1年有期徒刑，緩期2年執行。
李在明認為是當權總統尹錫悅調動檢察力量，對他和妻子的迫害，因此絕食19天，不惜身體狀況急劇惡化被送醫。
韓國採用的也是三權分立政治制度，行政權掌握在總統為首的團隊、立法權掌握在國會，司法權掌握在法院。
和美國製度一樣，韓國採取的也是總統制，也就是行政權、立法權獨立，國會的選舉獨立於總統的選舉。
韓國政壇和選民也養成了利用國會來牽制、制衡總統的傳統，只不過兩黨之爭過於慘烈，政客和議員們為了黨派利益可以置國家利益不顧，缺乏妥協的藝術。
雖然美國也常常出現這種情況：國會的眾議院或（和）參議院的多數黨派和總統所屬派別相反，也偶爾會出現國會不透過政府（財政部）預算案無法導致聯邦政府臨時關門的情況發生，但是美國兩黨之爭始終沒有脫軌，在關鍵懸崖時刻，兩黨總是能夠做出妥協，保證聯邦政府的順利運轉。
尹錫悅宏圖大略，結果在2024年4月份的國會選舉中，他所在的國民力量黨，大敗給了李在明為黨魁的共同民主黨，國會里有2/3的議員席位是反對黨的。
在尹錫悅任期內，政府和國會力量對比懸殊到了歷史性誇張的程度。
朝小野大。尹錫悅幾乎成為了跛腳總統，他的所有重大提案，都無法在國會獲得透過。
並且，掌握國會議員多數的共同民主黨，不斷地發起彈劾、否決任命同意案。
自尹錫悅攜內閣上臺以來，共發起了22次針對內閣官員的彈劾動議，而自今年6月第22屆國會成立以來，已對第10名官員展開彈劾行動，包括：法官、檢察官、行政安全部長、廣播通訊委員會主席、審計院長和國防部長。
在最近一次政府預算案投票時，國會居然削減4.1萬億韓元的預算，主要集中在總統秘書室、情報機關、檢察機關、國防部和警察系統的特別活動費，也就是把尹錫悅總統在職權範圍內可以自由分配的經費全部砍掉了。
按照這個預算案，這些部門在未來面臨嚴重的經費不足無法正常運轉。
因此，在尹錫悅的眼中，國會在不斷地削弱總統行政的許可權，擾亂了檢察系統和法院系統的工作，並且使得整個內閣架構陷入了癱瘓狀態。
為什麼國會的在野黨，也就是共同民主黨的議員們，也跟著李在明，一定要逼得韓國政府陷入癱瘓狀態呢？
他們沒有抓到尹錫悅的把柄，把眼光盯上了他的妻子金建希、岳母。
金建希有一款Dior牌手袋，價值2千美元，來源不明；
她和母親，涉嫌於2009年至2013年間參與操縱寶馬汽車在韓經銷商德意志汽車股價，並於2020年4月被舉報。
反對黨推進檢方對金建希及其母親進行調查，但是檢方都沒有發現總統妻子和岳母的犯罪證據。
在尹錫悅為家人道歉的情況下，在國會佔據2/3席位的反對黨依然不罷休，認為總統干預了檢察官的工作，不但要對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多名高階檢察官發起彈劾，還非要在國會投票成立獨立的檢察系統，重新調查和起訴總統的妻子和岳母。
後方的家人不斷遭到質疑、調查、輿論監督和曝光，
前方的政府團隊已經被國會大卸八塊，他成為了孤家寡人。
尹錫悅環顧四周，自己孤身一人，彷彿在黑夜裡，站在懸崖邊上，妖風隨時要將他吹落懸崖，摔得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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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屠龍少年，被逼上懸崖。
當他依然大權在握。
畢竟，總統是三軍總司令，能夠調動首都周邊的特種作戰部隊和拱衛京畿的武裝部隊。
尹錫悅悍然於週二宣佈實施首都戒嚴令，軍隊接管首都，意圖嚴禁國會開會，避免國會對反對黨提出的一項彈劾高階檢察官並拒絕政府預算提案的動議進行投票。
但是，他給出的理由，看似站在政治高地，卻顯得非常拙劣。
他從宏圖大略的屠龍少年，化身成為了民粹主義的吹鼓手：樹立、誇大一個外部假想敵，把自己設定在“需要保護”的境地，然後以“保護”為理由煽動受眾去搞政爭。
恨意，
在民主國家，是選票；
在威權社會，是鬥爭武器。
他以為現在的韓國，可以從多元民主的現代化國家，跟隨他的口號，迅速退回到以前的威權高壓社會。
此刻，手握戒嚴權、調動軍事力量權力的總統，已經被權力吞噬了，失去了理智，完全沒有歷史眼光。
無論反對黨議員們的動機是不是要癱瘓政府，他們的動議和投票權是韓國憲法保證了的；
無論反對黨對朝鮮的政策是不是繼續安撫、綏靖，議員們背後反映的是各自選區的選民意志。
他給反對黨議員們的這種行為扣上“親朝鮮”勢力和“反國家”的帽子，上綱上線，鼓動民眾情緒和所在黨派的支援，以剿滅“從北”（親朝）勢力，肅清政敵，從而選擇了近乎於獨裁軍管的方式，將韓國國家執行秩序、全體國民，綁上了戒嚴、鬥爭的戰車。
軍車開始遍佈首爾主幹道，密密麻麻的特種部隊作戰人員，頭戴夜視儀、手持鋼槍，開始在國會大廈周邊佈防，不允許議員進入。
整個韓國陷入了震動，民眾內心震恐，戒嚴令震驚了韓國民眾。
許多韓國人本以為那個動盪的軍事幹預時代已經過去，但戒嚴令卻令他們措手不及。
韓國曆史上的每一次戒嚴，雖以維護秩序為名，卻無一例外地在社會深處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創傷，也為民族歷史記憶增添了新的裂痕。
從1987年韓國民主化以來，尚未有哪一任總統敢實施戒嚴令。
上一次戒嚴，還遠在44年前的1980年，當時全國戒嚴令，造成了光州大屠殺歷史悲劇，至今讓韓國人民思之恐懼、悲傷、憤怒。
韓國人民歷史深處最敏感的神經，被尹錫悅給撥動了。
雖然反對黨黨魁李在明已經被判刑，且有諸多劣跡，但是他收到戒嚴令後的第一時間，就在TikTok上開通了直播，以60歲的高齡，肉身突破了圍在國會大廈之前的軍人防線，翻越高牆進入國會大廳。
他一邊利用自媒體的傳播力呼籲民眾趕緊趕往國會大廈之前的廣場，也迅速召集黨派議員們，在交通已經斷絕的緊急情況下，放棄公共交通和私家車方式，以快速徒步、騎行電動車的集合，共同闖入國會大廈。
在野的反對黨議員們，也表現出了非常好的黨內組織紀律，在2個小時內，基本全部到場。
在戒嚴令頒佈後，尹錫悅所在執政黨黨首，也不計前嫌，帶領20名左右的議員趕到，和反對黨議員們共同和軍人對峙。
當國防部長指揮的軍隊到達國會的時候，幾十家媒體和數千市民已經在那裡，在直播和媒體鏡頭面前，和軍隊形成對峙，集聚的人群規模越來越大，人山人海。
新聞主播出身的韓國女議員安桂玲（Ahn Gwi-ryeong），試圖奪下韓國特種士兵的槍支，並反問軍人在武裝的情況下和平民對峙是否感到羞恥。
市民們寫下的標語上寫著：我們是從小被教育著“保持安靜並等待”，但決定不再遵從的一代年輕人。
就是因為聽了這句話，世越號郵輪幾百個孩子，就被沉入了海底。
“即使嘴巴被捂住，也要說話；即使被戴著鐐銬，也要前進。”
韓國軍隊也經歷了30年的民主化薰陶，
軍隊國家化已經深入人心，
不再像威權軍政府時期一樣，效忠於上司、獨裁政客，而是效忠於法律、國家。
雖然在收到國防部和戒嚴總部的命令後，軍人們乘坐軍車，全副武裝地到達了國會現場，完成了佈防包圍任務，但是在和議員、市民的對峙衝突中，始終保持了剋制、消極。
面對阻攔他們的平民和議員，幾乎沒有士兵想動用暴力——沒有哪一個軍人想成為歷史罪人。
於是，有190名議員，突破阻攔進入了國會大廳，完成了解除戒嚴令的投票流程，包括反對黨、執政黨在內的190票，全部贊成解除戒嚴令。
兩黨一起投票推翻了戒嚴令，事後，兩黨黨首握手的畫面，載入史冊。
按照國會流程，即使投票結果出來了，但是總統還要宣佈解除戒嚴令。
但是在國會投票結果出來後、總統宣佈之前，軍隊的消極態度就更加明顯了。哪怕國防部長提醒，只要總統沒有宣佈解除，那麼依然有效。
進入國會的軍隊開始撤離，取消了對國會的包圍。一部分繼續在街道執勤計程車兵，也只是原地待命，完全沒有繼續執行戒嚴令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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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在面對獨裁軍政府面容初露之時，兩黨議員、軍隊、民眾、新聞媒體，已經暫時放下了對執政路線的爭論，忘記了應該親美、離美、親朝抗朝、發展和分配孰輕孰重的差異。
他們在兩個小時內的高效、勇敢與行動力，向世人彰顯了民主化程序所沉澱下來的政治遺產和智慧仍是朝野共識，仍是人民共同捍衛的底線。
因為它是韓國先輩們用一代一代人的抗爭換來的。
最讓人羨慕的是血不白流，以後的後輩可以不再流血了。
尹錫悅，試圖透過釋出特別戒嚴令的方式打破黨爭無底線、政府被癱瘓的僵局，既缺乏採取相關行為的事實緊迫性，又打破了韓國民主化以來的底線，在具體操作上也漏洞百出，將憲法賦予總統的“大殺器”，變成了隨意用出的“小道具”，極大影響了韓國國家機器的嚴肅性和國際威望，淪為了世界的笑柄。
當然，這場歷史性的鬧劇事件，它僅僅是尹錫悅個人的笑話，而不是韓國人民和憲法的笑話。
一個被逼急了的政治投機者突然拿國家命運做賭注，有可能將社會推向深淵。
戒嚴令突發，警笛和軍民對抗之聲瀰漫在首爾街頭，刺耳而沉重的旋律如同歷史的回聲，令人不安，也讓無數人慼慼然。
有些歷史，並未遠去，它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歸來。
歷史的車輪似乎總是在相似的軌跡上碾壓，留下相同的傷痕。
這是對韓國民主的一場大考。
我們也相信，昨夜的首爾街頭，電影《首爾之春》片尾的歌曲，一定被反覆播放，那時而婉轉時而激昂的曲調，如同韓國現代歷史軌跡，既有充滿希望的高光時刻，也被無數次深重的痛苦與混亂所打斷。
經歷了血與火的民主轉型鬥爭後，韓國人民深知，絕對的權力絕對會導致腐敗、帶來作惡，因此要用法律和制度，來馴服權力。
人民具有了足夠的反制手段，來阻止當年的屠龍少年黑化成惡龍後作惡。
這場解除戒嚴令運動，彰顯了韓國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在場反對戒嚴令的民眾在關鍵時刻的決斷、行動力和勇氣。
他們做到了對韓國曆史負責，對後代負責。
對尹錫悅而言，洶湧民意之下，在前方等待他的是國會的彈劾、違憲調查，哪怕他引咎辭職，等待他的或許還有一場牢獄之災。
不這樣，不足以證明韓國人民走出了歷史漩渦的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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