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這可能是中文網際網路中，最容易和死亡關聯的神秘景點——藏地。
有位在當地生活了14年的朋友說，這裡喝酒會死人，洗澡會死人，感冒會死人，他的老領導甚至因頻繁提醒大家注意生命安全，把“這樣搞會死人”當成了口頭禪。
我的這位朋友，是一名草原法官。
2010年，22歲的他被指派到藏地，進到辦公室第一天，就看到了牆上烈士的照片。
多年後，他加入了我們作者張飛的律所，成為一名顧問。他決定，自己的故事就從藏區講起。
第一次見沈雷的時候，他是來我們律所參觀的法院領導。他到之前，我專門拿起他桌上的名牌，和我正對面的名牌調換了下，這樣就離得近一些了。
我是律所執行主任，他是法院副院長，一個江湖一個廟堂，平時連面都見不著，這次終於有機會深聊。
那天沈雷端著白瓷茶杯，告誡我們，作為一個年輕的律師團隊，要在發展中找好自己的定位。他說完，吹了吹浮在水面上的茶葉，沒喝茶，又把杯子放回去。我假裝拿筆，記錄他們說的那些場面上的話，桌子下面跟餐廳發訊息，晚餐加一個菜。那天晚上吃飯，我把酒杯壓得很低。
也是在飯桌上，我發現了這個人不一樣， 他作為法官，好像就連在生活裡，都沒有脫離自己的工作。他說話語調高亢，如同宣讀審判材料。
我是在不斷上揚的音調中瞭解他部分故事的：
他當年剛畢業，就前往四川藏地的法庭，騎著馬審案，見誰都叫“阿哥阿姐”，在草原飛馳14年，從助理一路晉升到副院長。
別的法律工作者，吐槽的淨是工作繁忙，當事人和家屬不好溝通。
他說在藏區當法官稍不留神就得沒命。
那天從開席到離開，我酒喝得都不痛快，因為擔心說錯話得罪這個看起來就很強硬的“草原法官。”這種見面，雙方有能合作的地方就進一步發展，沒有則散。我們倆沒有，按理來說應該散，以後只是點頭之交。
我沒想到不久後，他又一次來到我律所，這次是來面試的。
他說自己辭職了，多的沒再說，只告訴我，自己現在需要一份工作。
我們又一次喝酒，我依舊壓低酒杯，他用一隻手托住我酒杯的底，不讓我的酒杯低下去。我親切地喊他大哥，他動作很快，拍拍我肩膀：“你才是大哥。”
入職以後，他說話聲調不再向上，半夜熬夜加班寫方案給我……很短的時間裡，他變得和過去不一樣了。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那次見面之後，這位草原法官身上發生了什麼。
沈雷再進律所那天，我讓行政給他整理出一間屬於他的獨立辦公室，搬進新沙發和茶几，新的桌椅，新的茶臺，裝好座機，擺好辦公用品，連綠植都給他擺在角落裡。
不管他之前經歷了什麼，進來我們律所之後做什麼都再說。我不想讓這個人在外邊飄著。
我以前也在體制內，是一名檢察官，最後狼狽地離開了那裡，很久以後我都沒跟人說自己經歷了什麼。
我看到他就想到當時的自己。
我告訴沈雷，這以後就是他的辦公室了，行政也專門給他錄入了大門的指紋。
但沈雷卻沒有接受這份“工作”，他每次來都會單獨跟我約時間，來了也只是找我請教如何在法律工作這個行業裡，能夠多接一些案子多掙一點錢。哪怕他提前到了，也不刷指紋進來，只是悄悄在樓道里躲著，等到時間了，他才會摁響門口的門鈴。
起初，我以為他不想加入我們。畢竟我們太年輕，一群九零後，他來了就是唯一的八零後。我也想過，他是不是覺得我們這裡給不了他想要的機遇和平臺，對此我跟他提過，門口給他單獨掛牌。
他依舊拒絕了，說是自己在外面揹著包多跑跑，多見下世面才好。
我猜他是心裡有股傲氣，這股傲氣是“等價交換”帶來的平等。他不經意間說過，他覺得現在自己不能帶來案子，也不方便執業，一切都受之有愧。
結果有一回，我把一個案子全權交給他，不是什麼大案，按照沈雷的經驗足以應對。沒想到沈雷見了當事人和家屬，律師費只要了五千。我聽到這個數字以後哭笑不得，即使是剛畢業的律師，也不會只要這個價，沈雷這是怕丟掉這個案子，沒給律所掙到錢。
但是這些都能度過去，我最擔心的，是他經歷了什麼事兒，會不會徹底失去自信，再也站不起來了。
出現一個不自信的合作者，這樣對我和律所都不好。
那天還是喝酒，我沒有直接問，他也沒從為何離職的原因開始說。他從自己十多年前的一天講起，說那時候自己胸前戴著紅花，作為全村第一個考上法院的人，被鄉親們送了出去。
他還記得那天的自己有多驕傲，可不是今天這樣。
沈雷說那年是2010年，自己不過22歲，生於一個我們當地說出來以“窮”聞名的地方。
出發前一晚，村長和村支書都來了，誇獎了他兩句話，因為沒太多文化，所以只能以神佛名人來表達——
“菩薩保佑你能吃上皇糧。”
“我們這個山坳坳裡出來了包青天。”
村長懂得多點，囑咐沈雷說：“要好好做官，不能給村裡丟人，要爭光，不要拿群眾一針一線。”
第二天清晨，家裡兩個大行李箱都被撐得滿滿當當。擔心箱子在路上崩開，沈雷的父親特意拿麻繩把行李箱又捆了幾圈，借來親戚的摩托車，把行李箱緊緊捆在車後。
隨後，父親坐在親戚摩托車後面，沈雷坐在村支書的摩托車後，出發了。
村裡放著鞭炮，給沈雷送行，在他胸前戴上大紅花。每家每戶都出了錢，拿紅紙包著塞進他懷裡。
從村裡到縣裡，摩托車開了一個多小時，從縣裡坐班車到市裡，又花了一個多小時，等他到火車站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接著，沈雷坐綠皮火車從市裡到成都搖了五個多小時，抵達成都的時候已經是晚上。
沈雷大二那年，學校裡組織了一場“援藏支邊”提倡年輕人前往藏地邊疆，支援那裡的法制工作。援藏的優惠政策很好，晉升又快，坐在禮堂的同學聽得砰砰心動。可是回去一查那地方的環境，都打了退堂鼓。
要去的地方，就是藏族自治區下轄的某個縣，海拔三千米往上，最高五千多米。缺氧，寒冷，多風，乾燥，紫外線暴露……這些能嚇退別人，可是嚇不倒沈雷。
沈雷打小過慣苦日子，自己的家鄉就是特困村，90年代的時候，他還是個小娃娃，喜歡就是裝病，因為裝病才有雞蛋吃。
每回村裡吃席，爸媽都得囑咐他，千萬不能動桌上的魚和燒雞，因為村裡都窮，魚和燒雞是流水席上的“演員”，這桌完事，下桌還用，不知道放多久了。
2009年村裡才通上衛星電視，100元成本費購買裝置，30元保險費，就這樣依然有嫌貴，不願意安裝的。在這種地方生活多年，條件艱苦也叫個事？
沈雷不信邪，聽完講座沒多久，就去報名參加考試，過了，就坐上這趟綠皮火車。
在火車站旁邊的旅館熬過一宿，第二天清晨六點，沈雷搭乘班車前往自治州州府，到地方凌晨兩點多，是縣法官的副院長親自來接。
副院長開著一輛越野車，說是法院配的，沈雷想把行李箱放進車後備箱，開啟一看，裡面塞滿各式各樣的食物和生活用品。敢情這個法院來一趟自治州州府不容易，誰來了，就得兼職採購員，買一堆東西回去。
剛上車的時候，沈雷還在心裡嘀咕，法院能配進口的豐田普拉多越野車，看來當地財政也不是很艱難。
可是上了路他才明白，這地方普通車子根本走不了，就連越野車都挺吃力，一百多公里的路他們開了快五個小時，時速二十多邁，還不如城裡的外賣騎手跑得快。
路上，副院長跟他科普，那地方藏語的意思是“財神居住的地方”，可是沈雷壓根連財神的影子都沒瞅見，五個多小時的路程，眼睛裡淨是雪山、草原、峽谷和森林。
十多年以後，他喝著酒跟我說：“我看到的除了自然景觀，還有內心的絕望。我當時就後悔考到這地方，太遠，太艱苦，我一個農村長大的都覺得太難了。”
抵達當晚，法院同事們為沈雷舉辦歡迎會，大家面前都有酒，唯獨他沒有。
領導笑著舉起酒杯，跟他說：“剛進高原千萬不能喝酒，搞不好要死人的。”
沈雷想不到，這後半句竟然是領導的口頭禪。
“要死人的”四個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他心裡的陰影，剛去就喝酒可能是要死人的；剛去就洗澡可能是要死人的；感冒會引發肺水腫可能是要死人的；晚上是很容易遇到狼的，那是要死人的；夏天開車一定要注意，泥石流和塌方是要死人的；冬天開車一定要注意，暗冰和積雪是要死人的……
這些可不是憑空嚇唬他，每當他不以為然，同事就讓他看看法院的牆上。法院裡專門有堵牆，上面掛著幾張烈士遺像，都是來這裡當法官，“稍不留神”的年輕人。
“歡迎會當晚，我就有要逃走的念頭。”
沈雷感覺自己像拼死一搏的戰士，兩天前光榮出征，然後就到了這個稍不留神就“要死人”的地方。他到這裡是想搏一把仕途的，沒想玩命，仕途不好頂多回去過普通日子，總不能還沒做出什麼事業，先變成一張照片掛牆上吧。
直到歡迎會告終，沈雷回到宿舍，開啟行李箱，翻出衣服，熟悉的味道撲鼻而來。那是長期煙熏火燎的灶火味，還有一股罕見的油脂味。
往裡翻發現，箱子裡擱著一整塊臘肉，拿報紙包了好幾層。那是他們家裡唯一一塊臘肉，每逢過年，沈雷媽就切一點煮上，剩下的掛在廚房灶臺，現在整塊臘肉都在他手裡了。
再翻衣服，忽然從毛衣裡掉出一樣東西，是一個紅色的薄塑膠袋，裡面都是錢，都是一百的紙幣，總共三千多塊，後來沈雷才知道，父母把養的豬給賣了。
父親告誡過他，以後要做包青天一樣的青天大老爺，要為民做主，給祖上爭光。
沈雷的爺爺原來是有文化的城裡人，響應過時代號召，上山下鄉去最艱苦的地方，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是在特殊時期，依然遭到加害，被搞瘋了。奶奶帶著全家人，從城裡逃到農村，發現事情也波及到農村，就繼續往更偏遠的地方逃，終於逃到山坳坳裡。
現在輪到他響應時代號召了。
“做個包青天，以後當個大法官，給你爺爺平反。”
沈雷自幼聽著包青天的故事長大。其實他父親沒有讀過太多書，不瞭解這個歷史人物，“包青天”不過是寄託美好的夙願，也成為鐫刻在他骨子裡的榜樣。在父親眼裡，考進法院，就等於當上廟堂裡的青天大老爺，早晚能給這個苦難的家族昭雪，給這個世界公平和正義，多年的心思沒白費。
那晚，沈雷收拾好行李，把臘肉和三千塊錢藏好，躺下來，努力閉上眼。
當我聽到他說包青天的時候，我大概就能猜到他在崗位上的結局。很多沒有進過體制的人，會覺得進去了很香，不僅穩定，還有面子。但很是事情，你不是擁有信念就足夠的，還需要有將其執行下去的能力。
過去我沒有這樣的能力，於是最終選擇離開。
曾經正年輕的沈雷，還接觸不到這些，當時的他，既然決定留下來就是踏踏實實幹，所有上述的困擾只是隱患。他正少年，是擁抱這個職業最光明一面的時候，要學習如何騎馬，在草原上穩當地飛馳與判案。
剛到法院時，沈雷還是法官助理，領導叫他參加流動法庭的審判。
法官、書記員、助理，還有法警一行揹著國徽，五人從縣法院出發，開車兩個多小時進了一個村。路只能通到這裡，再往前就得騎馬進去了。
那是一個很簡單的民事案件，兩家人因為放牧發生糾紛，多吉家的犛牛疏於看管，跑到丹朱家的草場上。丹朱家認為，多吉家剛有人去世不吉利，就連犛牛也沾了不吉利的氣息，會給自己家帶來不詳。
兩人發生爭執，多吉動手打丹朱。過了幾天丹朱氣不過，偷偷殺了多吉家的兩頭犛牛。
在當地派出所的主持下，丹朱把多吉告到法院，要求丹朱賠償兩頭犛牛的錢。縣法院考慮到牧民開庭很不方便，所以以流動法庭的形式上門審理。
唯獨沈雷這個法官助理不懂騎馬。
同行的法警是個藏族小夥，承擔了教騎馬的任務，“在這兒騎馬必須要學，不會騎馬好多地方去不了。”
第一次騎馬，沈雷坐在馬背上走了四個多小時，途中馬匹受到驚嚇，把沈雷顛下來，結果他的一隻腳卡在馬鐙裡，被拖拽著跑了十幾秒，幸虧法警小夥立刻安撫住馬，才讓法庭那堵牆上沒多出一張掛著的照片。
中午他們走到一條溪流邊，歇息片刻，法官把國徽從背上取下，輕輕靠在隨身帶的包上。
“這個不能髒。”帶隊的法官邊用隨身帶的毛巾擦拭國徽，邊叮囑法警庭審的細節，“下午還是要做好檢查，他們牧民很多身上都帶著刀，千萬不能出事，一定要檢查好。”
到了村裡，他們把國徽掛在一戶牧民家的帳篷上，整個庭審就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舉行，旁聽庭審的牧民和僧人有些手裡捻著佛珠默默誦經，有些手裡搖著轉經筒，所有人都像在為這場庭審祈禱。
整場庭審從下午三點多開始，因為藏語需要書記員和法警翻譯，庭審的程序很慢，並且很多時候法官在庭審中要不斷回答“為什麼”。
“為什麼丹朱打了我這事不管，我要他賠錢！”
“多吉家的犛牛先來吃了我家草場的草，法官這件事你為什麼不管？”
“我的犛牛還要生小犛牛，小犛牛長大還要生小犛牛，為什麼只算一頭犛牛的錢？”
法官宣佈休庭，明天早上繼續審理，旁聽的人群捻著手裡的佛珠，搖著轉經筒散去。
那天晚上，沈雷第一次住牛毛帳篷。帳篷裡瀰漫著濃郁的酥油味，和某種藏香的味道，還混雜著燃燒後犛牛糞便的味道。他怕有狼，一夜沒睡，聽著外面的動靜，和丹朱家的狗一起守夜。
第二天清晨，事態超出了沈雷的預料，原本要死要活的兩個牧民居然和解了。
他看到，法官師傅身邊，站著一位昨天旁聽庭審的僧人。
原來昨天晚上庭審結束後，法官請旁聽的僧人一起和多吉聊聊。僧人給多吉講了吉祥天母殺掉自己曾經的情人，邪惡夜叉的故事，他勸導多吉說，丹朱殺掉了他的犛牛，也殺掉了他的厄運。
簡單的一個神話故事，讓多吉撤回訴訟，丹朱承諾自己的犛牛生了小牛以後送給多吉兩頭。
這是沈雷第一次感受到法律之外的力量。回去的路上他默默無言，到了宿舍整個人趴在床上，分不清是心裡更彆扭，還是屁股更難受。後來他成為法官，騎馬屁股不疼了，依然會問自己，講神話故事而不是對錯。這樣來讓當事人認同，還是包青天嗎？
直到一起偷竊犛牛案出現，沈雷也請來了僧人。
那是一起犛牛盜竊案。犛牛賊被抓獲時，偷了幾十頭犛牛，得用掛車來拉。此人是慣犯，庭審時，在公訴人的鐵證面前，他拒不承認自己過去偷犛牛的事實。
證據確鑿，敲錘子審判就完了。可是沈雷下意識覺得，不能這樣幹。
他宣佈休庭，在休庭期間他去寺廟找了一位僧人，請僧人帶著唐卡參加庭審。
再開庭時，僧人帶著唐卡坐在旁聽席上，偷犛牛賊依然不承認自己過去犯下的罪行。
“被告，請你轉身。請僧人把唐卡開啟。”
書記員把沈雷的話翻譯成藏語，站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轉過身去。僧人緩緩起身，雙手把裹成一卷的唐卡鄭重地抬起，用額頭莊嚴地觸碰後，緩緩開啟，高高舉起來。
“被告，請你面對著僧人和唐卡，告訴我你所說的都是真話，沒有撒謊。”
法庭裡一片寂靜，站在被告席上的嫌疑人沒有說話，有些發抖。
這時僧人用渾厚的聲音說了一些話，書記員翻譯給沈雷，“說吧孩子，勇敢地講出來。”
又是一陣沉默後，嫌疑人轉過身，承認自己撒慌，坦白交代多次偷犛牛的事實。
我聽沈雷講起這事，先是爆笑，隨後又憤怒，覺得他這樣是在拿自己前途在賭，他是法官，又不是神棍。
可是沈雷回了我一句：“我一錘子敲下去容易，但是值得嗎？”
就是在那天，沈雷意識到，當自己坐在審判席上時，法律賦予了他決定一個人命運的權力，但是他真正掌握這種權力時，更希望用這種權力去拯救一個人。
犛牛賊面對唐卡坦白事實真相，相當於有當庭坦白情節，他作為法官，也能酌定減輕。
他們那個地方是無律師縣，整個縣一個律師都沒有，大城市的律師也根本不願意來藏區，被告沒有辯護人，也不知道該怎樣爭取法定減輕和酌定減輕，這樣也是某種程度上的“不公平。”
沈雷只是做一個法官，負責敲錘就行了，但是要做公正嚴明的“包青天”，就不能只管咣咣敲錘。
沈雷也終於解開了多年前的疑惑，上一位法官的做法，不是為凸顯誰的尊嚴，而是讓這個特殊地區的法律有點人味，這些想法被他總結成四個字：“道法自然。”他說這跟宗教無關，道指的是道德，法就是法律，兩樣東西結合起來搞，才有包青天的樣子，“在這片廣袤的高原上做法官，最重要的是解決問題。”
他說到這裡，非常得意地拍著胸脯說，自己在藏地最驕傲的事，就是判過三百多起案子，沒有一樁冤假錯案。要是一個普通的地方法官說這話，我都得替他感到害臊，但是在那地方，沒有監控，沒有律師，太多案子沒有證據，能做到這一點，太難了。
那些年，他在當地越來越有影響力，他主辦的普法講堂，搞成自治州的典型案例，他的判例也成了學習案例。就像當年承諾的一樣，政策扶持讓他的仕途走得很快，從法官助理到法官，然後是員額法官，再到庭長，三十五歲前，沈雷就坐上了副院長的位子。
他一度認為，自己這些年敲的錘子，每一下都很“值得”。
他在藏區做法官沒有愧對法律，沒有愧對父親的期許，也沒有愧對這裡的人。
他唯獨覺得愧對自己最愛的家人，連續4年，他都是一年回家一次。忙碌不是唯一的理由，不能回家更重要的原因是，回一趟家太難了。
沈雷做法官時就很難回家，做副院長以後事情更多，回家更難，偏遠藏區的人手有限，許多特別的時候他們都需要堅守自己的崗位，或者堅守別人的崗位。
回家過春節只有七天，往返路上順利的話，一共要耗去三天，滿打滿算在家裡只有四天。這四天裡，他還需要適應醉氧帶來的嗜睡、頭腦昏脹、乏力，能精神飽滿陪伴家人的時間屈指可數。
2015年春節他好話說盡，讓領導批了假，讓他回家過春節，沒想到差點死在半路上。
那時候路況還很差，冬天一旦有車因為暗冰發生事故，或者因為大雪封路便會出現大堵車。堵車發生時，他距離自治州州府還有一大半的路程，為了早點趕回家裡，他選擇了掉頭走小路。那段小路導航上也沒有顯示，走了一個多小時，沈雷的車陷進爛泥。
那條路不是鋪裝路面，雪積的厚，下面藏著泥巴坑，車子一旦陷進去就很難出來。
當時他的位置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外面又下著大雪，只能躲在車裡等待過路的車救援。他在車裡蜷了一下午，手機沒有訊號，也沒等來一輛路過的車，到晚上他才敢把車打著火。
他不知道要被困多久，晚上太冷，只有打著火取暖，加上害怕路過的車撞上，只有打著火把全車燈光開啟。車裡沒有吃的，水喝完就裝點雪，拿到車裡化開喝。
直到第二天上午，他依舊沒有等到過路的車，再等下去可能真的會死，於是鼓起勇氣下車往來的方向走。走了一段路，他遇到同樣抄小路的貨車，等到他的車被拉出來時，回家過春節的奢望已經化為泡影。
那些年，他錯過孩子的出生，錯過妻子生日，錯過結婚紀念日，錯過父母的大壽，好像整個家都與他無關，這些都是他成為包青天的代價，好在仕途正在實現，35歲他已經成為副院長，再熬些年，說不定就能再晉升一點，調回城市和家人團聚不再是夢了。
可是沈雷沒有等到的那一天。
兩年前，有一個敗訴方對他的判決極為不滿，每天到各種上級部門投訴，還在社交網路上圈出各種有關部門，舉報他是“帶病提拔的幹部”，說他“胡亂判案，有錯不糾”，還說他貪汙受賄“兩根蟲草”。
這樣的投訴舉報持續一年多，儘管這樁案子證據確鑿，判得公平公正，沈雷還是成為調查物件，省裡組建了多部門參與的工作小組對他進行調查。那幾個月，沈雷被停職，每天接受談話、問詢，不斷寫材料，交證明。他判過的所有案子都被查了個底朝天，最後查明他沒有亂判。
工作組離開後，輿論影響還是存在，領導和他深談了一回，他不肯與任何人講，深談中究竟都說了什麼。
面對外界的流言蜚語，他也感覺委屈，自己在藏區待了十四年，一直沒忘父親給他的教誨，這些年忍受著“稍不留神就死人”的惡劣環境，虧欠家人，這口氣憋在胸口，死活倒不上來。
他可以接受自己犯錯，但是不能接受枉加的流言。他寫了一封長長的信，拍在領導桌上，一怒之下辭職回老家。
老家的父親很失望，對親戚朋友和相親都隱瞞了他辭職的事，打心眼裡覺得，兒子肯定是收受賄賂才被逼辭職，逼著他在祖宗牌位前跪下認錯。沈雷沒有爭辯，他這些年本來就對家裡有愧疚感，法院的事也跟父親講不清楚。父親讓跪，就跪下了。
沈雷心裡並不覺得自己做了錯誤的決定，三十多歲正是好時候，有專業，有資歷，覺得到哪都一樣有飯吃。
結果現實打了他的臉，有個名牌律師事務所的主任看了一眼他的簡歷，直接扔在一邊說：“中國區縣一級基層法院有三千多個，每個法院兩三個副院長，全國差不多有一萬個副院長，你算什麼？”
他每天揹著包，坐地鐵去找工作，大的律所瞧不上他，覺得他那些藏地的經驗沒用，法官的履歷也不算啥。普通的律所呢，他瞧不上人家，因為那裡的律師各幹各的，自己找案子，自己解決，每個月給律所交抽成，並不會把資源傾注在他身上，他想找到一份有前景的。
至於銷售型律所，他更不願意去，那純粹是打著律師名義，撈業務坑當事人的，根本不注重專業價值，在那裡只要嘴皮子好使，律師和賣保險的也沒什麼區別。
幾個月下來，他說話再也沒有洪亮高亢的語調，見誰都笑眯眯地點頭，滿臉和氣。可是工作依然沒有找過，妻子打來電話，孩子該交學費，家裡眼瞅著快揭不開鍋了。
就是這時候，我向他丟擲橄欖枝。
他那時沒有跟我講，自己離開崗位真正的原因，其實無需他多言，我也能理解。後來他願意講多少，我聽多少，說多了，我還不想聽。我只是帶他去KTV，沒喝太多酒，唱歌，不停唱我們兩個都喜歡的歌，從何勇的《姑娘，漂亮》唱到新褲子的《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
我給他把辦公桌椅在律所裡備上，只等他來上班。
律所的合夥人問過我“你看中沈雷身上什麼東西”。
我說，我們律所正好缺一個有審判思維的專家顧問，邀請他，就是想讓他來擔任，所謂審判思維，就相當於是高考出題人，考生做卷子，老師講卷子，說到底都得摸索出題人腦子裡是怎麼想的。沈雷在法院工作十四年，我們整個律所加在一起，也沒他懂得怎麼“出題”。
除了利益上的考量，我還有點其他想法，那就是在沈雷身上，我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想當初，我也是從體制內出來的，無助過，沈雷的年齡比我大，可是他當下走過的路，是我曾經走過的。
假如體制是一座城，我和沈雷，說白了，我們倆都是翻城牆的逃兵，懦夫相惜。
沈雷從來不進我們給他準備的辦公室，每次來都在大門外等著我。
入職以後，沈雷不用律所的夾子、筆記本，就連列印都是自己花錢到樓下列印。“我覺得不好意思，沒帶來價值，就用你們的成本。”這是他的原話。
有一回他有個老同學過來，也是個法官，他想應酬一下，我就讓胡帆跟他一起去開車接，他不想麻煩律所裡的人，就問我能不能借律所的公車鑰匙。
我把鑰匙給他，等他回來的時候，我發現油已經加滿了，車子還給洗了。大家平時用律所公車，都是誰發現快沒油，誰就去加油，回來報銷，也沒有人洗車，髒得不行。沈雷這樣做，好像有一種不想欠我們分毫的感覺。
我們商量做一個案子，他熬了半宿，給我寫了一個長篇大論的文書，裡面又是背景，又是目標，囉囉嗦嗦的。我跟他說不用這樣，咱倆當面說清楚，本子上記一下就開始幹了，咱們追求的是效率。
他笑說：“這個是態度。”
我說：“咱們不要態度就要結果啊。”
更別提我們出去吃飯應酬的時候了，請他坐在重要的位置上，他如何都不肯坐，還說這樣子飯就沒法吃了。
我明白了，要想讓他回到語調洪亮的時候，我必須給他重構自信。
沈雷的自信重構計劃目前已經進行了兩步。一直到我和他喝酒，聊起往事的此刻，這個計劃仍在繼續。
第一步是我們與省裡一個法律專業研究組織，共建了專家工作委員會，經過選舉，沈雷出任專家工作委員會的主任。我們在門口火速掛上了早就做好的牌匾，更換了他辦公室的門牌，交給了他一份專家名單，請他幫我們做好專家的聯絡、協調、課題研究和重大案件研判。
沈雷的身份沒了，自信沒了，仕途沒了，可是永遠不會離他而去的，就是他做法官時累積的經驗和能力，想讓他恢復自信，就得讓他先做點得心應手的事情。
第二步，我請沈雷負責刑事案件的模擬庭審工作。
模擬庭審說白了，就是一場大型角色扮演遊戲。除了律師和當事人，法官、檢察官、法警都是律所的人演的，為的就是讓當事人清楚庭審的流程，知道可能面對什麼問題，應該作何回答，同時消減當事人面臨庭審的緊張情緒。
其實很多律所有這個模擬庭審，只不過他們那些都是走個流程，但我不想這樣。演檢察官這裡，有我在；演法官的，有沈雷這樣的真法官——這個遊戲瞬間就逼真了。
去年十一月，沈雷組織的第一場模擬庭審。模擬庭審前，他自掏腰包買了個COSPLAY的法袍和法錘，為了更好的給當事人營造審判環境，他竟然給我下達買手銬的任務。
我們重新進行了分工，刑事案的承辦律師擔任辯護人，沈雷擔任審判長，我擔任公訴人，老胡和助理尚師文擔任法警。我把買來的手銬交給尚師文，讓他在隔壁辦公室把當事人先銬起來，一會兒帶進會議室。
“你買的什麼破玩意兒！”
尚師文接過手銬，一邊用愛心形狀的鑰匙開啟手銬把當事人銬起來，一邊爆笑。
“手銬屬於警械，買不到，只有網上買情趣手銬，將就用吧。”
手銬，成了模擬法庭唯一不嚴肅的環節。
那場模擬審判是一樁關於非法集資的案子。我們的律師在辯論環節，把重點放在這個人掙了多少不該掙的錢，透過什麼手段掙的，結果沈雷劍走偏鋒，直接告訴我們，這個人在團伙裡坐二把交椅，不是馬仔，必須得蹲大獄。
誰也沒想到他能來這一齣，打了律師一個措手不及，敲了錘，客戶“蹲進去了”。
模擬庭審後，沈雷帶著我們做了覆盤，重新調整了辯護策略。一週後，這起案子開庭審理，我們和當事人在法庭上配合完美，最終達到適用緩刑的預期目標。
那時我覺得，沈雷好像終於找回了一點當年的影子。
到目前為止，模擬庭審已經進行三回，每次效果都超出預期。當事人對沈雷讚不絕口，最讓我意想不到的，這件事傳開了，竟然有別的律所帶著當事人過來，想要付費讓我們開一場模擬庭審。沈雷終於露出久違的笑容，手裡搖晃著那柄法錘，跟我們說：“沒辦法，我就懂個錘子。”
沈雷能融入律所，其實多半要歸功於尚師文。
老尚的性格很包容，也很能逗悶子，老尚帶著那些當事人，總是諮詢“沈院長”，晚上一起喝酒。老尚對那些放貸的說：“帶你們見你們一輩子見不到的領導，只懂個錘子的領導。”
但老尚也總會補充說：這個錘子法官，把自己飯碗砸了，這個錘子法官，每錘一下都問心無愧。這種人就得來我們律所，我們律所都是這種人。
律所再出門應酬的時候，沈雷終於願意聽我們的，坐在那個重要的位置上了。
年前，我靜下心給每個人都取了一個綽號，用來代表這個人，給每個人定製了小紀念品。助理尚師文是尚希望，“板鴨王子”胡帆是胡牛逼，沈雷，就是沈大錘。
沈大錘是我對他過去的總結，也是我對他未來的希望，希望他依舊拿起大錘，給自己的未來下一個判決，告訴他自己未來可期。
春節前團建，律所有三個人都把孩子帶到辦公室裡，沈雷也是其中之一。
這是自打孩子出生以來，沈雷第一回陪伴孩子過寒假和春節，以前即便回家，也只能待上半個春節。
看著這個六年級的孩子，我有點心酸，三個孩子都能玩到一起，另外兩個孩子，跟自己爸爸也挺親，唯獨沈雷的兒子，和他總是有一種疏離感。
他既不會往沈雷懷裡鑽，也不會找他要手機玩，我當時一眼就看出來，他很想玩，但就是不敢和爸爸張嘴，我就到辦公室給他拿了個平板。孩子接過平板，和我說了聲謝謝，很懂禮貌，後來我發現，他對沈雷也會說這種禮貌用語。
直到臨走，沈雷想讓兒子坐在副駕駛位，兒子卻熟練地拉開後門。沈雷無奈搖了搖頭。
第二天我倆聊天，他說孩子對大城市不適應，這地方比起家裡，太陌生了。
我笑著跟他說，應該是對你陌生吧。
沈雷笑了笑，沒說話。
當時我腦子裡就在盤算下一步，幫他把兒子的學籍轉過來，別在老家上學了。
如今沈雷竭力陪伴家人，房子我也幫忙找朋友裝修了一間，這樣他家人過來有得住。這次春節他的妻子就來了，幫他和兒子的伙食改善了不少。他可能丟掉了很多常人眼裡重要的東西，但最珍貴的，一定沒丟。
我曾問過他，有沒跟自己孩子，講過在藏區法官的故事
沈雷說，自己還是會告訴孩子，當法官就像是包青天，可是除了這些，他不再只講包青天如何斷案，如何鐵面無私，而是包青天是怎麼成為包青天的，他保持自己的底線，又有智慧解決具體的問題。
但是沒當講到這裡，他又會打住，他會想起自己這些年最快樂的時候——就是在流動法庭，騎著馬揹著國徽，一樁接一樁的判案。這事本身就讓他快樂。
他對孩子最後說的，只是一句好簡單的話：“做你自己就好了。”
張飛說，沈雷好像這些年過得一直挺難受。
他為了成為父親眼中的“包青天”，去到條件嚴酷的草原，必須忍受當地落後的法制環境；
從草原出來，為了證明自己，又到處卑微求職找工作；等進了律所，他覺得自己創造不了價值，連列印都要專門跑到樓下自己花錢。
在大多數時刻裡，他都活在讓自己不舒適的環境中，而整個過程中，唯一能讓他感到快樂的，是做法律工作本身——幫人解決問題，“去審案子、敲錘子”。
這也就是為什麼，張飛想透過模擬法庭讓沈雷重拾信心。
在那個會議室裡，他不用思考危險的生存環境，也不用顧慮如何應對對中年人充滿惡意的求職市場，他只用做自己最開心也最擅長的事。
有個說法是，人一生要走很多彎路，但最終都會回到命運定好的路線上。
我想與什麼狗屁命運無關。而是說，人只有在不斷往前進的時候，才能慢慢找出自己喜歡什麼，想要什麼。
最終，我們將會無限趨近內心真正的選擇。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畫：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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