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畢業生做網紅，

有什麼好羞恥的”

你說你是一個叛逃者，這一點我堅決不能同意。因為我們從來就不是從字面上理解“新聞”的，承載新聞的媒介一直在變化，從最初的報紙到廣播電視，再到網際網路。傳統媒體的功能在式微，年輕人為什麼還要死守著這個快沉的船，不能棄船而去嗎？這不叫“叛逃”。從某種意義上，每一條船最終通往的都是資訊的交流和人類的相互理解。

我是山東人，過年回家，人家介紹：“這是張處，那是北大李博士，曹檸是上海的曹博主”。還有一次，親戚喝多了，終於發出了靈魂拷問：“曹檸你到底是幹什麼的？”，其實我也有身份焦慮，網紅、主播、內容創作者似乎都很難完全涵蓋我的職業追求，你是怎麼定義網紅的？

你是一個內容生產者，未來或許不再有固定的名詞來界定這一職業。以後可能就是個人IP時代，你應該比很多大報記者還要自豪，因為有的傳統媒體已經沒人看了。但是你這裡聚集了關注社會的年輕力量，有什麼好羞恥的，作為老師，我非常為你自豪。

剛剛逛了你的辦公室，我發現，裡面不是隻有學術，還有很多音樂、電影、藝術，學術在你生活裡佔了多少比重？

我的導師曾說過，我們學者的生活和所有經歷都是學術的基礎。學術從來不是架空的，它一定與我們的生活體驗以及對社會的認知密切相關。學術不是空中樓閣，它不僅僅是看幾本書、寫幾篇論文，而一定是根植於文化土壤中的。音樂、電影、藝術都是學術拓展出來的部分，就像我沙發上的這三個坐墊——波伏娃、桑塔格、阿倫特，這三位偉大的女性，每天在背後給我巨大的支撐。學者應該站在社會文化的前沿，而不是僅僅待在學院裡。學術永遠是批判性的，不應該與任何權力合謀。

從印刷文明到演算法生態

我們還欠缺理解它的尺度

今天主要想跟您討論演算法時代的可能性。關於演算法，現在大家還是有一些誤解，還在用中心化時代的慣性，想象一個新的資訊分發機制。 

我們可能要回溯一下媒介發展歷史。首先是人類是交流的物種，所以表達輸出，被別人聽見，在一起聊天，它本身就是人類的重要特質。

數字技術是幾何級增長的，但是它帶來了一個挺大的變化，媒介和資訊傳播的發展是迭代——比如說報紙雖然也能讓知識觸達大眾，但是它還是要以識字作為前提，那它就限制了知識的傳播。

廣播不一樣了，能聽得懂人說話的人，就能聽廣播，它是一個比報紙更大眾化的媒介，而在這個時候我們會認為廣播是對報紙的迭代，它增加了聽覺這個通道。

到了電視，它更不一樣了。有視覺，我們能夠看到那個所謂的現場，離現場最近，它把一個遙遠的世界直接帶到了你的客廳。

但是到了網際網路時代，我覺得它有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技術改變了整個社會的底層邏輯。

現在如果不跟移動網際網路發生關係，你可能寸步難行。 

沒錯，網際網路把所有的東西全部整合進來之後，這個技術的影響不光是發生在消費層面，也發生在社會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層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會看到，我們跟書寫系統同時誕生的人類的文明，有沒有做好準備來應對今天這樣的情況？我覺得是不一定的。所以，你的羞恥感可能源於文字印刷文明，跟你們學新聞的不一樣，我們廣播電視的很多畢業生去做娛樂節目了，進入各種各樣的內容生產領域，沒有文字記者那種強烈的羞恥感。

你剛才說的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框架。我在其中理解到了一個東西：其實它是演化的產物。以短影片這樣的形態為例，現在我們有10億短影片使用者，它已經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基礎設施，或者說生活的基態。

這個過程中，其實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是完全像您說的，我們還欠缺理解它的一個尺度。 

如果我們還抱著印刷文明的觀念，也許我們就會感到無限的恐慌。但是我們也相信人的主體性，也應該相信人的力量，在這個新的資訊的場域當中，我們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可以有更多的批判和反思，它今天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已經沒有辦法完全去拒絕它了。

那可能我們就要回溯到對技術本身的看法——不是把技術看成是一個外在於我們的東西，而是把它看成是我們整個人和社會一種新的存在的方式。

短影片幫你拓展線下生活

而不是對立起來

你平時刷短影片嗎？怎麼看待這種媒介的特點？

就像王笛教授說的，歷史學者能夠從短影片裡看到中國最生動、鮮活的社會生態。我們之前做過一個研究《短影片平臺上的職業可見性》。在短影片裡，你會看到大眾媒體上看不到的東西。

比如說到“基層體力勞動者”，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騎手，我看資料才知道，原來中國卡車司機的數量比騎手還多。 

沒錯，卡車司機在短影片平臺上非常非常活躍。有一個叫農民工妹妹聰聰，有一副好嗓子。她就一面在工地上幹活一面唱歌，好多人特別喜歡她，而且她會回覆大家的評論，因為從來沒有這麼多人跟她有這種交流和互動。

還有一對擺攤賣蔬菜的夫妻，他們會拿著掃帚唱粵語老歌，一個人唱，另外一個人跳。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你在大眾媒體上看不到的東西，可以在短影片裡看到。原來聚光燈不是由機構媒體來照到每一個人群，而是由這些人自我展現的時候，就是所謂自我展演（self performance）的時候，就太有意思了。

在少數民族地區，其實挺多女性不僅不識字，也聽不懂普通話。但到了短影片平臺上，因為她們身邊很多人在用短影片，比如大小涼山的人在用彝語在講她們自己的故事，她們的業餘生活就更豐富了。你會發現，這種生態其實特別有意思，真的是有這麼多人，從短影片裡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樂趣所在。

我在學院門口的餛飩店，經常會碰到一個環衛大叔。我偶爾會跟他聊天。有一天，他跟我說新疆下雪了。我說你怎麼知道的？他說在短影片上面刷到的。那我就問：你為什麼會關心新疆下雪？你是新疆人嗎？他說當然不是。我說，你怎麼會關心新疆？他說因為沒去過，覺得特別遠，特別好奇，所以就特別想看。偶爾刷到一個以後，就會刷到更多。

後來我就教他檢索，他說他不太會寫字。我說沒關係，你可以用語音輸入。大叔就開啟一新天地。還能用語音輸入，然後我跟他說你想看哪兒，新疆、內蒙或者外國，你都可以這麼去找。

你就會發現，我們經常在批評短影片平臺，覺得它低俗，好像我們應該去閱讀，做更高雅的事情，但是對於底層勞動人民來講，他本來就沒有閱讀的時間。而在他的碎片化的生活裡頭，他原本只能發呆，跟工友爆點粗口，但他現在可以看到新疆下雪了，這是我在短影片裡看到的一個特別動人的時刻。 

現在市面上還是有很多朋友對短影片構建的新生活不知道怎麼處理，甚至懷著居高臨下的抗拒姿態，比如我聽到一個說法，“你把你每天刷短影片的時間，等比例放在你的生命裡面，你就是刷了10 年”。 

說實在的，對於咱一個沒什麼追求的普通老百姓來說，過好自己的一生，以什麼方式來過好？我到底是刷十年的短影片，還是看十年的夕陽？我覺得對於普通人來說，哪個高興哪個就弄著吧。人生這麼短，打工這麼辛苦，我還不能樂一下了？你要是覺得太累了，刷一刷短影片挺開心的，挺好。唯獨我覺得要警惕的一點，就是我們生活裡不能只有這些東西。

生活還是跟現實相關的。如果你希望你生命的維度能夠更豐富一點的話，肯定應該是要去延展各個方面。大眾媒體也好，社交媒體也好，短影片平臺也好，它都是幫助你來延展的工具，不能完全取代你的線下生活。 

其實我倒不擔心這個，因為我在短影片上的所有淚點，都來自於真實的情感的喚起。在外面上學的孩子老是被一種東西喚醒，叫做媽媽的餃子的味道。其實我們被喚醒的是真實的情感，但我們透過這個影子，應該是再回到我們真實的生活。這是一個從真實到影像，再從影像迴歸真實生活的迴圈。

學者們在過往的研究裡談論公共生活的時候比較多的，是話語和行動，不太把情感作為一個重要的維度，因為我們覺得情感是私人的。在公共領域裡面，就應該好好講話，討論問題。

在今天，你會發現在社交媒體上不一樣了。尤其是在短影片平臺上，這種情感表達能夠喚醒集體記憶，建構公共領域話題，激發討論，是構建公共生活的一種方式。這個以往是比較被忽略的。

那麼，在今天我們談論情感公共領域或者情感社會的時候，其實是想正視人類社會的個體的、私人的情感，當它被放大到了社交媒體上，尤其是透過演算法的推薦機制，在這個所謂的視覺模態裡被展示出來，更容易被捕獲到，我們必須要關注和正視這一點。

確實對於青年一代來講，他們的生活就是和視覺模態相關的，而不是跟文字相關的。那他們一定會發展出他們自己的生活邏輯和他們的情感慰藉的那些社會資源，它可能是來自真實的生活，也可能來自社交媒體。

這讓我想起疫情時的一則新聞，上海的醫療隊在武漢馳援的時候，把一個老人從ICU推回病房時，醫生停下來讓那個老爺爺看了一下夕陽，被人拍下來了。老爺爺在那樣的一個瞬間看到了真實的夕陽，它不在整個救治流程裡頭，但它是特別美好的人類情感的表達。

我們這麼多人是從社交媒體上看到的這一幕，社交媒體把我們原本不一定能夠產生連線的場景，帶到了我們的生活裡頭，它其實也是對我們線下生活的一個補充，我們沒有必要把它們完全對立起來。

短影片成為學術“田野”，

普通人也能被看見

有一些技術它是完全可以超越人的判斷，能做一些人類做不了的事情。比如我們看到過相關醫學刊物上的論文，用人工智慧來篩選肺癌，比醫生手動來篩選、判斷的準確率更高。它有時候可以比人更強大，因為它算力更強大。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個案例，就是找丟失的兒童，因為平臺有這個識別，有了大量的資料，有這個協同機制，其實可以把一些悲劇給避免掉。 

我記得最開始就是今日頭條有尋人推送，每到節假日，在公園裡頭小孩丟了，5 公里範圍裡，所有的人都可以飛快地收到推送和提醒，找回小孩的機率和效率都更高了。

我們也會看到，技術它在某種程度上它變成了人能看到多大的世界的新的提示。

其實我覺得它不是覆蓋了以前的需求，它是創造了一種新的可能性。比如說我有時候喜歡看人在短影片上解題，包括做菜，以前是能看菜譜，看電視節目，現在人家直接給你一個操作指南，而且幾乎是讓我的生活所有的東西都模組化，然後快速學習。但也有人質疑，這種碎片化的內容真的有用嗎？

它確實給我們生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性，而我們必須要看到這個便利性，包括所謂的智慧城市，比如說交通堵車，你現在看地圖上是紅的，就可以繞著走。

過去，我做研究必須親自去現場田野。現在，短影片平臺成了我的“田野”。我在短影片上看到過一個貴州女孩，她18歲沒考上大學就回家種地，拍一些放牛之類的日常，後來很多人關注她，小姑娘也很可愛，甚至有新媒體測評機構邀請她去北京開會。她第一次去北京，特別開心，住酒店、坐飛機，一路自拍，最後還和大佬同臺亮相，我覺得這很令人感動。

我們在調研時也發現，短影片APP在中國農村的普及率非常高。他們會問“我能加你抖音或快手嗎？”我們拍的紀錄片，他們也會問“能在抖音或快手看到嗎？”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能從短影片受益，看到社會生活的豐富樣態。在短影片平臺上，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聚光燈下的主角，這意義重大。

與此同時，技術的邊界變得很微妙。現在所有的技術發展的方向都是合理的嗎？比如說，對於社會的公平有沒有新的定義的方式？不管是演算法還是人工智慧，社會的分類排序打分標準是不是合理的？它是不是對所有的人都友好？是不是照顧到了所有的人？

所以有一種來自文化精英的失落感。 

我們知識分子經常會覺得直播帶貨是特別low的，或者是魚龍混雜的一個領域。但是我們在研究當中就大量的發現，過去的傳統，不管是農業生產也好，不管是到了後來改革開放之後，大量的農民工進城從事的生產勞動也好，它其實都是男性主導的。女性由於家庭、由於社會結構性因素、教育程度等，她們只能從事一些家政服務的工作。這些工作掙錢比較少，所以她們的地位很低。但是自打有了直播帶貨之後，我們看到有那麼多的農村婦女，透過直播帶貨掙到錢，她們可以一邊帶孩子，一邊直播帶貨，家庭地位也提高了。所以說，對於這一群人來說，在這個場景裡面，就不光是生產力的解放，也是個人的解放。

從想象到實踐：

“農村婦女”如何談演算法？

賽博空間已經是真實生活的一部分了。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從賽博空間裡面獲取資訊，來作為我們抉擇的基礎。我的學生在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中，去看這些完全不識字的農村婦女怎麼談論演算法，怎麼談論流量？他用了“演算法想象”這個概念。你會發現，老百姓對演算法的理解其實是一個變化的過程。

在更早的時候國外做過很多調查， Facebook 的使用者根本不知道還有演算法這回事，但是到了這些年大家都知道演算法的存在了。

我的學生開始在做這個專案的時候，就說不給她們一個定義，看那些阿姨、大媽、大姐們在談論什麼。她們會用“演算法”，會用“流量”，會用“點選量”，會用“閱讀量”，會用“曝光率”。從這些詞兒裡頭找出來，她們對演算法的看法特別有意思，每個人對演算法的看法都不一樣。

比如有人說“流量就是看我的人越多，或者大家都給我點贊”“流量能幹什麼？流量能夠讓我掙錢。”“有了流量就會有人來給我廣告。”這麼多普通人把自己的理解加進去以後，試圖去跟演算法周旋——我要養號，然後我要幹什麼幹什麼，這個理解，有的時候竟然奏效了。 

其實說明大家已經意識到，我們可以主動做點什麼，從想象已經變成實踐了。 

過去，我們其實是在傳統的統計學時代，我們只關心那個百分比和“大數法則”。

搜尋裡的“大數法則”沒有辦法精確定位每個人，我們只能用一個產品去符合所有人的想法，最多人的想法。但是演算法可以精準定位，所以它的顆粒度是變得更小了，它不需要去犧牲少量的個體去滿足大眾，而是可以給所有的人都量身定做。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人表達的自我，你的偏好確實是有可能會影響到，就是在那個較細的顆粒度裡，可能是會影響到你所獲取的這個資訊的。比如說哪些廣告你不想看，哪些東西你選擇了是我要更多去關注的，給我們自己造就相對營養均衡的資訊配餐。

資訊繭房，

區分私人興趣與公共生活的邊界

我甚至都可以用資訊繭房這個詞。當然，我們在批判意義上說，人應該有一個均衡的飲食，但有時候，我覺得我就是要待在我的繭房裡，不可以嗎？

基於協同過濾機制，我可以非常直接的找到這些人，甚至我還可以跟他們組建線下社群。比如說我最近在玩很多體育運動，像打網球、飛盤，甚至更小眾的圓網球（spikeball） ，我可以透過社交網路迅速跟這些人建立連線。從上面學，然後可以加入他們的社群，這在以前，資訊成本要多高？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短影片稍微有點不太一樣。因為短影片平臺是一個演算法的平臺，它是靠演算法機制來推薦的，而這個平臺的架構裡面，如果沒有演算法，每天上億的內容要分配給上億的使用者，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傳統媒體時代，報紙只有32個版面，我們可以看頭版和自己喜歡的版面，但現在內容太多了，平臺怎麼去分發這些內容？難道真的要把上億條內容讓一個人全部看到嗎？你也刷不完的。所以分發的時候要打標籤、要分類，要根據個人喜好來選，讓你每天能夠看到不同的、你喜歡的東西。我覺得其實演算法是做了一件好事，而不是壞事兒。沒有它，平臺不可能執行。

它甚至可以幫助人更瞭解自己，因為一旦我們瞭解協同過濾的機制。我們有的時候自我反思，“唉，我怎麼會刷到這個？我停留時間這麼長？”其實就是它喚醒了一個我未知的興趣。當我們真正理解了自己被打的那個標籤是什麼的時候，其實可以反照到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覺得你把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混淆了。在個人生活領域從來都有繭房的，比如，我這輩子也沒讀完《紅樓夢》，但這並不影響我活到今天，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儘管大家都說《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復旦嚴鋒老師也反覆勸我讀，但我就是不想讀。世界上還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我選擇跳過這部經典，也沒覺得有什麼問題，這就是個人生活中的小眾偏好。

但是當我們談論資訊繭房的時候，我們不是在個人意義上，不是在興趣意義上談論的。我們在公共意義上就意味著什麼呢？因為我待在我的繭房裡頭，我就不理解別人，我就攻擊別人，我就沒法好好說話，我們沒法就一個問題來進行討論，“我不聽我不聽”“你肯定是騙子”“整個人類文明都不存在的，登月也不可能有”“科學家給我證據我也不看”……在這種情況下，公共生活就無法展開了。

對於資訊繭房來說，我覺得它更大的一個危害，其實是在公共政策方面。當你看不到的事兒，你就認為它不存在。所謂的資訊巴爾幹化，在每一個孤島裡頭的話，每個人就不聽，那你就沒有辦法推進公共政策。

另外，在文化上只相信自己這個文化是最優越的，別人都不行，這個也很可怕。個人在自己的小圈子裡自娛自樂是可以的，只要不對別人造成影響和傷害，關鍵是要區分公與私的邊界。

我們從超連結時代走過來的人，會享受到那種網際網路許諾給我們的平等開放。但是到了現在影片號，連這個URL地址都沒有，它就變成一個封閉的生態。

是的，這個特別糟糕。前幾年有一個技術哲學學者亞卡託有了新書，他在裡面強調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一箇舊世界的坍塌和一個新世界的上升。

大資料等新技術的邊界究竟在哪裡？這個標準應該由誰來確定？

這其實是一個全社會都應關注的問題。以Chat GPT或DeepSeek為例，它們給出的回答需要符合倫理、準確、真實、善意等標準，但這些標準究竟由誰來制定呢？我曾聽過一位人工智慧專家演講，他提到Chat GPT的對齊過程是由他們公司的20多名工程師制定規則手冊，然後外包給大量普通人來訓練機器並打分。

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就像一個巨大的容器，裡面包含了各種文化及差異性，這些文化之間存在矛盾和衝突，甚至還有許多不好的東西，但它們都是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現在，我們卻用20名工程師和僱傭人員，把這個龐大的容器紮成一個小口，只允許符合善意、無傷害、道德和健康標準的內容輸出。

如果未來人們只能接觸到從這個小口輸出的內容，而無法看到更廣泛的文明，我們可能會變成“潔癖”，害怕接觸到不符合標準的內容。但如果有一天這個“容器”破裂，所有內容全部噴湧而出，人們就會難以承受。相反，如果我們是在複雜的環境中長大的，能夠鑑別各種內容，抵抗力相對較強。那位專家的觀點忽略了人類文明中那些糟糕的部分。

我們所關注的從來不是是否要對齊，而是如何對齊以及由誰來決定對齊。這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關鍵問題：在海量資料面前，誰來決定社會的文化和道德走向？我覺得我們目前還沒有這個能力。

其實在這裡你會看到，它帶來的一個變化，就是我們過去對於所有的理性和美德的看法，全部是基於原本的社交維度或者技術場景。有點像韓炳哲在他的書《在群中》說的，我們過去的這個社會秩序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詞，就是“尊重”或者是“尊敬”。他說，如果今天我們回頭來看它，其實是一種“顧忌”，我顧忌我的名聲，我顧忌別人對我怎麼看。人在交往當中，要是對交往的物件都是充滿敬意的，就會減少惡意。但是他覺得這個尊敬有一個前提，是距離。

當我們沒有了這個距離之後，網暴就這麼產生了。尤其是匿名性。我們經常用尊重respect這個詞，但其實不是真的respect。尊重respect是整個社會公共性的基石。網際網路帶來的一個最大的問題：第一是沒有距離了；第二是所有的公和私的邊界被瓦解了；第三，更重要的一點，是它的匿名性帶來的一種不計後果。

這讓我想到法國的一個神經科學家雨果維希爾，他出了一本書叫《你當我好騙嗎？》，其實他在顛覆我們認為的傳統烏合之眾的愚昧心理。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訴求，那個情感訴求是超越他的理性的，他也不是真信，只是要完成一個他的情感出口，或者說他在自己的生活世界裡面的一種功能。

我個人一直覺得，這個社會它不可能沒有謠言。讓這個謠言作為大家的一個茶餘飯後，甚至都市傳奇，其實也沒什麼關係。但是在今天，比較麻煩的地方在於，當謠言涉及到一些社會公共生活的領域，會涉及到一些具體的行動。比如說，在美國可能重要的就是選舉投票行為；在國內可能它涉及到網暴，每個人都特別生氣，就要去表達這個憤怒。你傷害到了具體的人，或者說是某一些事情上，由於大家這樣的一種態度，可能會對某一個技術或者是社會的一個決定抉擇產生了具體的影響。而這個影響的決定因素是來自於對謠言的判斷，對謠言的接受，這個就不好了。但是這個東西又非常難完全去劃定這個邊界，所以我有時候會覺得，可能我們就是需要去在後真相的時代裡頭生存。

我不認為應該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普通老百姓身上，要求他們從虛假資訊的汪洋大海中去辨別出真實的東西。我覺得可能唯一能做的事情是，透過一段時間的社會執行，讓人們重新找到真正值得尊敬的物件。

努力發聲，

我們也是演算法的一部分

阿姆斯特丹、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學者，在做的一些工作叫做“算法理性”，演算法不是單純由演算法工程師決定的，所有的社會組織、公民組織，甚至公益機構、文化機構、學者都應該參與到其中來。每一個人都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把自己的理解增加到對演算法的政策性的框架和操作性的架構裡面去。比如說 6000 個谷歌的員工，集體上書反對把谷歌的人工智慧用於開發武器。

在大資料的時代，可以透過資料探勘的方式和演算法的機器學習的聯想，可以幫我們找到裡面很多因果關係，然後提供一種新的證據來為社會記憶、為個人記憶、為社會的少數族群或者是弱勢群體來發聲。那這就是我覺得是挺重要的一個方面。

我過去一直會覺得，我們學者做好我們的本分的工作就OK了，我們就只需要寫論文、教書。但是我現在有點不一樣，我會覺得我們也是演算法和資料的一部分。除了我的每天無聊的日常生活留下的數字痕跡以外，我在知識生產的層面也應該留下痕跡，使其成為機器學習和檢索的一部分。後面的研究者或普通人在判斷一個問題的時候，我覺得我的觀點必須在裡頭。

除了這個之外，要把所有的國家企業和技術基礎設施之外的文化多元社群的聲音，同時把它變成社會的聲音，自己努力想辦法去放大這個聲音，讓它成為演算法的基礎養料。

另外，在技術發展的過程當中，也應該有一種問責的機制。比如說我能不能拒絕大資料的生活？ 

其實現在有一批年輕人在做這樣的事，就是反向測試，或者說他可以關閉掉演算法推薦。就是說你自己把自己當成一個實驗品——我可以每天捏著鼻子，完全瞭解一些我不瞭解的，或者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它也是一種反向的自我培養。 

對，我是覺得每一個個人選擇是很重要的，而且平臺或者技術可供性必須提供這種選擇。但我說的這個問責和拒絕不是在個人意義上的，而是在這個架構裡頭，必須要有那個明確的選項。不完全是在於短影片這種文化產品，是在於整個的數字社會或者智慧社會的框架底下，比如我能不能拒絕用人臉識別？當我不用人臉識別，我還能進我們家小區嗎？我能不能拒絕用電子支付？我還是要花兩塊五毛錢，你能不能給我留這個通道？保留這個通道，不光是給那些拒絕的人，還給那些不會的人，給技術素養不那麼高的人留一條路。

我覺得這個是政策性的，不是個人選擇，必須要有國家、這個行業來規範，給公眾保留一個我拒絕進入更現代的社會的權利。 

我有次在一個飯店，有一個老阿姨，她非常難為情地跟我說，能不能請我幫她點菜？因為都是掃碼。我就在想，一個飯店裡面如果連選單點菜，人跟食物的關係都要被技術隔一層的話，那其實是讓我們的虛無感更強。 

而且我會覺得說，這種就不能只是由商家來選擇，而是整個社會必須要有一套機制，來確保那些不在這個技術系統裡的人，也能夠維持他基本的生活執行。它可以不便利，但它能夠執行，要留出這樣的一個視窗。

短影片平臺是靠演算法驅動的，但每個人的真實表達構成了演算法的基礎。有一次，在一個全是學者的場合，大家提到短影片“俗”的問題，我有點不開心。這其實就是中國社會的平均水平。以前你覺得高，是因為沒人拉低你的“高”，是因為人家都不說話。現在人家說話了，你就不高興了，看不上了。但人家彼此之間卻很開心，這種開心是真實的，不是嗎？為什麼就不能俗呢？

普通人在短影片平臺上的各種各樣的自我表達，包括低俗的表達，攻擊性的表達，我都把它看成是一種來自於社會大眾階層的一種回嘴或抬槓（talk back），當然這裡面會造成真實的傷害，問題就在於，我們沒有經驗來應對這麼一個情景，所謂的一個巨大的資訊池，沒邊的資訊池。所以從普通人的角度來講，我覺得我們要是看到了攻擊性的資訊，看到了虛假的資訊，我們也可以隨手舉報，我們也可以打標籤。

現在平臺巴不得趕緊把他們的這些機制用起來。

可能從普通使用者來講，這個所謂的新媒介素養，或者說對於短影片平臺，它到底有哪些功能可以用？比如我想看一些好玩的東西，我怎麼樣去選擇權重？比如我喜歡歷史人文，除了我自己刷到、我去檢索以外，我還有什麼辦法？可能很多普通人是不知道平臺有內容標籤管理、單雙列等功能的。

另外一個就是那些功能介面的友好程度。我個人是覺得，平臺有責任做這種技術普及，要有這種攻略，要去教一些普通人怎麼用這些東西，怎麼用得更好。

關於演算法到底將來能幹什麼？我們今天從短影片平臺上其實已經看到了它非常多樣性的可能：直播帶貨只是一個方面。你可以學習，你可以分享，你可以尋找同好，你可以找一些好玩的、八卦的東西。我會發現，第一次在短影片平臺上看到能人這麼多，玩個啥都有人玩到極致，把啤酒瓶子摞起來也能摞特高，把乒乓球丟到那個特別遠的鍋裡也能丟特別準。

更重要的是，演算法今天成了我們生活當中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它到底能往哪走，我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們對技術的悲觀主義也不必過於放大，恐慌我覺得肯定是必然的，但是也不必把它完全地放大。我們也要看到，人類社會有可能跟技術的關係不是誰去降服誰，而是延伸出一種新的文明。 

就是共同演化嘛。我現在懷著一種觀望的心情，非常激動地看著新的現象。我覺得這個時代還挺讓我期待的，我相信你也是。

策劃丨三聯.CREATIVE

微信編輯 設計排版丨毛思雨

圖片來源丨抖音、網際網路、視覺中國

*文章版權歸《三聯生活週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