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絲接受肯尼迪總統頒獎，1962年。
導讀：
醫學的歷史不僅僅是人類與疾病鬥爭的歷史，有時候也包括人與人的鬥爭，私利與公義的鬥爭，民間個人與大型機構的鬥爭，公共健康與商業自由的鬥爭……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是現代醫藥監管體系的一個典範，它的發展史撲朔迷離、引人入勝，一直都是非虛構寫作領域的熱門物件。
而作為藥物的沙利度胺，曾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藥物悲劇，這一悲劇也多次被寫成書和文章警醒世人。如果每一段歷史都是一條河流，那麼，當FDA的歷史與沙利度胺悲劇的歷史匯合時，又將激起怎樣的水花？這段歷史又將如何改變水流的方向？
李清晨 | 撰文
美國調查記者詹妮弗·範德貝斯用一部《苦澀的靈藥：沙利度胺、“海豹兒”和拉響警報的英雄》向我們揭示了這場悲劇中種種鮮為人知的細節。
在既往粗略的講述中，很多人都誤以為沙利度胺副作用導致的新生兒“海豹肢”畸形只是在歐洲發生了近萬例，而美國則由於FDA的警覺，阻止了沙利度胺在美國的使用，從而避免了同樣的悲劇在美國上演。
但在範德貝斯筆下，當年的美國FDA並非童話世界裡的完美英雄，這個機構在當時也沒有足夠警覺。美國事實上也出現了沙利度胺的受害者，所不同的僅僅是受害者規模要小一些，估計受害嬰兒大約有近百人。
弗朗西絲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康吉特島捕鯨站，20世紀30年代晚期
真正的英雄是以弗朗西絲·凱爾西為代表的一些人士。作者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和豐富的細節講述了凱爾西的成長經歷，比如一個令人忍俊不禁的細節是，她小時候被送到了一個原本只招男孩的學校，男同學們經常絆她、踢她，但她很快就學會了還手，晚上回家還會向家人炫耀她反擊的戰績……
7歲時的弗朗西絲
一個改變歷史長河走向的傑出女性絕不可能是從天而降的，只有合適土壤的充分滋養才能讓她在關鍵時刻以高度負責的職業敏感阻止一場驚天悲劇的發生。
讓我十分驚喜的是，書中出現了一位我的“老熟人”——兒童心臟病先驅海倫·陶西格醫生，她是拙作《心外傳奇》第一個章節裡的女主角。儘管《心外傳奇》主要描繪的是一幅外科醫生的群像，但陶西格醫生的光芒依然耀眼。電影《神蹟》（也譯作《天賜良醫》）講的也是陶西格醫生參與開創心臟外科手術的故事。
在《苦澀的靈藥：沙利度胺、“海豹兒”和拉響警報的英雄》中，陶西格醫生遠赴歐洲做了第一手調查，她帶回的資料以及她的奔走呼籲直接影響了FDA以及美國司法部門後來的決策。
海倫·陶西格醫生，1968年
還有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是芭芭拉·莫爾頓。在這個故事中，她也是凱爾西的盟友。早在凱爾西入職FDA之前，莫爾頓就一直批評FDA存在種種問題。她認為FDA已經淪為“製藥業的一個服務機構”，並決心改善當時的藥物安全狀況，甚至想把FDA的局長拉下馬。
所以，當凱爾西不經意間介入沙利度胺的評估，並打算與莫爾頓聯手阻止一場悲劇在美國發生時，莫爾頓立刻就打算拔刀相助。然而莫爾頓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她當時預言：“我也許無可挽回地危及了我將來在政府部門就職的機會。”情況也確實如此，她很快就被列入了黑名單。幾年後，她試圖重回FDA，毫無意外地遭到了拒絕。
芭芭拉·莫爾頓·布朗在華盛頓特區，20世紀60年代
這跟我們看過的許多英雄電影一樣，為眾人抱薪者，總是最先凍斃於風雪。有些人可能生來就是要改變世界的。如果這個世界上真有菩薩，那麼凱爾西、陶西格和莫爾頓都是。
今年有一個網路流行語，“世界是個草臺班子”。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個世界的昨天比如今更加“草臺”。在20世紀50年代， FDA的高階官員幾乎都沒有醫學背景。按照莫爾頓的說法，FDA當時的局長喬治·拉里克“既沒有學過法律，也沒有學過科學”，缺乏“對知識的誠信態度”，僅僅是“一名公務員，沒有這個領域的背景，不過是在這裡幹了多年罷了”。
當時，FDA的確有一個醫學部門，也有幾名醫學博士，但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在外面行醫，在FDA的工作只是兼職。
凱爾西加入FDA多少有一點兒意外的成分，她與丈夫結婚後，按規定兩人不能繼續待在同一個部門，所以她選擇了離開，另謀他就。因此沙利度胺沒有在美國造成跟歐洲一樣規模的危害也並沒有什麼歷史必然性。如果我們熟悉FDA當時的工作流程，那一定會在事後感慨，美國的孕婦和嬰兒躲過了這場災難，實在只是僥倖。
陶西格醫生曾在事後說：“壓倒性的證據表明，沙利度胺會造成一種高專一性的、絕對恐怖的畸形……的確只是靠了‘上帝的恩典’，我們的國家才得以倖免。”
弗朗西絲和E. M. K. 蓋林在芝加哥大學，20世紀30年代晚期
弗朗西絲和丈夫埃利斯以及兩個女兒克里斯蒂娜和蘇珊在1962年7月的一張新聞照片中
在凱爾西的時代，法律規定只要FDA在60天內不提出反對意見，那麼新的藥物就可以自動上市出售。也就是說，製藥公司擁有主動權，而FDA負有舉證責任。
在推崇商業自由的美國，這樣的規定似乎不無道理：如果官方不能證明我的藥物有問題，那麼我就可以賣給公眾使用。這其實是司法領域“疑罪從無”的邏輯。
而在今天，情況則完全顛倒過來了。製藥公司必須承擔證明藥物安全和有效性的責任，監管機構則預設新藥是無效和不安全的，直到製藥公司能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其安全性和效果。
要完成這一舉證，製藥公司就需要嚴謹、科學的實驗 設計，在驗證療效方面，必須設立盲法對照。邏輯變成了“疑效從無，疑毒從有”。
究竟哪種模式更有利於保障公共權益，我們一望可知。
在沙利度胺悲劇之前，沒有法律要求必須讓病人瞭解自己使用的是什麼藥物，也沒有法律要求醫生或製藥公司必須保留藥物的實驗記錄。這些漏洞也導致美國出生的“海豹兒”後來的維權之路困難重重，有些母親甚至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服用過沙利度胺。
如果說幾千、上萬、幾十僅僅是抽象、冰冷的數字，那麼經由作者細緻重現的具體悲劇則能讓讀者認識到，這樣令人痛心的悲劇曾發生過上萬次。作者在書中寫到過一對男女，他們原本像其他所有相愛的人一樣度過了浪漫的戀愛階段，而後步入了幸福的婚姻。他們或許原本可以像其他夫妻一樣，幸福地生兒育女，但所有幸福都在一名不幸的畸形嬰兒出生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作者的寫作異常冷靜剋制，行文過程中議論極少，但恰恰是這樣的只講述不評論，卻讓讀者感受到胸口彷彿被壓上了一塊巨石。
比如她引述受害者後來的回憶：“我是我母親的第七個孩子。她說在我出生前她就知道出了問題，因為她感覺不到我踢她。然後我出生了，沒有腿。”
再比如，“她們從麻醉中醒來，看到醫生在落淚”，而護士不敢直視她們的眼睛。
這樣冷峻的敘述似乎並沒有在控訴，但其實無一字不在控訴。
書中出現的人物有上百人，其中有敏感的專業人員，試圖力挽狂瀾的FDA職員，勇敢的調查記者，勇於擔責的醫生（相比之下死命抵賴的醫生更多），草包官僚，扯皮的政客，邪惡的製藥公司管理人員（在陶西格醫生的調查中，居然發現有7名受害嬰兒是製藥公司僱員的孩子），為受害家庭維權並且愈挫愈勇的律師（也有數量幾乎相同，陣容更加豪華，為製藥公司辯護的律師）……還有為數眾多，也最可憐的無辜受害孕產婦和殘疾嬰兒。
光是看這些觸目驚心的照片，就足以讓人感覺到非常難過了，照片中的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當時經歷過何等的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是一幕由公眾安全、商業利益、政治需求三方糾纏、周旋、鬥爭的大戲，按照作者在自序中的介紹，她對健在的各方當事人進行了283次採訪，查閱了公共和私人檔案，走訪過不同的法院，研究了數千份幾十年前的檔案，才又一次重現了這場發生在60多年前的沙利度胺之禍。那麼，審視這段歷史，能讓今天的人吸取教訓嗎？
比如，這場悲劇的重大遺產之一，是專家意見必須讓位於科學實驗。
這個原則能被後人永遠銘記嗎？還是說，踐踏科學原則的事註定會再次發生，而後把本可以避免和預防的悲劇帶到人間？
一位名叫保羅·道格拉斯的參議員曾說：“因為使用沙利度胺，歐洲國家發生了許多可怕的悲劇，我們國家也有這種病例……我們能吸取這個教訓嗎？還是說人類只有靠災難和悲劇才能學乖？”
如果說全世界的人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那麼或許這位參議員擔心的還不是最糟糕的情況。
有些人即使看見過其他人類同胞經歷的災難和悲劇，甚至哪怕自己的同胞在歷史上也遭遇過類似的悲劇，也不會學乖，因為下命令要去撞南牆的，和必須親自去撞的，往往不是同一群人。
原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李清晨，《賽先生》獲授權轉載。
BOOK TIME
《苦澀的靈藥》
[美] 詹妮弗·範德貝斯 著
林華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1月出版
1粒小小的藥片，如何引發“醫學史上最大的一場浩劫”，致使全球上萬新生兒成為四肢畸形甚至缺失的“海豹兒”；一群堅守科學原則和良知的英雄，尤其是三位傑出的女性，如何力拒沙利度胺的上市申請，避免新生兒畸形的風暴席捲美國；貪婪逐利的藥企如何對已知的風險視而不見，在美國分發數百萬片沙利度胺用於“臨床試驗”；美國官方如何營造虛假敘事，掩蓋美國“海豹兒”悲劇的真相，無視美國的受害者。
作者簡介：
詹妮弗·範德貝斯（Jennifer Vanderbes），美國記者、作家、劇作家、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公共學者計劃學者，作品廣受好評並被翻譯成近20種語言出版。她還為HBO、派拉蒙等頂級影視公司創作影視劇本並擔任美劇《法律與秩序》的執行劇審。
林 華（譯者），聯合國高階翻譯，在聯合國總部工作30餘年，曾任口譯中文組組長。譯有《企鵝歐洲史·地獄之行：1914—1949》《銀、劍、石：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我們星球上的生命：我一生的目擊證詞與未來憧憬》等，譯作《看不見的孩子：一座美國城市中的貧困、生存與希望》（2022年普利策非虛構圖書獎獲獎作品）獲中國國家圖書館第十九屆文津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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