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在趨向保守的商業組織場景中(即AI助手階段)1,碳基人和矽基人充分協作,AI替代人類完成部分簡單、確定性的工作,同時也賦能和輔助人類完成複雜、不確定性高及需要高度協調性的創造、決策類工作。那麼在上述企業中,需要怎樣的領導力素質?具備何種能力的領導者才能在AI時代脫穎而出?為了探索AI時代的領導者畫像,BCG開展了“中國企業高管AI領導力調研”,基於調研結果、過往專案經驗和對領導力話題的趨勢洞察,我們撥雲見日,梳理了AI時代的領導力特徵——在AI時代,爵士領導力將再次彰顯價值,為領導者的心智、行動與情感升維提供啟示。
一
為什麼AI時代更需要爵士領導力?
AI時代,企業面臨雙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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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看,企業面臨業務應變的挑戰。AI演算法、算力和資料資源以指數級速度進化,技術的革新加速了商業模式的蛻變、競爭格局的重構、市場需求的變化。企業的應變能力不再是“優勢”,而是“生存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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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看,企業面臨去中心化管理的挑戰。技術民主化後,資訊在組織上下充分流動,人才更易實現知識與專業的平權和能力躍升,上下層級、職能壁壘,甚至組織內外部的界限都將弱化,隨之而來的是更頻繁的自下而上的創新和自發的跨界協作。如何激發去中心化組織中碳基人和矽基人的創新、協作和自驅,是AI時代企業要探索的課題。
企業的領導者們如何能夠既從容應對外部劇變,又高效駕馭去中心化的內部管理?爵士領導力給了我們答案。爵士領導力強調“MAGIC”五要素,領導者需要激發組織內部的網狀協作、自治創新、自我修正,並進一步實現共享領導,以動態適應外部變化(爵士領導力專題研究請見《當爵士樂遇見〈道德經〉:“自時代”的領導力新解》)。

為了印證上述觀點,我們進行了中國企業高管AI領導力調研,樣本橫跨13個行業,逾160名高管參與,所屬企業半數以上為超萬人企業,80%以上具有國際化業務。調研結果顯示,開放學習、擁抱變化、培育創新、授權與賦能等與爵士領導力密切相關的素質獲得了更多支援。同時人們普遍認為:監督與管控、計劃與協調、最佳化流程等強調了領導者機械化的干預和控制,這與爵士領導力提倡的共享領導、團隊自治、即興應變等內涵相悖,在AI時代的重要性將降低。

二
為什麼AI時代爵士領導力能夠大規模應用?
在非AI時代,爵士領導力更適於容錯空間大、協作便利性高、人才密度高的初創企業和創新團隊應用。而在AI時代,爵士領導力打破上述桎梏,具備了大規模應用的潛力。
容錯空間
爵士領導力的大規模應用需要企業的業務環境具有充足的容錯空間——正如爵士樂隊“視錯誤為無物、化錯誤為轉機”,將即興中的錯誤視作不確定性的美感。在非AI時代,傳統企業的創新試驗成本代價高昂,例如醫藥行業就備受研發成本、研發週期和難以預估的研發失敗率的挑戰。
在AI時代, 藉助機器學習和演算法工具,企業創新和試錯的成本大大降低,例如AI製藥就能透過機器自主學習,挖掘規律和最佳化藥物研發全流程效率。類似行業應用還有很多,可預期的是爵士領導力的可應用場景將大大豐富。
協作便利性
爵士領導力的大規模應用需要團隊協作具備便利性——爵士樂隊4至6人的較小規模、預先培養的音樂默契構成了演奏時互為應和的前提,再配以現場的深度聆聽和動態響應,才能共創一曲優美華章。在非AI時代,爵士領導力受制於企業團隊規模大和內部運作價值鏈長的客觀因素,無法大規模應用。
在AI時代,各類平臺和工具為企業提供了資料動態整合分析、自動化決策等功能,實現了快速應對市場反饋且規模化、透明化的團隊協作和決策。即使團隊規模大、內部運作價值鏈長,也能應用爵士領導力。
人才密度
爵士領導力的大規模應用需要團隊成員具備共享領導的能力——精通專業領域能獨享高光,也擁有廣博的跨職能知識,能夠在即興場景中敏銳地判斷如何與他人協作、互為承接。在非AI時代,這種高人才密度在傳統企業中並不容易實現,且往往需要花費高額的人力成本。
在AI時代,一般知識和能力獲取的門檻大大降低,這使企業中的人才密度得以高效提升。另一方面,AI也可能透過釋放更多人類生產力的方式,倒逼各行各業提升人才密度。無論何種情景,都會使爵士領導力的大規模應用成為可能。
三
AI時代領導者需從爵士領導力中學習什麼?
在AI時代,我們鼓勵領導者在以下三個維度向爵士領導力學習。
心智升維
不破不立:開放、創新與變革
在調研中,與開放、創新、變革相關的素質在AI時代的重要性得到了最廣泛的認可2,上述素質與爵士領導力中的“刻意打破舊習、創作去中心化”及“視錯誤為無物、化錯誤為轉機”直接相關。我們在調研中還詢問人們“哪類領導者最容易在AI時代被淘汰”,與上述素質相背離的“保守固執”位列第一。

開放、創新、變革在AI時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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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將重塑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領導者和所有人一樣被裹挾其中,必須保持空杯“小我”的心態,不執著於自己的全知全能和權威,主動學習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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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領導者還肩負帶領組織與時俱進,構建面對技術浪潮的企業韌性的重任,因此需要啟發整個組織的自我迭代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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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領導者必須營造包容創新的機制,激發更多自下而上的創新,利用好AI的技術紅利,尤其是在AI尚不成熟的應用場景中,管理好錯誤和模糊性,幫助組織以最小的代價在迭代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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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領導者在AI時代面臨著自我和組織的變革,以及上述變革與技術變革之間的賽跑,其激烈程度相較於數字化轉型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領導者不僅要擁抱變化,還必須快速升級推動和管理變革的能力。
行動升維
隱形掌舵:洞察、決策與授權
調研資料顯示,與洞察、決策、授權相關的素質也得到了廣泛擁護3,上述素質與爵士領導力中的“最簡充足框架、熱忱激發自治”及“交響規劃大局、適當共享領導”直接相關——即領導者作為“隱形掌舵者”,需要有敏銳的業務覺察和方向判斷來制定最簡框架,此框架將作為授權和賦能團隊的指引,幫助團隊在其中充分自治,發揮主觀能動性。我們在調研中還詢問人們“在AI充分賦能的組織中,最期待上級領導者有哪些改變?”結果顯示,前瞻思考和向下授權兩項得分最高,這也再次驗證了人們對領導者“隱形掌舵者”角色的期待——在規劃時明確方向,在執行時授權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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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確方向上,當下普遍的共識是,AI尚不完全具備系統24的複雜思考和推理能力,在應對複雜且不確定性高的問題時,相比分析決策,AI更擅長頭腦風暴。基於此,目前AI儘管能輔助決策、提供建議,但在短期內,對商業大勢的判斷和企業目標的設立仍需依靠領導者的洞見、覺察和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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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領導者還可能面臨AI導致的資料幻覺和同質化輸出等風險。如何秉持批判性思維,甄別AI決策並整合好機器智慧、團隊專家經驗與領導者自身研判三者的優勢,是未來領導者們需要攻克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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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權賦能上,AI時代,領導者尤其要學習爵士樂領隊精心組隊和權予能者的能力。目前AI與人類的合作模式可分為“半人馬”和“半機械人”兩種(詳細請見《創造價值還是破壞價值,如何用好AI這把雙刃劍》)。隨著AI技術的不斷進步,其與人類員工的協作模式將不斷演化。領導者需要持續探索AI的能力邊界,在此基礎上分配和明晰碳基員工、矽基員工的職責,才能將人機協作的整體價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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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對能力卓越的員工而言,其獲取和分析資訊、生成創意和解決方案、甚至做出跨專業決策的能力,在AI時代有可能顯著提升。面對這些被AI賦能的“超級員工”,領導者需要在兼顧風險的情況下加大授權力度。相比高層領導者,這種授權力度的轉變在中基層領導者中可能程度更甚(這可能是由於中基層領導者面對的團隊更容易被AI賦能)——調研資料顯示,相比高層級管理者(CXO及以上),低層級管理者(一級部門負責人及以下)更渴望上級對自己有更多向下授權和賦能(比高層級員工的投票率高18%)、以及更加關注“人”而非“事”(比高層級員工的投票率高11%)。
情感升維
人本關切:共情、感召與凝心
在調研中,與團隊共情、人性關懷、文化凝聚的素質,在AI時代的重要性相對上文提及的其他素質,認可度居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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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隨著AI在工作場景的應用逐步深入,領導者與人類團隊成員在工作場景中的互動效率提升,互動頻次可能會有所降低,但這並不意味著領導者可以忽視自己與團隊密切互動的價值。只要組織內還有人類員工,就一定存在多元的工作動機和激勵偏好,面對那些關注賞識、歸屬感的員工,領導者仍舊需要與之共情,這部分人際理解與關懷能力是AI無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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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伴隨AI的發展,組織的去中心化管理加速,如何激發員工的自驅和承諾,除了物質激勵手段,領導者的感召仍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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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依靠AI等技術手段,未來組織可能十分容易就可以實現標準化任務的分解目標、監控執行,甚至是動態反饋和激勵兌現,從而形成目標管理閉環。儘管如此,要完成複雜的非標準任務,仍舊需要人類團隊在領導者的感召下形成一致的願景,凝心聚力方能步調一致、達成目標。
上述素質與爵士領導力中“最簡充足框架、熱忱激發自治” 中的激發承諾自治,及“深度聆聽響應、動態網狀溝通”中的同理傾聽直接相關,在AI時代如何從精神層面凝聚和鼓舞人心,爵士領導力對領導者仍具有借鑑意義。
四
爵士領導力之外,還有哪些能力值得關注?
在本次調研中,除了一眾與爵士領導力相呼應的素質被廣泛認可外,“技術敏銳”的擁護度也名列前茅。的確,在傳統觀念中,領導者尤其是高管團隊,並不需要對尖端技術有清晰的理解,他們只需大致瞭解公司的技術方向和競爭對手能力,其餘的交給CTO團隊即可。然而在AI時代,“技術敏銳”被廣泛認為是所有領導者必備的素質。領導者需要對新興技術保持敏銳,理解這些技術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並在組織內引領技術的應用。
與此同時,“風險意識”也得票率較高,這既反映了人們期望領導者更多關注AI帶來的風險因素,也間接地表達了人們在組織中使用AI的顧慮。的確,AI雖然為企業運營管理帶來諸多好處,但也需要警惕許多潛在風險,領導者應當預判這些風險並提前規避。在此方面,我們也透過調研發現,目前人們最擔心的是AI帶來有錯誤和偏見的資訊和決策、資料安全、管理者對AI帶來的效率提升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造成團隊“壓榨”,以及管理者過分依賴AI而習慣性質疑團隊決策等。針對上述顧慮,領導者應當在AI使用的場景中合理管理預期,審慎管控風險,消除員工疑慮,提升AI的應用效率和質量。

五
結語
我們預期爵士領導力將在AI時代又一次迎來大規模的推廣應用,這也啟發領導者們要在心智、行動和情感上全方位升維,以匹配AI時代對他們的發展要求。
在AI時代,爵士領導力再次彰顯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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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領導藝術不在於控制每個音符,而在於激發整個樂團的創造性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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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於在確定性中尋找安全感,而在於在不確定的即興中釋放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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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於機械指揮,而在於與團隊同頻共振、使音樂和心流一齊律動。
這或許就是AI洪流中,人類領導者不可替代的終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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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不考慮人類生產力獲得極大解放向新型產業鏈或其他勞動力形態遷移、以及更多出於興趣和成就感去工作而非單純謀生的極端場景
2包括下列素質,均獲得較高淨支援度(括號內為淨支援度水平):開放學習(90%),擁抱變化(90%)、培育創新(83%)、成長思維(81%)、推動變革(79%)、包容性(69%)、容忍模糊(69%)
3包括下列素質,均獲得較高淨支援度(括號內為淨支援度水平):戰略遠見(85%)、決策力(79%)、商業洞察(75%)、授權與賦能(75%)。
4“系統2”是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思考,快與慢》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慢速、深思熟慮的思維。
5包括下列素質(括號內為淨支援度水平):願景感召(65%),人文關懷(64%)、打造凝心聚力的團隊(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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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阮芳是波士頓諮詢公司(BCG)董事總經理,全球資深合夥人,BCG組織與人才專項中國區負責人,BCG亨德森智庫中國區聯席負責人。
蔡菁容是波士頓諮詢公司(BCG)董事總經理,全球合夥人,BCG組織與人才專項中國區核心領導。
張奕蕙是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副董事。
丁博文是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專案經理。
趙潤傑是波士頓諮詢公司(BCG)諮詢顧問。
感謝BCG同事戴若晨、前同事呂惠之對本文的貢獻。
如需聯絡,請致信[email protected]
關於BCG亨德森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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