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衰退時期，因過勞、裁員、看護父母等因素，超過百萬的中年勞動者被迫從職場中消失，蟄居在家，靠父母資助或共享父母的養老金生活。
脫軌的他們，如何在父母離世後找到出路，避免“孤獨死”的悲慘結局，正成為日本社會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消失的勞動者
蟄居在家“啃老”30多年後，56歲的牧岡伸一孤零零地走向了生命的終點。密不透風的住宅中，骨瘦嶙峋的伸一倒在屋內，垃圾幾乎淹沒整個房間。上門整理遺物的弟弟二郎，不得不用腳踢開雜物開道。在鋪滿地板的垃圾堆裡，二郎翻出了不少煎餅包裝袋。這意味著，哥哥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吃過新鮮食物，一直是靠速食維持生命。
兄弟二人已有5年沒見。10幾年前，父母相繼去世，伸一靠著雙親留下的遺產，和社會工作人員偶爾送來的食物生活。儘管日子艱難，伸一卻始終拒絕就醫和政府支援。生前最後一次面對工作人員的詢問時，恐懼與外界交流的伸一，仍舊保持著迴避的態度：“不要緊，沒關係的，你能給我一點時間嗎？”然而10天之後，伸一就因營養失調而餓死在家中。
在遺物中，二郎找到了哥哥生前的工作筆記，裡面記載著哥哥年輕時跌出職場，最後成為一名蟄居族的全過程。二郎發現，原來哥哥也曾是一名有為青年。考大學失敗後，高中畢業的伸一先是做了一段時間的圖書銷售員，他會在筆記本上，認真記載著需要打交道的客戶資訊，還會用工資帶父母去旅行。後來，為了追求穩定的工作，伸一考上公務員從事醫療行業。然而等待他的，卻是長時間的加班和無休止的勞累。被工作壓垮的伸一，身體和精神雙雙出現問題，最後遭到解僱。
那段時間，失去健康和工作的伸一，終日將自己鎖在房間裡，不與家人交流。只有在筆記本里，伸一才會袒露心聲，他絕望地寫道：“就業、教員、公務員。活著沒什麼意思。活著一點都不好玩。連健康也沒有了，為了工作而工作，腦袋是空的。“
圖 | 牧岡伸一在筆記本上寫下的心聲
伸一的故事並非個例。如今的日本，有著千千萬萬個像伸一這樣孤立生活的“蟄居族”。根據相關調查發現，在日本，四五十歲年齡段中選擇“家裡蹲”的人數達103萬。在四五十歲這個本該年富力強、充當社會中流砥柱的年齡，他們卻因種種因素長期跌出職場，脫離社會，依靠父母的資助或和父母共用他們的養老金生活，成為“消失的勞動者”。
出生於1960年的川本正，和臥病在床的母親居住在名古屋市南部工業區的一棟破舊長屋內。他年輕時被工作壓垮身體，無奈離職後一直單身，和父母生活至今。2014年，父母相繼病倒，川本不得不放棄靠幫人搬家賺取的兼職收入，專心在家當起了“全職兒子”。
失去了唯一的收入來源，一家三口只能靠川本父母的養老金生活。然而，患有心臟病的父親的突然離世，給了這個家庭更加沉重的打擊，原本每月26萬日元的養老金，驟降到16萬日元。扣除掉房租、水電、護理費等必要支出後，留給川本母子用於生活費的錢僅剩3萬日元。生活入不敷出，川本一家不得不在社會幫扶機構的救助下生活。
一個更加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今依靠母親的養老金度日的川本，一旦母親去世，生活將會陷於何種境地？
在和川本接觸的過程中，幫扶中心的平坂先生對川本的狀態感到憂心。根據過往的援助經驗，脫離工作的時間越長，受助者就越難重新回到工作崗位。而川本也明顯有著迴避重新工作的傾向。
即便心裡也清楚，依靠父母的養老金生活並非長久之計，但與外界社會長期隔絕的生活，已經剝奪瞭如川本一般蟄居在家的人的改變現狀的動力和能力。和職場長久脫鉤後，自己真的還能找到一份既能方便照顧母親，又能勝任的工作嗎？對此，川本感到擔憂。
受困於對求職受挫的恐懼，許多蟄居者遲遲無法邁出第一步。一些人甚至會將“需要照顧年邁的父母”當作自我暗示的託詞，告訴自己不是不想工作，而是不能工作。
在日本，經濟滑落的30年孕育了一批啃老族。父母依靠孩子，孩子依靠父母的養老金，實現了共同依賴，達成了某種平衡。即便不工作，靠著父母的養老金，一家人也能維持基本的生活。在日本，這也被稱為“8050問題”（父母80多歲，孩子50多歲）或“7040問題”（父母70多歲，孩子40多歲）。但正因如此，這一本該暴露在社會中的群體也被掩蓋了起來，等到父母去世後，他們的人生往往已難以轉圜。
2011年，佐佐木哲夫的父親去世了。這年，他51歲。此後的時間裡，佐佐木只能依靠著父親留下的300萬日元存款，和家旁邊一處小小的停車場帶來的每月5萬日元的收入生活。除此之外，由於長期欠繳養老保險，即使到了領取保險的法定年齡，佐佐木每月也僅能領到5萬日元。
為了省吃儉用，佐佐木將每月的花費壓縮、控制在3萬日元左右。父親去世後，佐佐木失去了所有經濟來源。這名身高1米75的男子，體重不斷下降，勉強只有50公斤。一次測體重時，他驚訝得發現自己的體重甚至掉到了40公斤，忍不住驚撥出聲，產生“體重秤壞了嗎”的懷疑。
出於對存款日益減少的恐懼，佐佐木仍然強迫自己節儉，以最低標準的食物維持生活。為了剋制口腹之慾，烹飪食物時的佐佐木拒絕使用任何調味劑，因為“一旦吃的東西美味起來了，對我來說反而更為苦惱——我會想出去吃更好吃的東西。”
在佐佐木心頭，對坐吃山空的不安始終揮之不去：“等到父親留下的遺產花光那一天，我的財路就會徹底斷絕。如果真的花完，我恐怕也會被這個社會徹底拋棄吧。”
與社會脫節的風險
隨著日本社會的各類報道，“消失的勞動者”這一群體逐漸浮出水面，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他們大約出生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於號稱“一億總中產”的工薪階層家庭。然而，這些生於中產家庭、在經濟快速增長中舒適地度過了童年的一代人，卻在後來的成長中，不斷面臨時代變化的捶打。
出生於1965年的原真由美，曾有過一段充實的工作經歷。20多歲時，她憑藉海外留學經歷，成為一名外資證券公司的派遣員工，時薪2000日元。最多的時候，月收入能達到40萬日元。在一張記錄青年時光的老照片上，身穿時髦西裝的由美，和同事們圍坐在一間義大利餐廳的桌旁，舉起酒杯，對著鏡頭留下一個燦爛的笑容。
光鮮亮麗的職場生活，在她45歲時戛然而止。受到美國雷曼事件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由美遭到公司裁員，失去了這份維持體面生活的工作。在就業寒潮下，年過40的由美費盡全力，只找到一份月薪14萬日元的飯店工作。但因為自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後，消費市場遲遲沒有復甦，飯店的客流量不斷下滑，飯店不得不解僱了一批員工，由美再次失業。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是許多人走過的真實一生。
以經濟泡沫為開端，由美和伸一這代人共同見證並經歷了就職冰河期。在1993至2004年間，許多企業開始降本增效，縮減應屆畢業生的錄用人數。在失業率不斷攀升的情況下，許多無法在校招時求得正式工作的畢業生，只能被迫作為非正式員工轉入打零工賽道，使得非正式僱傭制迅速普及。這代人也因此被稱為“非正式第一代”。
失去飯店的工作後，由美便不斷輾轉在各種非正式工作間，靠打零工生活維持生計。她當過自動販賣機的補貨員、統計車站內乘客人數的計數員、古書店的倉庫理貨員等，這些工作的時薪大多在1000日元上下。年過50的由美，仍和五個陌生人合租在一棟房間裡，過著拮据的生活。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桌子和一個小衣櫃，就足以將她那間不足7平方米的小房間塞滿。她用桌上僅有的空間來放置餐盤，獨自品嚐由便宜蔬菜店採購來的煮菜或意麵。
2018年4月，由美的派遣合同到期。即便還沒有找到下一份工作，她還是不得不離開這個僅工作了6個月的崗位。對頻繁更換短期工作的由美來說，這早已是家常便飯。“已經過了50歲，但感覺未來的生活並不會有什麼好轉，沒有像樣的技能，也沒有什麼目標。感覺人生陷入了僵局。”
相比終身僱傭制的正式工作，非正式工作一旦期滿，從業者就必須透過跳槽來更換工作。年輕時，這固然是可行之道，但隨著年齡增長，他們不僅很難再求得一份好工作，同時還要面臨薪資待遇的下降。如此一來，等到徹底找不到工作那天，非正式勞動者只能被迫“消失”，成為和社會脫節的“消失的勞動者”。
一旦成為“消失的勞動者”，再重新連結入工作的可能性就變得微乎其微。因為，企業在錄用中年人時，通常期望對方能夠立刻上手工作，而不需要付出額外的培訓成本。
可以說，非正式工作從業者，是作為“消失的勞動者”的預備役而存在著的。但置身於窮途末路中的他們，往往還承受著日本主流社會的偏見，被普羅大眾認為“從事非正式工作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咎由自取”。在面對社會調查時，許多受訪者表達出了這樣的哀怨：“即使去面試，也會被無情地問及‘你之前都在做什麼’。”“明明沒有孩子，卻一直從事非正式工作，他們都說是我自己的責任，這讓我很難受。”
另一方面，在職場之外，日本老齡人口長壽化所帶來的看護問題，也是造成這一群體“踏空”的重要原因。
面對喪失生活自理能力，又不願意投身養老院的父母，許多人不得不放棄難以兼顧的工作，持續看護父母數十年。但越是投身看護，看護者與社會的聯絡就越薄弱，甚至因痛苦引發精神疾病，陷入惡性迴圈。
曾經，20幾歲的佐佐木因為父母的要求，辭去了電池製造企業的正式工作，回家繼承打理被褥店。不幸的是，佐佐木28歲那年，母親遭遇車禍去世，3年後，父親又因腦部病變導致身體失調。弟弟、妹妹相繼結婚後，佐佐木不得不擔起照顧父親的重擔。
到了他46歲這一年，曾經生意紅火的被褥店，受到機械生產的便宜棉被衝擊之後，也在時代的變化下失去了最後的生機，關門倒閉了。從此，照顧父親成了佐佐木生命的主線。
隨著父親的衰老，看護任務變得越來越沉重。每當父親想要外出時，佐佐木便要從床上抱起父親，轉移到輪椅和車上。長時間的看護，使他落下了腰傷，只要站起或坐下就會劇烈疼痛。晾衣服時，佐佐木常反覆搓揉著自己的腰部。除此之外，他還換上了前列腺肥大的慢性病，需要每天服藥。
身體上的損傷增加了佐佐木被企業拒之門外的機率，更使他徹底喪失了走出家門、融入社會的自信。“在我與工作之間已經砌築起了一堵高牆。”長期遊蕩在就業市場之外，父親離世後的佐佐木，變得孑然一身，只剩貧窮、孤獨和無意義感，不斷侵蝕著他的生活。
圖 | 因照顧父母蟄居在家的中年人
2018年春天，佐佐木邀請曾上門拜訪的NHK節目組工作人員前往公園賞花，瘦弱的他在結伴的人群中，沿著一排櫻花樹緩慢向前踱步。
“我為什麼成了孤家寡人呢？在那邊坐著賞花的人們，在社會中都有一席之地吧。而我不管在這兒走多久，終究還是無法融入社會，我甚至覺得自己在社會中根本都不存在，突然覺得自己存不存在其實都無所謂了。”置身熱鬧的人潮中，佐佐木面對鏡頭，忍不住對人生髮出了詰問，“你們都有能稱之為‘人’的部分，而我卻沒有。”
背對著櫻花樹，坐在長椅上的佐佐木，默默吃著便利店買來的飯糰。賞花的遊人們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微笑，強風吹過，花瓣漫天飛舞，遮蓋住了這個中年男人落寞的背影。“我幾乎從社會消失了”，他說。
前進的希望
“如果生活孤立無援，這些人一定渴望尋求幫助，強烈想要回歸社會吧。”許多並不瞭解“消失的勞動者”群體的人，很容易想當然地這麼猜測。
實際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早已被剝奪了前進力氣，連思考和情感都變得遲鈍。他們甚至無法發覺自己正處於危險之中，因而失去向外界求救的動力，外界也無法向其提供幫助。最終，他們只能如牧崗伸一般走向“孤獨死”的結局。
生活在伊勢市的角谷先生，就是上述人群中的一員。
自從父母分別在2000年與2003年相繼去世後，角谷便開啟了自暴自棄的生活，飲食混亂，身體逐漸變差。
失去父母、健康和收入，角谷只能打零工維生。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放任自己過著一種流浪漢般的生活，他常去各個垃圾場，撿些生活用品和“看似可以賣出去賺錢”的東西回家。久而久之，角谷的家裡被垃圾堆滿了。垃圾堆疊成山一樣的高度，完全遮擋住了玄關處的拉門。到了晚上，角谷乾脆直接睡在垃圾堆的凹陷處。
這種生活完全失去人類秩序的狀態，在日本稱為“自我虐待”。據東邦大學看護學部的岸惠眉子調查顯示，“孤獨死”的人中有七成具備“自我虐待”的特點。“自我虐待”者雖然沒有尋死的舉動，但因為失去生活的希望，已經放棄為自己營造出適合生存的環境，任由自己自生自滅，在無意識中朝著“自殺”的方向邁進。
圖 | 被垃圾包圍的蟄居者
個人的危機，也是社會的危機。蟄居在家靠“啃老”維生的人們，實則是失去活力的社會的縮影，二者同樣急需得到解決。
隨著日本的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愈加嚴峻，日本已步入人口負增長的時代。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估測，到2050年，日本15至65歲的勞動人口將不足6000萬，比巔峰時期減少了2000多萬。在這樣的背景下，卻仍有100多萬處於中堅年齡的勞動者，因看護壓力或非正式聘用等障礙，被排擠在勞動市場之外。
在NHK節目組的製作人員看來，“消失的勞動者”的存在，本身就對社會提出了質問：日本的目標是成為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還是作為一個成熟的國家，把每個人的幸福生活放在首位呢？
日本家庭社會學專家、房東大學名譽教授宮本美智子也指出：“必須讓日本社會認識到，對不能工作的人視而不見、僅憑在大企業工作的人才建設經濟大國這一方針路線是錯誤的。在人口負增長的當下，應該重視每一個個體，以建設所有人都能幸福生活的社會為目標。否則，這個社會終將崩潰。”
如何幫助這些人擺脫岌岌可危的生活狀態？日本大阪府豐中市首先做出了響應。
負責提供就業幫扶的生活支援科成員濱瀨宏司，曾向NHK節目組的人員展示了自己的工作內容：透過深入與企業交流，收集需要勞動力的工作崗位和內容，再將這些崗位提供給合適的求職者，持續幫助他們達成實際就業，直到其就業情況穩定為止。
在勞動力缺口越發嚴重的當下，將就業幫扶與政策相結合，一些企業逐漸開始接納這些“消失的勞動者”。宏司將開拓並收集來的企業資訊，按企業概要、具體工作內容、需要的人才分類，整理成表格，這些檔案鋪滿了五張桌子。
一名半年沒有工作的女性，被領往心儀的企業進行參觀。嘗試以現場近距離了解工作內容的方式，來幫助中年無業者們重拾勝任工作的自信，豐中市採取的這一辦法發揮了效果。參觀企業一小時後，這名女性逐漸從開始的緊張不安，變得放鬆起來，開始主動向企業方提問。
政府與當地福利機構合作，持續跟蹤中年無業者的生活，為他們提供真實、密切的求職幫助，幫助他們重獲自信，而不是停留在講座敷衍了事。如今，這一做法得到了日本各地的借鑑。
曾生活在垃圾屋的角谷，也成了幫扶物件之一。
2017年5月，凌晨兩點半，巡邏的警察在街頭注意到了因尋找食物而徘徊的角谷。正當警察向他詢問之際，角谷突然臉色蒼白地倒在地上，陷入昏迷。這成了角谷暴露困境的契機。很快，當地生活支援中心就發動本地居民，對角谷展開了救助。
一開始，無論工作人員如何在門口搭話，角谷始終閉門不出。第二天，工作人員再次上門時，虛弱的角谷才從屋內走出來。那時的他鬍子拉碴、全身黢黑，連站立都十分勉強。工作人員決定先幫他吃飯、洗澡，之後，又發動本地居民，集結了20餘人，幫角谷收拾了垃圾屋。
幫助被社會隔絕在外的群體時，讓他們重新恢復和人的連結，至關重要。相比精力有限的幫扶人員，鄰近的居民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在幫扶人員的勸說下，原先將角谷看作危險人員，對他避之不及的居民們，開始輪流拜訪角谷，或是在路過時主動與他打招呼、聊聊天。慢慢地，角谷從總是低著頭，不願與人對視的狀態，逐漸挺直了腰板，開始嘗試與人交流了。
曾經封閉、孤立的世界一旦被打破，受困其中的人便有了順理成章融入世界的出口。2011年11月，感受到周遭善意的角谷終於鼓足勇氣，決定開始尋找工作，重新建立與社會的聯結。在各界人士的支援下，角谷最終在患有心臟病的情況下，得到了一份養老機構的看護工作，每週工作三天。
一兩個月後，角谷逐漸適應了這份工作，收穫了久違的自信。如今，不再需要麻煩他人，角谷也能應付每天的生活。他期望，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能夠一直繼續工作下去，“只要能夠普通地生活到最後就好了。”
*參考書目：《消失的勞動者：放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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