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公眾號新週刊（ID：new-weekly）
作者：Felicia
作者 | Felicia
編輯 | 晏非
題圖 | 《新週刊》
頭一回見七堇年，是在3月一個潮溼春夜。
接連幾天的春雨和烏雲，使得都江堰趙公山上沿途的太陽能路燈紛紛罷工，山路一片漆黑。通往民宿的山路七拐八彎，雨夜裡開車，稍微打滑便有連人帶車掉下山的危險。山上雖住著200多號人，可一到夜裡就不見人影。七堇年開著自己的越野車，一個人從成都的住處駛過來——這種程度的“危險”對她來說不算什麼，“我可是爬山的”，她說。
過去的這些年，七堇年駛過很多更難走的路。
有一回她駛進礦山，開上廢棄的單行道時，車身貼著峭壁，另一邊就是山崖；有一回在東達山，半夜遇上大雪，視野都被風雪遮蔽了，還得小心路上的暗冰——真正的大雪面前，防滑鏈不頂用；還有一回，行山時前輪輪胎突然爆開，車子撞在道旁的石頭上，“幸好還有那塊石頭”，不然她和旅伴已經掉下山了。對她來說，意外是長途旅行的家常便飯，她已經習慣了去應對。
坐落於四川漢源縣境內的廢棄礦山—團寶山。（圖/受訪者提供）
小時候，七堇年幻想能有一匹馬，騎著到處去。長大後，她用自己的版稅等收入，買到了自己的“馬”——一輛至今陪了她10年的越野車。她將它命名為“小黑”，它陪她進入山野。
在新書《橫斷浪途》裡，她書寫了自己過去的旅程。她無數次走進橫斷山脈，走了3萬里路。3萬里路，不僅是肉體的行走，還關乎精神上的探索。這份探索的志願，並不是突如其來的。三十多年來對生活的體驗與探索，將她導向了這條路徑。七堇年把自己於旅途上的觀察記錄了下來。此時距離她的第一本書的寫作，已經有將近20年。
許久未見七堇年的人，會察覺到她身上細微的變化。
照片裡20歲的七堇年，穿白襯衫、戴細框眼鏡，斜劉海，很有“書卷氣”。“氣質”，是書迷評價她時經常會提及的詞，很符合人們對少年成名女作家的想象。
37歲的七堇年，其青澀感早已褪去。她的臉上有了稜角，看上去更為利落。細胞已更替了幾輪，但多年以前的習慣，有些仍在大腦、身體裡活著。
（圖/《新週刊》）
許多人不知道的是，那位別人眼中的年少成名的七堇年，當年對自己的心理評價卻是“-50分的狀態”。從-50分到0分，再從0分到50分，她已經花了100分的努力。她曾經因親緣關係而糾結、痛苦，甚至內化了一雙“母親的眼睛”，自我審視；她曾囿於某種聲音，執著尋找“軌道”；她曾是習慣與別人比賽的“做題家”——如今，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兩種16歲
成為七堇年以前，她的身份是趙勤。
趙勤的童年記憶裡，家裡有兩個書櫃。有一個小書櫃，置放在她房間的門後，書架上的《奧秘》《萌芽》《兒童文學》《少年文藝》，以及經典中外名著連環畫，都是媽媽在她上幼兒園到小學的時候給買的。這個小書櫃的主人，是生於1986年的女孩趙勤。
書櫃上還有很多文學經典，但趙勤沒把書都看完。青春期以後，她往書櫃裡塞進了自己喜歡的書：有些來自港臺作家黃碧雲、簡媜，也有大陸作家史鐵生、餘華等人執筆的作品。
小時候，她也會去翻另一個書櫃。那是整整一面“書牆”。茶色玻璃櫃裡，書籍總是被仔細、整齊地排列好，從沒凌亂過。有文學專業書和雜誌，如《古代漢語》《新華文摘》《小說月報》；還有許多大部頭，都是王蒙、鄧賢、遲子建等嚴肅作家的作品。趙勤對鄧賢的書印象尤其深刻，因為媽媽經常講知青的事。這個書架的主人，是1951年出生的肖女士。
在河邊看書的童年趙勤。（圖/受訪者提供）
這套房子裡只住著母女倆。從3歲起，趙勤就隨媽媽住進學校教職工宿舍。父母很早離異，她幾乎沒有關於父親的記憶。她形容自己像“單細胞繁殖生物”一般長大，“因為從來沒有過，所以也沒覺得少過”。
這個家裡有一臺電視機，但它很少被開啟。趙勤沒看過《新白娘子傳奇》，也沒看過20世紀90年代最熱門的金庸劇、瓊瑤劇。媽媽給她指定了閱讀的書籍和觀看的節目、劇集。媽媽偶爾也看電視，但只挑嚴肅正劇、名著改編劇去看，如《紅樓夢》《三國演義》《大宅門》、康熙王朝》；通俗文學也被排除在外。這是肖女士日常教育的其中一環。如果趙勤偷偷看電視被發現，是要被罵的。
肖女士經常穿著警察制服。她在一所警察學院任職，教中文，同時擔任行政職務。在女兒趙勤的眼裡，媽媽是英姿颯爽的、勤奮獨立的。她是20世紀90年代典型的職業婦女。她有一些“川渝女人”的特質：急性子、強勢、刀子嘴豆腐心。肖女士走路、吃飯都很快，手腳麻利。哪怕工作繁忙，家裡的水槽從來沒有髒碗駐留，髒衣服也不會留到隔天才洗。
七堇年與母親的合照。（圖/受訪者提供）
女兒的日程表總被安排得嚴絲合縫。從小媽媽就跟趙勤說：“你要比別人做更多的事，擔更多責任。”高興時，媽媽喊女兒“勤兒”；在外人面前，就喊“趙勤”。
趙勤學習成績不錯，從小到大都是班幹部，可媽媽的要求似乎永遠也沒有終點——語文考了100，那為什麼數學扣了2分？數學考好了，為什麼體育不是滿分？“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對趙勤來說，像是永遠沒有終點的浮動指標。
趙勤練了10年的鋼琴，畫了10年的畫；跳舞、學習英語，也承擔大量家務。四五歲時，趙勤幫著媽媽做家務，在天然氣燒水還很奢侈的年頭，右手拎著兩個八磅的暖水瓶，左手拎著一個開水壺，每天去單位食堂的開水房開啟水。鄰居阿姨會驚歎，四五歲的孩子怎麼拎得動這麼重的暖水瓶和開水壺？
（圖/《新週刊》）
媽媽對自己也很嚴苛。作為“老三屆”、知青一代，肖女士錯失了上高中、上大學的機會。16歲，她和同學一起離開城市，去農村下鄉種田、幹農活，一直到24歲。後來終於得以返城，她把時間掰成兩半用：白天打工幫補家用，晚上去職校上課，一邊把學歷和青春一點點補回來，一邊四處奔波找工作。
如此奮鬥多年，終於找到一份教職。36歲，肖女士才生下女兒趙勤。在當年，她是罕見的晚婚晚育女性。
媽媽太喜歡音樂了。星期天的早上，她在家裡晾曬被子、打理家務時，會播古典鋼琴音樂，像貝多芬、約翰·斯特勞斯、李斯特、肖邦的曲子。那都是肖女士曾經錯過的東西。
在媽媽的童年記憶中，鄰居家曾有一架揚琴，敲起來有清脆、美妙的聲音，令人著迷。幼年的她總愛跑到鄰居家摸一摸、聽一聽，幻想自己也能有一架琴。成為母親後，媽媽就為女兒買了一臺鋼琴。趙勤學琴時，她就站在旁邊監督，有時手裡拿著棍子。媽媽的眼睛裡，有一個她想象的趙勤。
如今重新拾起鋼琴的七堇年。（圖/《新週刊》）
那時候的趙勤無法理解自己的母親，但現在她能看明白了。以媽媽的年紀來看，她是每天都在“極限操作”的女性，從工作、家務到育兒，無時無刻不在高速運轉。她的一生，都在追尋她少年時不可得之物，而趙勤也追尋著她自己的。
“時代的失落和壓抑落在媽媽的身上，從而非常具體地影響了我。她對我的要求，她對我的教育方式，她對我的期待、恐懼、焦慮，都是因為她年輕時錯失的東西。”
肖女士和趙勤的歷史如此不同。媽媽曾經遭遇無常和顛簸，在返城的20世紀80年代，她拼盡全力躍上自己的軌道。而趙勤的生活如此“幸運”——她非常努力，也足夠順利，世界似乎在她觸手可及的地方；但她的成長，永遠伴隨競爭和自證的急迫感：不斷與別人競賽，以期獲得他人的認可。而自證的道路永遠沒有盡頭。
趙勤曾跟媽媽說“我想成為一個作家”，肖女士從來沒有理解過。趙勤的作文寫得好，得了新概念一等獎，清華自主招生時獲得推薦，媽媽高興，因為女兒優秀。但媽媽不想女兒成為作家，作家就是“爬格子的”，工作不穩定。她還是想女兒做些“正經職業”，比如高校老師。
她不曾翻開女兒寫的書。女兒猜測，也許因為對媽媽來講，自己表達的東西過於赤裸裸了，“還蠻微妙的，她不會看我寫的書，我們也不會討論文學”。曾經讀過許多書的媽媽，年紀大了，眼睛也花了，漸漸不再看書了。
想象的軌道
七堇年成為七堇年，是在十六七歲。
那時她在成都上學，離瀘州的家有261公里，媽媽無法嚴密地管理女兒的生活。在家時，她想用媽媽的音響播流行音樂，得趁媽媽不在家的時候。住校生活開始之後，她愛聽什麼聽什麼。
她看新浪潮電影，看搖滾樂雜誌，學吉他、打鼓，看港臺文學和西方小說，往媽媽推崇的、嚴肅與經典的另一面走去。對她來說，這是“急速瘋狂的第二波發育”。她瘋狂地吸收世界的資訊，早期的隨筆就在這個年紀寫下。
她所就讀的成都外國語學校是當地頗為出名的重點高中。她的同學裡不乏大有來頭的學霸，比如同桌就是“王國維的後人”。她不認為自己在學霸之列。高中晚自習時，別人在溫習、寫作業，而她就在課室裡寫隨筆、小說。她的文章被同學投遞到新概念參加初賽，意外進了複賽，後來她又獲得了一等獎。隨後就是少年成名的故事。
年少時的七堇年。（圖/受訪者提供）
她被看見，被招攬到了郭敬明的團隊，出道即當紅。《被窩是青春的墳墓》是十六七歲就開始寫的，《大地之燈》是19歲寫的小說——2007年，兩本書相繼出版，銷量都達到百萬冊。
新概念和她參與創作的那類青春文學，屬於時代的產物。21世紀之初，青少年的世界裡，沒有電腦、手機遊戲、直播和短影片。與青春有關的文字和漫畫，偶然地在初中、高中的教室裡傳播、流通開來，逐漸成了最熱門的媒介，甚至化身為某種社交貨幣。
七堇年回望，她作為青年作家而受關注的時候，正處於從“完全集體化的生活”到“追求個人主義”的觀念轉換期。年輕人總是迫切地想要了解、表達自己，而她的早期創作，也完全是因為蓬勃的表達慾望：“青春期那種狀態，就像腦子裡有跳跳糖持續爆炸，非常好奇、精力過剩。學校生活很苦悶，（在）家庭（裡）得不到理解，我有一種‘做題家’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嚮往。我剛好趕上了千禧年初期開放的精神氛圍，世界給你掀開了一個角。”
（圖/《新週刊》）
她完全忘了16歲寫了什麼。“能看出她（我）是一個心事很重的孩子，她（我）以寫作這個方式來度過少年時光。” 在最初的書裡，七堇年寫成長的苦悶、親緣關係的矛盾。年歲漸長，她目之所及處也發生了變化，但她始終在寫自己當下關注的命題。
《大地之燈》裡關於知青的故事，一部分靈感源自媽媽的經歷，以及書櫃裡的知青小說。二十五六歲時，她寫下了《平生歡》，靈感來自曾是國營工廠工人的姨媽。
姨媽大半生都生活在工廠大院裡。那裡有完整的生活系統：工廠、飯堂、幼兒園、學校、醫院。小時候她也曾到姨媽家住過幾個月。工廠時代結束後，大院裡的年輕人的命運如何岔開？這是她好奇的事情。後來，小城市變成了大城市，年輕人在商品房裡長大，集體生活不復存在了。
30歲前後，她在《無夢之境》裡塑造了一個反烏托邦的世界。如果基因組合可以像套餐一樣被放到貨架上販賣，人類能按喜好訂製自己的孩子，一切會變成怎樣？
《無夢之境》裡蘇鐵的母親，是七堇年眼中媽媽的樣子。“永永遠遠地三四十歲著，從未年輕過，也不會老去；她不曾年少，不曾貪玩，生來就像大人一樣勤勉、刻苦地生活著。”七堇年的媽媽始終認為，人得有個單位，單位可以給你託底，給你交社保，為你抵禦風險。高校就是很好的單位。
（圖/《新週刊》）
七堇年曾嘗試進入人生的“軌道”。哪怕幾本暢銷書的版稅讓她已然實現某種程度的經濟獨立，她還是選擇去單位上班——一半是潛意識中想讓母親安心，另一半是為了緩解職業作家道路給她帶來的不確定感。
24歲的她，進入成都一所理工科大學做行政職員，月薪僅一兩千。在那裡，七堇年是“普通單位職工小趙”，是整個辦公室年齡最小的新人，也沒人知道她是“作家七堇年”。她工作仔細、認真負責、條理清楚，但在這兩年，“普通單位職工小趙”發現她無法如想象般“邊上班，邊寫作”。
早上6點，起床，趕早高峰。幸運的話，晚上7點，能回家躺在沙發上。繁忙時期，天天加班至半夜，沒有精力讀書，更別說寫作。晚上回到家，連從沙發上站起來去洗澡的動力都沒有了……如此日復一日。格子間充滿著內耗，她的精力被行政事務和溝通工作消耗殆盡。
“存在與虛無”，是多年以來存在於她心裡的疑問。經歷過如此辛苦的上班生活，她更清晰地意識到自己依然想要創作。
那時，社交網路上還沒有“軌道與曠野”。辭職之後的“小趙”，到北京當了3年的北漂。她做雜誌、寫書、翻譯，同時開始接觸編劇。她嘗試將自己職業化，工作的密度超越單一職業。提起她少年時的寫作，大家似乎都比較寬容；可為了成為職業作家，她開始不斷地自我審視、自我批判。
在北京工作時的七堇年。（圖/受訪者提供）
2014至2018年，正當國內影視改編熱，作家手上的熱門IP被資本瘋搶。七堇年的《平生歡》也被影視公司看上，對方邀她改編劇本。於是她搬到北京，從零開始學習編劇，和影視行業的上下游打交道，和合作方反覆開劇本研討會。但當書變成IP、電影專案之後，便需要編劇、製片人、導演、投資方等多方角色參與。專案能否落成，得看天時地利。
有些時候，七堇年發現北京的工作更痛苦。單純的寫作是挺私人且獨立的工作。但進入創投圈的職業作家，會被全方位評估，周圍的人會推動你運營個人品牌。七堇年對此沒有興趣，她只想在生活裡做一個普通人。她不擅長流連飯局，也不想吸引眼球和關注，名人太辛苦了，“那碗飯真不是我吃的”。
當然，她也認清了每個選擇背後的代價。放棄刻意宣傳和運營後，七堇年就像在行業裡“消失”了一樣。她依然認為作家不必如此。她提起竇唯：“大家看他穿著厚厚的棉襖，鬍子也沒刮，一個人，好像很落魄。但我覺得他很自在啊，他在享受他自己的創作與生活。”
“完美的閉環”
對她來說，在北京生活的另一重難受在於，它離自然太遠了，日常呆在出租房裡，感覺生活是不流動的。
小時候她的家在瀘州市郊，有大樹和山坡。不用學習的時候，她就和小夥伴在山坡上跑，在小溪裡捉魚蝦，春天的時候種葫蘆。她還養過一隻母雞，每天早上都會下一隻蛋。被學習、鋼琴、畫畫塞滿的童年，唯一的閒暇是與自然相處的時刻，這些時刻曾經給她最初始的自然記憶。多年以後她回去看，瀘州原本的郊區已經城市化了，周邊都是新建的樓盤，不再是她記得的樣子。
離開北京以後，她決定搬回成都。在這裡，她能享受城市的便利，亦隨時可向自然出發，離山野不遠也不近，離媽媽不遠也不近。
她喜歡“沒有天花板的地方”，工作的間歇期，她就進山。《橫斷浪途》裡她寫，“帳篷意味著永恆的臨時感，無比自由，隨時可以出發，隨時可以停下。一套屬於自己的帳篷和睡袋，無論再舊，都是乾淨的居所。”
（圖/《新週刊》）
在這幾年，她也經常想生活的意義。如果沒有選擇“主流生活方式”，沒有正常通勤上下班、組建家庭，每天直面自我，與自己的思想相處，需要很高的心理能量，否則很容易感到虛無。但就在這幾年，七堇年嚐遍了大多數戶外運動：徒步、爬山、攀巖、攀冰、洞穴探險、飛滑翔傘、潛水……戶外與大自然的亙古與廣博，消解了一些她對生活的困惑。
比如飛滑翔傘先得坐麵包車上山，然後人再飛下來，一天來回幾次。“有時候（覺得這）禁不住細想。從結果來看，上去又下來，多麼徒勞啊！但對身處其中的人來說，上去，下來，飛傘，攀巖，滑雪，跳水，哪一樣不是如此？運動本身就是一切，它就是你度過這一生的方式。”
往前數的人生裡，她經常有競賽的壓力。但這幾年的戶外生活，給了她極大的安慰。“像我們身後這個無名的小山坡，可能只是給人類世界的精神圖景增加了一株小草。寫作也是這樣，也許不見得被多少人讀到，但我用寫作去度過我的生命。”
嘗試多種戶外運動的七堇年。（圖/受訪者提供）
離開瀘州之後，她曾有十多年不再彈琴和畫畫。在以前，這像是指向媽媽的內在對抗——彈琴和畫畫，都是媽媽選的；她想要的是寫作。但35歲以後，她重新畫畫、彈琴。
老家的鋼琴早已受了潮，音也不準了，可要不是太笨重、太麻煩，她還想將它搬到成都的家裡。她重新買了電鋼琴，現在早上起床也偶爾會彈彈。那些曾經讓她感到痛苦的、枯燥的訓練，確實也有滋養她的部分，她如今可以純粹地享受藝術本身了。
但對她來說，所謂的“和解”，“只是一個敘事上聽起來很完美的閉環”。如今七堇年37歲，媽媽已經73歲了。對她來說，“牽媽媽的手，比登山還難”。除了責備，媽媽依然很少表達真正的情感。她們不曾真正地聊天，對話大都是事務性的。直至現在，每個月打的那一通電話，聊天還是隻持續1分鐘，大多數時候的內容是相互叮囑注意身體。
（圖/《新週刊》）
大學二年級時，七堇年給媽媽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那年她20歲上下，每天是易燃易爆炸的狀態。看了簡媜的《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她第一次意識到，媽媽正在面對孤獨與衰老。媽媽生她時36歲，等她進入大學時期，媽媽已經邁向老年了。
“那時我第一次想，也許她也很不容易吧。”在信裡，她寫了些從沒跟媽媽講過的話：小時候你對我很嚴格，現在你對我是否滿意；她聊了自己身上隱含的自卑情結……洋洋灑灑寫了很多，可媽媽沒有回信，甚至也沒回話。隔了一兩個月，她問起時，媽媽才說收到信了。但過去了的事，她似乎不想再提。
情感表達是媽媽不曾學過的功課。後來的這麼些年，她們偶爾也會觸碰到這個話題，但每回都聊不深，似乎都在迴避著，擔心再聊下去兩個人都會很難過，最後也是徒勞。
不是所有故事都需要以和解為結局。她們各自選擇舒適的姿勢自處。如今，母女倆分開獨自生活。上個月媽媽身體不適，需要在成都做個小手術，卻在她家住了幾天就回家了。成都那麼大，早高峰很嘈雜，路上的人走那麼快，媽媽很不習慣。
（圖/《新週刊》）
經歷過痛苦婚姻的媽媽，也不曾催促女兒進入婚姻。媽媽平時還是住在瀘州的職工社群裡，和幾個認識了幾十年的好友維繫著一種共居關係：兒女都不在家了，他們互相照料，共同養老。
就連過年，母女倆都是分開過的。去年媽媽就和朋友約定了在海南碰頭，73歲的老太太獨自開車南下。
媽媽和朋友熟悉的生活是：早上起來澆花、喂鳥，一起打牌、聊天、散步，輪流買菜，請對方吃飯。年輕人想象的社群養老、共享養老，在媽媽生活的大院裡，已經實現了一部分。
而七堇年也在構建自己的節奏：早上6點起床，高效地處理工作，寫作；下午則看書，運動，偶爾也會騎著共享單車在周邊綠道轉轉，感受風。等大段的工作完畢，她進山，徒步或攀巖，手機離開服務區，離開城市的訊號。
（圖/受訪者提供）
她已經比賽了三十多年了。35歲以後，她只和自己比賽。有一句朋友發來的話，她覺得很有意思：“人們津津有味地談論曠野、販賣曠野，但實際真正對曠野感興趣的人只是身在其中，壓根沒興趣上網。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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