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以萬聖節為起點，聖誕節為終點，我都會處於一種內心和外部世界有隔閡，以懸浮心態生活的兩個月。
傳統節日是生活在當下的人和過往聯結的方式，但哪怕來美20年，我依然沒有建立起和這幾個節日相關的記憶和過往。眼見著周圍的人熱熱鬧鬧的慶祝這個節日，我卻難以在內心沒有建立起真正認同的時候，投入具體的行動。
在學生時期，導師會邀請我們去他家一起過感恩節。他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猶太人，儘管飯桌上的食物是傳統的烤火雞，南瓜派，蔓越莓醬，但家裡也擺放著光明節的一些裝飾。在窗外飄著大雪的紐約上州，導師溫暖的家讓我們暫時放下了思考感恩節意義的焦慮。
搬來伯克利後，幾乎每年我們都會南下去趙晴家，吃吃玩玩的消解這一週假期，眼見著在在和抱抱兩個嬰兒一年年的長大。今年有了例外，因為打算寒假回國，爸爸的假期就都留給冬天了。於是我們哪兒都沒去，也因此我們不得不真正面對感恩節怎麼過這個問題。
我認識的華人朋友們，有很多可以無縫銜接的過起這些節日，熱火朝天的在萬聖節打扮院子，在感恩節烤一隻火雞，早早就買好了聖誕樹，掛上彩燈。能心無掛礙的投入其中，享受過節的快樂，是一種讓人羨慕的積極能力。
但我沒有這種能力。我彆彆扭扭的體會著自己的格格不入。在有了孩子之後，依然很難妥協。萬聖節我們依然不會裝飾房子，永遠在最後時刻去超市買糖；聖誕樹在勉強買了兩年之後，再也不買了，順帶也告訴了在在Santa是假的，你的玩具都是爸爸媽媽買的。火雞，更是一隻都沒進過我們家門，什麼理由也不能說服我烹飪和吃掉那隻又大又柴，時常看到在路邊散步的動物。
好在，我知道自己不會孤單，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在過往的這麼多年裡，移民、尤其是華人移民們，都是以怎樣的行動和態度去度過這個節日？講究美味的他們，有了孩子的他們，又是如何面對那些儀式的呢？
一番搜尋之後，我找到了這樣兩本書, 並的確在閱讀過程中，重新認識了感恩節，探尋了移民和感恩節的關係，以及得以坦然面對這個日子。
現代感恩節文化小史
先說說感恩節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北美獨有的節日，是為了1621 年來自英國的一批清教徒在原住民的幫助下學會了種植玉米等作物，並在秋天獲得豐收後，為了感謝上帝的恩典和原住民的幫助而舉辦的一場慶典。
此時的感恩節還只是侷限在美國東北部的區域性活動。將其變成全國性節日的，是一位名叫Sarah Joseph Hale的女性。大部分人並不知道Sarah, 但都聽過她創作的Mary has a little lamb。作為當年少有的女性雜誌的編輯，Sarah在1946年開始寫信給各地政客和林肯總統倡議將感恩節變為全國性的節日。一開始她的要求並不被政客們當真。
沒過幾年，南北戰爭的槍聲響起，炮火和鮮血撕裂了這個國家，領袖和人民都迫切需要一股彌合，團結和撫慰的力量。林肯總統在戰爭中的1963年簽署了法令，宣佈將每年1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設為感恩節，以促進全國的團結和和解。Sarah和林肯賦予了感恩節的現代意義，即作為一種紀念儀式，美國人象徵性地重返建國盛事，重申其基本的民族、家庭和宗教價值觀。
為了響應林肯的宣言，北方婦女烤餡餅捐給士兵的家人，其他人則給戰場上計程車兵送去火雞。廢奴主義者Sojourner Truth在密歇根州的戰溪挨家挨戶為駐紮在底特律的黑人部隊募集感恩節晚餐所需的食物。這些為疲憊計程車兵提供感恩節大餐的活動表達了北方家庭對家庭和聯邦事業的雙重信念。
在接下來的幾個十年中，商業、鐵路、移民和城市生活的發展使人們對傳統道德產生懷疑，也造成了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鴻溝，而這種鴻溝可以透過設立一個 “老式節日 ”來彌合。感恩節的懷舊情緒是對更簡單、更善良、更熱心公益的過去的一種嚮往。作為家庭團聚的節日，感恩節舒緩了工業革命和商業革命帶來的社會動盪。
而感恩節的回家儀式也使個人主義和家庭義務得以協調。只要能與家人團聚，參加這場特殊的盛宴，美國人就既能自食其力，又能成為順從的兒子。在1981 年的調查中，每 10 個美國人中就有 9 人表示，感恩節聚會是他們家庭的傳統。因此感恩節前後的機場和高速公路比任何其他時候都要擁擠。
當然，和其他所有節日一樣，感恩節得到推廣和普遍接受，也和其商業利益密切相關。1924年開始的梅西百貨parade是節日商業化的標誌性起點。當商業接手節日，超市，百貨店，廣告商，糖果商，賀卡銷售商等等企業也積極投入。每一個節日該怎麼裝飾，吃什麼食物，買什麼禮物逐漸變得深入人心。從那時起，很難有節日不包含禮物，花束，卡片和糖果四個元素。當然也有批評者認為，恰恰是人們對消費的痴迷褻瀆了節日的神聖意義，消耗了一些人過節的熱情。
二十世紀初的經濟大蕭條中，羅斯福為了刺激消費，將節日購物季提前。感恩節從1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變成了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這個調整雖微小，但在一些年中將消費季節提前，既保留了傳統，又促進了商業利益。
二十世紀40年代，在美國決定加入二次大戰之前，羅斯福總統試圖為他的租借政策和美國中立的立場辯護。他列舉了美國希望在世界上確保的四項自由：言論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信仰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日本轟炸珍珠港後，羅斯福解釋說，世界大戰的目的是確保美國人和全世界的四大自由。受羅斯福演講的啟發，Norman Rockwell於 1942 年著手畫出了Freedom from Want這幅標誌性的作品。畫面中一個幸福的家庭圍坐在食物充沛的感恩節餐桌旁，這幅畫象徵著二戰一代人的家庭和國家的團結。Rockwell形象地解釋了二戰期間美國人在戰場上犧牲是為了什麼。
這幅畫後來被戰爭貸款活動使用，被放在《星期六晚郵報》的封面上發表、用以銷售戰爭債券。數百萬幅羅克韋爾的畫作被出版，原作也成為戰爭債券委員會巡迴展覽的一部分而出盡風頭。羅克韋爾的插圖以及羅斯福將自由表述為
“
免於匱乏的自由
”
，強調了新政的信念，即經濟安全是支撐人類自由的必要條件。
然而，在接下來的二十世紀下半葉，羅克韋爾的作品成了人們嘲笑的物件，代表了主流文化和美國白人對其他文化無知的象徵。藝術家和作家透過各種再創作，嘲笑和戲仿洛克威爾這張肖像畫。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經歷了天翻地覆的反文化運動，校園裡的動盪不安，年輕人對傳統道德和權威的反抗和不屑，都讓感恩節這個重視家庭這個單一文化理想的節日在被重新審視。
曾經勇敢的拓荒者變成了兇狠的掠奪者。感恩節被描述成透過屠殺印第安人而實現豐收和民族團結的象徵。20 世紀 60 年代，學校教師開始在感恩節時告訴孩子新版本的感恩節歷史。以開拓者暴力對待原住民的故事和藝術作品增多。
同時，就像近些年每到春節時，網上就會湧現大家庭重聚給個體帶來困擾的帖子，感恩節作為家庭聚會對人的折磨也被更多的展示。作家Francine DePlessix Gray將家比喻為監獄和野獸，她寫道：“感恩節是罪惡與恩典並存的日子，家人就像一把斧頭，懸在神聖的受害者頭上。這是一個讓人發瘋的完美日子”。之前大多展示家庭和睦的感恩節景象，也時常被家庭矛盾，痛苦的童年和討厭的親戚所代替了。
而少數族裔也日益認識到感恩節是國家碾壓了其他宗教和文化而制定的國家節日，這個源於白人清教徒的節日是一種暴政，他們寧願透過獨自度過來進行對抗。在“A world of their own making”一書中，John Gillis提出當代家庭是維多利亞時代遺留下來的一成不變的慶祝形式的受害者。
社會學家涂爾幹認為節日讓人們從關注自我和功利主義的日常生活中脫身而出，聚在一起體驗共同的記憶和理想，完成人類公共和社會性的部分。人類學家Moore 和Myerhoff 則認為因為儀式的不容置疑性們，它反而經常被用以傳達那些值得懷疑的的內容，比如愛國，慈善和消費。在被當成節日慶祝的不到兩百年裡，感恩節包含了以上各種不同意義。我們也看到，作為一個被人創造，被社會構建出的節日，感恩節在不同時代，社會面臨不同挑戰和不同人群眼中，有時格外被需要，也有時格外被嫌棄。節日被如何看待，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生活在怎樣的時代，我們又認為自己是誰。
那麼，不斷到來的移民是如何解讀和度過感恩節的呢？
感恩節和移民：
早在林肯當選之前，美國民族主義就已影響到感恩節的慶祝方式。20 世紀初，改革者們把感恩節視為將新移民納入國家的手段。他們試圖將新移民美國化，這既是一種歡迎的姿態，也是英國新教精英文化力量的體現。
1890 年至 1920 年間，友好的清教徒與印第安鄰居和解的畫面成為感恩節報紙廣告和學校慶典的一大亮點。感恩節的慶祝活動不斷發生變化，學校教師把感恩節變成了一個美國化的儀式，一個歡迎移民成為潛在公民和愛國者的節日。老師們精心設計場景，在教室和學校集會上，學生們朗誦詩歌、扮演短劇、剪紙南瓜、畫小木屋。他們被老師告知，所有美國人要麼是移民，要麼是移民的後代；有些人只是比其他人更早到達美國。一位義大利移民學生指出，“清教徒的祖先來這裡是為了追求宗教自由；我們來這裡是為了追求更多更好的麵包。”
教育者們認識到，培養移民與國家之間的情感紐帶是一種必須。他們可以向移民孩子傳授美國曆史並學習有關節日的知識，但家庭才是傳遞愛國主義最深厚情感的地方。對國家的熱愛需要在家中得到強化。在共同的餐桌旁舉行盛宴，代表著新移民對美國習俗和歷史的接受，也代表著他們認識到要儘自己的一份力量來鼓勵孩子萌芽中的愛國主義。學生們扮演著文化傳播者的角色，他們把在學校學到的有關慶祝活動、國家歷史和文化象徵的想法帶回家，將在手工課上剪出的紙南瓜和火雞貼在窗玻璃上，此外，他們還會懇求母親買一隻火雞來烤。
實際上，正如賓州州立大學現代史教授Gary Cross主張的，美國的很多節日都在近現代變得越來越以兒童為中心，無論是萬聖節的trick or treat, 復活節的大兔子和撿蛋，還是聖誕節的Santa和聖誕樹下堆得高高的玩具禮盒，人們越來越圍繞著孩子在過這些節。
老師們的努力得到了怎樣的回應呢？人們可能會認為，因為是慶祝家庭的節日，所以移民會特別樂於接受感恩節。這是一個品嚐美食和社交的機會，一個講述全家移民到新世界傳奇故事的機會。然而，除了來自加拿大的移民外，其他移民對慶祝感恩節往往態度模糊。
一位猶太兒童的母親拒絕女兒慶祝感恩節的請求，其原因既有宗教因素，也有隱蔽的文化因素。Pearl Kazin 是一位短篇小說家，1955年11月的《紐約客》曾發表了她寫作的一篇童年回憶。在她十歲左右的一個感恩節，她問母親：”可是媽媽，為什麼我們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在感恩節吃火雞呢？” 她的母親回答說：“誰是其他人？費恩家感恩節吃火雞嗎？我們的節日還不夠多嗎？
社會學家通常將節日和家庭儀式看作為文化適應的證據。在一些少數族裔家庭拒絕同化的同時，也有移民父母擁抱和接受同化。
很多原本對這些節日並不上心的移民父母，為了孩子，打起精神努力學習各種節日的儀式。人們發現，第一代移民經常傾向於保持自己文化的傳統，但第二代人往往希望按照美國的方式做事。在種族歧視嚴重的 20 世紀 20 到 50 年代，許多少數族裔，比如西班牙裔和華裔美國人，都在努力融入美國文化。他們想成為真正的美國人。進入20 世紀 50 年代，瀰漫的冷戰氛圍、籠罩的麥卡錫主義，消費品的大規模營銷，以及電視這種剛出現的新媒體所強加的一致性，都促使許多美國人竭力淡化甚至掩蓋自己的種族根源。
在1943年出版的，描寫舊金山唐人街的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中，華人作者Pardee Lowe提到了加州的一位沒有宗教信仰的華裔母親。她盡心盡力的準備了節日盛宴，在她看來，感恩節是中國人對東道主社會熱情款待的一個節日，並且“我們分享美國鄰居的節日……因為我們希望與他們和平、和諧地生活在一起，也因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羨慕別人的過程中長大”。
80年前唐人街這個華人媽媽的心情今天依然徘徊在我們的心裡。沒有在在的時候，我可以毫無心理負擔的不去理會這幾個節日的傳統儀式。但面對孩子，我卻有了糾結。我有沒有權力，是否有必要，讓他從小就體會到和周圍環境的格格不入？還是我可以選擇，也讓他體會到，我們做什麼，並不取決於別人做了什麼？
在很多情況下，移民採取的是自身文化和美國主流元素的融合。以食物為例，在感恩節，很少有移民家庭會完整採用美式選單。對大多數人來說，餐桌上有了火雞已經足夠，其他配菜和甜點則會來自於各自的文化。比如墨西哥移民可能會吃火雞玉米卷，義大利移民可能吃千層麵佐以火雞餡兒的香腸，華裔母親會把糯米混合物塞進火雞裡，也有越來越多人乾脆用烤鴨代替火雞。
作家Maulana Karenga認為，要正確回答 “我是誰 ”的問題，就必須瞭解自己的歷史，實踐自己的文化。但是，隨著遷徙，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甚至我們自己，早已呈現出馬賽克般的複雜交錯。也許正如人們正在實踐著的，民族性與文化適應不僅可以共存，而且相輔相成。
至於今年的感恩節怎麼過，在兔子洞般的歷史裡鑽來鑽去了幾天之後，我已經不再糾結。一個來自南亞文化的朋友家請我們一起去吃晚飯，“It will definitely be full and chaotic in here and we want you guys in the mix”。我有把握他們不會做火雞，於是欣然同意。
昨天我和和在在聊到這件事，小孩淡淡的說：“我喜歡火雞，我不想吃它們…有些人願意吃火雞過感恩節，那只是他們的方式，不是我的。”
對他這句話，我愣是生出了幾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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