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幻世界還只是停留在鐳射槍、機器人、宇宙飛船之時，厄休拉·勒古恩出現了，她的存在強悍地改變了原來的科幻小說的正規化，也改變了一百多年裡科幻小說是男性專有領地的現實，她將科幻小說引入了之前從未真正涉及的領域，她關注人和人類社會的去向，為硬科幻注入濃郁的人文主義色彩，拓寬了科幻小說的邊界。
厄休拉·勒古恩被《紐約時報》稱為“美國當代最偉大的科幻小說家”，她一生獲得8次雨果獎、6次星雲獎，2014年她獲得了美國文學傑出貢獻獎。在領獎之後，她對著書商、評委和業界大佬說：“書籍利潤的刺激往往與藝術的目標相沖突，我們活在資本主義中，它的權力看似不可逃離……我不想眼睜睜地看著美國文學被出賣。”
厄休拉說自己可不會說什麼他們期望的一個老太太會說的話，她無所顧忌地發言，很多人也因此給她貼上“高知悍婦”的標籤。
在《厄休拉·K·勒古恩的世界》紀錄片裡，厄休拉在拉德克利夫學院的朋友說她“有一種率直的口鋒，能讓人們覺得非常振奮人心，這在那樣的環境裡並不常見，她甚至可能有點嚇人，因為她有一個鋒利而敏銳的心智，而且她對關心的事情有著強烈的感情。”
這就是厄休拉，一個極具勇氣，毫不退縮的知識分子，她會不斷觸及大家不敢言說的話題，為其他作家的藝術自由發聲，反對壓制公共話語的政府制度，作家狄奧多拉·高斯評價她“是人類精神的代言人”。
她會說：“藝術不是賽馬，文學不是奧運。”
她評價歐內斯特·海明威：“他明明才華橫溢，不偽裝也能大獲成功，卻還是喜歡裝腔作勢。”
她批評社會對女性主義的態度：“在大多數女性主義者還沒找到火柴時，兩性中驚慌失措的厭女者就在哀號房子要被燒燬了。”
她寫伍爾夫勉強逃脫了死後被人從文學經典中刪除，但是仍然被人敗壞名譽、貶損人格：“馬塞爾·普魯斯特的侷限性和神經質至少同伍爾夫一樣顯著，但普魯斯特不僅需要一個獨立的房間，還得是軟木貼面的房間，人們將此視為他是天才的證明，而伍爾夫聽到鳥兒用希臘語歌唱則只能表明她是個病態的女人。”
她寫男作家將文學視為錦標賽，追求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而“偉大”和文學都被認為是男性的領域。“無論競爭具備怎樣的優點，女性仍然深受社會規訓，對於宣稱自己的偉大超越男性慎之又慎……文學恰是諸多男性理所當然視為己有的領域。”
在厄休拉·勒古恩開始寫作時，當時的美國市場上全都是刻板十足的科幻小說，主流文學界認為其毫無價值。而當時文學界最受追捧的作家是海明威，是有男子氣概、現實主義的作品。
但科幻小說裡總是有一些“跑調”的東西，而厄休拉·勒古恩的科幻小說更是和那些硬科幻不同，她關注更本質的、思想的、情感的東西，所以無論從哪種層面來講，她的寫作都是很不被市場看好的。
這讓厄休拉·勒古恩不斷遭遇退稿：“你寫的很好，但是很少有美國讀者會對這些感興趣”。她幾乎有些絕望了，“我在做什麼？我在騙自己嗎？”她只能偶爾在特別特別小的雜誌上發表一首詩。
但厄休拉·勒古恩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價值。她知道自己的作品不是二流作品，她知道自己的寫作具有文學上的價值，她寫的不是墨守成規的東西，而是極具反叛精神，她在照顧三個小孩的同時堅持寫作，直到作品逐漸可以出版。
1969年厄休拉寫出了《黑暗的左手》，因其對兩性問題的全新思考、豐富的思想內涵和高度的文學成就，被公認為“劃時代的偉大作品”，這本書同時獲得了雨果獎和星雲獎這兩大世界科幻獎。
《黑暗的左手》
當時的很多科幻作者只關心物理、天文、化學等科學技術，但厄休拉從社會科學和人類學裡獲得了很多靈感，“當我創造另一個星球、另一個世界的時候會在上面構建一個社會，我想要強調我所構建社會的複雜性，而不是僅僅說這是個大帝國就完了。”
《黑暗的左手》的書寫起源於一個好奇——“男人和女人的區別到底是什麼？”厄休拉不滿於生活和社會中對性別的定義。
她思考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創造了一個“冬星”，這個星球上的格森人雌雄同體，只有在進入克慕期才會有性慾，並會隨機成為女性，或者是男性，他們無從知曉自己的性別，也無法選擇，沒有偏好，短暫的克慕期結束後，性別又消失了，一個格森人在一生中既可能是母親也可能是父親。厄休拉很喜歡自己在書中寫下的一個句子：“國王（king）懷孕了。”
厄休拉顛覆慣有的思維方式，在文字世界進行思想和想象力的實驗：消除性別之後，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在冬星上，一樣會有權力鬥爭和衝突，但是沒有大規模的戰爭，國家在民主和權威，分權和集中制度裡搖擺。這個世界沒有剝削，格森人不會蹂躪他們的世界。他們有發達的科技但是發展很緩慢，他們沒有迅速發展進步的神話。
最為鮮明的是沒有性別。“這裡的所有人都不會有其他地方女性可能遭受的心理或身體上的束縛；這裡的人也就不能享受到其他地方男性所有的那種自由。”人類思維中普遍存在的二元論傾向被弱化、轉變，沒有強勢與弱勢、保護與被保護、支配與順從、佔有與被佔有、主動與被動之分。
小說的敘述視角是金利（Genly），這個來自地球的男性深陷二元論的性別思維，總是要把對方視為男人或女人，並在對方表現出所謂“女性特質”時表現出輕視。格森人也會將金利視作是“性變態”，因為他擁有固定性別，隨時都在克慕期。
在地球，性別決定著幾乎所有的一切，一個人的衣著、自我期望、行為、世界觀、道德觀、生活方式，但是在冬星，這種性別歸類是毫無意義的，地球上關於性的所有社會交往模式在這裡都不存在，格森人沒有性別角色，不符合期望的固有模式。
直到和冬星上的人深入交往之後，金利意識到無法透過性別去定義對方。“在我們的社會里，一個男人想要別人認為自己陽剛有力，一個女人想要別人欣賞自己柔弱溫婉的女性氣質，不管這種認可同欣賞表現得多麼間接、多麼微妙。而在冬星，這兩樣都不會有。”
在冬星，“尊重一個人、評價一個人，都只是將他看作是一個純粹的人。”這對於金利來說是從未體驗過的。
這種設定讓《黑暗的左手》顯示出截然不同的氣質。《城與城》作者柴納·米耶維說：“如今人們對性別質疑和性別流動的興趣大了很多，對一個年輕讀者認識這點可能有些困難：當年她是多麼非凡和強大才做到這一切。”
但在那個年代，厄休拉同樣也有自己的侷限，當時的科幻小說只有男性主角，女性人物都是次要、邊緣的，厄休拉的早期作品也是這樣。即使是在最具有女性意識的小說《黑暗的左手》裡，當格森人還沒轉變成某種具體的性別時，厄休拉一直都使用男性代詞“他”（He/him/his）來指稱所有人，這也被一些女性主義者批評。
厄休拉對此絕對地坦誠，她一直都不迴避外界的批評：“地海系列作為女性主義文學來說是毫無價值的。因為我自己所接受的典範教育與文化薰陶，我無法深入地想象出一個女性巫師。或許我最終能學會，但當我寫這幾本書時就是做不到。我多麼希望自己當時能做到這一點。”
她誠懇地審視自己：“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在做的是假裝像男人一樣思考。現在我必須思考，我為什麼幾乎完全把男性放在這幾本書的中心？而女性則要麼是處於邊緣的，要麼就在某些方面依賴男性。”
美國70年代女權主義運動興起時，厄休拉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她沒有像一個女權主義者一樣行動，因為她認為自己無法和婚姻、男人、母親的身份撇清關係，這也讓她一度對女權運動有些警惕，但她當然會受到影響，她也一直都在用書寫和行動去實踐女性主義，她會讀女性作品，思考性別的特權，重新思考寫作。
後來厄休拉寫出了《地海孤兒》，她轉變了視角，不再從強勢者的視角看地海，而是從弱勢者的視角看地海，於是地海系列開始有了更多女性巫師的故事，有了第一位站出來挑戰柔克島男性傳統的女巫。地海逐漸顯示出了另一種面貌。
厄休拉在成長，她創造的這個世界也同樣在變化，男性角色失去力量，顯出脆弱，女性角色自我發現，很多老讀者特別是男性對此不適應，把這看作是女權主義的宣告，是背叛，但厄休拉說，如果她沒有轉變成女性的視角去寫，她可能早就停止了寫作。
編輯：Tristan
撰文：周取
設計：曉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