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羅曉蘭
編輯 | 陶若谷
剪輯 | 於曉川
豬腳粉店
每年都有人回梅田。還在大巴車上就開始唱歌，《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故鄉的雲》，同一個礦的坐一輛車，穿統一的藍色或白色T恤，進去之後四處看一看，拍拍照，站在斷壁殘垣裡拜一拜，為開闢這片土地的、故去的前輩鞠躬。剛默哀完，就在廢墟上擺桌椅吃席。
還會去一個有名的豬腳粉店，它幾十年從沒裝修過，很簡陋，但礦務局子弟都會去，一邊談論和梅田相關的記憶，一邊或站或蹲地吃粉，因為人太多，坐不下。有人說以前每天上學都吃，這裡麵包含了太多東西。那是豬腳粉店一年裡最熱鬧的時候，老闆提前接到組織者的電話，凌晨就開始準備。
一個退休老師，突然想起有個奶奶當年幫她帶了幾年小孩，就去看她。奶奶八九十歲了，滿頭白髮，看到她來很驚訝。家裡沒什麼珍饈，奶奶一直叫她吃花生。臨走時退休老師給奶奶塞錢，奶奶不願意，說我不要，踉蹌著追到門口。老師說不要來了，年齡那麼大了，奶奶就衝老師哽咽著喊“一路平安，一生平安”。
那一刻我很感動。嚴格來說它不是好的鏡頭，因為來不及把相機從腳架上取下來，鏡頭在抖動。但想到她們未來再也不會見，這種不計回報的感情很珍貴。
那次有好幾個大巴車回去，其實就待半天，因為無處可歸，但他們都熱淚盈眶的。起初我不理解他們為什麼情感這麼濃烈，組織挺麻煩的，我們本科畢業10年說聚會，一直沒組織。他們回去能得到什麼？到底要找什麼？
●《他鄉》劇照。講述者供圖
一個當地婦女揹著孩子站在一旁，看著這群人，也說“我就覺得他們很奇怪，我們都不認識他們，不知道他們幹什麼”。對於煤礦開採，本地人一直心存芥蒂，總覺得你們外地的，憑什麼開採我們的資源？他們有很強的土地意識，這片地是我的，泥土下面的煤也應該是我的。
日常矛盾也有。本地人去礦上偷電；地空了，莊稼枯竭；村子離得近的房屋會開裂，陷下去，有很多坑，有兩個男孩掉在坑裡，淹死了。父母眼睜睜看著孩子上不來，是一生的痛——開礦的錢沒落到他們手上，他們還要遭受這些。其實沒有什麼對跟錯，大家都在時代洪流中。
然而，這些天南海北的人又拖家帶口地離開了。本地人不同意，開了我的礦就想這麼走嗎？而且沒了礦，也沒快錢賺了。他們設關卡，在路上挖大坑，要留下買路財。外地人今天走，明天本地人就把窗戶敲下來賣鐵，只要能賣廢品的都賣掉。那些房子除了牆，連沙發窗戶都沒有。
離開的人回來，看到曾經的家變成這樣，可能也是他們熱淚盈眶的一個原因——這確實是最美好的東西，但它不存在了。確信它不存在，你反倒更為懷念它。
回來的多是三四十歲的礦區“二代”，他們的父母年紀大了，有的拍攝時還在，後面去世了。離開梅田後，大多數人去了珠三角，“一代”調到外地的單位比如煤炭局，類似公務員有編制的，“二代”有的打工，創業，還有的也像我們一樣，讀完大學留在那裡。當時我們拍攝一個離開梅田後在廣州做老師的，特別熱情，每次要請我們吃飯。
有個“二代”回梅田遇到小學同學，19年沒見了，見了面突然覺得有點想念，離開後又回到兩個不同的世界。雙方文化背景不同，難以彼此融入。那個退休老師和“育兒嫂”奶奶，她們平時不會聯絡，一開始老師也沒想去看她。也許正是因為兩個世界的人，再次碰到一起，才會迸發出那種短暫濃烈的感情。
也有留下來的外地人，不是想不想走，是能不能走的問題——回老家，沒房子，沒地方住；他們來梅田幾十年，回老家的村裡沒幾個人認識；老了，子女在城裡，跟子女關係不親密沒法去一起住。本地人接手礦後，留下的外地人繼續當礦工，有的得了塵肺病，也幹不了力氣活。有個寡婦，她老公在礦難中去世，礦裡建議她們搬到廣東的一個相鄰小鎮。她不想搬，因為所有的寡婦都住一棟樓，那棟樓就叫寡婦樓，聽起來就慪氣。
撿破爛的張德軍，也是一個外地人，很有喜劇效果。他有兩次隱晦地問，“你們拍有沒有錢給我”，但經費有限，我們只能提兩袋水果。這人金句頻發，說撿破爛不是為了錢，只是一種消遣，他自己有上百萬的存款，還說“人貴於勤勞，鳥美於羽毛”。
●劇照。講述者供圖
他也常吃豬腳粉，不要豬腳，就是湯加粉，2塊錢，有時我們請他吃。粉店有好幾個價格，外地人看上去能付得起的，就十幾塊，12、16、18、20塊不等。老闆其實也是外地人，來了礦上工作，跟梅田的姑娘結婚，留在當地開店。
當地人有的一邊打零工，一邊買彩票，期望自己中大獎。張德軍有次在豬腳粉店，一邊抽菸，一邊高談闊論不信這些，老闆和他老婆都調侃他。
當時想把那個店做成老舍的“茶館”，人來來去去，是一個非常好的空間，可以拍梅田本地人，像《鐵西區》那種有幾個家庭。沒想到有了投資，可以拍另一條線——離開的人去了哪裡？不過梅田依然是主角。
“夢都”
梅田在湖南郴州，當地人都叫它“小香港”。上個世紀60年代，響應“要迅速改變北煤南運現狀”的指示，梅田礦區被劃給廣東開發。一個政策，全國各地的人都來了，很多是有技術的大學生，礦工有本地也有外地的。最多時，梅田有10萬人。80年代，小鎮就有自己的車隊，年輕人穿著時尚去歌舞廳跳舞，電影院第一時間放最新上映的電影。小鎮坐落在貧困縣，但是這裡的居民去到廣東也受人尊敬，被認為是有錢人。
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我6歲之前住在梅田，大姑家也在那裡開私人診所。童年跟兄弟姐妹們瘋玩度過，在街上瘋跑。記憶中，街道以前很擁擠，很髒，人和煤都特別多。不能穿白褲子，因為穿上在街上走一走，白褲子會變成灰色，甚至黑色。
上小學前，我們搬家到了縣城，後來大姑家也搬走了。2012年我再回去，看到都是空房子，街道冷冷清清。我於是產生好奇：為什麼以前那麼多人，這些人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了？
●紀錄片《他鄉》截圖
跟朋友們聊，大家也感興趣，很快就開始了拍攝。我們製片人周浩導演問，可以拍到某個地方某些人嗎？我就說，拍攝物件都挺願意跟我交流的。當時他聽了非常驚訝，因為很多時候獲得別人的拍攝許可，是挺難的事。
真正開始拍攝了就還好。他們都非常樂意訴說，在珠三角，80來歲的老奶奶可以一坐一下午，對著燈光、攝影器材，說到動情處流了幾次眼淚，把我也感染了。二代們也回憶童年摘野果，抓青蛙，很幸福。情感濃烈程度讓我很驚訝，我沒有想到那裡對他們來說那麼美好。
礦務局原辦公室主任歐小立一直描繪對梅田的記憶，現在還經常在QQ空間、朋友圈、抖音發。就像個史官在記錄，畫臨時蓋的竹蓆房屋，畫礦工遺像，畫祭拜的大場面。
1985年7月12日，梅田礦務局發生重大瓦斯突出事故，56人遇難。聊起這段，歐小立為生命流逝悲痛，另一方面又很敬重，那些出意外的礦工都叫“烈士”，他們的死去都叫“犧牲”。歐小立身體有些殘疾，但手很巧，還會電焊，幫我們修好了麥克風。
90年代，礦務局子女開始離開梅田，有些拒絕父母求穩的建議，南下闖蕩。梅田開始衰落，加上煤價下降，南方本就不適合挖煤，下深井成本大，無法回本。礦區相繼關閉，有些小礦被私人接手。（注：公開資料顯示，1996年，梅田礦務局實施“關、停、並、轉”，礦區相繼關閉。2000年12月全域性停產關閉，2002年依法宣佈破產。）
這個片子的投資人江朝輝也在礦區長大，高中畢業後去中山打工，後來辦自己的廠。他投資就是感情在，也不是投完甩手就不管了，還定期跟我們開會，每次見到我們都要問：“片子到底能做成什麼樣呢？”他和幾個從小一起在梅田長大的朋友定期吃飯聚會，做生意久了，沒那麼容易跟人交心，見的這幾個人，就是知心的朋友。
他們的這種感情，可能某種程度上是對自己青春的懷念。起初我想給紀錄片取名《夢都》。梅田以前有一個叫“夢都”的歌舞廳，現在廢棄了，變成一個小型製衣廠，裡面縫紉機的聲音滴滴答答，女人們大聲說話。她們都是本地婦女，打零工維生，有些人的丈夫曾經也在礦上工作，開礦車之類的。後來收入少了，子女也大了，就打工貼補家用。
●“夢都”歌舞廳。講述者供圖
現在蜘蛛網下，“夢都”的牌匾，吊頂上的燈，廢棄的音箱仍舊留在那裡。我每次路過，都會駐足一會兒，會想這個小鎮的起起伏伏，承載著多少人的夢吶。這些夢又隨著小鎮的起伏而消逝，那些時常回到小鎮的“闖入者”，又何嘗不是回到“夢都”尋夢呢？或許這就是人生？
後來周導（周浩）說片名就叫《他鄉》，更現實主義，能夠統合整個片子的一種情感。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的確《夢都》更懷舊。拍攝好幾年，我也明白了他們的感情——為什麼他們要回去，但是又要離開，其實他們懷念的是繁華時期的梅田，“人心的繁華”，以及集體的情感。
人其實很難真正回到一個地方
從梅田離開的人，沒法回答“你的老家在哪裡”這個問題。
他們到了廣東說自己是梅田人，別人不知道，每一個人都很願意解釋：曾經的小香港，很繁華，你們廣東沒有看到碟片，我們那的電影院已經先放了。
回到梅田，他們又是遊客。別人問他是哪裡人，他說是礦務局的，他不能在當地人面前說我是梅田人。本地人叫他們“廣東仔”，就像我們投資人說的，“我不知道我是哪裡人，不知道自己將來去哪裡”。
礦務局的人只能講普通話，而不是當地方言。這群有知識或技能的人，建構了一個烏托邦。我想，他們回去是不是也吸取一種能量，再回到自己的地方繼續工作，好好做生意？
片子現在的執行製片雨曈是劍橋大學電影研究的學生，她每次看到“一路平安，一生平安”那裡都會落淚，說看到家鄉概念被拆解，無限縮小到兩位女性互動情感中，很動人。她給我們在劍橋辦學術放映，效果很好，之後一直幫助《他鄉》推廣和發行，也負責我們下部關於漁民上岸的片子——和《他鄉》一樣，關注時代變遷下告別過往的個人情感。
我們在劍橋辦展映的時候，票訂完了，有一個德國學生學社會學的，發郵件說很想來，來了踴躍提問，他們家也是做礦業的，說原來在中國一個小鎮裡有一群人跟他一樣。
比起拍的時候，我現在跟廠礦“二代”的共鳴會更強。讀小學前我就離開梅田到了縣城，上大學後在重慶多年，讀本碩博，又去布達佩斯做博士聯合培養，在倫敦做訪問學者，去過很多地方。我沒有那麼強的家鄉的概念，不知道哪裡是我的家鄉。回到梅田，我像一個陌生人，別人看我也是陌生人。
●攝製組在梅田拍攝。講述者供圖
因為那裡沒有真正有連線的人了。我爺爺、大姑爺都去世了，我大姑家遷出來，診所也沒開了。縣城的話，以前我每次回去會請朋友吃個飯，有時湊上十幾人。這幾年好朋友有了孩子，陷於非常現實的糾葛之中，就疏遠了。跟父母也有疏離感，這些年不斷向外走。這是成長帶來的，讀過的書、看過的東西都不一樣了。
大部分時間我一個人在長沙，但即便我有房子在那，也很難說我真的到家了，我也感覺好像我隨時可以離開。但跟這些礦務局“二代”不一樣，我的（情況）更像一種現代的懸浮感，你問我哪裡人，我還說是湖南人，但精神上的故鄉並不確切。
要說最喜歡的地方可能是布達佩斯，住所步行五分鐘就到Szabó Ervin中央圖書館，巴洛克式的宮殿，很典雅。春天，我常在午睡後，一個人帶上一本書、一支筆，路邊買一罐果汁或者啤酒，沿著多瑙河走一段。一個姐姐時常會開車接我去吃飯，帶我去逛。
我覺得美好的那一段時間、那個地方，一定是因為有某個人的存在。但美好可能存在於記憶當中，就像礦務局的二代對待梅田、大部分人對待老家一樣，要讓回去，也是沒有辦法的。我也沒有想長居在某個地方，看以後的工作吧，讓命運帶我走。
最近聽一個講座，老師講《走走停停》和中國主體性，抽到我回答，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想到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的“尚未”概念——尚未回到的家鄉，人其實很難真正回到一個地方。跟朋友聊起來，她提到奧地利小說《緩慢的歸鄉》，就是一直在接近，但一直沒有辦法真正地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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