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一五
之前《理解伊朗總統萊希墜機事故的一些材料》提了一個點，像斯洛伐克總理刺殺事件和伊朗總統墜機事故，哪怕真的跟美國情報機構無關，也會有大把人選擇相信陰謀論，或者不排除陰謀論的可能性，認為CIA是幕後黑手。
這種認識就跟我們之前分析美國毒品氾濫和反疫苗運動的關係是一樣的（《
》），它不是非常遵循推理的邏輯，但是它深諳現實的邏輯。
因為CIA歷史上暗殺和顛覆行動“戰功赫赫”，所以許多人都願意相信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在特定時間點的死亡跟CIA有關。
關於這些CIA行動，有一些很重要的資訊源，比如CIA官網上的解密資料庫，比如相關工作人員的回憶錄（《解密：川普與拜登的對華戰略來自何處？》）。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一位上個世紀很有名的人物、前CIA探員約翰·斯托克維爾。
斯托克維爾在CIA待了13年，執行過7次任務，越戰期間，他是駐越南的一個情報站的站長，之後在安哥拉內戰期間，他是CIA特攻隊的總指揮。他曾被授予功勳獎章。1978年，他出版了暢銷書《尋找敵人（In Search of Enemies）》，揭秘CIA。今天我們要翻譯介紹的是他1986年6月作出的演講《CIA的秘密戰爭》前面一部分內容。
這部分演講對CIA怎麼對國會撒謊、CIA秘密行動的流程、美國的“國家安全綜合徵”、CIA行動與輿論操縱的結合、CIA發明的酷刑等等，都有非常詳細的描述。
本文非常長，建議先收藏再慢慢閱讀。
以下翻譯：
第一部分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內部運作機制以及CIA在安哥拉、中美洲和越南的秘密行動
我總共在CIA工作了13年。我和美國最高級別的文官如基辛格、CIA局長比利·克比等人同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一個分委會的成員，我的工作有點像總參謀長，高階官僚和CIA做重大決定，而我負責將這些決定彙總，確保它們得以實施。坐在這個位置，看CIA的秘密行動是怎麼被完成，非常有趣。
我曾在國會面前作證數日，給他們詳細資訊，日期啊，細節啊之類的，來證明一些特定的謊言。國會曾問，我們是否和非洲南部的衝突有關係，那裡的國家在打仗。實際上，我們和非洲南部一些勢力曾親密合作，我們把裝滿武器彈藥的飛機開過去，在剛果的金沙薩和他們的飛機接頭，他們把武器運進安哥拉，分發給那些我們支援的武裝。
在我看來，這個研究的主題，問題，對世界來說，對美國來說，非常、非常、非常沉重，無可想象的沉重，不止是安哥拉和越南。參議院調查CIA、FBI、國家安全域性的丘奇委員會在報告裡寫過，他們的調查發現，CIA從1961年以來，實施了幾千起秘密行動，而秘密行動的高峰期其實是在1961年以前。每年，CIA要實施數百起秘密行動，而CIA已經有37年的歷史了。
今晚我們將要談論的是美國的“國家安全綜合徵”。我們將要討論美國為什麼以及怎麼樣操縱媒體。美國為什麼以及如何向中美的薩爾瓦多共和國撒錢，為侵略尼加拉瓜做準備。這些事情如何直接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我將試圖向你展現恐怖主義的另一面，也就是美國國務卿舒茨沒說的那一面。為了說明這些問題，我們將討論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中美洲戰爭。
今天講的所有東西都來自公開可查的記錄……
我是什麼樣的人，受我接受的訓練影響，我接受的是海軍陸戰隊的訓練。我的背景就是，我相信他們教給我的關於冷戰的一切。我是懷著極大的熱忱加入CIA的，加入最好的、最光輝的CIA，去到世界各地，執行外勤，推廣美國價值，拯救世界，為了我們美國的民主。我相信這一切，我出國，努力工作。
在非洲的6年給我的真實感受是，我們在那裡所做的一切，實際上沒有保護多少美國的國家利益。在布瓊布拉、蒲隆地，在非洲的中心地帶，沒有多少美國的國家利益。我這麼總結，因為我看不到我們所作所為的重要性在哪裡。
看上去我們在那裡，我們的功能就是賄賂人、使人腐化，而不是在任何可見的方面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我曾有過機會，和拉里·戴弗林，一位著名的CIA探員一起喝酒。戴弗林曾成功策動政變，推翻過剛果的盧蒙巴，但1960年代再回到剛果時被殺。
他當時被調到非洲支部做部長。在衣索比亞的亞第斯亞貝巴，有一個晚上我們聊了很久。我很坦白地問他：“長官，你知道嗎，這一切都講不通啊。我們沒有從任何人手裡拯救任何人，我們腐化別人，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在腐化別人，這讓美國看起來很糟糕。”戴弗林給了我一個解釋。
他說你想的太多了，這些不該是你想的問題。他說，你在試圖學華盛頓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那幫人思考，他們有大局觀，知道誰在世界上怎麼樣，他們掌握許多秘密資訊，有解讀它們的經驗。如果他們決定在布瓊布拉、在蒲隆地要有人，而那個人應該是你，那你就應該做好你的工作，在你有更多經驗之前耐心等待，直到你幹到那個層級，然後你就能理解國家安全了，你可以做重大決定——現在，去好好工作吧，你知道吧，別在做這些哲學思考了。
我說，是，長官，對不起，長官，我有點逾越了，長官。
戴弗林給我的是一個很有力的理由，我們的總統總是對我們用這個理由。里根總統曾對美國人民用過，他說：“如果你們知道我所知道的有關中美洲的情況，你們會理解為什麼我們有必要介入那裡（指派兵入侵）。”
我回到了華盛頓，我發現其他人跟我有一樣的困惑。國務院做過一項正式的、高度機密的、只在內部發表的研究，叫馬康博爾報告（Macomber report），結論是，CIA在非洲沒有任何利益，我們沒有去那兒的正當理由，那裡沒有什麼美國的國家利益要由CIA，而不是美國大使去保護。在當時的非洲，我們沒有必要用賄賂和腐化這種手段去做事。
我從華盛頓去了越南。在那裡，我的職業生涯，我的生活，開始變得有些嚴肅起來。在1973-1975的停火階段，CIA把我派去了一個村子，那兒完全沒有停火。年輕人被屠殺。我親眼見證了一場屠殺。南越軍隊埋伏，襲擊了300名年輕人。他們的屍體被搬運，放置在我們大院旁邊的空地上。我在越南西寧省。那些屍體被扔在空地上，直到他們的親人過來把它們認領走，拿去安葬。
我總是想起這件事。我要和有虐待傾向的警察局長合作。當我在CIA的安全屋向上報告，說這個警察局長喜歡用刀子切割活人時，我的上司們說：第一，這個職位（指警察局長）太重要了，不能放棄；第二，他們不會調走或者解僱這個人，因為那會產生麻煩，政治上的麻煩，再說這個警察局長非常懂得如何配合CIA的行動；第三，如果我實在受不了這份工作，他們可以把我調走。
但他們馬上補充，如果我表現出缺乏與這位虐待狂警察局長好好合作的“道德品質”，那麼我將很難在CIA再謀得比較好的職位，這將是我職業履歷上的汙點。
我留了下來，我關閉了安全屋，我告訴我的組員們，我不贊同這種行為，但我和這個局長又合作了兩年時間，假裝我已經使他悔改了，他再也不做那些事了。這件事和現在在薩爾瓦多的那些和CIA、美國國務院合作的行刑隊，本質上是一樣的。
對CIA探員來說，他們沒有在大街上對接行刑隊，沒有真正的殺人，或者把人放在馬路上，開卡車壓碎他們的頭，薩爾瓦多的CIA工作人員乾的是和警察局長們以及行刑隊隊長們會面的活。他們相互交際，在豪宅裡的游泳池旁邊見面。這是一種熟練的、文明的關係。他們談論他們的孩子，這些孩子將去UCLA或者哈佛上學，他們不談那些正在發生的恐怖的事情。他們假裝這些都不是真的。
我要補充一點，CIA和情報工作裡的腐敗也讓我質疑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包括我冒著生命危險在乾的這些……我發現CIA，我們這些外勤探員，不被允許報告有關南越軍隊腐敗的資訊。
腐敗太嚴重了，南越軍隊就是骷髏隊。上校們同意士兵們回家，只要他們每個月到軍營報道一次，籤領薪水，這樣上校們就能把軍餉揣進自己的口袋。他可以把一半的軍裝、軍靴和M-16步槍賣給共產黨部隊——這是他們主要的軍用物資來源，跟現在薩爾瓦多發生的一模一樣。上校們還可以用一半的卡車轉移贓物，一半的直升機運送海洛因。
而且南越軍隊根本打不了仗。我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親眼所見，毫無疑問，所有人都公開談論這一點。我們可以提供所有證據，但上面的人不允許我們報告這些。之後這成了嚴重的問題，因為1975年南越被攻擊了，它就像一個被大錘打的花瓶一樣，粉碎了。美國蒙了羞，這成了我們對越南長期介入的戲劇化的結尾。
美軍撤出越南前夕，想衝進美國大使館的人們
1975-1976年在安哥拉，我被任命為特攻隊的指揮官，負責指揮秘密戰爭。
這份工作讓我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分委會的委員，這就是當年拉里·戴弗林告訴我的能夠接觸所有有關安哥拉和世界的資訊、讓我能夠最終理解國家安全是什麼的地方。我無法拒絕這個機會。我知道CIA並不是一個值得加入的組織，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得知這一點。但問題在於美國政府如何面對這個問題，我將有機會在下一場重大的秘密戰爭中親眼見證……
我想知道明智的人們是否是根據真正重要的、嚇人的資訊、威脅到我們國家安全的資訊做出困難的決定的。即使是那樣，我仍然計劃離開CIA，但我會知道這個系統，看不見的政府，我們的國家安全綜合體，事實上有正當理由，是值得的。所以我接受了這份工作……只能說，如果我發現真的是一些聰明人在做困難的決定，今晚我就不會站在你們面前了。老實說，我發現的是一些肥胖的老男人在分委會會議上打瞌睡，然後做出那些給非洲帶來死亡的決定。這不是修辭，而是事實。資深外交官艾德·馬爾卡希（Ed Mulcahy）幾乎每一次會議都會睡過去……
我那本關於安哥拉書裡的故事，跟現在在尼加拉瓜發生的一模一樣……基本架構，所有手段，包括在港口布雷，我們做的所有事。重點在於，美國在每一個關鍵點使紛爭升級。是美國在激化矛盾。如果美國沒有插手，根本就不會有戰爭。我們輸送武器，他們也輸送武器。我們送去顧問，他們也找來顧問。我們送去扎伊爾（今天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傘兵突擊隊，他們送去古巴軍隊。他們把我們趕走。他們討厭我們，因為我們撒謊，因為我們用謊言包裝自己，他們在講真話。這不是我們能打的戰爭。在那兒我們沒有利益要被保護。
從沒有人對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NLA）、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這三個組織進行研究，找出它們中間最好的。國務院裡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特·戴維斯（Nathaniel Davis）是個沒有同情心的自由主義者（對一些人來說，他是“聖地亞哥的屠夫”），他說我們應該置身事外，最後和獲勝者合作，顯然獲勝者會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我們在羅安達的領事，湯姆·季羅然（Tom Killoran），積極地宣稱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是最適合管理那個國家的，也是對美國最友好的。
我們不理會戴維斯和季羅然的建議，強迫戴維斯辭職，推進我們的戰爭。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說他們想成為我們的朋友，他們不想被推進蘇聯的懷抱。他們求我們別跟他們開戰，他們想和我們合作。我們說他們想要的是一場廉價的勝利，他們想要一場過場戲，他們不想被反對，我們不會給他們一場廉價的勝利，我們要他們憑本事“贏得”勝利。我們這麼說，也這麼做了。10000名非洲人因此而死，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最後還是贏得了勝利。
現在，最重要的是我擺脫了這些……我們的理由基本上都是錯的，是我們在撒謊。幾乎人人都有份。特攻隊三分之一的同事是我在華盛頓找來的，他們操縱這場行動，拉動木偶的線，讓全世界關注安哥拉的緊張局勢以及軍事行動，我隊伍裡有三分之一是宣傳人員，他們以他們能想到的任何方式在美國的媒體、世界的媒體上發表故事，釋出圖片，都是關於古巴人強姦安哥拉人、古巴和蘇聯往安哥拉運送武器、古巴和俄羅斯人想要統治世界之類的。
我們在聯合國的大使帕特里克·莫尼漢（Patrick Moynihan）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聯合國大會和新聞釋出會上不停地發表宣告，說俄羅斯人和古巴人要對沖突負責，我們美國人置身事外，我們強烈反對沖突的軍事化。
他做的每一份宣告，都是假的。他的每一份宣告都來自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分委會。我們負責這些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每天都向媒體讀報告，我們為他寫草稿。每份草稿都有四節。我們會給他打電話，說：“釋出會前十分鐘給我們打電話，情況可能一夜之間就變了，我們會告訴你具體讀哪一節。”所有這四節內容都是假的，與真相沒有一點關係。它們都是為利用這些事件，製造一種蘇聯和古巴侵略了安哥拉的假象而編造的。它們事實上為我們取得了主動權。
法律要求CIA局長向國會做簡報。這位CIA局長比爾·科爾比（Bill Colby），就是那位把我們的人扔在越南的局長，他就我們在安哥拉的行動，向國會、監督委員會做過36份簡報。在36份正式簡報中，他都撒謊了。這是偽證罪，對國會撒謊是重罪。
對我們和南非的關係，我們撒謊了。我們和南非軍隊有密切合作，我們向他們提供武器、跟他們協調作戰、給他們的坦克和武裝汽車提供燃料。科爾比說我們和南非保持距離。國會擔心這些出現在安哥拉的白人僱傭兵，這是很敏感的一件事，僱傭白人去黑非洲國家，透過殺死黑人強行實現你的意志，這是很敏感的事。國會擔心我們涉入其中，所以科爾比向國會保證我們沒有，我們與安哥拉毫無關係。
實際上我們建立了四支僱傭兵部隊，把它們送進安哥拉，為CIA幹髒活。科爾比向國會撒謊。國會問我們是否為安哥拉內戰提供武器，科爾比說沒有，實際上有。國會問科爾比是否派遣了顧問，他說沒有，實際上我們的人進進出出。在訓練使用武器時，在建立聯絡網路時，在策劃戰鬥時，CIA在安哥拉死了24個人，但科爾比說，我們沒有派人去安哥拉。
關於安哥拉，總結一下，沒有美國的介入，10000個非洲人現在還活著。安哥拉現在可能是和平的，或者至少不像今天這麼血腥。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在我們介入前已經快贏了，他們繼續並且最終獲得了勝利，按我們美國領事的話說，這對安哥拉是最好的結果。
這件事的結局，在世界上許多人眼裡，古巴人從CIA和南非軍隊手裡拯救了安哥拉，他們是英雄，古巴人在安哥拉立穩了腳跟。CIA促成美國和南非軍隊結成同盟，在世界上許多人眼裡，這既不合法，也不明智。我們招募了白人僱傭兵，我們最終因為他們而暴露。那不合法，也不明智。我們的謊言成了公開的謊言。我們被揪住了。世界視美國為撒謊者。
當這一切結束後，你不得不問自己，這一切是正當的嗎？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在贏了之後做了什麼？他們說想做我們的朋友的時候，他們是在說謊嗎？我們關閉情報站三週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重新開始購買海灣的石油，開採安哥拉自己的油田，用的是美國的技術，由古巴士兵提供保護，古巴士兵防備的是CIA的僱傭兵，他們還在安哥拉北部瞎搞。
你不能信任一個共產主義者，對不對？他們（指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從西雅圖的波音公司購買了5架737客機。他們帶走50名美國的技術人員，以安裝雷達系統，供飛機起降。他們沒有買蘇聯的俄羅斯航空的東西。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親自前往南非，回來後主持了會議，會上他說我們可以和非洲南部的激進國家做生意。
我離開了CIA，我覺得美國人民應當知道我們在安哥拉做了什麼，我們在越南做了什麼。我寫了書。我很幸運——我得以脫離CIA。書成了暢銷書。許多人讀它。我得以告訴美國人民我的故事。登上了60分鐘節目，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節目。
我在國會前作證。然後，在一生都被教導要和共產主義者戰鬥之後，我非常認真地開始自己的學習。我去考察了共產主義者到底都是些什麼人。我去了古巴，看看他們是否真的拿嬰兒當早餐。我發現他們沒有。我去了布達佩斯（匈牙利），一個甚至《國家地理》都承認適宜工作的國家。我去了牙買加，和邁克爾·曼雷（Michael Manley）談他的社會民主理論。
我去了格瑞那達，和毛里斯·畢肖普（Maurice Bishop）、伯納德·科德（Bernard Cord）和菲利斯·科德（Phyllis Cord）談話——他們都是教育程度很高的人，很有實際經驗的人，他們有自己的理論，他們有他們想做的事，他們有理由，有解釋，我不停地聽到這些。當然，我看到CIA在展開針對他們的秘密行動。我看到我們在密謀侵入牙買加。毛里斯·畢肖普被刺殺前的19天，我在格瑞那達和他談話，談里根總統在報紙上發的宣告，其中的訊號，他和我都認為，美國將在短期內入侵格瑞那達。
關於這個話題，我儘可能找來所有書來看，一本，一本，又一本。關於美國的國家安全，我的書桌我的書架上有上百本書。這裡我希望你們也去讀一讀。你們從電視裡得到新聞膠囊，這些新聞膠囊是別人做好的，他們希望你們知道這些新聞。報紙上，你們讀到編輯挑選好的內容。如果你想看到真正的世界，懂得真正的世界，教育自己，你必須超越這一切，自己去挖掘，到書裡和文章裡去挖掘。讀，並且為了你自己去發現。你將會看到真相，這些問題非常非常重要。
我也有機會能碰到那些選手，那些寫作的人，那些做研究的人，那些領導不同機構的人。我總共去過7次尼加拉瓜。這是一場主要的秘密行動。它持續了很長時間，逐漸變成了比安哥拉還要大的行動。它為我提供了一次機會，在華盛頓安排某件事之後，我可以去一個正在被攻擊的國家，去和他們的領導人聊聊，去和他們的人民聊聊，去看看當你把白磷彈、手榴彈、炸彈和子彈投向人民時到底會發生什麼，他們（寫作、做研究的人）進入這個國家，和那些被槍殺、被毆打、被炸飛的人聊聊……
我們談論1961年以來CIA做過了1到2萬起秘密行動。我發現這些行動導致了許許多多人的死亡……其中一些非常非常血腥。
拉爾夫·麥基（Ralph McGehee）報道過1965年印度尼西亞的秘密行動（指1965年印尼屠華事件），當年他在那做外勤，監管行動，他能接觸到相關檔案。他說其中一份檔案總結道，印尼的行動是一個樣板，應該被複制到世界其他地方。這場行動不僅消滅了活躍的共產黨（印尼共產黨），而且完全消滅了印尼人口中那些支援共產黨的部分——那些華人，印尼華僑。CIA的報告認為有8萬人被殺。那還僅僅只是一場秘密行動，我們談論的是在這些行動中被殺的100到300萬人。
這些事情中，有兩件直接把我們引入了血腥的戰爭。有一起針對中國的秘密行動，目的為了擾亂中國的穩定，許多年裡，我們的宣傳都在營造一種氣氛、一種感覺，共產中國是邪惡的，派一隊傘兵、一隊小艇登陸兵攻擊中國，正如我們今天在尼加拉瓜做的，擾亂這個國家。這直接導致了朝鮮戰爭。
美國情報人員在越南行動了25年，參與了許多事件，進行了大量的虛假宣傳，欺騙美國人民。CIA策劃侵擾越南人，使他們向南移民，CIA再去拍照，以顯示人們正在逃離共產主義。他們不斷這麼做，不斷這麼做，最終讓我們捲入了越戰，2000000人被殺。
根據我們的領導人，過去四年在華盛頓流傳著一種情緒，一種觀點，好的共產主義者是死的共產主義者。如果你殺死了100到300萬共產黨，那很棒。里根總統在公開場合說要把蘇聯變成一堆灰。但問題在於，那些由於我們美國的國家安全行動而死的，很多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們不是俄羅斯人，不是克格勃。我們曾和克格勃的情報人員一起下棋、喝酒。這就像專業的足球運動員，週日我們可能在行動中針鋒相對，但週二我們就在宴會上一起喝酒聊天。
那些死去的人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人。這是你能想到的他們之間的共同點。第三世界的人。他們的不幸是出生在剛果的馬通巴山區，出生在東南亞的叢林，出生在尼加拉瓜北部的群山中。比起共產主義者，更多的死者是天主教徒，是佛教徒。他們中的很多人連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分不清楚。
中美洲一直是美國的傳統領地。如果你想簡略地知道美國涉入中美洲的歷史，去讀沃爾特·拉斐波（Walter LaFeber，康奈爾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書《不可避免的革命（Inevitable Revolutions）》吧。從1820年以來，我們就統治那裡了。我們有統治的政策，排除其他國家，其他歐洲的工業力量，阻止他們在這個地區和我們競爭。
給你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我們做到哪步好了，也說明這裡的軍事化程度有多高，從1900年到二戰這段時間內，我們總共有5000名海軍陸戰隊隊員駐紮在尼加拉瓜，整整28年。我們入侵過多明尼加共和國4次。我們佔領海地長達12年。我們的軍隊4次開進過古巴，6次開進巴拿馬，1次關塔那摩，這還只是軍隊，沒算上CIA顛覆這些地區民主政府的秘密行動……還有宏都拉斯的7次。順便說一句，那段時間我們還向蘇聯派遣了12000名士兵（？）。
1930年代，我們在尼加拉瓜駐紮海軍陸戰隊，引發了國際上公開的不滿……
在CIA扶持的傀儡領導人阿瑪茲上校之後，瓜地馬拉連續三任領導人都死得很慘，國際特赦組織告訴我們，美國在當地支援的政府總共殺了8000人。你可以在Schlesinger和Kinzer的書《苦果（Bitter Fruit）》裡讀到這些。Kinzer是《紐約時報》的記者……或者你可以讀Jonathan Kwitny，他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他有一本書叫《無窮無盡的敵人（Endless Enemies）》，這些書都是討論這個問題的……
但是，我們投進中南美洲的數不清的錢最後都流進了那些有錢人的口袋，而不是當地人民手裡。當我們做這些，當我們試著、或者至少聲稱試著糾正中南美洲的問題的時候，CIA也在做著自己的勾當。CIA在組建警察部隊，也就是今天薩爾瓦多大街上的那些行刑隊，這些部隊的頭頭都是領CIA工資的，他們由CIA和美國訓練。
26年的時間裡，我們在中南美洲推行公共安全專案，我們教他們怎麼鎮壓反抗，審訊犯人。包含折磨的審訊是CIA教的。Dan Metrione，這些事情的堅定支持者，在巴西教了7年，在烏拉圭教了3年。他應該算得上是刑訊大師了，他懂怎樣在正確的時機，製造適當程度的疼痛，從被審訊者口中得到你想要的回答。
他們開發了一種線。線的發動機上印著“美國援助”的字樣，所以人們能知道這些東西都是從哪裡來的。這種線非常結實，可以綁在牙齒之間，你可以用一根線綁住牙齒，或者綁住生殖器，然後你可以開始絞，這會帶給人非常巨大的疼痛，人體能感知的最大的疼痛。
你會怎樣教折磨？Dan Metrione說：“我可以教你怎麼折磨人，但遲早你要自己投入進去。你必須靠自己的雙手，自己去摸索。”
……那些從大街上抓來的實驗物件，那些乞丐，他們能做的只有躺在那兒，尖叫。當實驗物件快不行的時候，他們會喊來醫生，給實驗物件注射維他命B，讓他們休息，等著接受下一場折磨。當實驗物件要死了，他們會損毀屍體，然後把它們扔回街上，這樣民眾就會害怕警察和政府了。
這些都是CIA教的。一位在巴西被折磨了2年，被抓進公共安全專案中2年，最後逃脫了的女人在作證時說：“這件事裡最恐怖的地方在於，實施這些折磨的人不是狂熱的精神變態。”他們是普通人……
這裡面有一個教訓。這個教訓就是，不是蓋世太保和克格勃在做非人道的事，而是人，在對別人做非人道的事。我們要為這些事負責，向今天全世界的人民負責。我們用一些似乎可信的理由欺騙自己的良心，做這些事情，我們創造了CIA，秘密警察的一種，我們給他們大量的預算，我們讓他們以我們的名義，實施這些計劃，我們裝作我們好像不知道這些事正在發生一樣，儘管資訊都在這裡，我們仍然假裝我們是在對抗某種模糊的共產主義威脅。對那100-300萬人，我們要為他們的死負責，我們要為他們遭受的折磨負責，為他們悲慘的人生負責，就像蓋世太保要為他們殺死的人負責一樣。大屠殺就是大屠殺！
如今我們向薩爾瓦多撒錢。十億美金或者更多。但以下也是有記錄可查的事實……在那裡14個家庭佔有全國60%的財富，他們拿走了十億美金中的2-5億——這叫作去資本化——然後把它們存進邁阿密和蘇格蘭的銀行。Mort Halper在向國會作證的時候建議說，我們可以把這個過程簡化成我們以他們的名義直接把錢存進邁爾密銀行，然後就可以不去管薩爾瓦多的情況了。那樣當地人的生活就變好了。
尼加拉瓜。今天在尼加拉瓜發生著什麼？秘密行動。這是典型的擾亂穩定的專案。在1981年11月16日，里根總統撥款1900萬美金，建立了一支軍隊，反擊部隊，他們這麼稱呼它，由索摩查家族以前的衛隊——在尼加拉瓜實施折磨和散播恐怖、激起尼加拉瓜人民起義推翻獨裁者的——那些怪物們組成。我們在幕後建立了這樣一支部隊。我們殺人，殺人，恐嚇人。不僅在尼加拉瓜，國會也向媒體洩露——在《紐約時報》——今天在全世界我們同時在執行50起秘密行動，CIA的行動。
你不得不問自己，世界已經有這麼多麻煩，為什麼我們還要在50個地方挑起紛爭？為什麼我們要摻和尼加拉瓜的戰爭，中南美洲的戰爭？我認為這是CIA的職能，當全世界有50個地方不穩定的時候，保持世界的不穩定，用虛假宣傳教導美國人民去仇恨，這樣我們就能讓那些希望穩定的人花錢購買武器。
最高院的Victor Marquetti規則給了政府審查未出版書籍的權利。他們在Victor Marquetti360頁的書裡挑了360個毛病。Victor Marquetti在法庭上作戰，最終刪了60處地方。
最高院的Frank Snep規則則給了政府起訴自己的僱員的權利。如果僱員寫了一份未經授權的陳述——比如一個被捲進腐敗事件的僱員，一個目擊證人，比如Frank Snep，比如我——如果這個僱員想向公眾公開，他們將會被民事法庭懲罰。政府讓Frank Snep賠了90000美金，他的書的收益，政府也拿走我的書的收益。
里根簽署了《情報身份保護法案》，這個法案使得寫文章暴露情報人員的身份或是描寫有可能揭露他們身份的行動成為重罪。這意味著什麼？在國會的一場辯論裡，爭議很大，法案的支持者講得很清楚，如果有兩個參與MK-Ultra實驗（注：CIA的一個大腦控制實驗計劃，目的是培養出程式化的殺手）探員來到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校園，用LSD毒品搞亂了你的未婚夫的腦子，在當地報紙上發文章說“注意這兩個土耳其人，他們是聯邦探員，他們用毒品搞亂了我未婚夫的腦子”會觸犯重罪。他們做的事不是重罪，因為那是國家安全，他們不會為他們做的事受懲罰。
讓政府僱員閉嘴的努力，里根總統在這方面可是下了大力氣的。想象一下，每個政府僱員，在他人生剩下的時間裡，都要把他寫的東西提交給6個政府委員會，供他們審查。他們這麼做是為了防止醜聞洩露，為了防止美國人民知道政府實際上正在做什麼。
情況越來越嚴重了。差不多兩年前里根和國務卿舒爾茨一起推動的《“先發制人”法案》讓他們可以在恐怖分子行動之前率先打擊恐怖分子。但這個法案說他們可以不分國內外做這些。法案說，國務卿可以列一個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支持者或恐怖分子同情者的名單。如果你或你的公司名列其中，他們可能破門而入，把你拖走，不需要遵守任何法律程式、不需要執行令或審判就殺了你。而他們做這一切，都是免責的。
法學家們對此提出了很大的批評。《紐約時報》專欄和其他報紙說，《“先發制人”法案》和希特勒的“霧中夜晚計劃”沒什麼不同，政府可以在夜裡把人抓走。蓋世太保抓了上千人。里根總統和舒爾茨國務卿堅持透過法案……舒爾茨說過：“是的，我們必須基於所收到的資訊採取行動，那些資訊不會交給法庭。是的，無辜的人可能被殺。但是，我們必須有這條法案，以應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
試著想一想。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是什麼？那些事吸引了很多注意力。但是去年有多少美國人死於國際恐怖襲擊？根據國務卿舒爾茨所說，79人。是的，這個數字很糟糕，但相比之下，每年我們因為酒駕高速公路上要死55000人，去年一年在尼加拉瓜我們CIA就以更惡劣、更血腥、破壞性更大的方式殺死了2500人。顯然，因為79個人的死不足以取消美國人民頭上的保護，取消必要的法律程式的保護。
但他們在推進這些事。將實施先發制人打擊的別動隊已經成立了，正接受國防部的訓練。
他們在建拘禁中心。根據二戰後的McLaren法案，為了扣押下一場戰爭中的外國人和異見人士，每8個人就像樟腦丸一樣關在一起，就像二戰中的日本裔美國人一樣。他們建了十幾個拘禁中心、軍營……關於這些事的備忘錄上說，這是為了下一場國家危機中給外國人和異見人士用的……
聯邦應急管理局，局長是Loius Guiffrida，他是Ed Meese的朋友……他到處遊說，要求在國家緊急狀態時獲得更多權力，比如宣佈戒嚴的權力，宣佈宵禁的權力，擊斃違反宵禁的人的權力……在美國國內。
然後還有Ed Meese，就像我說的。國內最高執法官員，里根總統的密友，他告訴我們憲法從未真正保證過言論自由和媒體只有，也沒有保證過法律的正當程式。
他們計劃帶給這個社會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決定把我們帶入戰爭之中……這是里根革命……他在為他自己立法，以使他把軍隊派到尼加拉瓜時，他能掌控美國人民，把人們投進監獄，打破他們的家門，殺掉他們……
問題是，我們允許我們的領導人拿走我們的自由嗎？僅僅因為他有迷人的笑容，從前他是有名的電影明星？或者我們可以站起來反抗，堅持我們的自由……這取決於我們，你們和我可以注視著歷史，接下來一年、兩年、三年的歷史。
第二部分
CIA在中美洲的秘密行動；CIA是如何操縱媒體的；CIA對美國民眾所做的實驗
我剛從CIA的審查中心拿回我的新書草稿。如果我沒有把草稿給他們，我會進監獄，不用經過審判——忘掉陪審團那些玩意吧——因為我違反了審查法。
在安哥拉工作時，我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一個分委會的成員，我像是總參謀長，高階官僚和CIA做重大決定，而我負責將這些決定彙總，確保它們得以實施。坐在這個位置，看CIA的秘密行動是怎麼被完成，非常有趣。
當這個世界被佔滿了，就像大富翁遊戲那樣，所有地都被人佔了，沒人能更進一步，他們重新整理紀錄從頭再來的辦法是發動大的世界大戰，推翻國家，轟炸城市，炸掉銀行，然後從頭開始。現在對我們來說這個辦法已經不可行了，因為外面總共有52000多件核武器。
美國的CIA今天同時在開展50多項秘密行動，破壞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國家的穩定。
順便說一下，今天我分享的所有東西都有公開記錄。那50項秘密行動，它們是機密，但它們由國會監察委員會的成員洩露出來。我建議你們不要太把我的話當回事。我現在站在這裡，告訴你們我們的領導人如何撒謊。顯然我也有可能在撒謊。你唯一搞清楚這些事的辦法，是教育你自己。法國有一句諺語：“那些不懂政治的人最後會被政治幹掉。”如果你們不熱切地用真相武裝自己，從檔案裡挖掘它們，親自用你們的眼睛去看，那麼你們的大腦永遠都會是一片空白，腎上腺素會被輕易刺激，你們將會被煽動，興奮地去做那些根本不符合你們利益的事。
尼加拉瓜的行動並非最大的秘密行動，它只是最出名的。最大的應該是阿富汗的那次行動，我們往那裡面投了數千萬美金。在尼加拉瓜，我們已經投了比在阿富汗少、但也少的不太多的錢。
當美國不喜歡某一國的政府，他們就派CIA入場，帶著資源和行動，僱人，找特工，使這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破裂，這是一門技術，向當地政府施壓，以使其同意美國的條件，不然就倒臺，美國會扶植軍事政變，接著讓新掌權的人搞定一切。
如今，撕裂一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結構，有教科書般的標準操作流程。我們現在談的，是進入一個國家，故意製造一些狀況，使農民沒法把商品運往市場，使兒童無法上學，使女人們在家或不在家，都感到恐慌，使政府行政機關、各個專案陷入完全的停頓，使醫院的患者由病人變成傷員，使國際資本因為恐懼而逃離，使國家破產。如果你今天問美國國務院他們對顛覆的官方解釋是什麼，他們會說就是攻擊經濟目標，也就是說，摧毀一個國家的經濟。當然，他們攻擊的東西還有很多。
1981年開始，為了搞亂尼加拉瓜，我們開始資助索摩查家族的流亡國民警備隊，稱呼他們為反抗力量（反對革命者）。我們創立了這支別動隊，在我們撥款之前，它並不存在。我們武裝他們，給他們制服番號，給他們靴子，在宏都拉斯為他們建造營地，提供醫療物資，派遣醫生，訓練他們，指揮他們，指導他們，這樣我們才能把他們送回尼加拉瓜，搞亂尼加拉瓜。在我們的指導下他們燒燬糧倉、木材廠，摧毀橋樑，攻破政府辦公室，破壞學校和醫療中心。他們埋伏運糧食的卡車，這樣農產品就送不到商場。他們打劫農場和村莊。農民們犁地的時候必須帶著槍。
如果你想要一個鐵證，證明CIA捲入了這一切，以及他們用了這些伎倆，去查“破壞手冊（The Sabotage Manual）”吧，CIA在尼加拉瓜全境分發這本漫畫書式的小冊子，上面都是圖片說明，告訴你可以做哪些事讓一個社會陷入停頓，讓政令不通，讓發動機著火，讓惡劣的情況變得更惡劣，這些事，都會讓一個社會直接停止運轉。
反抗力量在系統性地暗殺宗教界人士、教師、醫務工作者、民選官員、政府職員。你還記得1984年曝光的暗殺手冊嗎？它讓里根總統不得不在和Walter Mondale的總統辯論中為自己辯解。CIA和反抗力量在散佈恐懼。這是他們用來製造社會緊張氛圍的方法，這樣社會就停止運轉了。
我沒有想用語言暴力對待你們，但你們一定要明白你們的政府和特工在幹什麼。他們進入村莊，破壞家庭。他們強迫孩子看父親怎麼被殺害，剝掉他的臉皮，他們把手榴彈放進他的嘴裡，拔掉引線。他們強迫孩子看母親怎麼被輪姦，切掉她的乳房。有時只是為了新鮮，他們強迫父母看自己的孩子被這麼對待。
這不是假話。有超過100000名美洲目擊者在那裡，拍攝了影片和照片，就在這些暴行發生之時，有13000名受害者被登記在案，大多是婦女和兒童。這是反抗力量在做的。這些人是里根總統嘴裡的“自由戰士”。他說他們是堪比我們美國國父的道德楷模。全世界為他的家傳傳統驚地倒吸一口涼氣。
去讀讀前紐約州前副檢察長Reed Brodie的《叛亂者恐懼（Contra Terror）》吧，讀讀Dieter Eich的《叛亂者（Contras）》吧。讀讀Christopher Dickey的《叛亂者（Contras）》吧。這是主流記者，經中間偏右的外交關係委員會同意去了中美洲。他和反抗力量的人一起去巡邏，寫他們的行為。讀讀《和平的目擊者：我們看見與聽見的（Witness for Peace：What We have Seen and Heard）》吧。讀讀人權律師協會的報告吧。讀讀《美洲觀察（Americas Watch）》的文章《戰爭雙方越軌行為（Violations of War on Both Sides）》吧。還有許許多多記錄細節、姓名和真實事件的檔案。
騷亂行動的一部分是虛假宣傳，這是針對目標政府的。這一招始於卡特總統，他授權CIA想辦法抹黑推翻索摩查的尼加拉瓜桑地諾解放陣線，讓他們看上去像邪惡的樣子。於是在1979年，當桑地諾解放陣線一掌權，我們立刻宣傳他們是極權主義、邪惡的、充滿威脅性的馬克思主義者。
儘管他們廢除了死刑。儘管他們釋放了8000名國民警備隊士兵，這些人在他們的掌握中，本來是可以投入監獄的，他們說：“不，除非我們有證據證明他們個人犯了罪，否則我們不準備僅僅因為他們與被推翻的政府有關，就把他們扔進監獄。”儘管他們推進掃盲行動，教人們讀書寫字，這是那個獨裁者索摩查——我們美國支援的索摩查——從來沒考慮過的事。儘管他們在全國建立了2500間診所，這是當地最接近公共醫療政策的東西，他們讓人民能夠獲得藥物——
但我們給他們貼標籤，說他們是極權主義獨裁者。我們在媒體上攻擊他們，我們和《新聞報（La Prensa）》合作——這份報紙是美國政府資助的進行虛假宣傳的武器，這一點最終曝光，並得到華盛頓的承認。
里根和國務院已經宣稱，桑地諾解放陣線在啟動一架戰爭機器，破壞中美洲的穩定。然而事實是，這個小且窮的國家正在被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攻擊，長達5年。美國和我們的軍隊帶去死亡，帶去折磨這個國家的行動——相比于越戰對於美國，這場戰爭對於尼加拉瓜而言更大。除了叛亂活動，我們的美國海軍艦艇在監督港口布雷，我們派出飛機轟炸他們的首都，我們派武裝飛機從他們國家的一頭飛到另一頭，拍照片，空中偵察。他們沒有可以驅離我們的導彈和噴氣式飛機。我們和他們開戰。他們沒有用任何戰爭行為報復我們，但我們確實給了他們這麼自衛的理由。接著我們宣佈他們建立起來用以自衛的部隊，是侵略部隊，威脅了整個中美洲的穩定。
我們宣稱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有正當理由，因為有武器從尼加拉瓜流入薩爾瓦多。但是5年了，里根總統還是不能提供證明有任何武器從尼加拉瓜流入薩爾瓦多的證據。
我們發起了一項行動，抹黑他們的選舉。國際觀察者認為尼加拉瓜的選舉是他們這些年在中美洲見過的最公平的選舉。我們說他們騙人，這些觀察者被收買了，因為尼加拉瓜是一個極權體系。我們反去說在薩爾瓦多舉辦的選舉才是民主的榜樣，應該被全世界複製。然後薩爾瓦多的實情就被揭露出來了。我們發現CIA在那裡花了220萬美金，以使得我們選的候選人Duarte勝選。他們的一位發言人透露，他們不擇手段，不直接動手，但用別的方法對選票箱做手腳。
我翻譯完的部分就是以上這些了，斯托克維爾的原演講比這長，還有很多細節，對這些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閱。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斯托克維爾爆料內容的真實性，這個問題可以從上文中提到過的CIA時任局長科爾比的反應窺見一二。1978年，面對斯托克維爾的指控，科爾比向《華盛頓郵報》承認，前者所述大多是真的。
這裡還有一個笑話。科爾比向《華郵》叫屈，說自己已經以一種儘可能符合CIA章程的方式向國會履行作證義務了，但是斯托克維爾還是罵自己撒謊，而同時總統居然棄車保帥開掉了自己，理由竟然是嫌科爾比講的太多了。科爾比覺得自己簡直是天底下最冤枉的CIA局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