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平臺角力，騰訊與愛奇藝的兩檔脫口秀節目讓今年的脫口秀市場呈現出“軍備競賽式（小紅語）”的激烈。
今年的脫口秀最出彩的是出現了很多很厲害的女性新面孔，這其中最具話題性的當屬《喜劇之王單口季》這邊出現的50歲新人“房主任”。
“房主任”原名樊春麗，原本是山東臨沂沂蒙山地區的農村女性。
家庭普通，思想傳統，二十歲的時候嫁給了大她六歲的“細狗”老公，原本以為體形相差大，老公不敢家暴她，但沒成想老公和公公一起上，她的婚姻三十年，遭遇與其他的農村女性並沒有什麼區別，不停地生孩子照顧家庭種地伺候癱瘓的家公，同時還要掙錢養家，打工開店當環衛工供孩子讀書，而老公的職責主要是監督和冷嘲熱諷。
可以說除自己生的孩子，房主任頭上還有“需要餵飯的少爺”。
▲ “房主任”想要離婚，但孃家一直不支援，懶，耍錢敗家和外面有女人都構不成要離婚的理由，只有一個字“忍”。
日子過得非常苦。
好在“房主任”有她的樂觀和她的精神世界。
愛看書，愛思考，愛交流，喜歡脫口秀，她一擲千金花了220塊錢鉅款去看她喜歡的脫口秀女演員李波的線下脫口秀，因為與李波的互動幽默的影片，獲得了百萬流量，不少觀眾覺得“她比演員好笑”，最終受邀成為一名脫口秀演員。
▲ 在這次互動中，她介紹了自己是村裡的“資訊中心主任”——傳播村中八卦的能人，這一幽默的自嘲讓她有了一個頗有份量的藝名。圖源水印
脫口秀當然不易，競爭更是激烈，年輕的演員們對這種“卷”怨聲載道，但對房主任而言，這些困難顯然不太重要，因為她的主要任務是“生存”下去，活下去。
▲熱心網友聽完播客後的感慨。
能在脫口秀的舞臺上有演出的機會，有務工的機會，就代表她的出走有著光明的未來，這代表她有工作，能掙到錢，就能為兩個女兒的人生託底。
而這個沒有人記得生日的普通農村女性把她加入脫口秀工作那一天命名為自己的生日，把離婚當成自己節日，把能過上平靜的一天當成自己最開心的事。
出走的決心不止一個
人們稱讚“房主任”有出走的決心。
但“出走的決心”這個詞實實在在是一部去年剛剛上映的電影。
故事的原型是河南一位出走的56歲的女性。
她叫蘇敏。
2020年9月，蘇敏阿姨毅然決然開著自己的小破車，開始全國自駕之旅，靠著每月兩千多微薄的退休金快樂直播，人們奇怪於她這個年紀不留在家中帶孫，而是選擇獨自一人上路。
在和網友的嘮嗑中，人們才知道如果她再不走，她可能就會在重度憂鬱症中自殘。
蘇敏阿姨的家庭情況看上去似乎比“房主任”的情況要好，但實情是她們都有一位需要侍候、時時刻刻在PUA老婆的同款丈夫。
▲ 不聽話就拳打腳踢，罵起人來沒完沒了，家裡養著這麼一位不事生產時時指責的老爺，是家庭婦女們最難忍的心結。圖源電影《出走的決心》
因緣際會，網際網路選中了蘇敏阿姨。
她成了網紅，她的出走改變了她的命運，也讓她賺夠“贖身錢”，在支付16萬分手費後蘇敏丈夫終於同意離婚。
▲ 蘇敏花了16萬換取自由身。圖源水印
只用了五年的時間，蘇敏成為千萬大V，在網際網路上擁有了聲名，也因為她的遭遇太具有典型性，她成為這個時代最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還接到國際大牌的代言，穿著高訂出現在戛納的舞臺上。
這樣的女性還很多。
電影上映的同一時間段，有位60多歲的阿姨和大冰直播連麥（大冰直播翻紅的故事點這裡），傾訴了自己的夢想：她是農民，從沒出過遠門，等9月種完麥子，就打算騎著三輪車，帶著5000塊積蓄，往南走過個冬天。
“種完麥子，我就往南走”，樸素又詩意的表達讓這位麥子阿姨爆火。
▲ 截圖來源於紀錄片《種完麥子，我就往南走》。
所幸故事有一個溫暖的後續，在大冰和幾位護航員的助力下，麥子阿姨出發了，她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坐哈雷，第一次喝咖啡，也到了嚮往很久的西雙版納。
▲ 去雲南的飛機上，麥子阿姨點了一杯咖啡，理由是“喝點苦的，以後就不吃苦了”。
▲ 落腳西雙版納後，阿姨決定靠擺攤賣花，自食其力。
出走之後呢？劉小樣的故事
其實，出走的女人一直都有。
早在1894年，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創作的戲劇作品《玩偶之家》裡就塑造了一個覺醒的女性，娜拉，當她在充當玩偶的甜蜜故事裡醒來時，出走成了她選擇的路。
▲ “現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玩偶之家》裡娜拉的覺醒是作為人的覺醒，她不願意成為玩偶，以出走結束全劇。
在壓抑沉重的婚姻裡，很多女性想過出走，但出走容易，去哪兒呢？
這個問題更殘酷。
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做出論斷，“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因為男性社會給女孩的路徑，太窄了。
早在22年前，就有一位出走的女性。
她叫劉小樣，是陝西一位普通農村婦女，2002年在張越主持的《半邊天》傾訴了自己內心的苦悶和不甘，她敏銳、細膩的表達切中了那個工業化加速的時代，人們精神上普遍的迷惑和困惑，激起了極大的共鳴。
“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麼都不知道，然後我就很滿足。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這就很好了。我不滿足這些的，我想要充實的生活，我想要知識，我想看書，我想看電視，從電視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東西——因為我不能出去。”
無數人追問劉小樣的結局，但在張越和欄目組的保護下，她幾乎沒再出現在公眾視野裡，直到2024年年底的一檔節目《她的房間》，張越與劉小樣重逢，我們終於得知了娜拉出走後的故事。
▲ 圖右的安小慶，曾在年少時被劉小樣的故事激勵過，也因此成為了記者。她花了無數心力聯絡到早已失去蹤跡的劉小樣，也促成了這段22年後的重逢。
無論是現在的“房主任”還是22年前出現在電視螢幕的劉小樣，她們本身都是與周圍環境與舊思想完全不一樣的人。
她們有著強烈的精神世界的需求，都有著強烈的生命力，這些都讓她們無法麻木地生活。
劉小樣一直穿著她的紅衣服，隱含倔強和焦灼的眼神，以及顴骨上的一團紅，這些都暗示著她心中有一團熾熱的、快要噴湧而出的岩漿。
▲ 劉小樣偏執地喜歡紅衣服，哪怕土氣，因為這寄託著自己對生活的一腔熱望。
這個出生關中平原的農村女性，15歲輟學，務農，23歲嫁到隔壁村，生兒育女，過著和其他人一樣、一眼望得到的生活。
外在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與八百里秦川一成不變的鄉村生活形成鮮明對比，也讓劉小樣的心裡翻騰起驚濤駭浪的岩漿，無處訴說的她給《半邊天》欄目寫了幾封長信，表達了自己生活的苦悶。
“在農村，有錢可以蓋房，但不可以買書；可以打牌閒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際，不可以太張揚，不可以太個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壞。有約定俗成的規矩，要打破它就會感到無助、無望、孤獨，好像好多眼睛在盯著你。不需要別人阻止你，你會自覺自願地去遵守這些規矩。”
不太標準的陝西普通話裡，很多人驚訝於她細膩精準的表達，流淌而出的豐沛感情。
——“我僅僅是個好媳婦。” ——“你的身體過著一種日子，但你的心裡在過著另一種生活，還不敢跟別人說。” ——“這是我的悲哀。”
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笑容。
仰頭大笑時，有種毫不掩飾的孩子般的天真；有時又忍不住害羞捂嘴，如同少女的嬌憨。
張越回憶起在咸陽村裡採訪的一週，劉小樣永遠在做飯，“一天三頓，永遠在和麵、擀麵和煮麵，唯一能變的只有面的形狀。”
多年後安小慶去找劉小樣，她還是在做手擀麵，油潑辣子。
▲ 《她的房間》裡有個轉場，22年前和現在，同一個廚房，同一個人，做著同樣一件事，彷彿能聽見時光汩汩的流水聲。
一切好像沒變，一切，又好像變了很多。
所有人都很好奇，當年劉小樣那麼嚮往外面的世界，她到底有沒有出走過。
有，還不止一次。
剛開始，只是出走到家門口的縣城，為期不長的“職業生涯”裡，她最滿意的，是小城裡售貨員的工作。
而最吸引她的，是老闆要求營業員們講普通話，這在十幾年前的小縣城是首開先例。我們這才知道，當初上《半邊天》也是劉小樣人生第一次講普通話，這對她而言，意味著遠方的聲音。
害羞的劉小樣鼓起勇氣，瞞報了自己將近四十的年齡，被聘用了。
每天她騎著腳踏車，揹著張越送她的小包，前往縣城最繁華的一個商場，穿上工服化淡妝，用普通話跟顧客交流。
她享受極了，這似乎是自己嚮往已久的職業女性的模樣。
後來，她又去省城西安，還到南方打工。
張越曾勸過她，不要去大城市，以她的細膩和敏感程度，城市會嚴重地傷害她。《平原裡的娜拉》我有個印象非常深的片段，丈夫帶劉小樣去她嚮往以後的西安，她的反應是失聲大哭：
西安是劉小樣30多年裡的一個夢。結婚後，王樹生帶她去了西安。站在鐘樓下，看著眼前陌生的人群和匆忙車流，她失聲痛哭。她不明白，到底是什麼把她和世界分隔開來。
當執拗的劉小樣真的去到南方後，她的反應是失望，大家拋家舍業、一心一意地掙錢，遠方好像也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冬天的南方有一種花，開得特別紅，她很自然地問了路過的幾個人，這花叫什麼名字，每個人都說不知道，來這幾年了也沒注意到。
小樣因此生出疑惑，“這好像不對勁呀，這麼美好的事情，這麼好看的花，我們都可以把它忽略。這不是詩和遠方呀？詩和遠方里頭應該有花呀。”
大概每個人聽到這番話，反應都會和張越一樣，城市裡令人驚奇的事物有千千萬，竟然有人會因為一朵花而困惑：
“你嚇了我一跳，小樣，我們，我周圍的人，我們身邊開的花、長的樹，我們基本都沒仔細看，我基本都不知道它是什麼。我從它身邊嗖的一下走回去了，嗖的一下又走過去了，來來回回的十年二十年，我可能都沒注意看。”
她的臉上是孩子般真摯的困惑，“那我想不通，我們種這些花那給誰看呢？不去注意它，我們豈不是辜負了它？那就辜負了自己的詩和遠方。”
《她的房間》裡有一幕，逛大理的菜市場，張越埋頭挑菜，小樣手捧一束花，對著陽光整理，她臉上的表情竟是珍重，是敬畏，如赤子一般，彷彿是生命裡第一次見到這麼美的事物，被震撼到了。
2016年，因為婆婆生病，小樣的出走以迴歸家庭告終。
相比過往留守鄉村的不甘，這次取而代之的是自洽與和解。
“嗯，詩不一定在遠方，它可以在你自己的心裡啊。我的詩那就是我院子的花，就是我的莊稼地，也可以是我的孩子，我家裡的一切呀。嗯，我覺得你只要有自主的精神，這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你的。嗯，我看見路邊的一朵花，那我說它是我的，它就是我的。”
她很自豪地提起自己莊稼種得好，形容小麥快收割的時候的黃，比花還要好看。
白天照料家庭和莊稼地，晚上看書，她還把前後院種滿黃槽竹、牡丹、紫茉莉、玫瑰、薔薇，包括曾讓她驚歎的南方的茶花。
她也享受經營家庭的成就感，老公雖然不懂她精神上的追求，但會持包容和支援的態度。
兩個孩子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卻特別愛回家，也會以自己的方式守護這個孩子氣的媽媽，兒子給她買百合的種子，女兒帶她去看宮崎駿動畫、聽音樂會，媳婦在她的房間裡插滿康乃馨……
▲《半邊天》裡，年幼不懂事的女兒說媽媽是做飯的，長大後孩子們帶著媽媽拓展世界。
▲ 她用滿懷欣賞的語氣提起兒媳婦，說她知書達理，也有生活情調，是那個自己希望成為的樣子。
最後，小樣誦讀起她手抄的契訶夫《三姐妹》的名句：
她喜悅地忍不住手舞足蹈起來，“有花，有大量的陽光，有竹子，有鼠尾草，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自洽背後，隱藏著一場“失敗”的突圍戰
心懷不甘的農村女性劉小樣，去追逐詩與遠方，到頭來發現，詩不一定在遠方，也可以在自家小院。
聽上去好像是一個從抗爭到自洽的圓滿故事。
但從安小慶幾年前的採訪《平原的娜拉》裡，我們看到另一個劉小樣。
受年齡和學歷所限，她幾次出走打工，做的是粗糲的工作，也多次遇到不公的對待，敏感如她時常感到孤獨，不快樂，幾次都是短短出走就回歸。
家人也開始不理解，為什麼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好好過日子，老折騰。
一度，劉小樣覺得自己“病了”，還去了西安一家做心理疏通的機構去看病。
過往，大眾對劉小樣懷有一種微妙的心情，有期待，想看看覺醒的她能不能做成點什麼；又有惋惜，她的境遇、年齡、環境已經決定了並無太多空間施展，如同覺醒的娜拉，有種無處可去的悲哀。
敏感如她，一定有感受到這種隱隱的期待與壓力，也悲哀地看清現實與理想的落差，她曾對張越說過這樣一番話：
“生活沒有機會再改變了，如果我還年輕，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會走出去的，可是我現在的生活沒有機會改變了，別再讓別人來勾我了，我現在都覺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這麼待著。”
幾年前，安小慶探訪的時候，劉小樣和丈夫的爭論裡，時常提到的關鍵詞是“失敗”，她甚至全盤否定自己過去的20年，認為自己是個備受期待但最終失敗的出走者。
丈夫王樹生的看法也很符合大眾對成功的定義：
“完善自己，最起碼首先得把自己從煩惱中走出來，從痛苦中走出來，這才算你成功，但她做不到。世上的所有努力，一個是金錢物質上的，一個是思想上的。兩點她都做不到。”
▲ 劉小樣和丈夫王樹生。
結合這些年出走後真實面臨的痛苦掙扎，再去看《她的房間》裡那個圓融、自洽的劉小樣，才能看到一個更豐富真實立體的她。
劉小樣有個摘抄本，她會滿眼欣賞地分享摘錄的書中好句，但也充滿懷疑精神：我要有自己的看法。
如同自己人生的活法一樣，當大家對一個農村媳婦有著既定的要求時，她說，自己的身體在遵守，但心沒有。
當書裡說，放棄六便士去追求月亮，多麼高尚多麼理想主義時，她也保持懷疑態：“那你拋家舍業的，去畫畫，你的畫有價值，然後你把你自己給毀了，這我就不接受嘛？我也講不出原因是啥，反正我就是不贊成，不能犧牲家庭、孩子、也不能毀了自己，我覺得二者可以兼顧。”
她如同小馬過河，一定要親自涉水，哪怕磕磕絆絆，兜兜轉轉。
這也是為啥當她引用那些氾濫成災、常被用來裝點作文金句的的名言時，我們會被一次次擊中，因為那些融入了她自己的感悟和人生體驗。
2002年，她說，“我寧可痛苦，不要麻木”。
2024年，她說，“只要我一直讀書，我就能夠一直理解自己的痛苦，一直與自己的無知，偏見，陰暗，狹隘，見招拆招，很多人說和自己握手言和，我不要做這樣的人，我要拿石頭打磨我這塊石頭。會一直讀書，一直痛苦，會一直愛著從痛苦荒蕪裡生出的喜悅。”
劉小樣急切表示，這才是自己真正要說的話。
——“用石頭打磨自己是很疼的。” ——“我不怕。”
三個字擲地有聲。
可以有千百種出路的娜拉們
當年《半邊天》欄目組離開時，劉小樣抱著張越號啕大哭，她說“你忽然就來了，忽然又走了，就像一場夢。你走了，又剩我一個人了。”
多年後重逢，小樣又哭了一場，“這20年，我特別累。現在你們又回來了，這20年的事情好像有了個結果一樣，我可以踏實睡覺了。”
她好像對大家，也對自己終於有了一個交代。
曾覺得自己失敗的劉小樣，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人生沒有結果這一說，不就是那個“西西弗的石頭”：
“推石頭就推石頭，這有啥呢，掉下去就掉下去嘛。這有啥的。”
在劉小樣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了女性出走的困境和出走之後面對世界的複雜性。
如果蘇敏阿姨沒有網際網路沒有短影片，如果房主任沒有脫口秀，她們的出走不被人們看到，沒有帶來流量，也許，她們的人生也會和劉小樣一樣，出走之後又回來，回來之後又出走，週而復始，成為人們眼中的異類。
娜拉出走的前提在於，出走之後有路可行。
有路可行最簡單的兩個要素是：有工作可做，有社會認同的空間。
20年的時間，網際網路給了無數女性生存的可能性，以及工作的可能性，在從前的社會，只有漂亮的女孩才有某種微乎其微的起飛改命的可能，而在網際網路時代，只要你有故事，有才華，有思想，女人們就有實現自我的可能。
▲ 20年前，誰會想到房主任這樣的形象也可能在舞臺上大放異彩，社會的寬容性與豐富度還有女性主義的崛起是房主任和蘇敏阿姨們成功出走的原因。
除了切切實實的工作機會，和社會輿論的前進，還有切切實實的女性互助。
20年，出走的女性一直很多，有幾位被我們看見，但大多數不被我們看見，而她們的命運各異。
無論是劉小樣的出走、困惑、自責和自洽，短暫突圍後又迴歸的經歷，還是蘇敏阿姨那樣闖出一條路的，像“房主任”這樣正處在高光時刻的，都是非常珍貴的事。
▲ 出走後的麥子阿姨，滿懷著喜悅與好奇。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張越問劉小樣，你知道自己這些年是網紅，是流量密碼嗎？
她一筆帶過，並不關心，那離我的生活十萬八千里。
房主任、劉小樣、蘇敏、麥子阿姨……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女人，她們沒有活在幻想的爽文裡，而是靠著自己的行動力在真實的生活裡改變自己的人生。
她們是身體力行的女性主義，就像房主任在楊天真節目裡的領悟：
你一把就抓到了四個二兩個王那樣的天牌固然是好，但是也會有自己的問題，我固然是抓到一手爛牌，但最牛的難道不是，把一手爛牌打好的經歷麼？
出走不易，一旦開始，就是進步，人生就是體驗，無論成敗，此生無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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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sther、桑妮
責任編輯：Miss H
出品：藍小姐和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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