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跟何志森老師說聲,謝謝…“

作者 | 蔡伊
編輯 | 藝夢 汪澄波

前言
作為建築媒體,何志森“一席”演講在網路上爆紅這件事,我們之前已有預感。網路媒體的力量之大,一夜之間似乎朋友圈裡所有的人都認識了他。在收穫無數讚賞的同時,批評甚至激烈指責的聲音也山呼海嘯而來。
指責的聲音有很多種,在此不一一列舉。ArchiDogs的幾點看法:
1. 言論自由。但三分鐘讀一篇文章,然後斷章取義地得出定論,這不科學。
2. Mapping不是何志森發明的工作方法;把自上而下的設計方法暫時擱置,關注普通人群的需求也是不是由他第一個提出。但他的工作(包括這次演講)讓工作坊的學生甚至全社會,在某一個瞬間同時關注了這群值得關注的人。這本身就是一個成就。
3. Mapping作為一個研究方法,不是萬能的。在指導實踐方面,Mapping工作坊也許不如形體構成和空間流線這些來的實用。但如果把實用主義的眼鏡暫時摘下,對它的認識也許會更開闊一些。
4. 最後,這是一個健忘的時代。10萬+的爆款每天都有,也每天都在被遺忘。真正有價值的思想,一定在大潮退去後會沉澱下來。
以下為正文,來自何志森的學生蔡伊凡。

”一直想跟何志森老師說聲,謝謝。“
認識Jason 已經有三年多了。在參加了2015年1月份的超級平凡工作坊之後,我就一直在各個他帶的工作坊中幫忙打打雜,噹噹助教,布布展。在一席的講座釋出出來之前,我就預感到這次他的演講可能會為他和mapping工作坊帶來很多,甚至過多的關注。他的mapping工作坊的工作方式和所倡導的價值觀引起大家的討論和爭議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相信這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早在兩年前,知乎上就出現過“如何評價何志森老師”這樣的問題,底下的答案也是千奇百怪,許多答案真的讓人哭笑不得,還驚動了國內許多建築院校的老師也參與了討論,我也曾經想過要解釋,要反駁,可是Jason一直告訴我:“懂你的人一直都懂。”不必解釋太多。但是這一次,我看到了很多根本不認識他,不瞭解他的研究的人那麼多斷章取義的評價,甚至對他的研究動機十分惡毒的揣測,我不想再沉默了。
我在很多場工作坊的開題分享中都說過,在接觸他的mapping工作坊之前,我一直是個瞎子。很多人說他的工作坊是關於弱勢群體,是關於社會公平正義,是關於人文關懷,對我來說不是。對我而言,Jason教給我更多的是如何張開眼睛去看,如何豎起耳朵去聽,如何對生活和細節懷有一顆更加敏感的心去感受。
我曾經是一個自以為才華橫溢的一個普普通通的建築學院學生,我想要追求純粹的空間,巧妙的概念。創造毫無道理可言的奇怪的平面和七歪八扭的詭異流線是我最大的追求。每天在複製紙上不停的畫呀畫,看很多很多的案例,閉門造車,以為這樣就能夠學好設計,能夠做出好的方案。由於高考差兩分的緣故,我沒有進入我們建築學院的建築系,進入了城市規劃系。好在國內大多數的建築院校都選擇在前三年為學生們打一些建築基礎,我也算渾渾噩噩的塗塗畫畫了三年,滿足了自以為對設計,對建築的自我意淫。然而城市規劃與城市,社會,經濟與人文的緊密聯絡,讓我無法繼續放浪形骸的自我滿足了。所以在第三年開始正式學習規劃課程之後,我非常牴觸,我認為規劃的圖很不美,規劃提出的概念很扯,根本沒有設計的餘地,很埋沒我的才華,緊接著陷入了一種極度的焦慮和煩躁之中,直到遇到了Jason。
我在mapping的過程中中學到的更多是一種網狀的思維模式,一種轉換尺度的思考方式。在2015年的超級平凡工作坊中,我們小組研究了城中村中街巷尺度與傳統文化的傳承之間的關係,以及傳統舞獅遊行路線如何定義城中村中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員公共空間的邊界。有一個有趣的發現是舞獅的路線本來是環繞著村的歷史邊界走的,但是由於城中村日益增高的房屋密度,導致街道變得十分擁擠,無法再繼續保持原來的舞獅路線。於是遊行路線開始接受一些新進的外來商業的邀請,走了一條新的路線,而這條路線恰恰把本來非常分離的本地村民公共活動空間與外來人口公共活動空間聯絡在了一起。在這個工作坊中,還有小組研究的是兩棟不同產權的建築之間的連廊背後的隱藏的協商機制,還有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之間公共空間的隱形邊界。在我們的調研中,我們發現很多不同尺度的事物之間隱藏的聯絡,如街巷寬度與傳統文化的傳承之間的聯絡,不同街巷活躍的時間與其寬度的聯絡,房屋間的連廊與建築的混合功能和混合產權之間的聯絡。這些聯絡都是我們平常無法透過短時間在場地走馬觀花或者傳統的攝影或者測繪的方式看到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將城中村中的人當成弱勢群體,我們只是張開眼睛去看,豎起耳朵去聽,去開始學會看見,聽見。Jason在他的演講用了“跟蹤”這個詞,引起了許多的爭議,但是實際上我們在工作坊過程中更多的是經過了研究物件同意的觀察,“跟蹤“是連續的觀察,是嘗試著在一段時間中去浸入式的參與,瞭解另外一種生活。我還清晰的記得在超級平凡工作坊最後的一天,我們邀請了許多村民到展廳來看我們做的東西,許多村民開心的與我們的展品合照,說“我認得這個,這是我們村的東西。”還有村民主動的把家裡的物品,村裡平常用的舞獅的道具借給我們布展,還讓我們有空多到村子裡去玩,只要溝通得當,觀察和“跟蹤”並沒有那麼可怕與不堪。
這樣子的觀察方式在社會學的範疇裡或許很常見,在國外的建築學院的教育裡也不新奇,但是對於當時迷茫又驕傲的我來說,確實遞給了在無助裡苦苦掙扎的我一根救命的稻草,讓我在形式與功能之間的迷思中好像有了一絲方向感。我不再認為規劃中紅色,黃色,綠色大大小小的色塊只是一堆拍腦袋想出來的毫無設計感的胡扯,我意識到我隨意畫下的一筆,或是隨意填寫的一個數字,能給許多人的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填的每一個色塊,寫的每一個數字,都是在設計一個不同的生活方式。
後來在申請出國的時候,我把我的文書和作品集的主題定為蝴蝶效應,便是希望在我之後的設計和學術生涯中,能夠更多去了解去研究不同尺度之間事物之間這些隱秘的聯絡。這些小的東西並不僅僅存在於城中村之中,或是小攤販,站街女身上,這些聯絡存在於城市之中的每一個事物之上,無論我在做什麼尺度的專案,面對什麼樣的業主,我都希望能更多的去考慮,我的設計能夠在另外的尺度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在和我們學校的系主任聊天的時候,系主任說:他(Jason)為什麼是公共空間增加了新的定義。“公共空間的尺度可以很小很小,小到如一個尿壺,一排欄杆,一個牛奶箱。如果我們的目的是創造公共空間,一個尿壺或是一個公園並沒有什麼高下之分,只要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都值得我作為一個設計師去學習。
他的這種觀察方法確實是一種極其耗時耗精力的工作方式,還常常容易一無所獲。作為好幾個mapping工作坊的助教,一開始我們在觀察不出結果的時候經常有兩種情緒,一種是憤怒,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另一種是感動,覺得自己雖然沒有得出什麼有用的結論,但是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我在關愛弱勢群體,我真棒。有趣的是有這兩種情緒的表達在這一引起的討論中也都有出現。然而我認為作為一個設計師,本身我們就需要去了解各個方面人群的需求,協調各方的利益。客觀的去看待任務,看待場地是我們應該必備的基本素養。但是場地的真正需求是什麼,我們如何最有效的實現這些需求,這需要我們帶著一顆粉紅粉紅的敏感的心去看,去聽那些細小甚微的東西。
Jason從未說過他的觀察方式是設計唯一的方法或者是最好的方法。如何將這些微尺度上的發現運用到設計中,或者成為一套成體系的設計指導方法,都值得我們還有其他同道中人繼續探索。關於基於實踐的設計學與基於理論的設計學孰優孰劣,我不想,也沒有資格進行過多的討論,因為我相信在有些人心目中,只有利益是唯一的答案。
但是,這個世界上只要有我,或許還有其他許多像我一樣,被他影響而在混沌中被指引找到了自己喜愛的研究方向的人,在黑暗中睜開了第一次睜開了眼睛的人,在寂靜中第一次豎起耳朵的人,他的善良和努力便不應該遭受如此多不公正的質疑。
——蔡伊凡,寫於2019年3月22日,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
本文只代表我個人的觀點
作者 | 蔡伊凡
編輯 | 藝夢 汪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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