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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外交，並不如大家所想的那樣，刻板守舊，今天，和大家聊一下關於中國外交的真實故事，讓大家對大國外交有深入瞭解。
有些大國的外交部，都和本國情報部門的關係，十分密切。
大使館中，不乏以外交身份為掩護的情報官員。
一般而言，有一個人是要向駐在國公開情報部門身份的，其他人，則是半公開身份的。
公開身份的，是大使館情報聯絡官。
半公開身份的，是大使館武官處。
武官全是由軍事情報機關派出的，而不是軍隊外事機關派出的。
所以只要一提大使館武官，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軍事情報觀察員。
公開身份的那個官員，作用不大，一般都是兩國情報部門交接。
舉幾個例子。
美國在本國內抓了一批克格勃的間諜，美國想間諜互換，這時候，就會找到俄羅斯駐美國大使館，直接找那個公開身份的大使館情報聯絡官，大使館傳話給國內克格勃。
然後兩家坐下來談判，談互換名單和具體流程。
這是敵對國家。
也有友好國家的。
比如我們和伊朗，伊朗是我們的西大門，對我們穩定新疆很重要，伊朗情報部門在工作中，發現了東突分子的資訊，或者拿到了東突分子企圖搞事的線索，這時候，這時候，伊朗想提醒我們中國，他們就找中國大使館。
不找外交官，因為這不是外交領域，這是情報領域，找到我們公開身份的聯情報聯絡官，兩家接上頭，開始情報合作。
之前主要是情報合作，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後，步入全球化，跨國犯罪也屢見不鮮。
“中國的警務聯絡官是指由公安部派駐到中國駐外使領館，以外交人員身份代表公安部與駐在國(地區)開展警務聯絡等項工作的公安民警。”
這個好理解，貪官外逃，跨國詐騙，國際洗錢，這些事情找外交官嘛，他們專業不對口，找情報部門的話，也不太合適，所以，專門處理這些領域國際合作的警務聯絡官，就應運而生了。
情報聯絡官是明面上的，完全公開的，至於半公開性質的武官，就比較敏感了。
因為這些人的工作，可能涉及所在國的軍事觀察，情報蒐集分析。
這些人很敏感，各國都盯得很緊。
但是，因為大使館是他國飛地，外交又敏感，所以，一般沒有實錘的話，所在國是不敢動那些武官的，不然就是外交風波。
就算有實錘，你查到這個武官搞到你的機密，你也不能想抓就抓。
他人在大使館呢，你直接踹大使館的門進去銬他？
年輕人不講武德還可以這樣，外交不是過家家。
只有武官出了大使館這個門，所在國拿著實錘證據和逮捕法令， 才能帶走這個人。
比如俄羅斯當年的這個操作。
俄羅斯政府指控以色列駐莫斯科使館武官瓦迪姆萊德曼上校，從事間諜活動，並將其短暫拘留和審訊，隨後宣佈他為不受歡迎的人，限他在48小時內離境。
戰鬥民族的俄羅斯，拘留審訊了以色列的情報武官，最後也沒讓他坐牢，而是驅逐出境。
因為，他是武官，有這個外交官身份，俄羅斯下手很有分寸。
當然，你不要因此，就一看到武官就覺得他是007。
武官，不能“一棒子打死”。
比如，俄羅斯賣印度一批武器，這批武器怎麼賣，後續怎麼維修，怎麼匹配印度的作戰系統進行改造，都是由兩國高層敲定，派出專門人士。
然後由深諳印度軍事情況的大使館武官，後續跟進配合。
所以如果兩國有軍事合作和軍火交易，那兩國武官蒐集所在國對應軍事情報，就是再正常不過的工作了。
這就不是間諜行為。
你抓了正常工作的武官，那幾乎等於宣告你沒有軍事合作的誠意，你不被大國集體拉黑，也會被集體抬價的。
只有武官在工作中過了這個度，超過了界線，蒐集分析的情報完全不是軍事合作的領域，這個行為，才能說是間諜行為。
比如，這個武官本來負責兩國轟炸機的交易，他的公文包裡卻一堆所在國武器核研究的機密檔案
這就是赤裸裸的諜戰了。
但這樣的情況太少，判定也難， 所以武官出事，一般都是驅逐出境。
這個掩護身份，不僅有武官，還有大使館其他部門。
比如前蘇聯的軍事情報機關GRU的軍官，在使館裡就曾扮成文化參贊，出入酒宴，諜戰千變萬化，不一定非得安插在武官處。
各國普遍利用了這一點。
一般駐別國的情報站站長，和其他級別最高、最重要的那幾位，都是有外交身份掩護的。
這樣，一旦出事，可以迴旋，可以免於被捕。
大使館，在冷戰期間，幾乎就是個情報窩。
因為那時候美蘇鐵幕嘛，兩國交流很少，包括紅色中國也是，外國人幾乎沒機會進中國實地搞諜戰，都是靠公開的報紙資訊，和大使館交流。
岱岱就記得幾則史料。
中國大躍進，地方虛報產量，報紙一片報道，這些資料很多外國人看了，還真信以為真。
彭德懷訪問東德，東德領導人說，對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會，看中國的大躍進，說肉產量那麼高，倉庫都堆不下去了，希望彭總替他轉達並爭取一下，中國向他們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
彭總聽完後就沉默了，說據我前不久在一些地方調查，報上的宣傳有許多假話，你們不要全信。
然後，回去後彭德懷上了廬山，寫了萬言書。
蘇聯解體， 冷戰結束，全球化開啟，各國大規模的人員資訊流通，大使館的情報重要性就少了很多。
而且，大使館和公開半公開的情報人員，就是明晃晃的靶子，各國的竊聽監控技術，都不是吃素的。
條件所限下，大部分工作是由使館外面的情報網來乾的，大使館是起到彙總的作用。
因為你把情報檔案，放在別處，不安全，一旦暴露，就是“人贓俱獲”。
但是，彙總到大使館，就不怕抄家了。
是的，所在國沒有執法權，不可能踹門而入搜個底朝天，機密檔案和高階人員的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所以，大部分情報工作，是在大使館外進行，而資訊的彙總和高階人員的安置，都在也只能在大使館。
打個比喻。
情報工作，是一張觸角延伸到社會各界的蜘蛛網。
而大使館，就是蜘蛛網的核心，蜘蛛的所在地。
吃瓜群眾，應該還記得這幾年中美俄互相關閉領事館館時，領事館館都冒出煙的事情吧。
大西南很多關鍵的軍工，又靠近西藏新疆，美國的領事館是美伸向藏疆黑手的重要據點。
我們對等報復，關成都，是關對了。
這一關，美國這幾年蒐集放置的機密情報檔案，帶又不敢帶出去，只能就地燒燬。
外交幹部，衣著光鮮，出入高階社交場所。
情報人員，深藏自己，乾的都是不見光的事。
這兩類人，就這樣同處一個屋簷下，一起工作。
魔幻吧。
不過，兩類人也有很多交叉點。
很多次外交工作的進展，都離不開情報部門的努力。
舉幾個例子。
中美機場外交。
1990年，當時美國對中國實行制裁，雙方的高層會晤機制，是停的。
類似如今的中美。
但是90年海灣危機，美國需要中國合作，中國也順勢彌合關係，雙方就想高層談一下，在海灣問題上達成合作。
在沒有高層會晤機制的情況下，高層怎麼談？
這時候，就需要情報口了。
中美兩家和第三國埃及，各自的情報口搭了線。
然後，中國外交部長錢琪深去中東訪問，7天穿梭訪問各國談海灣。
美國國務卿這一時間也在中東，準備結束中東訪問。
中國是當地時間下午3點半到的開羅機場，國務卿那時，剛好在機場候機，兩國的高層，就這樣巧遇了。。。
時間點嚴絲合縫。
而之前，在埃及的協助下，開羅機場的貴賓室早已清場，裡裡外外都檢查了多遍，確保不會有任何竊聽裝置，也沒驚動機場群眾，不被媒體洩露。
兩大國的高層，就這樣在沒有高層會晤機制的情況下，在兩國國內絕大數人都不知情的情況下，會晤了。
中美高層，談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出了貴賓室，中美高層誰也沒碰到誰一樣，各飛各的。
有些事，有些檯面上不能做不好做的事，就可以讓情報口的人做。
還有個例子，就是咖啡建交。
李肇星有本書，叫《說不盡的外交》，曾回憶到，建交、復交是兩國關係的大事，但建交談判階段往往是最為敏感的。
“2005年，他訪問以色列時，塞內加爾提出希望與中國在第三國義大利談復交意向。於是，他緊急飛赴羅馬。
抵達羅馬後，李肇星利用酒店備餐間的電梯順利“脫身”，甩開了意方派給自己的貼身警衛，來到與塞內加爾外長約好見面的咖啡廳。
搭話、對暗號，咖啡館裡發生的事情就和007電影一樣，最終李肇星成功與塞內加爾外長加迪奧“接上了頭”。
隨後，李肇星隨加迪奧走出咖啡廳，在一家飯店內見到了時任塞內加爾總統，並與他秘密會見5分鐘，商定了兩國恢復邦交的原則和基礎。5個月後，中塞兩國簽署復交公報。”
這些騷操作看起來，是不是有007電影那味了？
外交工作，是不是顯的很高大上？
外交有很多天秀的騷操作，但也有送人頭的豬隊友。
周恩來是我黨情報部門重要創始人，建國後長期負責外交口，這塊的結合，按道理，我們應該是最的最優秀的，但饒是周總理，也有手下人翻車的時候。
“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國駐希臘大使周大使外出歸來，在大使館區看到很多車輛來往，心想是否有什麼外交活動，便讓翻譯回館檢視是否有請帖。
翻譯回館後從值班人員那裡得到報告，說當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館有國慶招待會，只剩下10多分鐘的時間了，周大使聽到報告後，趕緊驅車前往。
但其實那個翻譯在匆忙中並沒有看請帖，而那個值班員看到有一張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的請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誤以為是科威特大使館。
當時周大使因為過於匆忙，自己沒有按照程式親自將請帖過目。當他們出了中國大使館後，就隨著車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進了以色列的大使館。
當時周XX既沒有見過科威特大使，也沒有見過以色列大使，以為站在門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車後就和他握手，匆忙中就連掛在門口的以色列國旗都沒有細看。此時，站在門口的《紐約時報》記者看到中國大使前來以色列大使館，覺得非常意外，因為新中國成立後對以色列一直不予承認。
第二天，《紐約時報》就中國大使到場祝賀以色列國慶發了報道。從羅馬尼亞大使那裡得知事件真相的周XX這才如夢初醒，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錯：
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勢同水火，國際“反華勢力”趁機用此事大做文章，離間中國與政治盟友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係。”
這件事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阿拉伯國家集體質問我們中國，我們很被動，國內四人幫也對周總理一直抓的外交大權很是覬覦，不斷攻擊周總理，想趁機會奪了周總理的外交權。
因此，周總理壓力山大。
周恩來在其政治生涯中，即使遇上極其複雜的問題，也能冷靜地思考，從容地面對，這是因為他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很好的涵養，再加上無數次驚濤駭浪的歷練。然而，在1973年的5月，周恩來卻因這次外交失誤，在一次國務會議上卻仰天長嘆：
“真是周門不幸！”
不幸中的外幸是，阿拉伯國家還是相信了這次是我們工作人員的失誤，沒有過於影響雙邊關係，毛主席對四人幫的蠢蠢欲動也是明瞭，親自批示周恩來的檢討過關，外交依然是周總理負責。
這件事就算過去了。
不過，這件事中我們有關人員極其疏忽的工作態度，還是要讓後人引以為戒。
還有一個更騷的外交事故。
當年中蘇交惡，蘇聯內部有對華強硬派，也有人想緩和我們關係，蘇聯決定“先禮後兵”，讓主和派的蘇聯總理和中國試著接觸。
結果在中蘇高層會晤機制沒有的情況下，蘇聯總理柯西金找不到我們高層的，就直接打電話到北京，要求同毛主席緊急通話。
我國話務員得知對方身份後，罵了他一通，說你這個“蘇修”頭子，不配和我們的偉大領袖通話！
蘇聯總理柯西金又對中國話務員說，那能否請周恩來總理接電話？
這位女話務員稱，我們的周總理那麼忙，哪有時間跟你說話。
然後，就把電話結束通話。
這事後來彙報上去後，毛主席批評說，電話是打給我的，怎麼不報告就拒絕了呢。周總理還指示，應對那位話務員進行批評教育。
當然，毛周兩人，誰也沒打電話回給蘇聯。
超級大國的蘇聯，地位如此之高的總理，曾這樣被我們一個普通平凡的女話務員，給訓了一頓。
說出來誰敢信啊。
編劇都不敢這麼編。
若干年後，岱岱向前輩學習，復刻了當年那一幕。
吃瓜群眾
見字如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