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的社交媒體上，“韓女”一詞所引發的話題持續受到關注和討論。最早，受到包括韓劇、K-POP在內的韓流文化影響，形象時尚、富有魅力的韓國女明星和演員構成了人們對“韓女”的初印象。

近年來，隨著韓流影響力不斷擴大，對韓國的關注逐漸拓展至社會與文化領域。在中文網際網路語境之下，“韓女”一詞的內涵持續豐富：YouTube上精緻自律的學習博主是“韓女”，女性作家筆下壓抑掙扎的普通女性是“韓女”，社會事件中聯結起來奮力抗爭的女性群體也是“韓女”。當“中女”看到“韓女”，她們彷彿也看到了自己，在“理解韓女、成為韓女、超越韓女”的背後，是東亞女性對於某種共同處境的體認與掙扎。

憑藉著極富魅力的角色和引人入勝的情節，擅於講述浪漫愛故事的韓劇贏得了眾多中國女性觀眾的喜愛。不少人在觀劇過程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和代入感，作為重要視覺要素的服飾和妝容也持續吸引著觀眾的視線。

從《來自星星的你》中千頌伊使用的某品牌玫粉色口紅直接被命名為“星你色”，到《孤單又燦爛的神：鬼怪》中被掛上“鬼怪女主同款”標籤而熱銷的紅色圍巾和牛角扣大衣，在韓劇之外的現實生活中，購買同款的熱潮一浪接著一浪襲來。

這類模仿主導的消費一方面滿足了美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使消費者的部分感情投射得以實現，即透過模仿的方式與劇中人物建立一種奇妙的聯絡，以間接獲得劇中夢幻和浪漫的情感體驗。

近年來，快速發展的影片平臺和自媒體創作將中國觀眾對“韓女”認識慢慢拓展至現實生活。“4小時過完一本真題，5小時學完一本書”的博主UDAN是一名韓國公考生，她把枯燥疲憊的備考影片剪輯得生動有趣，觀眾在為她極強的專注力讚歎不已的同時，也忍不住感嘆她剪輯影片時的精神狀態，她因此被親切稱為“發瘋姐”。目前，其被搬運至bilibili平臺的學習影片播放量已突破百萬。

韓國女性博主bogyung因經常“極限備考”被觀眾稱為“超人姐”，考前通宵“四天只睡三小時”，複習期間還能夠兼顧健康外貌管理。這一類韓女博主的影片配文通常洋溢著進取心和信念感，比如“體力上感覺到了極限，然而總還是有野心”，“你需要的一切力量，其實都在你自己身上”。

這類影片的愛好者一般是年輕的中國女性，許多人也正置身於備考的迷茫和痛苦中，她們稱這些韓女博主為“精神咖啡”和“動力源泉”，受到她們的激勵，開始反思並調整自己的生活節奏與學習策略，從嘗試模仿她們高效的日程安排、整潔的學習空間佈置，到學習“韓女”面對挑戰時向上自我管理的心態。

無論是浪漫愛情劇裡的“韓女”還是YouTube上的“韓女”，她們的形象、故事和生活狀態為年輕女性觀眾提供了某種理想人生範本，在模仿和學習的背後，是這群可能身處異國的女性對精緻生活的嚮往、對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的渴望。

韓流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現象，現已超出流行音樂、影視等特定領域，韓國文學這些年在中國大陸也掀起了一股翻譯出版熱潮，尤其是女性作家的作品。

較早走入我們視野的韓女文學作品是作家趙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介面文化的《韓國作家趙南柱：推薦<82年生的金智英>的女明星被謾罵，男明星被誇有想法》一文曾介紹道——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82年生的金智英》，那就是“一個雖然很努力，但依然被嫌棄的韓國女人的前半生”：小時候偷吃弟弟的奶粉被重男輕女的奶奶打罵；在學校裡被男同學欺負，老師非但不批評男同學還說男生是喜歡你才打你的；女生們揪住變態狂反而被老師責罵不要臉；在公司裡對廁所中的偷拍攝像頭心驚膽戰，做同樣工作收入卻比同級男性同事低；婚後每逢節慶都要陪丈夫回公婆家下廚做家宴，儘管自己的父母同樣也住在首爾，卻從來未能陪他們一起過節；生了孩子被迫辭職成為家庭主婦，丈夫完全撒手不管；帶孩子去公園裡散步，捧著咖啡坐下休息一會，路過的男職員指指點點：“我也好想用老公賺來的錢買咖啡喝，整天到處閒逛，媽蟲還真好命……”

“82年生的金智英”來自於這樣一個現實背景：1980年代的韓國社會高度重男輕女，技術進步帶來的胎兒性別鑑定技術讓許多夫妻選擇流掉女胎，主人公在青少年時期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不景氣和裁員潮，又在2012年韓國“無償保育”政策開始時經歷生育和育兒；“智英”是1970年代晚期至1980年代早期最受歡迎的女孩的名字，再冠以韓國最常見的姓氏“金”，因此便有了“金智英”這個名字。

由SBS拍攝的同名紀錄片《82年生的金智英》記錄了現實中“智英們”的生活。在紀錄片中，87年生的智英在碩士畢業後也曾暢想和丈夫一起在學校做老師的生活，然而在結婚並擔任全職媽媽兩年後，她始終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面試時他們會問，你在工作的時候，如果孩子有突發狀況怎麼辦？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智英說道。

在韓國，這種現象被稱為“強力斷工”，即女性生育後突然陷入職場和社交雙失的困境。據統計，約有45%的韓國女性在生育後經歷“強力斷工困境”，平均持續時長達8.4年，第一胎孕後有中斷工作經歷的女性佔總體的81.3%。

另一位孩子已經上小學的智英說，“教授曾兩次向我提議作為正式員工不錯的職位，因為孩子猶豫了，最後還是拒絕了，那種時候令人感到非常難受。”因為需要承擔接送和放學後照顧孩子的工作，她只能選擇兼職工作。拍攝時她正在醫院擔任研究護士，負責收集分析資料。沒有固定的辦公室和位置，每天的辦公場所是隨機分配的，這已經是她斷工後換的第三份工作。她的一天幾乎沒有可以休息的時間，路上也要小跑著。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教授陳立行在對東亞女性的研究中指出，處於儒家文化圈的東亞國家，女性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三從四德”的儒教規範影響。她認為，即便是在現代國家的建設程序中，儒家文化仍然作為一種價值取向滲透在政策導向、社會系統的運作中，影響著女性的社會參與和社會角色。在女性長期處於附屬地位的社會文化中，女性被視為是無法建立主體性的存在，被以男性為主導的父系社會家庭捆綁在一起。因此，面臨工作與家庭的嚴重衝突時，女性通常會選擇中斷自己的職業發展道路而讓步於家庭照顧。

在文學世界中，所謂韓女文學積極地與現實社會現狀進行互動。在社交媒體上颳起一陣“夏天之風”的金愛爛作品《你的夏天還好嗎？》聚焦於三十歲左右的都市年輕女性，講述女性在家庭、社會中的多重角色和複雜情感。2024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韓江在《素食者》中用女主人公英慧的拒食行為來展現女性內心的傷痕，表達女性對社會暴力和壓迫的反抗。

金愛爛、韓江、趙南柱等韓國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日常和微妙情感，讓出身於相似的文化背景，扮演相同性別、家庭和社會角色的中女讀者們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身邊的女性。

近年來，在面對社會資源壓榨與權力關係壓迫時，韓國女性的一系列社會抗爭也吸引了全球目光。

在席捲全球的反性騷擾浪潮中，2018年，韓國女檢察官徐智賢實名舉報法務部高官性騷擾，這也被視為韓國反性騷擾運動運動的開端。此後，不斷有韓國女性站出來講述被同事或上級性騷擾的經歷。這場運動還助推了另一場名為“脫下束身衣（탈코르셋）”的社會運動的興起。“脫下束身衣”寓意著打破社會強加給女性的束縛，希望女性獲得自由。

在韓國，在洗手間、更衣室和酒店等公共場所秘密安裝針孔攝像機偷拍的現象十分氾濫，這些偷拍影片往往還會被上傳到網路上進行傳播和售賣。利用Telegram等具有較高保密性的即時通訊軟體傳播女性被性虐待影片的“N號房”事件的揭露，更是進一步加劇了韓國女性的不安與憤怒。面對一個無法有效懲罰或預防針對女性的犯罪和暴力的社會，約5.5萬名韓女走上首爾街頭舉行反偷拍集會，她們高舉“My life is not your porn（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的標語對偷拍犯罪行為表示抗議。

“不舒服的勇氣會改變世界”是這次運動中的韓女宣言。在社會抗爭中，韓女的身影無處不在，有唱響韓國女團少女時代歌曲“再次重逢的世界”的梨花女子大學抗議不正當入學事件和“姐姐來了”遊街活動，還有2024年年底同德女子大學反對男女合校事件等。

被歸於私人“情感糾紛”的約會暴力和家庭暴力，屢禁不止的偷拍，受害者有罪、施暴者隱身的性騷擾、性犯罪事件等等，很多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意識到，發生在韓國女性身上的惡性事件其實也正在自己身邊的社會中上演。韓女勇於打破社會規訓的束縛，透過抗爭為自己爭取平等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的反抗形象，讓更多人在她們身上看到了抗爭與改變的可能。“韓女”不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她標籤，女性以感同身受突破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將彼此聯結在一起。

這種聯結背後所體現的女性與民族國家的關係，似乎與伍爾夫在其作品《三枚金幣》中所言遙相呼應——“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需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整個世界。”然而，學者劉慧英在其著作《女權、啟蒙與民族國家話語》中指出，今日婦女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伍爾夫的表述已不足以充分闡釋二者的關係。

在2024年有韓國男性利用Deepfake技術將女性面部合成為不雅影片並傳播或售賣的事件曝光後，有韓國女性因擔心事件被掩蓋而在中文社交媒體平臺上求助。就在中女積極響應、幫助轉發之時，一位求助者因點讚了有關厭中內容的微博而激起討論。這被不少網友視為對中女的“背刺”，還有網友提及這並不是韓女第一次“背刺”，之前就有發生過韓國女性漫畫家把在國外社交平臺上釋出的“N號房”漫畫的反派改成中國人的事情。有人因此認為韓女不值得同情，也有人堅持不應被這些雜音遮蔽掉更關鍵的女性安全議題。上述立場也折射出了不同的人對於性別和民族/國家身份關係的不同態度。

從宏觀角度講，“女性”不是一種性別，而是一種處境。在這一點上，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主張，女性主義必須要看破和超越所謂近現代女性國民化的國族主義幻想，還要跨越國民國家的界限，從而實現各國女性的連帶。只有這樣，女性才能突破現代以男性為中心的國民國家框架，實現真正的解放。韓國學者任佑卿對此持有異議：“即使同意女性主義必須超越國族主義的正當性，它也無法可以超越民族/國家這一生存的現實基礎。”她認為，民族/國家的確是作為女性存在的現實基礎，其同時也是女性自我認同形成的重要基礎。然而，女性對於自身身份的認同並不僅來源於性別或民族/國家一方，而是處於二者交織的複雜關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