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華爾街日報
正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思考，快與慢》一書作者丹尼爾·卡內曼在去年3月告別人世前不久，給親友發了一封電郵，宣佈他選擇在瑞士結束生命，而朋友們大多認為他的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況仍然不錯，不能理解他的決定。
2024年3月中旬，丹尼爾·卡內曼(DanielKahneman)與他的伴侶芭芭拉·特沃斯基(BarbaraTversky)從紐約飛到巴黎，與女兒一家團聚。他們用了幾天時間在城市裡散步，參觀博物館，欣賞芭蕾舞表演，品嚐舒芙蕾和巧克力慕斯。3月22日前後，在那個月邁過90歲門檻的卡內曼開始向跟他最親近的幾十個人傳送個人郵件。
3月26日，卡內曼離開家人，飛往瑞士。他在郵件中解釋了緣由:
這是我寫給好友們的告別信，我要告訴大家，我在去瑞士的途中，3月27日，我的生命將在瑞士結束。
卡內曼是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2011年首次出版的《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書作者，這本書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他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一直潛心研究人類決策的不完美和不一致。根據大多數人的說法，卡內曼選擇結束生命時，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況仍然相當不錯。當然，他自己沒有這樣說。
近一年前，卡內曼的死訊一經宣佈就引起了廣泛哀悼。不過，只有親朋好友知道他是在瑞士一家自殺協助設施中去世的。時至今日，一些人仍然難以理解他的決定。
我也是。我與卡內曼相識近三十年，跟他有過兩年既興奮又氣惱的共事經歷，幫他做過《思考，快與慢》這本書的研究、寫作和編輯工作。2008年，我們沒能再繼續合作寫這本書，丹尼認為他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完成這本書，我則加入了《華爾街日報》。
但我們的“分手”是友好的；“分手”後的那些年，他坐在臺上接受過我的採訪，我為《華爾街日報》撰寫投資專欄時也經常採訪他。我們透過電子郵件和電話定期聯絡。我沒有收到他的最後一封電子郵件，不過，在過去一年裡，有幾個人與我分享了這封郵件。
對我來說，丹尼的死讓我心中五味雜陳。我上大學時，父親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但我崇拜的爸爸自殺，是為了擺脫劇烈痛苦；他的肺癌轉移到了骨頭，動過幾次手術之後，由於已經沒有治癒的希望，他拒絕讓醫生繼續給他開刀。
我媽媽、我哥哥和我握著他的手，告訴他我們愛他。在我們通宵守候的某個時刻，我在他的病床上坐著睡著了；當我醒來時，爸爸已經走了。
但我沒能跟丹尼道別，也不完全理解他為什麼覺得自己必須要走。他的死引發了深刻的問題：這位世界頂尖的決策權威是如何作出最終決定的？他在多大程度上遵從了自己奉行的選擇原則？在關於極端長壽之弊端的辯論越發激烈之際，我們該如何看待他的決定？我們對自己的死亡有以及應該有多大的控制權？
丹尼爾·卡內曼在曼哈頓的公寓中，攝於2021年
在卡內曼進行開創性研究（其中大部分是與芭芭拉·特沃斯基已故的丈夫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完成的）之前，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假設人類是理性的。也就是說，人的信念具有內在一致性，人會根據所有相關資訊來作決策，而且偏好不會改變。
卡內曼和特沃斯基透過一系列簡單而巧妙的實驗反駁了理性的上述定義。但卡內曼也從來不認為人是非理性的。他認為人反覆無常，情緒化，容易被愚弄——而且最容易被自己愚弄。“大多數人的生活靠自我欺騙來維持，”多年前他告訴我。簡而言之，他認為人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他們只是人而已。
卡內曼經常說，數十年來對人類思維的研究教會了他如何識別決策陷阱，而不是避免這些陷阱。
我認為，丹尼最想要的是避免一種長期下滑的狀態，他想按照自己的意願離開人世，在自己的死亡上掌握主動權。也許，他長期推崇的明智決策原則——依靠資料，不輕信大多數直覺，以儘可能廣泛的視角看待證據——與他的這一決定並沒有多大關係。
卡內曼的朋友和家人說，他的選擇純粹是個人行為；他不贊成任何其他人接受協助自殺，也從不希望被認為主張其他人接受協助自殺。
卡內曼的一些朋友認為，他的所作所為與他自己的研究是一致的。“直到最後，他都比我們大多數人聰明得多，”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菲利普·特特洛克(Philip Tetlock)說。“但我不懂讀心術。我只能猜測，他覺得自己的認知能力和身體正在衰退。他真的很想享受生命，但又預料生命中的樂趣會越來越少。我猜想，他對人生的快樂作了計算，算出生命的負擔何時開始超過生命的惠益——他可能預料到，自己在90歲出頭的時候，狀態會急轉直下。”
特特洛克補充說：“我從來沒見過誰的死亡比丹尼設計的死亡計劃得更縝密。”
卡內曼的妻子安妮·特雷斯曼(Anne Treisman)在罹患血管性痴呆症數年後，於2018年死於中風。她的疾病讓卡內曼極其痛苦；正如他在2015年7月發給我的郵件中所言：“安妮的健康狀況讓我無暇他顧，我整個人都不太好。”他邀請我參加2018年2月在自己的公寓為她舉行的追思會，不過我沒能出席。多年前，他的母親在去世之前也經歷了認知衰退。
我的文件中儲存著卡內曼2008年初為《 思考，快與慢 》中的一章寫的初稿。他寫道：“我母親上一次生病期間，失去了擁有記憶力的自我……她無法告訴你太多她這次住院期間的事情，因為她幾乎不記得什麼。我難過地發現，對於她所經歷的一切，我比她知道得更多。”
2002年，卡內曼（右）在慶祝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宴會上與妻子安妮·特雷斯曼舉杯慶祝。
圖片來源：Don Murray/Getty Images
卡內曼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在最後一封電子郵件中，他接著寫道，他覺得這種情況很快就會發生：
我從少年時就認為，生命最後幾年的苦難和屈辱是多餘的東西，我在按照這個信念行事。
但他最珍視的原則之一是凡事應三思。“大多數人討厭改變主意，”他說，“但我喜歡改變主意。這意味著我學到了一些東西。”
去年，我在一篇關於卡內曼的專欄中寫道：“有一次，我給他看了一封讀者來信，信中告訴我，我在某件事上錯了，這位讀者說得對，但語氣粗魯。‘成千上萬的人可以告訴你你錯了，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幸運？’丹尼對我說。”
卡內曼在飛往瑞士幾周前，向幾個最親近的人傾吐了自己的計劃。他們試圖說服他推遲決定，但他不為所動。一位朋友反覆懇求他，卡內曼最後讓他別再說了。這位朋友只得不情願地放棄勸說卡內曼改變主意。
“我沒有沉沒成本，”卡內曼喜歡這樣說。他總希望用證據，而不是用先前的努力或承諾來決定自己的信念和行動。但不知為什麼，他就是放不下幾十年前形成的看法。
對他來說，生命無疑是寶貴的。卡內曼的童年時代大半在法國南部度過，他和他的猶太家庭在那兒躲避納粹的大屠殺。“我們像兔子一樣被圍獵，”他說。
我仍然很活躍，享受生命中的很多事情（除了每天的新聞），我將快樂地死去。但我的腎臟已經快不行了，精神崩潰的頻率越來越高，我已經九十歲了。我該走了。
2024年3月5日，卡內曼年滿90歲。但他並沒有在透析，身邊的人也沒有發現他有明顯的認知衰退或抑鬱跡象。在他去世的那一週，他還在撰寫幾篇研究論文。
2016年，本文作者Jason Zweig（左）在《華爾街日報》CEO Council的活動上採訪卡內曼
他去世後不久，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名譽教授芭芭拉·特沃斯基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她寫道，他們在巴黎度過的最後幾天美妙無比。他們“走啊走，走啊走，天氣好得就像田園詩一般……與家人和朋友歡笑，哭泣，共進晚餐”。卡內曼“帶全家人去了他兒時在塞納河畔訥伊的家和河對岸……布洛涅林苑的遊樂場”，她回憶道。“在巴黎，他上午寫作；下午和晚上跟我們一起度過。”
根據她在網上發表的文章，一天下午，她問他想做什麼。“我想學點東西，”他說。
卡內曼知道，快樂的結局具有重要的心理意義。經過反覆實驗，他證明了他所說的峰終定律：我們對一段經歷的記憶是快樂的還是痛苦的，並不取決於感覺好或壞的時間長短，而是取決於這些情緒在峰值和終結時的強度。
“丹尼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似乎還能如此享受生活，這讓丹尼的朋友和家人有些驚愕，” 一位朋友說。“‘為什麼現在要停止呢？’我們央求他。雖然我還是希望他能多給我們一點時間，但事實是，丹尼按照這項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為他90歲的人生畫上了快樂的句號，這也符合他的峰終定律。如果順其自然，他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邁入90歲的門檻，這在他的決策中起了什麼作用嗎？卡內曼和特沃斯基的早期研究表明，當人們感到不確定時，他們會透過“錨定”來估算數字，或者隨便找一個數字，而不管這些數字與決策的相關性有多大。
卡內曼的另一個原則是，他重視所謂的外部視角，他認為，不應該把每項決策看作特殊案例，而應該視之為一類類似情形的組成部分。不妨從這一參考類別中收集與可比例項有關的資料，然後考慮為什麼你的特定案例可能有更好或更差的前景。
一種可能的方法是：卡內曼可以收集資料，以確定活到95歲或95歲以上的人是否傾向於後悔沒有在90歲時死去——同時要考慮到從痴呆症和其他退行性疾病患者那兒獲取可靠報告的難度。也許他做過類似的事情；我不知道。
法國塞納河畔訥伊，卡內曼在這裡度過了童年的部分時光，並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再次來到這裡
他似乎專注於另一個問題。如卡內曼最後一封電子郵件的下一段所述：
不出我所料，一些愛我的人希望我等到生命顯然不值得延長時再作決定。但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恰恰是因為我想避免這種狀態，所以我不得不作出顯得為時過早的決定。我很感謝聽我談這個決定的幾個人，他們都不情願地在我身旁支援我。
卡內曼的朋友安妮·杜克(Annie Duke)是一位決策理論家，也是前職業牌手，2022年，她出版了《適時退出：以退為進的決策智慧》(Quit: The Power of Knowing When to Walk Away》一書。她在書中寫道：“適時退出通常會讓人感覺退出太早。”
她對他的決定感到失望。“感覺太早與實際太早有很大區別，”她說。“你又不是絕症，你挺好的。為什麼不從外部視角來思考一下？為什麼不聽別人給你一些好的客觀建議？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俄勒岡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在50多年前就跟卡內曼是朋友，他說：“丹尼是那種會長時間認真思考問題的人，所以我想，他一定經過了深思熟慮。當然，我們這些一生都在研究決策的人，會考慮很多決策的理由。但很多時候，理由並不是理性的東西。而是感覺。”
卡內曼的最後一封電子郵件接著寫道：
我並不為自己的選擇感到難堪，但我也無意把它作為公開宣告。我的家人會盡可能避免談論與死因有關的詳情，因為沒有人希望它成為訃告的焦點。請過幾天再談論此事。
協助自殺在大多數國家仍然是非法的，但呈上升趨勢。在瑞士，如果病人心智健全，至少年滿18歲，而且協助者不是出於自私動機，協助死亡就是合法的。病人必須自行攝入致死藥物。
這是一個牽扯強烈情緒的話題。蓋洛普(Gallup)最近的一項調查詢問，醫生協助身患絕症而痛苦不堪的病人自殺是否應該合法；66%的美國人表示同意。另一方面，在另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中，40%的參與者認為醫生協助自殺在“道德上是錯誤的”。
我認為，除了協助自殺有可能被濫用以外，這種矛盾態度的原因顯而易見。如果你在經歷劇痛或認知能力下降之前早早結束生命，你會保護自己和所愛之人免遭即將降臨的痛苦。但你也會讓你愛的人承受你離世的痛苦，他們還會感到遺憾，因為他們永遠無法完全理解你的選擇，也不明白你為什麼不聽他們意見。
丹尼爾·卡內曼在曼哈頓的公寓中，攝於2021年
丹尼的最後一封電子郵件繼續寫道：作出這個決定之後，我發現我並不害怕自己離開人世，我認為死亡就是睡著了不再醒來。除了目睹自己給他人帶來的痛苦，最後階段真的並不難熬。所以，沒有必要為我感到惋惜。
在死亡臨近時，我們究竟應該儘可能利用最後的時間與最愛的人在一起，還是應該儘量避免讓他們或我們自己經歷不可避免的衰退？死亡是我們自己一個人的事嗎？
丹尼讓我領悟到說“我不知道”的重要性。我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只知道，他最後一封電子郵件的最後一句話聽起來似乎是對的，但又有點不大對勁：
感謝你幫我完成了一趟美好的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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