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在歐洲，和犯罪分子鬥智鬥勇》我寫了小一萬字方方面面剖析了歐洲的治安問題，真的只是在講旅遊的逸聞趣事嗎？當然不是，是要為我們自己提供一些可參考的反面教材。最後落腳點還是這兩句話：“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羅馬就是大秦嘛，沒毛病。
歸根結底，治安問題是一個基於經濟基礎的“體制性”問題。我在過去的文章中也一直在強調我們未來所面臨的風險：如果經濟下行、失業人口過多、社會保障缺位，我們也會面臨越來越嚴重的治安問題。這是一個唯物主義的客觀規律，而不能訴諸於唯心主義史觀比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墮落的人越來越多……
簡而言之，現在全中國的治安傲視全球，考慮到人口基數和國土面積，我說我們現在治安世界第一，沒有任何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現在良好的治安環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不是理所應當的，是經濟高速發展十餘年、大量社會治理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生產力與技術的進步，這三重原因共同的結果。
第一，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雖然被吸血、被剝削，但也好過去大街上做流民。比爛而論，送外賣好過在工廠流水線打螺絲，在工廠打螺絲又好過農村種地，能在農村種地又好過“不做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當然，說這個問題不代表我們不應該為外賣員權益、流水線工人待遇發聲了。現在槓精太多，搞得我說話都得說車軲轆話。
我上一篇文章中講了法國、義大利少數族裔的治安問題：黑人、吉普賽人、穆斯林移民，從經濟基礎上來講處於歐洲社會的最底層，主流社會把他們當成外來人排斥，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所以這些聚集區治安問題比較嚴峻。治安問題的第一要素永遠是就業，而不是某些種族“具有天然的劣根性”，這才是唯物主義的觀點。
壓力是層層傳導的，在經濟下行週期中，底層必然承擔最大的壓力，也自然會產生越來越高的治安風險——這是一個客觀描述，並不是一個道德判斷。正確的理解是：我們是要消滅貧困，而不是譴責貧困人口。
第二，大量社會治理者的付出，其實也是人口紅利和社會主義遺澤的一部分。警察這種體制內的治安工作者就不說了，很大程度上他們的付出跟回報是不成正比的。雖然我也一直指責基層警察不作為的問題，但是我每次都要上升高度，這就跟醫患矛盾一樣，根源還是被轉嫁的矛盾。
我國社會治理的偉大成就，還必須要提及人民群眾的付出、奉獻。我總舉這個例子：朝陽區群眾不是一個梗，那真的是這些老人家們春夏秋冬不分寒暑地堅守、沒日沒夜巡街換來的。
那些帶著紅袖箍在街上維護治安的大爺大媽們，是因為他們經歷過集體主義經濟的年代，有這種主人翁意識和使命感，所以這叫社會主義遺澤。我們這一代年輕人退休了之後，大機率是去網咖dota開黑，不會有這種“我要對國家和社會盡負責任”這種思維了。
這無所謂對錯，只是一個客觀描述——集體主義離我們這一代已經很遙遠了。我這一代大多數人的經歷都是這樣的：
成為做題家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卷出來，然後被大公子、關係戶和他們的狗腿子嘲諷“做題家思維”，進入社會996榨光了最青春最鮮美的勞動力，買不起房子還被逼生孩子，最後35歲被裁員找不到工作，還被官媒指責“脫不下孔乙己的長衫”。講道理，不報復社會就算了，晚年還要想對社會盡義務，那可得檢查一下有沒有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了。
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第三，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可以讓我們普及監控設施，讓違法犯罪分子無處遁形。大家可以看看八九十年代有多少大案要案沒有破，至今成為了懸案；而現在天羅地網的監控系統，讓那一段歷史徹底過去了。
生產力的進步還有一個有趣的側面：移動支付的普及，讓群眾攜帶的現金數量大大減少，非常有效地遏制了針對現金的犯罪行為，還順帶毀滅了假幣制造行業。不過犯罪分子總是客觀存在的，於是電信詐騙成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
還是那句話，不要以為我們現在良好的治安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這一點都不唯物。遠了不說，就說90年代，經歷過的朋友心裡都有數。像唐山打人事件，這擱到90年代算個屁啊，太稀鬆平常了好不好。
結果現在有一群傻缺，一邊吹什麼90年代，一邊看見唐山打人嚷嚷亡國啦。真的，講道理，現在離90年代也沒多遠啊，經歷過90年代的人也沒死多少啊，那麼多瞎眼尬吹的都是什麼成分啊？
我記得我小時候一個人在家，父母都是非常擔心的，千叮嚀萬囑咐安全問題。我是石家莊人，那時候石家莊正好流竄著一個以查煤氣表為藉口入室殺人的連續殺人犯，人心惶惶。當年石家莊還有一個特別有名的治安事件是“棉三宿舍爆炸案”，犯罪分子隨隨便便搞到烈性炸藥，炸死了一百多人。
現在，中國治安一大特色就是晚上能夠安全擼串，很多國外遊客也都對此頗為讚賞。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晚上能放心大膽擼串的現象，也就是二十一世紀之後的事情。就現在我晚上回去晚了，我父母還很擔心安全問題，因為他們生活的大多數歲月中，晚上是很不安全的。
所以，橫向我們可以看一看歐洲的治安問題，縱向我們可以回憶一下90年代的治安問題，現在是時候把治安問題當做關注的重點了。
關於治安問題的趨勢，我一年前就開始在微博上嚷嚷了。因為這是一個不難判斷的未來：經濟下行週期中，一定會伴隨著越來越嚴峻的治安問題。這是我微博大號被封中的小號——
所以，怎麼辦？
生產力進步這個問題不用擔心，監控設施一定會越來越普及、越來越便宜、越來越高畫質；經濟週期律，屬於客觀規律的一部分，很難抗拒，下行週期就是下行週期，我們要接受；重新培養主人翁意識，這個難度有點大，不過要是把剝削階級都吊在路燈上以維繫凝聚力，我也支援，但這個屬於幻想時間。
那麼現在我們能做到的、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法只有一個：全面提升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這是解決治安問題見效最快的“特效藥”。
太多人受這幾十年新自由主義精英洗腦，一提發福利就嗷嗷叫起來：養懶漢啦——這反射比巴普洛夫的狗都熟練。發福利也不是你簡單想象的除了撒錢什麼都不管，社會政策的制定者又不傻，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都是有一系列配套設施的。
我也去過北歐，就以北歐國家為例，它們也接受了很多難民、移民、非法偷渡者，但是他們可以把治安問題控制在一個可接受的範圍內，靠的就是給這些群體工作。政府會主導在這些群體的定居點成立一個又一個workshop——沒有找到官方的翻譯，我個人認為譯成“合作社”比較合適。
然後政府、企業、高校三方會派人來，手把手教這些難民一項技術。再透過合作社組織生產，政府直接對接企業找銷路，這樣潛在的社會動盪因素都變成了合作社的手工業生產者，有了生計有了住所，誰願意冒風險做犯罪分子呢？
當然，也必須承認，肯定有不少人是“天生的惡”，無產者中也有流氓無產者，北歐諸國的“合作社模式”肯定不能100%消除移民帶來的治安問題，但也足以消除絕大多數的負面影響，增加了這麼多勞動力和消費者，還為社會提供了不少經濟活力。
在為什麼建議“福利國家”這一篇文章中，我主要說了些經濟層面的理由，今天再說這個社會層面的理由，還有道德層面的理由：很明顯，如果給一個馬上要走投無路的人一筆應急之財，很可能就會打消他鋌而走險的念頭。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列舉了一些西方學術界的研究，證明了政府的福利支援力度，是與社會犯罪率呈負相關的。尤其是在一些貧民窟進行的社會實驗證明——貧民窟的人民不是天生就與毒品、黑幫、犯罪聯絡在一起的；一旦有了經濟支援，他們也可以建立一個嶄新的社群秩序。
西方很多左翼經濟學家都在給美國政府“算賬”——因為美國的“維穩經費”是高居世界第一的，美國在警察、治安、偵緝領域的財政支出也是世界第一的——算賬到底是花這些錢划算，還是把它拿去消滅貧困、消滅犯罪划算？
很多有良心學者們都在呼籲各國政府轉變思路，從根子上解決問題——是消滅貧困，而不是透過犯罪、黑幫、毒品、自相殘殺，去消滅“貧困人口”。
然而新自由主義三十年根深蒂固，新自由主義老祖宗哈耶克的經典立場就是：一切稅收都是非道德的。另一位老祖宗諾齊克也說過類似的話，他不認為救濟窮人是對的，反而透過稅收拿走富人的錢，再透過補貼形式發給窮人，這是一種國家主導的“搶劫行為”。
而對於富人來說，白花花的銀子與其發給窮人，倒不如自己購買安保服務——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一直在強調：西方已經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這一套體系了，因為他們發現越來越玩不轉了；反而在中國，在這個有著偉大紅色傳統的國家裡，太多的人——尤其是精英、富豪、官僚、教授、媒體人們，對新自由主義這一套奉若圭臬，經濟和金融體系一度全盤按照他們的設計來，被人賣了還替人家數錢。
所以我提“福利國家”，除了道德層面的考慮，還有功利主義的立場：就是算一筆賬嘛，究竟是可能的維穩經費花得多，還是給社會一些普遍救濟和保底福利花得多？
去年的時候，一線城市的城中村整頓，很多人認為是要透過房地產刺激經濟了，但我認為這更多的還是治安層面的考量：不能在大城市出現貧民窟。
很明顯，我們現在認知中，一線城市工作機會多、城市建設好、警察社群工作者相對充足，因此治安要更好。但一旦經濟下行，治安最容易出問題的反而是一線城市——因為流動人口多，貧富差距大，現在工作機會多也意味著未來潛在失業人口多。
所以現在大城市整治城中村，大機率會讓一大批租不起房的流動人口回到老家。但是，他們回到老家做什麼呢？家鄉如果能提供這樣多的工作崗位，那他們背井離鄉去大城市做什麼？那麼總不能只有北上廣深的治安才算治安吧？
簡而言之，即便從“救急”的層面考慮，即便從穩定治安層面的考慮，在當前失業率之下，真的應該考慮動一動富人的蛋糕，救濟一下面臨生活困難的群體了。
未來的治安問題，具體可以表現為兩種形態：第一種，是走投無路式的“無惡意”犯罪，比如盜竊生活必需用品，比如窮人不搶窮人。大家如果關注一下超市老闆自己運營的短影片賬號就會發現，從疫情開始到現在，偷食物的案件比例直線上升。
而且大資料這個東西非常可怕，我特意搜尋了幾個相關案例，就一直給我推送相關的內容。而且不僅僅是鄉鎮、縣城出現這種情況，就連北上廣深一線城市也出現了類似的案例。這一種形態社會危害性較低，是可以用普遍的救濟與福利避免的。
還是那句話，算算賬——就算“福利社會養懶漢”，也比“非福利社會養犯罪分子”要好得多。
等到時候真的在城市中出現了貧民窟和寄生於其中的黑幫，不光是花不花錢解決的問題，對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運轉活力都是大大傷害，損失的錢還不如早早拿來給困難群眾“救急”一下，說不定就幫他們扛到了下一個經濟發展週期。
治安問題還有第二種形態，就是以報復社會為目的，恐怖主義式的無差別傷害。這在經濟下行週期中發生的頻率，也會遠高於平常。這一種是根植於人性之惡的，只能依靠鐵拳去解決了。
雖然這種喪心病狂的犯罪行為是無法杜絕的，但是從數量和發生機率來看，福利救濟和廣泛就業是可以大大降低這種惡性案件的發生。
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能做到的事情很有限。但即便改變不了大環境，在未來的生活工作中，也可以對他人客氣一點、友善一點，尤其不要高高在上，瞧不起窮苦勞動人民。
雖然我的讀者裡腦力勞動者居多，但是本質是我們跟體力勞動者一樣，都屬於無產階級同志，都是出賣剩餘價值的苦命人，不存在誰高誰一等。
然而，有些狗屁小白領們，因為在寫字樓裡工作，然後靠網貸買了多少錢的包、多少錢的鞋，或者全靠父母的支援買了套房，就高高在上目中無人了。就那種勁頭，英國女王都得從墳裡爬起來封他個貴族才行。這些人吧，如果在亂紀元學不會做人，自然會有人教他們做人。
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寄生蟲》結尾處父親為什麼暴起殺人，這就是很危險的訊號，電影都看不明白還能指望現實中的共情呢？
我覺得我們沒有引進《寄生蟲》這樣的好電影真是一個損失，它通篇沒有提階級，甚至所有人都沒有屬於自己的“階級意識”，但通篇都在展現“階級矛盾”。建議大家多看幾遍，尤其是在亂紀元即將來臨的時候，說不定未來我們也住地下室呢。
當然還有第三種形態，如果經濟持續下行，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契機，底層人民就會一邊依然在互相傷害，一邊開始投身於路燈行為藝術的實踐中。
如果真走到這一步，這就不是本文治安問題所討論的範疇了，就要從歷史大潮的宏觀角度來審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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