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種：穀物之芒，生命之光

紫禁城的物候之芒種（攝影：王璡）

“時雨及芒種，四野皆插秧。家家麥飯美，處處菱歌長”，陸游所描繪的芒種時節是那樣多姿多彩、生機盎然：既有雨後的舒爽，又有夏日的熱情；既有田裡的稻秧，又有桌上的麥飯；既有農事的忙碌，又有歌聲的悠然。也正是這開啟仲夏時光的“芒種”，不但是對穀物那旺盛生命力的直觀描述，更蘊含著華夏兒女對美好生活的期待。

芒種節氣一般於每年公曆的6月5日至7日交節，此時的太陽正執行到黃經75°的位置，北斗七星的斗柄則正指向古人宇宙觀中“巳”的位置。作為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九個節氣，芒種的到來標誌著氣溫逐漸升高、降雨逐漸增多，對農民來說是開啟繁忙“午月”的關鍵節點。而“芒種”之名的由來，也正是中華農業文明博大精深的體現。

有芒之種與播種之節

“芒種”之“芒”，本義是穀物種子殼上或草木上的細刺；而“芒種”之“種”，則有兩種解釋——作為名詞的“種”（zhǒng），指植物的種子；作為動詞的“種”（zhòng），則指播種。所以相應的，自古以來對於“芒種”的含義也有兩種不同的解釋，如《農政全書》曰：“芒種有二義：鄭玄謂有芒之種，若今黃穋榖是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佔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穋榖，種之於湖田。”也就是說，“芒種”的一種解釋是指有芒的種子，即麥、稻等穀物結出果實、長出種芒；而另一種解釋則是指應當從這一時間節點開始穀物的種植。這兩種說法究竟孰對孰錯呢？

《周禮·地官·稻人》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眾《注》：“芒種，稻、麥也”。有芒的穀物很多，小麥、大麥的麥穗上有麥芒，水稻的稻穗上也有稻芒，但這兩種“芒”的出現時間卻是不同的。《農政全書》的作者徐光啟從小生長在上海，對他而言，芒種正是江南插秧種稻的好時節；所以對徐光啟這樣南方稻作區的民眾而言，“芒種”應該是指水稻的種植，此時的水稻正移栽入田、等待著之後充沛雨水的滋潤，遠遠沒有到長出稻芒的時節。相對的，芒種時節不該種植麥苗，而應該欣賞麥芒的燦爛。《四民月令》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中原地區的麥子自古便是從白露時節、即公曆9月初開始播種的，等到了6月的芒種節氣，麥穗就已經陸續成熟、生出金黃的麥芒，需要搶在多雨季節來臨前抓緊收割了，白居易《觀刈麥》一詩就形容：“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所以對小麥、大麥種植區的民眾而言，芒種就不是忙著播種的日子，而是收穫“有芒之種”的時節。

正如南宋馬永卿《懶真子》所總結的：“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矣。”芒種既是收割的節氣，也是栽種的節氣；既是屬於麥穗的節氣，也是屬於稻秧的節氣。不過我們也並不能就此判定“芒種”是屬於北方的“有芒之種”還是屬於南方的“播種之節”，隨著中國農業發展的歷史演進，這種“稻”與“麥”、“種（zhòng）”與“種（zhǒng）”的界限是越來越模糊的，這也正是“芒種”之名的由來會引發爭議的癥結所在。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戰亂不休，導致大量北方的民眾遷居到江淮及其以南地區。這就使得麥、菽、粟等糧食作物，以及北方精耕細作的傳統經驗，也都隨之傳入了土地肥沃的南方，直接推動了我國農業種植上輪作複種技術的進步和推廣。例如唐朝樊綽的《蠻書》在記述雲南物產時曾言：“水田每年一熟，從八月獲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於稻田種大麥，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麥後，還種粳稻”；南宋的《陳敷農書》也說：“早田獲刈才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從魏晉南北朝到唐宋時期，越來越多的地方開始因地制宜地開展稻、麥、豆類、蔬菜等作物的輪耕輪種。除此之外，由《齊民要術》《農政全書》等傳統農學著作可知，綿、麻、蕪菁、家蠶、蠟蟲等的培育，都需要在芒種時節進行特殊的管理。所以說，隨著中國農業在輪作複種方面的不斷發展，“芒種”的含義已經不再侷限於割麥與插秧，而是成為了與各種農作物的收割、播種、管理都息息相關的重要節點了，“芒種”之“芒”也漸漸成為了“忙碌”之“忙”。

《宋書·阮長之傳》等史料中還記載著這樣一種有趣的制度：在南北朝時期劉宋的元嘉年間，郡縣各級官員的俸祿是以芒種為節點計算的，如果地方官員在芒種之前離職，那麼該職位一整年的俸祿就歸下一位來繼任的官員所有；如果是在芒種之後離職，那麼這一年的俸祿就歸這位離職的官員所有。這種以芒種為節點發放“年薪”的制度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芒種時節在古代農業社會中，有著直接關係到一整年經濟收入多少的重要地位。正像民間諺語所說的，“芒種芒種，連收帶種”，農民們爭分奪秒的“芒種”是夏種、夏收和夏管的決定性時刻，也透射出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勤勞與智慧。

送別花香與迎來溼熱

天空有斗轉星移，地上有花謝花開，感受自然界的草木榮枯、昆蟲發蟄、候鳥往來等變化，是古人記錄時節遷移、制定生活計劃最直接的方式，芒種節氣的種種物候、民俗也體現了古代先民對待自然、對待生活的細緻與熱愛。

《逸周書·時訓解》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鶪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古人注意到，隨著芒種節氣的到來，螳螂卵逐漸從越冬的卵鞘中孵化出來、成為若蟲，而螳螂正是蝗蟲、蚜蟲、棉鈴蟲、松毛蟲、豆天蛾等害蟲的天敵，待到7月後生長為成蟲，便能保護農作物、蔬菜、果樹、林木等不受蟲害。“鶪”指伯勞鳥，俗稱胡不拉，作為一種小型猛禽，能夠捕食各類害蟲和小動物，在各種雛鳥陸續出巢的春夏之交，甚至還會透過模仿其它鳥的聲音來把小鳥吸引過來，伺機捕食；古人應該就是基於伯勞鳥的這種特性，依據它的叫聲來提醒自己調整芒種節氣到來後的田間管理。而“反舌”則指烏鶇，同樣也能捕食蝗蟲等害蟲，它的音域寬廣、叫聲嘹亮，在春季的求偶期能經常聽到它的鳴叫，但到了仲夏時節便進入了忙碌的繁殖期，為了更好地哺育幼鳥，反而會較少鳴叫、隱匿行蹤，所以烏鶇的逐漸沉寂，便成為了從芒種到下個節氣之間的又一物候標誌。正如唐代詩人元稹在《詠廿四氣詩·芒種五月節》中所說的：“芒種看今日，螳螂應節生。彤雲高下影，鴳鳥往來聲。淥沼蓮花放，炎風暑雨情。相逢問蠶麥，幸得稱人情。”古人對這些益蟲、益鳥的關注，也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古人在芒種時節及時調整勞作安排、細緻規劃生活步驟的傳統智慧。

當然，芒種的物候變化也會帶來些許遺憾與煩惱，比如雷雨、蛀蟲等帶來的威脅。《農政全書》曰：“（五月）立梅，芒種日是也，宜晴。……畏雷，諺雲：‘梅里雷，低田拆舍回。’言低田巨浸，屋無用也，甚驗。”芒種節氣時，農民們總希望有一段時間的晴天能讓他們完成糧食的搶收和搶種；此時就最怕雷雨等強對流天氣發生後導致麥株倒伏、麥粒黴變或者淹壞秧苗、影響收成，所以古人把芒種後的半個月稱為“禁雷天”。除了雷雨，人們擔心的還有溼熱環境下滋生的各種蛀蟲。比如《四民月令》曰：“芒種節後，陽氣始有慝將萌，暖氣始盛，蟲蠹並興，乃弛角弓弩，解其徽弦，張竹木弓弩，弛其弦，以灰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箭羽，以竿掛油衣，勿闢藏。”隨著溫度和溼度的逐漸升高，啃齧衣服、書籍、穀物類的蛀蟲也漸漸活躍起來，所以古人會在芒種節氣後開始注重各種器具的儲存，比如將弓弩的弓弦卸下來、對其加以保養，將用各種鳥獸皮毛製成的衣物或箭羽等用草木的灰燼埋藏起來，用竹竿把油布雨衣懸掛起來，此外還要注意書籍、穀物、薪炭的準備和儲存等等。這些自古傳承的生活“小貼士”，都是為了應對芒種之後“黃梅雨”所帶來的悶熱與潮溼，是古人應對自然變化時的“未雨綢繆”。

老樹畫畫筆下的二十四節氣之芒種

與物候變化相對應的是古人在芒種節氣的種種習俗。隨著仲夏季節的到來，與螳螂孵化、鳥類繁殖相對應的，春季開放的各種鮮花會逐漸凋謝，所以祭祀花神、與之告別便是芒種的一個重要節俗。《紅樓夢》第二十七回便記載了大觀園內眾人祭餞花神的場景：“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眾花皆謝，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幹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棵樹頭，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繡帶飄颻，花枝招展。”女孩們用花瓣柳枝編製成花神的轎子和車馬、用綾羅綢緞來製作花神的旗杆和儀仗，並用五彩的絲線將這些飾物捆綁在花草樹木上，為仲夏時節賦予了奪目的燦爛芳華，也為少男少女寄託了別樣的歡樂哀愁。這些庭院閨閣中的盡態極妍應該是古代一道靚麗風景線，但對於普羅大眾而言，平安開啟夏季的繁忙農事、保障一年的糧食收成才是真正的當務之急，所以更多的芒種節俗仍舊是與農事直接相關的。例如流行於浙江省雲和縣梅源山區的“芒種開犁節”，作為已經有著500餘年歷史的民俗，已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名錄；當地18個村的村民會在每年芒種節前迎接賜福之神在各村巡遊，芒種當天則會舉行由鳴喇葦、吼開山號子、祭神田、犒牛、開犁、分紅肉等環節組成的芒種開犁儀式，儀式結束後還會演酬神戲、吃仙娘飯，在其樂融融的氛圍中濟濟一堂，共同憧憬稻田的豐收。與之類似的，在安徽省績溪、歙縣一帶，每年芒種時節會舉辦安苗節，其間會有各村迎神巡遊、褒貶稻田優劣、分享敬神供儀等環節；還有貴州省黎平縣一帶的侗族打泥巴仗節，是芒種前後男女青年在一起分插秧苗的同時，用互相投擲泥巴的方式娛樂消遣、互相祝福的民俗。總而言之，中華大地上的各種芒種節俗，大多是在播種糧食作物的同時播種生活的希望，其中既寄託著對自然最純粹的敬畏和感恩，同時也飽含著對生活富足、家庭安康的美好憧憬。

生命萌發與孕育希望

無論從“芒種”的內涵變遷、還是從芒種的物候節俗來看，對於農耕文明主導的古代中國來說，芒種時節關係到許多家庭農事的成敗、收入的多少、乃至家人的死活。從這些層面來說，“芒種”之“芒”就不僅僅是麥芒、稻芒，也不僅僅是忙碌、繁忙，而是一種希望、一種生命力的體現。事實上，“芒”字的本身就蘊含著生命萌發、蓬勃生長的意義。如《白虎通義·五行》：“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為言萌也”，在古代五行思想中對應東方、春季、青色的木神勾芒（又作“句芒”），名字中的“芒”字由來就是為了表現草木萌發時生命力；又如西晉文學家束皙的《補亡詩·華黍》中有“芒芒其稼，參參其穡”之句，便是用“芒芒”一詞來形容廣大、眾多的樣子。這些“芒種”之“芒”所發生的意蘊衍生，往往就承載著最真摯而熾熱的情感表達。

《耕織圖》中的“芒種”，就是對芒種時節的一種不完整、卻又“直指人心”的表現。從上古巖畫、先秦器具開始，中國自古便有用影像形式對農業勞作進行直觀描述的傳統，到宋代出現了按照時節順序對農家的耕作及紡織勞動進行系統性描繪的圖譜，樓璹於南宋初期繪製的45幅《耕織圖》便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之後的元、明、清各朝又有以樓璹《耕織圖》為藍本繪製的數十套類似圖譜，並受到歷代提倡重農思想的帝王所關注。而在這些《耕織圖》中，“芒種”無一例外地與“插秧”對應在了一起。如明代《便民圖纂》卷一的“農務之圖”中，有描繪農民們在水田內插秧場景的“插蒔”一圖，圖上又配有竹枝詞曰：“芒種才交插蒔完，何須勞動勸農官。今年覺似常年早，落得全家盡歡喜”；在清代雍正帝即位前所編的《耕織圖》（又名《胤禛耕織圖》）中，他為“插秧”一圖題寫的詩句也說：“物候當芒種，農人或插田。條成行整整，入望影草草。白柳花爭陌，黃梅子熟天。一朝千頃遍，長日愛如年。”在《耕織圖》中，原本與芒種息息相關的冬麥收割、豆蔬種植以及田間管理、物品收藏等事宜似乎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大江南北各不相同的芒種景象也被單一的江南水鄉插秧景象取代了，這是不是文人墨客的無心之失或者帝王將相的不食煙火呢？其實，這恰恰是反映中國農業特點和中國農民願景的藝術表達。正如許多學者曾經指出過的：作為唐宋以來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以水稻種植與蠶桑養殖為基礎的“江南”成為了重農、勸農的示範之地，也成為了彰顯政治安定、生活富足的重要隱喻與象徵。所以芒種時節與插秧畫面的對應，非但不是以偏概全的錯誤，反而真切體現了廣大農民在歷經了芒種時節的辛勤勞作後，對於“一朝千頃遍”“全家盡歡喜”的美好憧憬。正是“芒種”一詞所象徵的這種希望和生命力，賦予了芒種時節獨特的魅力。

雍正帝即位前所編的《耕織圖》冊頁之插秧

“芒種”是收穫，“芒種”也是希望。金光燦燦的穀粒會讓人聯想到豐收的喜悅，又細又尖的麥芒則會讓人聯想到鋒芒的銳利；潮溼泥濘的稻田會讓人聯想到勞動的汗水，整齊排列的秧苗則會讓人聯想到未來的幸福。經歷了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二十四節氣中的“芒種”仍舊是中國各地開展農業生產、適應自然變化、調整生活狀態的重要時間節點。透過對芒種節氣豐富意蘊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農業文明的發展、南北文化的交融、經濟中心的變遷，更能夠看到中華民族無窮無盡的鬥志以及永恆不滅的希望。

作者為文學博士、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原文刊於2022.6.6《文匯報》4版“在二十四節氣裡讀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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