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週一（1月20日）中午，唐納德·特朗普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國會大廈圓形大廳宣誓就任美國第47任總統並發表就職演說。時隔四年，78歲的特朗普重返白宮，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二位非連續任期的總統。八年前，特朗普的到來攪動了美國和世界風雲。四年前，他帶著滿心不甘離開白宮，卻也未曾沉寂。今天，他的迴歸將如何影響美國和世界再次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在就職演說中，特朗普再次強調“美國優先”，他表示，“美國的黃金時代現在開始，對美國人來說，2025年1月20日是解放日”。他還宣佈將簽署一系列行政令，其中包括：宣佈南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並派遣軍隊抵禦所謂非法移民“災難性入侵”；宣佈國家能源緊急狀態，加大傳統能源開採，結束拜登政府“綠色新政”，撤銷電動車優惠政策以拯救美國傳統汽車工業；建立對外稅務局，對外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將擴張美國領土，把美國國旗插上新的地平線；將把美國宇航員送往火星等。

近年來，中美關係起伏不斷，甚至一度跌至歷史最低點。特朗普再次上臺，中美關係——這個全世界最受關注、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會走向何方？不少西方媒體已經勾勒出了特朗普的個性輪廓：傲慢自大、強勢霸道、直來直往、我行我素、敬重強者、善於交易、精於提問、喜怒無常、不願服輸，此外，特朗普待人還不乏一串悠悠的人情味。特朗普的這一個性反映在外交上，就會使得美國的外交政策傾向於極端化，呈現出明顯的“敵友”二元對立思維——要麼就是敵人，要麼就是朋友；要麼是和我站在一起，要麼就是我的對立面。圍繞著特朗普有可能採取偏激的對抗策略，大灣區評論編輯組與鄭永年教授就“特朗普2.0”的中美關係展開討論，整理出本篇《美國“新朝代”指南》，為您解析中美未來十大機遇與挑戰。

“脫鉤斷鏈”這一政策理念，構成了特朗普在其首個總統任期內對華戰略中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然而，隨著特朗普步入第二個任期，中美關係的動態卻展現出從“脫鉤”轉向“融合”的可能。

眾所周知，特朗普在其競選活動中高舉“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旗幟，這一口號不僅激發了美國民眾的廣泛共鳴，也深刻反映處特朗普對於國家未來發展的強烈願景。如何“讓美國再次偉大”？對特朗普政府來說，關鍵要素之一就是致力於振興美國製造業，透過一系列政策措施促使製造業崗位迴歸本土，從而有效增加國內的就業機會，緩解長期存在的就業壓力。在此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可以積極探索與美國的合作新路徑，尤其是在產業鏈整合方面。具體而言，中國可以憑藉其完善的產業鏈體系，為美國製造業的迴歸提供一個更為廣闊和高效的平臺，透過深化兩國在產業鏈上的互補與合作，中國不僅能夠有效緩解自身的結構性問題，還能進一步促進中美經濟的深度融合，實現互利共贏的局面。

當地時間1月20日，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國家副主席韓正應邀在華盛頓出席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職典禮。在美期間，韓正同當選副總統萬斯舉行會見，並分別會見美國工商界代表、特斯拉公司執行長馬斯克、布魯金斯學會名譽主席桑頓等。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富有活力和科技最發達的前兩大經濟體，此次會面，對於雙方開展互利合作，找到建設性和穩定的相處之道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特朗普曾於海湖莊園舉辦的一次新聞釋出會上宣稱：“中國和美國擁有攜手解決全球所有挑戰的能力。”儘管這番言論被部分觀察家視為含有誇張色彩，但卻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當前世界正逐漸趨向於形成G2（兩國集團）的發展態勢，即全球最重要的兩個經濟體——中國與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日益核心的角色。

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複雜的結構性利益衝突，包括但不限於貿易不平衡、技術競爭、地緣政治影響力等方面的分歧。然而，如果中美兩國能夠超越當下分歧，擱置爭議，展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與長遠眼光，共同致力於透過對話與合作來擴大雙方合作的“蛋糕”，那麼由此產生的互利共贏效益，將遠遠超越因衝突和對抗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具體而言，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促進世界經濟增長與維護國際安全穩定等多個領域，均存在廣闊的合作空間。透過加強溝通，共同探索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不僅能有效緩解雙方的緊張關係，還能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動力，推動構建一個更加和諧、繁榮的世界。

在產業發展的“細分圖譜”中，美國的優勢在於其卓越的創新能力，不斷在科技前沿探索突破，引領著新興產業的發展方向；而中國的優勢則在技術應用領域，擅長將先進的科技成果轉化為大規模、高效率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這種基於各自優勢的分工模式，使中美兩國在全球產業格局中形成了高度的互補性。正因如此，中美兩國在全球經濟版圖中均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雙方合作，不僅可以促進資源的最佳化配置，還可以加速全球產業鏈的升級與重構。面對未來，如果中美雙方能夠秉持開放合作的精神，將共同做大全球經濟“蛋糕”作為長遠目標，加強科技創新合作、深化經貿往來、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就能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為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注入強大動能。

特朗普執政，臺灣問題或將迎來新的改善契機。特朗普其個人特質在於他是一位精於談判且思想靈活多變的領導者。這將意味著他在處理國際關係時，並不拘泥於固定的意識形態框架，而是更加註重實用主義，擅長在複雜的國際棋局中尋找可以交易的空間。具體而言，特朗普對於所謂的“民主同盟”關係持有較為不屑的態度，並不一味強調傳統盟友的“共同利益”，而是更加看重如何透過這些關係來最大化美國的國家利益。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可透過談判以及交易，就臺灣問題達成新的共識，即所謂的“第四公報”。這一公報的核心內容，將標誌著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從過去的模糊或默許“臺獨”轉向明確反對“臺獨”，從而為中國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特朗普政府的這種轉變，雖然基於其獨特的交易式外交風格，但無疑也為緩解地區緊張局勢、促進中美關係的穩定與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

從特朗普本次就職演講來看，特朗普對於戰爭持有明顯的規避態度。中美兩國未來或可在南海爭端這一複雜議題上，探索並建立一種適度且富有建設性的“共同管理”模式。考慮到南海地區錯綜複雜的主權爭議，尤其是當中國與菲律賓等直接相關的主權聲索國之間可能爆發軍事摩擦時，美國由於其在該地區的廣泛利益及盟友關係，往往難以做到完全置身度外。在此背景下，為了避免與中國發生直接的軍事對抗，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傾向於尋求一種折衷方案，即透過中美之間的協商，在南海實現某種形式的“共同管理”。這種模式下，美國可以繼續利用其強大的盟友網路，如菲律賓、日本等國，來維持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影響力，同時確保地區穩定與和平。

為確保雙方不會因誤解或誤判而陷入直接的軍事衝突，中美兩國需建立一套健全且高效的軍事遭遇與溝通機制——涵蓋情報共享、危機預防、衝突降級以及緊急情況下的聯合行動規範等多方面內容，旨在透過提前規劃與合作，有效管控意外遭遇的風險，避免升級為全面熱戰。

“特朗普迴歸”之後，“退群”已經成為現實。特朗普已經簽署美國退出國際衛生組織和巴黎氣候協定。美國必然會大幅度減少甚至停止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從而對現存國際秩序產生巨大的破壞力量。鑑於美國近年來對傳統盟友關係的“輕視”態度，以及對北約這一重要安全框架的忽視，美國傳統的盟友歐洲也在深刻擔憂特朗普對美歐關係的破壞。但這也在另一層面上，促使中國和歐洲，在推進全球化、氣候和維持和平等方面，將產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促使中歐關係的緩和與深化。

為了有效應對可能由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威脅，防止可能發生的經濟對抗將對歐洲的經濟利益的進一步損害，同時避免在地緣政治的安全戰略考量上由於過度依賴美國造成的“犧牲”，歐洲多國政府開始積極探索多元化的國際合作路徑。更為重要的是，歐洲可能會在某些關鍵國際議題上，也採取更加獨立自主的立場，不再盲目追隨美國的步伐。在此背景下，歐洲加強與中國的經貿聯絡成為可選項。歐洲可能會傾向於深化與中國的貿易關係，透過在雙方共同關心的領域建立更加穩固的經濟合作機制，來平衡美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影響力，也為其本身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中國的東亞鄰國也可能因為特朗普政府的上臺而迎來與中國關係緩和的新契機。實際上，當前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展現出與中國加強合作的積極態度，認識到與中國建立更緊密聯絡的必要性。與此同時，韓國最大在野黨的領袖李在明同樣秉持著促進中韓關係深化的理念，主張透過對話與合作來解決雙方之間的分歧與挑戰。

在特朗普政府威脅一系列關稅戰所帶來的全球經濟不確定性背景下，東亞國家開始尋求更為穩定和多邊的貿易伙伴關係。這一趨勢為中日韓三國之間推進自由貿易協定提供了新的動力。三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不僅能夠促進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還能加深經濟一體化程度，共同抵禦外部貿易保護主義的衝擊。此外，中國加入CPTPP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加入CPTPP將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重要一步。這不僅有助於中國進一步融入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序，還能為中國企業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準入機會，同時促進國內經濟結構的最佳化升級。

在特朗普競選活動期間，他明確提出了一項核心主張，即致力於推動俄烏衝突的停火。鑑於當前戰場態勢，俄羅斯顯然佔據了一定的優勢地位。因此，若要使俄羅斯願意坐到談判桌前，尋求透過對話來化解爭端，中國的參與和斡旋無疑將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所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已經得到了俄羅斯方面的積極響應和支援。這一倡議旨在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安全秩序，符合包括俄烏雙方在內的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礎上，如果中國與美國能夠攜手合作，展現出高度的默契與協調，共同推動俄烏雙方走向停火，那麼這將為解決衝突邁出關鍵一步。

一旦俄烏衝突得以平息，作為擁有強大基建能力的國家，中國無疑將在烏克蘭的戰後重建工作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擁有先進的建築技術和豐富的國際援助經驗，能夠為烏克蘭提供必要的支援和幫助，促進其經濟社會的快速恢復與發展。

特朗普政府及其執政團隊在美國推行的系列改革舉措，或許能為中國的未來發展提供諸多有益的啟示。具體而言，關於如何有效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如何透過去監管來發展生產力、如何透過拓寬稅基以增加稅收來源以及採取積極措施削減國家債務等方面的寶貴經驗均對我們有多種層面上的借鑑意義。中國可以透過深入研究特朗普的對內改革何精簡流程、利用先進技術最佳化服務，以及保持對長期目標的堅定追求，來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改革路徑。

如果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內，採取與首任期相似或效仿拜登政府時期的策略，持續對中國實施壓制性的政策，而中國方面則堅定不移地走開放發展之路，這一情境下，會增加中國對國際人才的吸引程度。鑑於美國對華以至於全世界的移民都抱有強硬態度，那些原本傾向於在美國尋求發展機會的高階人才，可能會因為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科研合作的限制以及職業前景的黯淡等因素，重新評估他們的選擇。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堅持單邊開放政策，不僅是對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積極響應，也是應對外部壓力、吸引全球智慧、促進自身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抉擇。透過持續擴大“單邊開放”策略，中國不僅能夠鞏固和深化與國際社會的合作，還能有效緩解因外部制裁或打壓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進一步鞏固其作為全球經濟重要引擎的地位，是贏得全球人才競爭的關鍵之舉。

在臺灣問題上，儘管“戰略模糊”政策在過去給予了美國斡旋的空間，但也加劇了與中國的矛盾。特朗普新政府可能會考慮制定更激進的政策在臺灣問題來“敲詐”中國以實現其在臺灣問題上或者其它問題上的目的。和以往一樣，美國可能會明確支援臺灣的獨立性或增強臺灣的防衛能力。尤其需要考慮到，特朗普政府內部存在很強大的反華力量，他們可能會“挾持”特朗普的政策。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特朗普新政府一旦激進地改變其臺灣政策，配合臺灣分離力量推動“臺獨”，那麼或將臺海局勢推向戰爭的邊緣。

朝鮮半島衝突的風險，尤其是對中國而言，涉及多個複雜因素。首先，朝鮮的核武器和導彈技術仍是半島穩定的主要威脅；且在經濟和國際制裁的壓力下，朝鮮可能選擇激化局勢以尋求外部支援，尤其是與俄羅斯的日益緊密關係可能推動其採取更具挑釁性的政策。其次，韓國近期的內政動盪也為朝鮮半島局勢增添了不確定性。如果韓國政局不能快速恢復穩定，可能會讓朝鮮認為有可趁之機，藉此攪動局勢。此外，朝俄在能源與軍事合作上的同盟可能成為摩擦加劇的催化劑。中國與俄羅斯在許多領域保持戰略合作，但若朝俄同盟形成更緊密的軍事和政治聯盟，可能迫使中國在半島問題上面臨更加複雜的選擇。

特朗普政府未來可能透過科技領域的“虛擬帝國主義”形成對中國的直接威脅，尤其是在晶片、人工智慧（AI）等領域。美國及其盟國可能會以“科技戰”形式，採用類似“AI曼哈頓計劃”的激進手段；透過加大研發制裁及技術封鎖，直接削弱中國在關鍵技術上的競爭力。

“虛擬帝國主義”是結合智慧財產權、技術轉移及資料控制等多方面的制約。透過精確鎖定關鍵技術，如高階晶片製造與AI演算法，採取斷供、封鎖技術標準、限制人才流動等手段，進一步固化全球科技“西方中心化”的格局。

隨著特朗普家族影響力的擴張，美國很可能出現如特朗普式商人家族的政治影響力擴張的寡頭化現象。這將加劇美國對華政策的碎片化趨勢：多個寡頭以各自利益為導向，藉助國家力量對中國進行“交易”甚至“敲詐”。首先，跨國企業家如Elon Musk等能借助其商業帝國的影響力推動特定政策，使得美國對華經濟策略具有更多“企業化”的特點，進而更加註重短期商業利益而非國家整體利益。

其次，特朗普式的“交易性”外交將強化這種寡頭主導的局面：個別寡頭透過經濟、技術或市場的控制權，迫使中國作出讓步。這種多重博弈的局面，意味著中國不僅需要應對美國政府的整體壓力，還需在各個層面上面對來自美國不同跨國企業的利益掣肘。

如果美俄關係正常化，甚至“結盟”成為現實，這一黑天鵝事件將對中國構成重大地緣政治風險。若美國和俄羅斯達成某種形式的合作，中國可能被迫做出戰略選擇。中國的外交空間將受到壓縮，可能會被視為美國與俄羅斯交易的“籌碼”。

如果美俄走向“結盟”，意味著美國可能會放棄與中國對抗的單一戰略，轉而透過拉攏俄羅斯來壓制中國。這種局面將令中國在外交上受到兩面夾擊，陷入被動局面。中俄雖然在經濟與軍事上有著互補性，但若美俄合作密切，俄羅斯可能會更傾向於與西方達成妥協，甚至可能在關鍵戰略問題上偏離與中國的合作軌道，這增加了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不確定性與被孤立的風險。

中印衝突潛在風險主要來源於美國在印太戰略中的參與。特別是在QUAD的框架下，印度逐步靠近美國可能改變區域局面平衡。儘管中印邊界衝突有緩和跡象，但印度與中國的長期邊界爭議和安全對峙仍構成不確定性，這也體現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的戰略地位上。

印度作為全球南方的潛在領導者之一，若得到了美國的顯著支援，可能會成為美國製衡中國的關鍵“棋子”。美國對印度的支援，可能加劇中印之間的敵對情緒，尤其是在貿易和科技領域增加中國的競爭壓力。然而，從中美關係看，圍繞全球南方的利益並非只有“衝突”一種解決方式，中國仍能夠透過經濟合作和外交手段，在某些領域維持與全球南方的合作，減輕印度趨向美國帶來的風險。

西方國家中的右翼勢力，特別是透過“美國優先”政策和“歐洲極右翼”崛起，正在推動一種排外的、民粹主義的國際秩序，意圖透過經濟、政治和軍事手段重構全球治理體系。這些國家在強化自身地位的同時，力求將中國排除在西方主導的世界格局之外，這將對中國構成明顯的地緣政治風險。

這種西方“法西斯化”的傾向表現為對全球化的反彈，尤其是在貿易、科技和外交領域的競爭加劇。右翼勢力透過強化民族主義，推動以美國為主導的雙邊主義政策，不僅威脅到全球供應鏈的穩定，還可能在國際機構中削弱中國的影響力。同時，中國崛起引發的地緣政治緊張，也使得西方國家逐步將“去中國化”作為應對策略，限制中國在全球經濟和政治架構中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