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IH’s Grant Terminations Are ‘Utter and Complete Chaos’
《大西洋月刊》：特朗普政府正在迅速取消數百項資助，這是迄今為止對美國科學領域最為激進的一次衝擊。
插圖作者：喬內爾·阿夫龍 / 《大西洋月刊》。圖片來源：pagadesign / 蓋蒂圖片社；約翰·斯科特 / 蓋蒂圖片社；邁克爾·伯勒爾 / 蓋蒂圖片社
在特朗普第二次執政之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全球最大的單一生物醫學研究公共資助機構——並不常取消其資助專案。該機構每年發放的6萬多項研究資助中，平均下來，最終可能只會終止約20項，而且通常只是因為出現了嚴重問題，比如公然的不當行為、欺詐行為，或者是可能會傷害研究參與者的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一位曾在國立衛生研究院工作多年的前官員告訴我：“我參與過合理的資助專案終止工作，我用一隻手的手指數數就能數得過來。”
然而，在幾周時間裡，特朗普政府迫使該機構終止了大量正在進行中的研究資助專案——而且似乎都是出於政治原因。以至於我為撰寫本文而採訪的十幾位國立衛生研究院官員中，沒有一個人能確切說出已經發出了多少封終止資助的信函。大多數人認為，目前這個數字已經遠超過100項，而且很可能還會繼續迅速攀升。今天上午，一位官員告訴我，在一次資助專案管理工作人員的會議上，官員們被告知，從今天開始，可能還會有大約一千項資助專案成為終止的目標。如果說特朗普政府在幾周內還沒有超過國立衛生研究院在過去十年裡取消的資助專案總數，那麼很快就會超過了——也許就在幾個小時之內。
國立衛生研究院一直以其由科學家資助科學研究的使命為傲。該機構每年470億美元的預算中，大部分都用於推動生物醫學創新：開發新藥物和疫苗、控制流行病、治療癌症、減輕心臟病的危害。但越來越多的資助專案被取消，這表明唐納德·特朗普政府多麼願意出於政治原因收回這些資源。（我為撰寫本文而採訪的所有現任和前任國立衛生研究院官員都要求匿名，因為擔心受到聯邦政府的報復；國立衛生研究院沒有回應置評請求。）
這一連串的資助專案終止行動，是特朗普政府迄今為止為了強行重塑美國科學以符合其議程而做出的最激進的嘗試。與此同時，這也可能是最笨拙的做法。許多官員告訴我，正如一位官員簡潔地描述的那樣，“他們就是隨意挑一些資助專案來終止”。
儘管特朗普政府表示不想資助涉及某些概念的科學研究——比如性別、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疫苗猶豫——但到目前為止，這些資助專案的終止幾乎沒有明顯的標準，也沒有遵循一致的程式；在一些情況下，被終止的專案只是與政府想要清除的主題略有相關。如果說這些資助專案的取消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像是一場打地鼠遊戲，政治任命的官員只要看到似乎相關的研究專案就揮錘砸下——完全不顧可能造成的損害。
資助專案終止通知是以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信箋發出的，由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官員送達。但有幾位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官員告訴我，關於取消哪些資助專案以及為什麼取消的決定，主要是在該機構之外做出的，壓力來自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第一輪取消行動始於2月28日晚上，主要針對那些包含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相關內容，或者涉及跨性別參與者的資助專案；該機構的官員還被告知要切斷對那些向東方大國撥款的專案的資助。本週一晚上開始的新一輪取消行動，目標是那些提及疫苗猶豫或疫苗接種情況的資助專案；同一天晚上，國立衛生研究院在X平臺（原推特）上釋出訊息稱，將削減哥倫比亞大學2.5億美元的資助，哥倫比亞大學是特朗普政府教育部正在調查“反猶太歧視和騷擾”問題的幾所院校之一。兩位官員告訴我，他們預計還會有幾輪取消行動，還有幾位官員表示，根據最近發給工作人員的電子郵件，涉及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的資助專案，以及那些向南非開展工作提供資金的資助專案，可能會是下一批被取消的物件。（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沒有回應置評請求。）
官員們被告知要取消的與疫苗猶豫相關的資助專案清單涉及數十個專案。其中一些專案——比如對阿拉斯加原住民社群疫苗接種情況的研究——可能是明顯的目標，因為它們直接涉及到了疫苗態度問題。但這份清單上也包括一些只是將疫苗猶豫作為幾個變數之一，用於對疾病傳播進行數學建模的研究。而且，有幾位畢生致力於研究疫苗相關行為的研究人員，至今還沒有聽說他們的資助專案受到了影響。賓夕法尼亞大學護理學院的行為科學家艾莉森·巴滕海姆一直在看著同事們關於疫苗接種情況的資助專案被取消。但據她所知，她自己由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的關於疫苗猶豫的研究專案目前仍在正常獲得資金支援，不過她預計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她告訴我：“我覺得我的專案被砍掉也就是這幾天的事了。”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LGBTQ研究中心主任布列塔尼·查爾頓告訴我：“不清楚為什麼我們有些人的資助專案被取消了，而有些人的沒有。”她的一位同事南希·克里格告訴我，她收到了一封終止資助的信函，涉及的是一項關於測量臨床環境中歧視情況（包括性別歧視以及對性取向或跨性別身份的汙名化）的研究專案。但查爾頓自己由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更直接關注LGBTQ群體的研究專案，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收到終止信函。
一位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官員說得更直白：“這完全就是一片混亂。”幾位官員告訴我，在這些資助專案終止行動開始之前，該機構的領導層徵集了可能“宣揚性別意識形態”，或者涉及某些型別疫苗行為研究的資助專案清單。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官員們提交了精心整理的研究專案清單，在很多情況下，清單上只包含了最相關的、數量最少的資助專案。但許多官員隨後收到的電子表格中，不僅有他們自己清單上的一部分資助專案，還有其他一些只是順便提到了目標主題的資助專案。一位官員告訴我，這就好像有人用Ctrl+F組合鍵搜尋了某些關鍵詞，然後把搜尋結果複製貼上了下來。
在進行了多輪資助專案終止行動之後，國立衛生研究院一些研究所的官員們仍然不清楚這個新的取消資助專案的體系到底是怎麼運作的。比如，在特朗普釋出關於削減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相關專案的行政命令近兩個月後，一位官員說：“我們仍然沒有得到關於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的定義。”
通常情況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每一項資助專案都由一個官員團隊負責管理，其中至少包括一名負責監督專案科學內容的專案官員，以及一名負責處理預算的資助專案管理官員。當考慮終止資助專案時，這些官員總是會參與其中——通常是為了讓他們幫忙決定如何解決相關問題。一位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官員告訴我：“終止資助是最後的手段。”
但最近這些終止資助專案的指示毫無預兆地到來，也沒有經過通常的審議步驟。兩位官員告訴我，這些指示要求資助專案管理官員在收到指示的當天結束前就發出終止信函——這讓他們沒有時間提出反對意見，甚至連做出反應的時間都沒有。一位官員告訴我：“根本沒有任何程式，就是有人告訴我們要這麼做，然後就照做了。”一位官員告訴我，至少有一次，一位專案官員是從受資助者那裡得知他們負責的受資助者的資助專案被終止了。
透過電子郵件發出的指示還為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官員們提供了預先寫好的終止資助的理由。這些理由中沒有一個提到不當行為、欺詐行為，甚至連專案成功可能性低都沒提。但那些針對涉及跨性別群體或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相關研究的理由聲稱，相關專案“與科學探究相悖”、“往往不科學”，或者忽視了“生物學現實”。這些終止資助信函的模板還提到，國立衛生研究院有義務謹慎管理納稅人的錢，指責這些專案沒有利用聯邦資源來增進美國人的福祉，並以該機構新的優先事項作為終止研究專案的理由。例如，發給幾位研究疫苗的研究人員的信函中寫道：“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政策是，不優先考慮那些專注於獲取關於個人為何對接種疫苗持猶豫態度的科學知識，以及/或者探索提高人們對疫苗的興趣和接種意願的研究活動。”發給研究LGBTQ群體的科學家們的終止資助信函也包含類似的措辭，在一些情況下還表示他們的專案“投資回報率低，最終無法增進健康、延長壽命或減少疾病” 。
然而，這些說法與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官員以及最初幫助評選出這些獲得資助專案的外部科學家們的結論直接相悖。任何專案要想獲得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金支援，都必須首先經過該領域多個專家小組的審查，這些專家會根據首席科學家的過往業績、研究設計的嚴謹性，以及專案解決緊迫生物醫學研究問題的可能性等標準，對每一份專案提案進行評估。一位官員告訴我，提交給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每一份提案都要經過兩層內部審查，以確保該專案符合該機構的政策，並且“與可能為其提供資金的研究所的目標一致”。
幾位收到終止資助信函的人告訴我，他們的資助專案在早期審查中獲得了滿分或接近滿分的成績；還有人告訴我，他們的研究成果已經接近發表，這證明了該機構的投資是有一定回報的。而且所有這些專案都關注了公共衛生領域的重要問題：比如，有一個專案在研究壓力如何影響飲酒行為；另一個專案研究的是男男性行為者中的猴痘問題；還有一個專案研究的是可能影響未來艾滋病疫苗成功的因素。
國立衛生研究院是一個由政治任命的官員領導的聯邦機構，有時確實會因為科學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而改變其優先事項。比如，一位官員告訴我，隨著時間的推移，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對發放與候選基因研究相關的資助變得更加挑剔，在候選基因研究中，研究人員試圖確認某個特定基因是否會影響一種生物學特徵。而且特朗普的第一屆政府對使用胎兒組織進行的研究施加了限制。官員們表示，這兩次轉變都意味著某些新的專案提案沒有獲得批准。但官員們也告訴我，在這兩種情況下，該機構都沒有被迫大規模終止那些已經被認定值得資助的專案。
我採訪的國立衛生研究院官員們能回憶起的，在政治領導層要求下終止資助專案的最明顯例子，同樣也是由特朗普政府引發的：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內，他向國立衛生研究院施壓，要求終止一項已經授予非營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的資助，該組織當時正在與東方大國合作。但即使是那次資助的取消，也部分被撤銷了。總的來說，一位官員表示：“當一屆政府改變優先事項時，他們通常是對未來的專案做出改變，而不會回過頭去終止已經批准的資助專案。”
取消資助專案對科學家來說無異於瞬間減薪，可能會迫使他們停止研究、解僱員工，並告訴研究參與者他們的時間和精力可能白費了。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的健康與行為科學家傑斯·弗拉特，有兩項由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的專案被砍掉了，這兩個專案研究的是老齡化LGBTQ群體中的痴呆和記憶喪失問題。他告訴我，如果他的第三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專案也像他預期的那樣被取消，“我的實驗室就沒了”。由於這些資助專案的終止來得毫無預兆，科學家們也沒有時間做準備：佛蒙特大學的疫苗研究人員莎拉·諾瓦克告訴我，週一她讀到《華盛頓郵報》上一篇關於與疫苗相關的資助專案被削減的文章時，才發現她正在進行的關於巴西兒童疫苗猶豫問題的研究專案可能要被砍掉了。（諾瓦克在第二天收到了終止資助的信函。）
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醫學社會學家肖恩·阿拉亞西里克告訴我，許多研究專案一旦被終止，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很難重新啟動。比如，臨床試驗中的醫學干預措施不能簡單地暫停然後再繼續；許多研究還嚴重依賴於定期收集少量資料，所以研究的中斷就相當於出現了巨大的資料空白。此外，從研究中退出的參與者不一定願意再回來，尤其是如果他們來自那些過去被醫學研究忽視的社群，而且這些社群本來就沒有太多理由繼續信任科學家。（阿拉亞西里克收到了一封終止資助的信函，涉及的是他們正在進行的關於汙名如何影響有色人種中性少數和性別少數群體的艾滋病預防護理的研究專案。）
為了迎合政治優先事項而終止資助專案，也在政府的科學資助方式上造成了根本性的不穩定。如果研究人員不能指望資助專案能跨越不同的政府任期持續進行，那麼他們由政府資助的研究工作就會變成一系列短期衝刺，這使得科學更難實現可靠的進步。
生物醫學領域的突破——比如說，新藥物的研發和獲批，或者針對慢性病患者的臨床試驗——通常需要數年時間，有時甚至需要幾十年。而對於一個以效率為前提的政府來說，無休止地進行資金誘餌和轉變的迴圈，並不能真正做到減少浪費。一位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官員告訴我：“這意味著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突然改變主意，這可不是對聯邦資金的良好管理。”
特朗普政府的許多行動很可能是違法的——尤其是針對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相關專案的行動，一位聯邦法官最近認為這可能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但一位官員告訴我，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官員們被置於“一個兩難的境地”。他們的選擇要麼是按照政府的意願行事，冒著違抗法院命令的風險；要麼是抵制該機構的這些變化，直接違抗上級，讓自己“面臨不服從命令、進而失業的風險”，這位官員說。許多人選擇了第一種，也許是因為失去生計的威脅感覺近在咫尺，而且更加切實：他們已經連續幾周看著同事辭職、被解僱，或者突然被停職。該機構的工作環境已經變得極其惡劣、令人窒息。一位官員告訴我：“人們被大聲呵斥、被欺負、被騷擾。”一些曾經提出抗議的人後來也屈服了——也許是因為他們現在知道，在可預見的未來，情況只會變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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