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仲豪
轉載：外灘教育（ID：TBEducation）
活動預告+錄取大資料分析報告
長按海報，備註城市，掃碼新增小助手報名
直播預告
正文
社會階層流動一直是大眾關心的熱點話題。當一個家族綿延數代後，它還能靠什麼保證家族地位，讓家族“照常升起、照常繁榮”呢？下文中，小編根據美國經史學家格雷戈裡·克拉克教授研究理論，以中外數個精英家庭為例，從史學角度揭示了家族傳承中“文化遺產”和家庭文化的重要性，為家庭教育提供更多借鑑意義。
1839年，達爾文結婚了，作為進化論奠基人、信奉“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著名生物學家，不知道他有沒有思考過自己的後代會如何發展、“進化”。
一項追蹤資料告訴了我們答案，即使經過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發展，到了達爾文的第五代子孫，達爾文家族依然保持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在二十七個玄孫中，有六個大學教授，四個作家，一個畫家，三個醫生，一個著名環保人士，以及一個電影導演。
無獨有偶，在中國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
我們非常熟悉的作家金庸（查良鏞）以及現代派詩人穆旦（查良錚），兩人不僅是堂兄弟，而且都出身於代代相傳的書香世家——海寧查氏。
往上追溯，海寧查氏不僅在明清兩代出了許多進士，其中還有康熙皇帝的文學侍從，因此查氏祠堂中有康熙皇帝御題的對聯和匾額，可見其文士傳統一直延續到近代文壇的兩大人物：金庸和穆旦。
很明顯，無論中外，無論從先祖追蹤子孫，還是從子孫追溯先祖，社會地位高的家庭，其子孫後代延續“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這個研究結論來自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格雷戈裡·克拉克教授，作為一名經濟史學家，他擅長從“長時間段”中去研究和發現社會經濟、國家財富的“隱秘”，從而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研究的“反常識”性結論。
在這項經濟史研究中，他顛覆了人們普遍相信的“富不過三代”的認知，正如他的著作名稱The Son Also Rises所揭示的秘密：社會地位的流動是緩慢的，出身於高社會地位家庭的子孫有非常大的可能（0.75）繼續保持家族地位，“照常升起、照樣繁榮”。
子孫“照常升起、照樣繁榮”
克拉克教授的結論一經公佈便引起了公眾關注和爭議，因為它顛覆了人們對社會的常識認知。
具體來說，無論是中西社會，還是中國地區之間，研究結果卻驚人的一致：社會地位與身高、基因等生物性因素一樣是可以“遺傳”給子孫的，一個高社會地位的家庭，要經過十到十五代的傳承（三百到五百年），家庭最原始的優勢才會逐漸煙消雲散。
如果真是這樣，北歐等高社會福利國家也是如此嗎？為什麼我們還可以看到身邊許多社會地位變動的真例項子呢？
那是因為我們目前觀察到的事例都發生在一、兩代人之間，不足以反映長時間的規律或特徵，而且通常情況下，我們經常把“財富”和“教育”當作單一的標準看待社會地位，但其實社會地位是由財富、教育、收入、健康狀況綜合作用的，甚至壽命都是考量因素。
為了證明這一社會流動現象的廣泛性，克拉克教授選取了極具代表性的瑞典，英國、美國，甚至亞洲國家印度、中國、日本等，並且跟蹤了上百年的歷史資料。
而且克拉克教授的研究方法也比較“奇特”，他選取了不同社會中的精英姓氏，以三十年為一代，追蹤了這些顯赫姓氏在三百年到五百年之間的社會地位變化。
比如他選取了瑞典歷史資料中的醫生、律師、大學生、瑞典皇家科學院成員，在這四類中挑選了可以代表高社會地位的姓氏；而在中國，他選取了清代進士名錄中的“精英十三姓氏”，來對比這些精英家族跟普通姓氏（家族）的差異。
看看你屬不屬於精英十三姓氏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一個人的祖先在三百年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子孫後代的成功，那“躺平”的人豈不是會越來越多？
大概是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這個結論，克拉克教授也直言了自己研究的不足（或差異）。
那就是他能找到的精英家族的資料是非常有限的，只能佔總人口的0.5%-8%，因此克拉克教授也一再強調，他做研究的目的無意於討論“真假”、“對錯”，在歷史研究中沒有“絕對的真實”.
而資料反應的也是一種“相對”，畢竟即使在今天，我們也經常有一種被“資料”平均的錯覺（人均收入達標了嗎？年終獎符合人均資料嗎？）。
克拉克教授是想透過結論，探討社會地位變化背後的原因和影響因素，這對普通人更具借鑑意義。
01
什麼影響了社會地位的流動？
要談論社會地位流動的影響因素，克拉克教授告訴我們要先釐清什麼是“社會地位”。
很多人認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肉眼可見的，住房、車輛、收入、職位、教育水平，綜合起來就可以“估算”他處於社會的什麼地位。
然而並非如此，用克拉克教授的話來說，這只是一個人的“表現型社會地位”，更重要的是其“基因型社會地位”，這個是隱性的、潛藏的，不容易被人看到的根本社會地位。
這就好比如果一個人的父母是大學教授，這種深層潛藏因素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的受教育水平？這些隱藏的“基因型社會地位”才是更值得探討的。
在“基因型社會地位”中，智商和基因遺傳不在探討範圍之內，而是指在家庭關係中形成的家庭環境、文化環境中。
克拉克教授指出了能夠代表“基因型社會地位”的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家庭或家族內的教育（主要出現在討論中國社會的章節），另一個是婚姻。
1、為什麼只有“富不過三代”，而沒有“文不過三代”？
家庭教育作為“基因型社會地位”的表現，可以體現在教育資源和文化遺產兩方面。
比如，在分析中國社會時，克拉克教授指出，如果一個人的“表現型社會地位”是出身於貧困家庭，但他卻擁有一個顯赫姓氏的大家族（有著優質教育資源和高社會地位），那這個人有很大可能透過其“基因型社會地位”而改變自己的“表現型社會地位”。
因為在晚清民國時期，名門大族設定專門的族學供同姓子弟接受基礎教育，同時有專門的族田給同姓子弟用於教育支出。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其回憶錄中曾提到，童年時期每個月能領到宗族分發的五塊錢“膏火費”，也就是讀書時要用到的蠟燭、燈油錢。
如果說“族田”“族學”這些教育資源還算是具象的，那家族或家庭中的“文化遺產”則是一種更為隱形的傳承。
先來說家族的文化遺產。中國家族有著重視“文教”的傳統，無論是前面提到的無錫許家（許鳳藻、許倬雲）、無錫錢家（錢基博、錢鍾書）、海寧查氏（金庸家族），都秉持著“詩書之家”的家學淵源。
也就是說，每一個後代都必須以讀書受教育作為維持家庭地位的主要方式。同姓子弟均能透過科舉取士的機率極低，但只要其中有一個人能取得舉人資格，那整個同姓家族的教育資源和社會地位就可以延續下去。
這似乎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的觀念意識中是“富不過三代”，卻從沒人提出過“文不過三代”。
比如許倬雲所在的許家，在無錫的開壇始祖最高職位曾到湖南巡撫（1764年），到許倬雲出生的1930年，按30年一代來算，經過了5-6代人。
雖然在五代人的發展中並沒有取得大的成就，但每一代人都秉持“讀書傳家”的家風，直到許倬雲的父親許鳳藻成為海軍將領以及海關監督，才又達到家族地位的一個高峰。
歷史學家許倬雲
除了家族的文化遺產，在更小的家庭範圍內，家學的淵源對子女的影響更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這種說法是很有依據的。
許倬雲日後成為歷史學家，深受童年時期父親的影響。抗戰時期的重慶，許倬雲和父親每天聽BBC的新聞，裡面有提到關於歐洲和中國戰場的報道之後，父親就會在地圖上標出來，並且從戰爭的角度來分析給許倬雲聽，而父親書架上的歷史書也成為許倬雲最早的讀物，因此，對於他來說，“父親不僅是父親，也是我的老師。”
家學的影響對子代來說不是“大張旗鼓”顯而易見，而是“潤物無聲”的滋養，作為信念、精神、文化遺產在代際之間流傳下去。為什麼“合適的配偶”不是車與房，而是看祖輩？
2、為什麼“合適的配偶”主要看祖輩？
除了教育之外，好的婚姻對於維持或提升社會地位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
克拉克教授認為，“適合的配偶”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門當戶對”，即“表現型社會地位”的匹配，而是要深入分析“基因型社會地位”。
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小A現在有兩個看上去很合適的結婚物件，在同等情況下（學歷、家庭狀況、收入等），其中一人擁有全國三大姓氏之一，另一人擁有精英十三姓氏之一，小A選擇哪個更有利於其社會地位呢？
如果讓克拉克教授來做建議，他會認為擁有精英十三姓氏之一的人是更為“合適的配偶”，當然這是從社會地位的維持和上升（而不是下降）這個角度來看。
換句話說，從婚姻的角度來分析“基因型社會地位”，不僅要看本人，還要從其全家乃至全族去看。不光看TA爸媽、兄弟姐妹，還要看TA的堂表親，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等等。一旦TA的親屬關係中出現過高社會地位的存在，也暗示著TA在未來達成高社會地位的高可能性。
其實中國傳統的精英家族“深諳其道”。
許倬雲在回憶錄中提到，無錫的許、華、孫、錢等幾大家族都有聯姻的習俗——“結老親”。
“結老親”不是從財富角度來看是否匹配，而是作為文人大家族，大量成功的祖先進一步增加了子孫獲得高社會地位的可能性。
在這裡，小編還想延伸說一下“基因型社會地位”對女性社會地位的影響。
晚清民國時期，受現代新思潮的影響，長三角地區大家族往往開風氣之先，辦實業、興新學，許多開明的大家長不僅讓女兒從纏足的夢魘中解脫，而且讓她們上女校，接受中西教育。
比如在《合肥四姐妹》一書中，講述了合肥書香世家張家在晚清民國時期的發展。
重點在張元和、張充和、張兆和、張允和四姐妹身上，她們在傳統大家庭的文化“薰染”中，不僅接受了新式教育，還習得了傳統教育。
四姐妹各有所成，後分別嫁與崑曲演員顧傳玠、語言學家周有光、文學家沈從文和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從家族的社會地位延續和傳承角度來看，四姐妹比她們的同胞兄弟們更具代表性。
合肥四姐妹及她們的家庭
總體來看，無論對男性還是對女性，基因型社會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無疑，這對當下流行的觀念提出了挑戰。
今天的社會流行著高嫁、高娶的“攀高枝”擇偶理念，選擇標準從身高長相，到學歷工作，再到“房車標配”不等。這些標準，用本書的觀點來看，屬於表現型社會地位。
比起這些，一個人的整體表現中有沒有體現出家庭文化的（多代）傳承，有沒有良好家庭教育的積累印記，才是更重要的，這些隱而不顯的，不是一兩代的快速長成，而是多代、長時期的浸潤和積累，是更寶貴的。
02
為了下一代，
父母能為孩子做些什麼？
行文至此，相信有很多讀者會問：那父母能為孩子做些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傳統精英家族是怎麼做的。
以無錫錢氏（錢鍾書家族）為例，錢氏家訓為“讀書傳家”，世代書香，到了錢基博這一代，他精通文史，後成為教授、古文名家，弟弟錢基厚擅長工商實業，成為無錫商會會長。
錢基博的兒子錢鍾書從小博聞強識，對文史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對理科可以說一竅不通（清華入學考試數學只考了15分）。
錢基博對錢鍾書的教育理念不是“全才”，而是將興趣和稟賦發展為擅長，出於對兒子的觀察和了解，他著重培養錢鍾書在文學和歷史上的涵養，對錢鍾書而言，這是他日後成為中國文史大家的必不可少的“家庭教育”。
錢鍾書故居
再來看錢鍾書的堂弟、錢基厚的兒子錢鍾韓，他從小的興趣更傾向於工科和理科，父親錢基厚作為無錫工商商會會長，非常重視實業和科技對社會的作用，這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錢鍾韓及其同胞弟妹，他們無一例外都選了工程、光電等工科專業，併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理工人才。
正所謂，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同樣的家族傳統，卻能根據孩子不同的稟賦和興趣，將上一代的優勢發展為下一代人的教育資源，並且讓“家庭教育”成為學校教育的堅厚基石，最終決定了一個孩子最終能飛多高、走多遠。
這對我們每一個普通的家庭都很有借鑑意義，錢家的故事不僅暗合了克拉克教授強調的長時期的影響（書香世家），也肯定了短時間內（一代人或兩代人）子孫的努力。正是在錢基博、錢鍾書這兩代人之間，錢家的社會地位到達了不曾有過的高峰。
因此，對於普通人來說，每一代人在社會地位上的積極爭取和積累都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說只有積累到一定的量變，才會產生質變。
我們可以用資料來說話，在1830年代，英國精英姓氏進入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機率是普通姓氏的50倍，但到了2010年，這個比值降到了6倍。
這意味著在180年內，選擇了教育這條途徑的群體中，有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進入到英國最頂尖學府。
這個結果無疑與普通人越來越重視教育、支援教育有關。就像老生常談的那樣，在每一代人之間持續獲得高等教育水平，是維持和提升社會地位的重要標準。
當然，今天的我們已然更懂得尊重個體的差異和選擇，也更明白多元化發展的可貴。精英教育未必適合每個孩子，但是，具有終生學習的意識和能力，對孩子們來說將是必選項。
因此，父母從自身一代開始做起，為子孫後代創造“文化遺產”和家庭文化環境，也許是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
K12 成長與教育社群
追蹤前沿資訊 洞察成長規律
挖掘充滿溫度的故事 探索融合世界的教育
2025美本及多國申請工具書
相關閱讀：
總愛訓子女不努力，卻給不了實際幫助的父母！你遇到過嗎？
“平民美國”只是表面，精英教育世襲是根本
稻盛和夫：透過哪種方式才能贏得部下的信任與尊重？
本文版權歸屬作者/原載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