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
來源：知識分子
作者：張天祁
圖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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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 IF）宛如一種無形卻無處不在的“學術貨幣”，無聲無息地衡量期刊的聲望、研究者的成就乃至整個科研機構的地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貨幣似乎在經歷一場漫長的貶值，通貨膨脹讓影響因子分數變得越來越不值錢。
影響因子的計算方式並不複雜。每年科睿唯安（Clarivate）會發布最新的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根據JCR的介紹，影響因子是這樣計算的：計算某期刊前兩年發表的所有文章在當年被引用的總次數，然後除以這兩年該期刊發表的論文總數。
值得注意的是，分子中的引用次數其實是包括了期刊上所有的文字，包括社論、評論、新聞之類，但在計算分母時，卻不包含這些所謂沒有“實質性”研究內容的文章。這一點留下了灰色地帶，給了有心人操作影響因子的空間，這也為影響因子招致了很多批評[1]。
雖然從短期看，影響因子的變化不是那麼明顯。但把鏡頭拉遠，就能看出到底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在1975年，影響因子得分最高的期刊是《實驗醫學雜誌》，其影響因子為11.9。到2024年，得分最高的《臨床醫師癌症雜誌》（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影響因子高達521.6。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裡，影響因子最高的期刊評分上漲了超過50倍。
在上個十年，期刊影響因子整體的漲勢迅速。國內一項針對SCI期刊影響因子的統計發現，近年來SCI期刊的影響因子在不斷升高。這項研究收集了2011-2020年1337種期刊的資料，在影響因子大於5的期刊中，2020年的影響因子平均值是2011年的2.62倍。就這段時間來看，影響因子的通脹非常明顯[2]。
不過，這裡的一個干擾因素是新冠疫情。由於對疫情資訊的關注，當時醫學類特別是傳染病類的期刊受關注的程度迅速增長，所有這類期刊都發表了大量與 COVID-19 相關的研究，這成了它們引用提升的主力。從整體來看，2020年和2021年期刊影響因子整體也出現了大幅增長，尤其是2020年的影響因子，相比過去幾年幾乎是指數增長。
對於7,689種連續多年出現在JCR報告中的期刊的一項調查發現，這部分期刊的平均影響因子在2019年為3.0，在2021年達到峰值4.3，然後在2022年下降至4.0。從2016 年到 2019 年，這些期刊影響因子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5.1%，但2020年的增長率飆升至 23.2% 的峰值[3]。
2010到2021年之間的期刊影響因子變化，綠色部分是影響因子增長或不變的期刊比例，紫色部分是減少的比例。來源：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2022
經歷了2020和2021年的迅猛攀升，2022和2023年期刊的平均影響因子有所下降。特別是傳染病領域的影響因子急轉直下，降幅竟高達30%。乍一看，這似乎是期刊影響因子普遍下滑的訊號。然而，這不過是疫情這一特殊事件引發的短暫回撥。從整體來看，影響因子一直在穩步增長。
歐洲一項研究利用了1999-2022年Scopus 資料庫中的各項資料，對各種規模期刊的影響因子變化進行了統計。發現無論期刊規模如何，各出版商旗下期刊的影響因子都出現了普遍增加。1999年的時候絕大多數的出版商旗下期刊影響因子平均不到2，甚至很多在1左右徘徊，到2022年表現好的一些已經超過4。
疫情的影響依然明顯，但這項研究提到，論文篇均引用量在2018到2019年間已經出現。而2020年的爆發增長，也恰好和特刊論文的加速增長相吻合，這些新生的特刊往往透過自引拔高自己的影響因子。因此可以認為，2020年的引用量迅速增長不僅和疫情有關，也有特刊文章膨脹的原因[4]。即使考慮到疫情後的影響因子回撥，近年來影響因子仍然增長得很快。
2016到2022年的論文篇均引用數變化
自然規律還是期刊炒作
影響因子膨脹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論文中引用的參考文獻數量會逐漸增加，這是期刊影響因子總體上持續穩定增長的基本盤。
回顧上世紀的一些重要科學成果可以發現，以現在的標準來看，當時無論是文章長度還是參考文獻列表的長度都顯得非常簡短。只看長度，當年一些著名論文的頁數，或許都沒有現在論文的參考文獻頁數多。
早在0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注意到這個趨勢。作者們的統計發現，從 1994 年到 2005 年，JCR 中列出的所有期刊的加權平均影響因子平均每年增長 2.6%。而在此期間，每篇文章參考文獻部分引用論文的平均數量每年增加約 3.6%[5]。
作者們還提出了幾個引用論文數量增加的原因。首先學科領域規模變大，可引用的文獻數量本身就在增長。此外，網際網路搜尋引擎、線上引文資料庫以及對文獻電子化大大減少了作者查詢和獲取相關文章的時間成本。最後不太光彩的是，因為引用越來越重要，審稿人可能會要求作者新增大量引用到他們的工作中，而作者也可能為了迎合潛在的編輯和審稿人而預先在手稿中引用更多的文獻。
隨著每篇論文引用更多文獻，總的引用次數也隨之增多，以引用次數為分子、發表文章數量為分母的影響因子自然也會增長。
影響因子不僅是數量上普漲，質量上確實也“灌水”了。前文提到的歐洲團隊的研究，參考了Scimago 期刊排名（SJR）來對比近年來影響因子的變化趨勢，SJR同樣是基於引文指標判斷期刊影響力的工具，和影響因子的區別在於SJR重視引用的質量以及期刊間的引用網路，尤其限制了自引和不正當引用行為對期刊排名的影響，而高影響因子是可以透過期刊自引刷出來的。
作者們將期刊影響因子和SJR的比值定義為影響因子膨脹值，這個資料越高就說明自引和違規引用的比例越高。經過計算，2016 年至 2022 年間，影響因子膨脹現象在所有出版商中普遍出現，MDPI 和 Hindawi兩家影響因子膨脹最快。
MDPI 的自引率高於任何其他出版商，除了期刊內部的自引之外，還有期刊大約29%的引用來自於其他MDPI期刊。Hindawi期刊自引率更接近於其他出版商旗下期刊，然而，儘管不頻繁自引，Hindawi期刊卻有來自MDPI期刊的引用（圖S16的例子），以及依託Hindawi運作的論文工廠的引用，這也讓人不禁懷疑兩家出版商的聯絡。
這幾年影響因子的暴漲和回落，以及越來越強的摻水傾向，也說明單純依賴影響因子來評判期刊或文章的質量並不可靠。影響因子普漲不代表期刊質量提高，回撥也不意味著期刊的質量下降。
資訊公司Wolters Kluwer編輯策略和出版政策總監表示，評價期刊水平與其看期刊的影響因子，不如看影響因子的百分位數，也就是一種期刊在領域內超過多少百分比的其他期刊。影響因子每年都會波動，但期刊影響因子的百分數還是相對穩定的[6]。
以期刊影響因子去評論個別的論文的水平問題就更大了。2020年2 月，教育部、科技部印發的《關於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論文是成果產出的主要表達形式，堅決摒棄“以刊評文”，評價重點應是論文的創新水平和科學價值，不要把SCI論文相關指標作為直接判斷依據[7]。
就連影響因子的提出者尤金·加菲爾德，也不贊成用影響因子去評論具體的研究論文。他在中科院的一次演講表示，儘管一篇文章發表在很好的期刊上，比如《自然》、《科學》，它可能永遠沒被人引用過，這些期刊上很多一般的文章也只被引用過幾次，而只有少數文章引用是特別多的。
“引用期刊影響因子來評估每個人的科研表現和科研能力，包括他個人的評估、獎金也好、資助也好都是不合理的[8]”。加菲爾德說。
參考文獻：（上下滑動可瀏覽）
[1]Elsevier. (2024). Measuring a journal’s impact.
[2]王凌,何雅莉,呂朝耕 &郭蘭萍.(2023).SCI期刊影響因子及其“通脹效應”分析.中國科技資源導刊(01),89-98.
[3]Kim, S. J. (2024). Explosive increase and decrease in articles, citations, impact factor, and immediacy index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bibliometric study.Science Editing, 11(2), 107-113.
[4]Hanson, M. A., Barreiro, P. G., Crosetto, P., & Brockington, D. (2024). The strain on scientific publishing.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 1-21.
[5]Althouse, B. M., West, J. D., Bergstrom, C. T., & Bergstrom, T. (2009). Differences in impact factor across fields and over tim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0(1), 27-34.
[6]MacRae, D. (2024). Making Sense of the 2024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LWW Community.
[7]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20). 教育部科技部印發《關於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的通知.
[8]嶽衛平. (2015, December 2). “SCI之父”Eugene Garfield博士談SCI：應用與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