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魏榮歡
編輯 | 陶若谷
用魔法打敗魔法
冉靜稱自己為價格敏感型消費者，想租車自駕，但週末總比平時貴，還是算了。生孩子也不例外，價效比要高。
高性價比是能從公司拿到不錯的生育津貼，且不會影響晉升。今年初，冉靜入職一家頭部大廠的武漢分公司做互動設計。在36歲拿到大廠offer，她感到幸運，“（網際網路）職業生涯的末端居然讓我上車了，必須在裡面幹一番大事業”。
部門十來個人，包括領導在內四個員工在深圳總部，分公司只有少數幾人，遠端對接總部，協助他們做一些非核心業務。入職時聽說總部剛裁了一波設計崗，她猜自己是來補位的。
遠端溝通不順暢，入職半年，她對領導的瞭解僅限於——女性。在冉靜的講述中，領導讓她整理目錄，只提了格式要求，提交後卻說完全不行。或許是隔著網線的緣故，她總是聽不明白對方的要求，對方也聽不懂她的，雞同鴨講。
冉靜開始盤算要二胎。從北京搬到二線城市，生活成本驟降。房租一個月2000塊，此前在珠海投資的房子，房貸2000多，孩子從8000一個月的育兒嫂換成3000塊的託班，加上生活費，每月開銷不到一萬。老公做技術開發，薪水足夠維持，就算日後變成全職太太，冉靜覺得也還行。
晉升失去動力，下班回家跟兒子相處成了她每天最輕鬆的時刻。既然事業發展不了，不如趁著福利好，再生個孩子，冉靜不避諱講，這就是戰略性備孕。生第一個孩子時，她在一家科技公司，做軟體開發。到了晉升天花板，公司業績下滑，如果跳槽，起碼要幹滿一年再懷孕，才顯得靠譜，但這樣會超出她35歲前生育的規劃，就這樣生下了兒子。
頭些年在創業公司，冉靜總是幹到夜裡十一二點，遇到專案上線要通宵，“結婚都是抽空結的”。她很快做到管理崗，負責五六個人的產品設計團隊。不滿足於工作內容，她私下報班，學習高階課程，但很難用到工作中，總感覺隔了一層。
到了大公司，她以為會有更專業的環境和訓練，結果同事都見不到幾個。入職半年，她改變計劃，再度決定懷孕，但十分不幸，胎兒在第8周停止發育。
在一位資深HR的觀察中，所謂「戰略性懷孕」一直都有，近兩年開始變多。搜尋某女性使用者為主的社交平臺，兩萬五千多條筆記是關於“戰略性懷孕後是否會被裁”。有人貼出“實操指南”，分享自己從懷孕到休產假期間，平安躲過三波大廠裁員，部門從十幾個人到只剩自己。
“已婚未育比已婚已育更難找到工作；孕期和產後一年內不能被裁，兩年內被裁賠2N，可以再苟兩年；哺乳期過後被裁也比已婚未育容易找工作。”這類評論獲得主流認同。也有抱怨的聲音，部門8個人，3個人懷孕，孕假都集中在同一個月開始休，“活兒幹不過來”。
梳理這些帖子不難發現，提前感知到公司經營狀況下滑，想以已婚已育身份獲得新的工作機會的，是其中重要的一類，“用魔法打敗魔法”。
●資料圖，源自視覺中國。
比起冉靜，30歲的馬元怡的備孕計劃周密許多。今年，是她在遊戲產品研發的第五個年頭，想在黃金年齡多拼一拼。但管理崗沒有空餘，她還發覺，公司在細微處壓縮了支出，食堂餐巾紙換成了便宜的品牌，取宵夜的時間也延後了一個小時。她決定另做打算，“把羊毛薅完了再走”。
馬元怡的規劃看起來完美：第二季度懷孕，正好在下半年獎金髮放後官宣懷孕；產假剛好貼合國考、省考和統考，孕晚期可以先試試水，生完之後，產假集中複習，參加各種上半年統考；哺乳期結束，趕上招聘季。
她也確實做到了。前三個月有妊娠反應，想吐的時候儘量忍著，會議結束就快步去洗手間。宣佈懷孕的時候，她鬆了口氣。另一位同期入職的同事似乎受到啟發，每晚下班回去跳繩。馬元怡知道，跳繩有利於促進排卵。
備孕避險
除了規劃型，另一類“戰略性”備孕的職場女性，試圖透過這招緊急避險。
去年九月中旬，杜月和丈夫剛結婚兩個月，就收到裁員通知。還好有相熟的領導提前通報，小夫妻商量抓緊懷孕，儘可能跟HR拖時間。她在審計事務所工作，社保基數高，生育津貼按照一個月平均工資兩萬多算，6個月產假能拿到15萬左右。杜月當時29歲，比起年齡焦慮，少拿15萬讓她更焦慮。
按照商量好的談判思路，她一直拖著不籤解聘書，要求轉崗。丈夫比她小三歲，並沒有做好要孩子的準備，想出去旅行的計劃還沒實現。但裁員來得突然，兩人沒來得及細想以後帶娃的事，請人還是讓家長幫忙，都沒琢磨。“車到山前必有路”，他們這麼想。接下來的蜜月、婚禮都在焦慮的備孕中度過，和HR的談判籌碼也隨著時間拖延一再降低，十月賠償N+1，十一月底離職無賠償。
這家金融公司受央企爆雷牽連，合作伙伴解約，業務量銳減。和大部分降本增效的公司一樣，開始嚴查考勤，尤其考核“人員時間利用率”——在沒有專案的空閒期，鼓勵員工休假。在她的職級檔位，休一週無薪假相當於損失6000塊。杜月被裁後，公司直接把一些員工的假期餘額放到休假系統，“強制把年假給你安排上”。
杜月的備孕計劃沒能成功，但拖延出來的時間，還是讓她找到了一份基金公司的工作。
31歲的夏榮婷在上海一家保險公司做產品經理。去年，她的合同面臨到期，趕上集團裁員，她跟老公商量，也把生孩子的計劃提前。老公在銀行做對公貸款，以前每個月掙四五萬，去年下半年開始降薪，夏榮婷擔心失去這份收入。
合同到期前兩天，公司通知她不再續約，她那時已經懷孕，如她所願，合同被延期到次年二月哺乳假結束。在這期間，她開始自學影片剪輯和基礎設計，參與到親戚的派對佈置生意，每個月能多一兩千塊收入。
“每個季度部門裁員10%。”今年三月，一家網際網路公司的HR趙倩收到指令。訊號在去年底就開始釋放，最明顯的是全員公積金標準從12%下調至5%，趙倩回憶。她原本負責招聘，後來開始幫忙做離職談話。大邏輯是先裁校招生，司齡短，工作經驗也沒那麼豐富，趙倩介紹，然後是績效不太好、工作不飽和的。
話術和方案在談話前幾乎是固定好的。比如一個員工的業務情況是“不勝任”，趙倩舉例，可以先談轉崗流程，跟對方說要定改進計劃，調去試崗，試完之後再回來看。如果對方不接受，再啟動離職話術，“我們也不希望耽誤你未來的職業生涯，你可以先看一下工作機會，我們會正常賠付”。
遇上拒絕的，也有一套勸退模式。“如果後續公司的情況更壞了，你這筆賠償金也拿不到，而且人才市場上對於年齡的要求也是很高的”，趙倩介紹，最重要的是流程要合規，談話過程雙方都可能錄音，態度要平和。
●資料圖，源自視覺中國。
趙倩還沒有和孕婦談過離職。在她的印象中，生育通常是個隱秘話題，招聘時，公司和求職者會相互過招，是不能明說的，面試時，會透過詢問“未來人生規劃”、“家人是否支援”等問題隱晦套出生育資訊。裁員時如果遇到孕婦，趙倩說，通常會延長合同到哺乳期結束。
不過在公司大批裁員的時候，即使處於孕期、哺乳期“三期”，也未見得能安全避險。網際網路上，孕期被裁的訴訟求助並不鮮見。去年上海一家保險公司裁員40%，一位哺乳期內的女職員也在其中。
從事十多年人力資源戰略諮詢的康娜印象中，前些年，領導一般不願意開除孕婦，顯得自己小氣，也不好籠絡人心。但近兩三年，尤其是去年開始，一些大廠裁員已經不考慮孕婦了，該裁還是裁，“畢竟人手不多了，孕婦很影響產出，而且別人也覺得不公平，憑什麼別人要去幹她的活？”
公司也變得不太在意員工仲裁了，康娜介紹，仲裁時間長，員工就算贏了也頂多拿到2N，“經濟下行期，勞資關係會非常差，企業覺得員工吸血，員工覺得企業扒皮。”
產假結束後
生育引起的崗位空缺，與企業追求的效能之間的矛盾，是這個現象背後繞不過去的問題。身處其中的職場女性，總是處在具體的權衡之間。近日多地統計局釋出的《適齡人口生育意願調查報告》中，“生育津貼、假期、就業保障落實不到位”和“擔心個人事業發展受到影響”仍是重要因素。
夏榮婷哺乳期結束復工3個多月，手上一個專案都沒有，只分到一些寫寫條款之類的瑣碎活計。冉靜生第一個孩子，休完產假回到職場，手裡四五個專案接連因為甲方經費縮減，運營不下去。手頭的專案讓產品經理接手，直接程式設計師自己來，不再需要設計崗。
她也有對策。正趕上老公所在公司搬去武漢，冉靜讓他先過去，自己等裁員賠償金，“直接辭職很虧，要家庭收入最大化”。
HR康娜為了拼事業，30歲後晉升為管理層，離職創業，之後才敢懷孕。但是對戰略性懷孕，康娜持反對態度，她認為會對本就艱難的女性職場境遇造成損傷——入職時說兩年內不生育，入職後馬上生育，一年啥活幹不了，招聘的領導為此背鍋，以後更不敢招已婚生育的女員工了。
另一位網際網路大廠HRBP在網上發帖，不要為了保住工作而採取戰略性懷孕，換來的只是短暫的職業安全感。那些產假歸來的女員工，“大機率會長期績效墊底、無晉升加薪和獎金減半”，她在發帖中列舉。
沒領上生育津貼的杜月，在新公司幹了不到半年，再次遭遇暴雷離職。她開始發展各種副業，有聲書主播、兼職審計、婚禮跟拍，最後成功做下來的只有保險和陪診。
保險業務沒她想得容易，一個月下來頂多兩三單重疾險，掙六千塊。空餘時間她去做陪診，幫外地病人掛號代問診，半天兩三百。丈夫明顯察覺她花錢手緊了，買排骨也美團買菜改成去菜市場挑選比價。
馬元怡把工作中的卷延續到孕期和哺乳期。生產前兩週，她挺著大肚子去參加了國家公務員考試，考場門口發宣傳資料的阿姨說，“帶小朋友來考試，要好好加油”。剖腹產後僅休息了兩週，她就恢復了複習，母乳餵養的間隙，躺在床上做數學題。
這樣一天頂多複習倆小時，身體實在吃不消，她在孩子足月後慢慢混合餵養，把奶擠出來儲存，給自己留出大片時間複習。半年產假，她參加了4次考試。
產假結束前，她開始往其他大廠投簡歷，預備多一條出路。返崗一個月，她收穫了一份offer和職業學校的教師編。前領導勸她去學校，因為對方剛被公司裁員。
●資料圖，源自視覺中國。
進入職校後，馬元怡為了以後晉升，選擇當班主任，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上課備課，撰寫各種授課計劃，組織準備技能競賽。有天晚上十一點，班上幾個女生在宿舍發生衝突，正趕上女兒發燒要去醫院。在去往醫院的路上，她不斷跟學生家長、值班老師、班幹部以及當事學生來回溝通，直到給女兒拿完藥，電話才安靜。
夜裡一點躺在床上，她開啟手機，一條一條給家長們發信息再次安撫溝通。“沒有一份工作是最好的，都是圍城。”馬元怡感慨。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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