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擁軍教授在2025年國際卒中大會上發言。圖源：中國卒中學會官網
撰文 | 嚴勝男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臨床研究拖後腿”是困擾中國藥物研發的重要問題。
這個短板在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患者數量面前顯得頗為遺憾，如何讓海量臨床資源不再沉睡在病例庫，而是轉化為具有全球話語權的循證證據鏈？怎樣把臨床問題變成研究問題，再變為研究假說、研究設計、標準操作程式？這對我國臨床醫生來說是巨大的考驗。
“很多人覺得我們對全球醫學的依賴是裝置和藥品，但其實更重要的是’證據’的依賴。”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院長王擁軍教授說。
在2025年國際卒中大會上，他被授予“威廉·M·費恩伯格卒中卓越貢獻獎”，以表彰其在卒中領域的科研和臨床方面做出的全球性貢獻。這是這項國際卒中領域臨床醫學的最高獎設立34年以來，亞洲科學家第一次獲獎。
王擁軍領導的、聞名全球的“CHANCE”研究的結果於2013年釋出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至今仍是成為全球卒中治療的“金標準”。
王擁軍的團隊找到了關鍵點——“輕型卒中”“發病24小時內”“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聯用21天”。聯合抗血小板治療一直是缺血性腦血管病治療的禁區，這就像一條不可撼動的鐵律。然而，王擁軍團隊經過無數次的探索、嘗試，反覆研究，最終明確聯合抗血小板治療可行，且證明了21 天的雙抗治療才是患者獲益最大的方案。
很多人問他，在臨床研究的起步階段，為啥選這麼難的課題打頭陣？他說，“就是想突破禁區，變不可能為可能，這才能顯示我們臨床研究的能力。”
CHANCE 研究的釋出，打破了中國在神經內科領域臨床研究的“沉默的堅冰”。
這樣一項納入114家中心、5170例患者的腦血管病的原創研究，不僅改變了美國指南，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復現成功，特別是在歐美人群中也獲得了驗證，2019年，“CHANCE”抗血小板治療方案被美國《急性缺血性腦血管病管理指南(2019更新版)》作為最高級別證據(IA)向全球推薦。
中國也從急性卒中證據的“進口國”，一舉轉變為證據“出口國”。透過CHANCE系列研究，缺血性卒中患者複發率從11%下降到6%，僅在中國，就已累計減少數十萬腦血管病復發病例，累計減少患者住院花費超百億元。
真正的CHANCE從來不是偶然的天賜，而是數十年研究附錄裡的“隱姓埋名”。
從2003年開始，天壇醫院就積極參與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建庫準備、儲備人才……
“就像飛機起飛一樣，跑道助跑夠長，飛機才能飛得穩。我們起步的時候也是很難的，我們團隊曾經十年沒有頂刊發表，連本院都有人質疑——都說你們研究能力強，可沒看到像樣的文章發表！”王擁軍回憶道。
然而在CHANCE發表之後的十年裡，王擁軍團隊完成了超過50項全國多中心臨床研究，其中14項研究為國際卒中防治提供了“中國方案”。
CHANCE研究，還像一道分水嶺，引領了國內臨床研究方法學的變革。
“CHANCE研究之前我國臨床研究大部分是沒有專案管理制的，缺乏成熟的專業方法學團隊。而CHANCE研究培養了一支專業的臨床研究隊伍，其設計、統計、資料、物流、專案、資金、檔案等每個環節都由專業的人員管理，”王擁軍說。
截至目前，全國腦血管病臨床研究協作網成員已超過2000家，這張網是全球最大的腦血管病臨床試驗平臺。
如果說，多年前開展“CHANCE”研究時，還需要手把手、人盯人地“看著”分中心統計、上報資料。現在，按照統一的試驗標準、倫理體系和管理體系開展試驗，成了網路裡不管是’大三甲’還是三四線城市的中心醫院進行試驗的共識。
王擁軍表示，運營這兩千家中心成功的關鍵在於合作共贏，接受培訓提升質量的同時，各個分中心也可利用網路獨立主持研究。
臨床試驗不僅治療眼前的患者，通過當前的患者給未來更多的患者尋找生命的希望，改變整個醫學的未來，降低疾病的複發率、延長患者生存年限、提高治癒率……醫生修復著生命精密的齒輪，而臨床科學家則讓這一修復的過程更加科學以及更加可執行！
“甘於寂寞打基礎很重要”，我們在臨床研究方面需要補的課還有很多。“現在國內有臨床研究方法學專業的大學，屈指可數，可歐美很多醫學院都開設臨床研究專業”，王擁軍介紹。在天壇醫院，臨床試驗人員必須經過一年半脫產培訓，考核合格後才能申請臨床專案。“這其實是彌補大學和研究生階段的不足。”王擁軍告訴《知識分子》。
以下為《知識分子》對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院長王擁軍教授的專訪內容，對話內容經過整理編輯。
01
知識分子：中國臨床研究這十多年,變化最大的是什麼？
王擁軍：十多年前，國內不是沒有臨床研究，而是沒有讓國際上能看懂的臨床研究。當初接CHANCE專案，是桑國衛院士給的任務。他那時牽頭國家重大新藥創制專項，總被做藥研究的和做基礎研究的人抱怨“臨床研究拖後腿”，基礎研究做得漂亮，但一到臨床評價就出了問題，採用的方法和標準和國際同行採用的有很大出入。他問我：“能不能突破臨床評價的瓶頸？”
這句話成了CHANCE研究的最大動力。曾經有很多人不把臨床研究當科學，覺得臨床研究就是攢病例，跟科學沒有關係。我原來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在實驗室進行基礎研究，臨床研究與基礎研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都要先有科學假設，然後採集資料，最後分享驗證假設等等；但臨床研究是要從人身上採資料，臨床研究的資料量大很多，人與人之間的變異性也大，資料處理的難度也大。CHANCE研究，5170例患者、114家醫院協同，資料質量控制難度極大。這絕對不是攢病例這麼簡單，它需要建立科學的模型，利用方法學理論，進行嚴密的設計，所以，無論是從架構還是核心，臨床研究是一門科學，需要認真、嚴謹地對待。
知識分子：做基礎研究的人說，他們想跟臨床研究合作，但中間有很多壁壘。
王擁軍：這是設計機制的問題。臨床大夫提出的假設應該是以臨床需求為導向，而不是個人興趣。
如果是以臨床治療為目的，醫院實驗室應該由臨床PI主導，基礎PI輔助。這樣有兩個好處：一是臨床PI提出的問題針對性更強，對於臨床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判斷更精準；二是基礎PI針對臨床問題進行研究，這樣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應用於臨床。現在一些創新中心引進非醫學背景的PI，儘管研究能力很強，但他們提出的問題不一定能直接用於臨床。
知識分子：目前國內橋樑搭的如何，搭到哪一步？
王擁軍：分領域，有的領域不順，有的順。關鍵在於專案PI是否能統籌全域性。
我們常說轉化醫學是“死亡之谷”，就是因為體系問題，臨床和基礎之間的轉化橋樑沒有搭起來。有些時候基礎研究成果顯示有效，但到臨床卻無效。最大問題是很多疾病缺乏和人類疾病完全對應的動物模型，會導致動物實驗有效，進入人體實驗就沒有效果，比如說半個世紀以來的腦細胞保護治療一直沒有逃出這個魔咒。
知識分子：作為臨床醫生，如何提出一個好的臨床試驗問題？
王擁軍：首先，臨床醫生必須不僅是醫生，還要是科學家，要有科學的思維邏輯以及研究視角，才能提出好問題。醫學被稱為Medicine有5000年曆史，但真正科學化的歷史只有400年。醫學（Medicine）最早被稱為“治癒的藝術”，並非通常理解的科學。
上世紀70年代美國國立衛生院（NIH）推出了“黃色貝雷帽計劃”。這個計劃是選拔優秀的醫學院畢業生到NIH培訓和工作三年，之後再回到臨床，以帶著科學思維去行醫。這是將臨床醫生培養成醫師科學家的一個標誌性舉措。僅僅具有工匠思維的臨床醫生很難提出有價值的研究問題。
02
知識分子：目前我們醫學院臨床方法學的課程佈局如何？
王擁軍：我們臨床研究方法課程和歐美差距很大，我以前讀書的時候，學時才幾十個小時。在歐美，想做臨床研究，拿到醫學學位（MD）之後，還得再讀兩年碩士，專門學“臨床研究”。
我現在兼任首醫臨床研究系主任。現在國內醫學院有臨床研究方法學專業的大學不多，而很多歐美國家醫學院都開設臨床研究方法學專業。
醫師科學家需要多方面能力。首先，你得是個好大夫，臨床功底不好的話很難提出好的研究問題；其次，文獻跟蹤能力要強，要學會在有限的時間讀完浩瀚的專業的文獻，掌握讀文獻和總結文獻的技巧；第三，研究方法要熟練，包括研究設計、統計、專案管理和法規；第四，要有良好的溝通能力，臨床研究需要和不同人群打交道，溝通不暢會影響研究進度和質量；第五，要熟悉基礎研究，最好有一年以上的實驗室研究經歷，這對於早期（2期）臨床試驗至關重要。
這些能力需要脫產或半脫產培訓。天壇醫院要求臨床試驗人員經過一年半脫產培訓，考核合格後才能順利申請臨床專案。北京市衛健委去年也啟動了醫師科學家培養計劃，臨床研究在天壇醫院培訓，基礎研究在北京大學進行培訓。
知識分子：目前臨床研究很多方案，大多是跟隨國際上的一些方案，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提出自己原創性的方案？
王擁軍：中國在腦血管病臨床試驗領域，有40%的臨床試驗已經實現原創。但原創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經歷從跟跑、並跑到領跑的過程，不是一步到位。透過在跟跑過程中積累經驗。在跟跑中學習，在跟跑中積累，練好了兵，再去試水，再去並跑、領跑，再去做能引領世界的研究。這需要循序漸進，不能期待第一個研究就驚豔全球。所以，臨床研究平臺搭建的前期要有“坐冷板凳”的心理準備，要把基礎打紮實，要把隊伍培養好。“CHANCE”研究啟動前，我們團隊的準備期將近10年，那10年，幾乎沒有有影響力的成果發表。但是隻要目標明確，這樣的過程都是暫時的，也是必須經歷的。
“CHANCE”研究在夏威夷發表時，遇到美國一位雜誌主編跟我說，他之前注意到我一直在組建臨床研究團隊，儲備人才，搭建資料庫，建設臨床研究網路等，看到CHANCE成果發表，他理解了我在做什麼。就像飛機起飛一樣，助跑跑道夠長，夠結實，飛機才能飛得穩。所以，臨床研究成果發表，只是整個研究過程的閃光一瞬，背後的過程才是最有價值的。
知識分子：當時您也是自帶乾糧上陣？
王擁軍：對，在我們團隊臨床研究起步階段，我們跟著成熟的團隊做臨床研究，做了很多工作。我第一次參加國際實驗叫“FAST”，我們主動申請加入，透過嚴密質控打造臨床研究的聲譽。我們中心被美國藥品食品管理局（FDA）抽中現場核查，FDA派來4位監察員，在醫院整整核查了1個星期。最終，這個專案我們還拿到了全球最快進度和最佳質量獎，文章發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但作者欄裡沒有我們，只在附錄裡提到天壇醫院。但這對團隊是必要的非常有價值的歷練。透過參與這些研究積累經驗。
現在想想，FAST研究幫我們帶出了4個人， CHANCE的核心團隊就是從這裡鍛煉出來的。我們跟著專案，從立項、爭取資金到過程管理、資料管理，這些都要練。不是有想法就能拿到錢，拿到錢就能有好資料，這些都是需要學習的。所以，我的經驗是用專案帶人，經過基本培訓後，讓新人做專案助理，找有經驗的PI帶，一個專案就能鍛煉出一個人。臨床研究不能只靠書本上的知識，很多時候道理都明白，栽跟頭的都是細節。
知識分子：一個醫學生要成長成能夠主導這種國際多中心的PI，需要多長的週期？
王擁軍：首先的關鍵是要有時間接受臨床研究培訓，而不是單純熬年頭，我們團隊幾位成熟的PI，都是35到45歲之間有臨床研究成果在頂刊發表。回頭看這個過程，他們35歲前該補的理論都補完了，博士、博後、國際培訓也都完成了。這個階段讓他們在實驗室待一年，理論基礎就紮實了。
第二步，我讓他們先做大研究的亞組分析。透過亞組分析熟悉資料庫，熟悉研究設計，熟悉資料使用的要求，對整個研究過程也會有更為深入的瞭解。
之後，我再找一個專案讓他們做專案的學術助理（sub-PI），從整個專案立項、籌資、啟動、質控、結題、資料庫管理、總結、投稿整個過程去歷練，經歷整個過程病掌握基本方法學就可以單獨申請和主持專案了。
知識分子：您做多年的臨床研究，分中心的管理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嗎？
王擁軍：分中心管理需要技巧。天壇醫院參與共同研究的分中心超過2000家，不是每一個研究都需要2000家，而是有的研究需要這100家，有的研究則需要那50家，但是這2000家都可以啟用。
這些分中心都經過脫產研究方法學培訓，研究思路一致，團隊裡至少有一個人懂臨床研究，不用再臨時培訓。“CHANCE”研究時，曾有一家分中心在沒簽知情同意書的情況下就給病人分藥，被發現後負責試驗的醫生說當時來不及了，準備事後補籤。這就是臨床大夫沒經過專門培訓之前，不知道這個問題這麼嚴重，這是嚴重違反GCP的，違反受試者保護，傷害受試者利益的。我們果斷地關閉了這個中心，這家分中心再也沒參與過我們的研究。
現在，我們會確保2000家分中心都能理解這些原則，每年還要接受培訓。我們還有300多個工作人員常駐各省，負責日常溝通和管理，專案啟動後，他們就是現場監察員。
我們的分中心分兩級。省級牽頭單位叫分中心，一般是大學附屬醫院。全國現在有17個省有這樣的中心；剩下的都叫協作中心，這是一種專案管理的模型。
為什麼有的能當省級中心？他可以牽頭做和我們一樣的臨床試驗，我們可以用平臺來支援他們完成研究。
分中心也能牽頭，我們的合作分中心也有團隊發了頂刊；不能發頂刊、參與研究的人可以發子刊。對他們來說，這是成長，也有助於申請地方課題。在網路裡邊大家共同成長，這是一個共贏的合作模式。
03
知識分子：目前我們對於臨床研究的投入處於什麼階段？
王擁軍：中國科研經費盡管增加很快，但是臨床試驗整體投入確實不足。國內沒有專門資助臨床試驗的基金。
中國目前缺乏支援大型臨床試驗的經費。即使是國家重大專案，看似有1000萬、2000萬的預算，但任務繁重，一個臨床試驗都不夠，更別說還要完成多個試驗和佇列研究。
知識分子：企業經費可以彌補投入不足嗎？
王擁軍：中國企業的原創能力還有待提高。大多隻要求藥品達到藥監局批准的最低標準，比如最小樣本量，最短觀察時間，總之是為了節省經費和時間。但進指南的臨床試驗要求都很高，也更有臨床價值。這是兩個層次的研究。藥監局批准只是讓你能進入市場，而高水平的臨床試驗結果是真正能改變臨床實踐的。
知識分子：對於企業來說，能夠接受臨床試驗帶來的成本提高嗎？開展大型臨床試驗的成本會增加多少？
王擁軍：成本會高很多，有時翻倍甚至更高。9年之前，有個國內的藥廠生產一種新型溶栓藥物，需要做2期和3期臨床試驗，3期臨床試驗採用與經典藥物非劣效設計，在非劣效界值設定上就存在兩個不同標準：滿足統計學意義和滿足生物學意義，滿足最低標準可能會達到藥品監管要求，批准上市；但是隻有滿足最高標準才能改變指南和臨床實踐。兩個標準的樣本量相差將近一倍，對於資金緊張的企業一般會選擇先上市，但是如果不改變指南，上市使用也會阻力重重。我們努力說服藥廠，最終按照最高標準實施了3期臨床試驗。研究結果發表在國際頂刊，順利通過了藥審，也順利進入國家指南，也成為未來改變國際指南的關鍵證據。
04
知識分子：您提到一個問題，入組患者更多是漢族的患者，在國際上如何進行解釋多人群的問題？
王擁軍：這也是我們現在的一個痛點。中國現在很難牽頭國際多中心試驗，如果不牽頭國際試驗，東亞人群的資料為什麼讓白人用？國際化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配套體系問題，研究經費難以出境限制了國際化的程序。
不過，好在國家有特區試點。我們正在和深圳市政府合作建立國際臨床研究中心，利用深圳河套地區的金融政策，推動臨床試驗的國際化程序，建設成真正國際化的臨床研究中心。
知識分子：目前瞄準哪些地區？
王擁軍：今年，我們將在澳大利亞、印度、丹麥以及亞洲的柬埔寨、泰國、新加坡等地布點開展第一個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計劃於年底入組第一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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