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風琴接入計算機程式,將音樂大廳想像成為樂器本身,三場迷你劇一般的演出,將管風琴和觀眾分別置於完全不同的方位( Karol Sokolowski 攝)
弗羅茨瓦夫的人好溫和,在此間發生的波蘭新音樂,卻如此紅爐尖刀。
穿過英吉利海峽,搭一趟夜車,再倒一趟車,拖著行李走在這座一街紫丁香的波蘭西南城市中,邊脫毛衣邊問自己:為什麼選擇到這裡來呢?答案也幾乎衝口而出:是發現新的審美領域,探索隱匿在自我圈層之外的平行世界。
在英國,“波蘭”最常讓人聯想到的並不是文化藝術,而是移民和廉價勞動力。長期關注倫敦幾家展演音樂的主流綜合音樂場所,如巴比肯中心、南岸中心和較新一點的國王大廳,當代音樂的策演不少,各家機構也自認為打通各國脈絡,視野開放。但除了威格莫爾大廳有一些來往之外,波蘭新音樂和音樂家在島國出現的機率極低。偶然一次,印象中也已是兩年前,那是稍著重於新音樂的倫敦小交響樂團的演出。他們以“往東靠”為題聚焦“波蘭新學派”音樂,上演的是潘德列茨基1990/1991年的《絃樂小交響曲》,還首演兩位波蘭新生代作曲家沃伊切赫·布拉傑奇和帕維爾·米基泰因的兩部作品。“往東靠”除了波蘭音樂,還演了泛東歐包括拉脫維亞、塞爾維亞與俄羅斯的新音樂。如此厚積薄發的內容,卻也不過放在南岸中心的小廳裡演,小眾得不得了。
暫時離開“世界中心”倫敦,去獲得一些認知上的平衡,有時便顯得必要。
波蘭新音樂節已辦了34屆,是弗羅茨瓦夫的雙年音樂展。現代風格的國家音樂廳(簡稱NFM)自2015年落成以來,就成為音樂節主場地。一個週末的長度,數十場音樂會,流水席一樣,在音樂廳內的主廳、室內樂廳、大約可容納300人的“紅廳”和“黑廳”之內輪轉。每一天的演出從傍晚才開始,一晚連續演五六場。但每一場都短小精悍,半小時,最多一小時,吉光片羽,如刷朋友圈一般,飛馳而過。

弗羅茨瓦夫現代化的國家音樂廳(NFM) (視覺中國 供圖)
新音樂節的總監帕維爾·亨德利希(Paweł Hendrich)是在弗羅茨瓦夫長大的作曲家。他任教於弗羅茨瓦夫音樂學院,也經常接受“華沙之秋”當代音樂節和德國多個新音樂節的委約進行創作。約他聊天,他卻從一開始就說:盧託斯瓦夫斯基,他已算是“古典人物”。
二戰後,波蘭現代音樂異軍突起,在帕維爾眼中,這多少是“那個鄰國”出於“補償”之意,助波蘭重建文化的結果。有此前提,盧託斯瓦夫斯基雖才華出眾,仍算是時勢造出的“英雄”。然而,國際樂界對波蘭新音樂的認知也就停留在了盧氏,以及與梅西安、凱奇、佈列茲和施托克豪森同為新聲響世界建築師的潘德列茨基身上。一般聽眾對1980年代以來波蘭音樂發展的認知,基本是空白的。
帕維爾所指的“古典”,指的是相對於當今離不開技術手段和多媒體呈現形式的當代音樂,以傳統樂器為本的創作。這一觀點,在跨數層樓高的前廳內直接開大功放的首場演出中,已有點不言而喻。玻璃幕牆內的小號、電吉他以及合成器的聲浪、節奏響徹大樓;視覺上,樓內的音樂實驗疊映著樓外廣場的開闊,激發不少觀能上的感應。
這次在弗羅茨瓦夫,我聽聞:基於20世紀的單維度審美傳統已屬於過去。真正意義上的“波蘭新音樂”與時代自身相似,具有多重層次。登臺本屆音樂節的皮埃爾·裘德洛夫斯基是一個典型例子:這位具有波蘭血統的法國作曲家,常與先鋒的斯特拉斯堡打擊樂團合作。他在舞臺上帶場景和道具的音樂獨角戲,既是音樂會,也像行為藝術,還像一場戲劇。他的身份也模稜兩可:到底算演員還是音樂家?
近十年間,越來越多波蘭作曲家放棄傳統的作曲手段,選擇抽象的、與概念藝術有關的表達方式。帕維爾認為,當藝術的邊界變得模糊,大腦便會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觸動。有一場演出是三位年輕作曲家的新作首演,表演的樂手將“三重奏”的英文trio打亂了順序重新拼寫,變成具有挑釁意味的Riot。這引人聯想的、“無秩序”的創作,每一個音符都隱含著不確定,奇景遞進,觀眾被懸念吊足胃口。
二十年前,當帕維爾這一代開始作曲時,他們就沒離開過技術的輔助。十五年前他與採扎裡·杜赫諾夫斯基和斯瓦沃米爾·庫普查克兩位同行組成“機器發聲”組合,嘗試在計算機上輸入一系列引數作為發聲設計,再加入樂器為聲響做出改變,這在當時很有實驗性。三人常在波蘭和國際各個即興、電子和當代音樂節做現場演出。杜赫諾夫斯基為打擊樂、鋼琴、大提琴和電子樂而寫的新作,為本屆音樂節開場。
在入讀音樂高中學作曲之前,處於青春期的帕維爾最先組建的是重金屬樂隊,後來還讀過經濟學專業。雖視盧託斯瓦夫斯基為“古典派”,帕維爾對這位前輩的理性思維卻十分仰慕。他說,譬如“機遇音樂”,其實裡面充滿了條框與規則,並沒有看上去那樣隨機。這啟發著帕維爾透過系統化的機制去理解世界。潘德列茨基對他的影響也很深遠,畢竟在常規樂器上探索非常規的演奏方法、突出具體音色的“音響學派”,波蘭人是先鋒。

年輕作曲家瑪爾塔·尼什亞迪,以自制樂器延續音響學派的脈絡
近年在波蘭頻繁拿獎的年輕作曲家瑪爾塔·尼什亞迪,以自制樂器延續音響學派的脈絡。她在克拉科夫和弗羅茨瓦夫音樂學院完成專業作曲課程後,又學習了計算機與視聽創作。其作品具有女性主義表徵,近年來持續在波蘭各地上演。在音樂節的壓軸表演上,她請樂手們演奏編鐘式的自制玻璃樂器。絃樂手站在玻璃後方,手拿琴弓和鼓槌,不時敲打,或在玻璃上“鋸”出鋒利的聲響。此外還有吹成弧度的玻璃管樂器,它們齊鳴時配上合成器聲效和節奏,在漆黑的現場大廳內工業味爆裂。
“古典音樂向來似乎高人一等,但世界很大。”在音樂世界中,帕維爾感覺自己像個異鄉人,既不歸屬於學院派,也不屬於流行文化領域。雖受過專業訓練,帕維爾仍然希望找到“嚴肅音樂”與流行文化之間的共通點。在流行文化中,他看到音樂可以像一場綜藝表演;相對而言,身處當今社會的“當代音樂”,實際上並沒那麼當代。他對源自網際網路的素材頗感興趣,認為新一代音樂家無法脫離來自數碼世界的啟發:“當代音樂就像一個氣泡,而流行文化在氣泡之外。”
在將羅伯特·西奧迪尼所有的“說服心理學”著作讀過一遍之後,帕維爾在策劃音樂節時,會從常人的心理機制切入。他將音樂會安排成碎片化的形式,因為他相信對於當代音樂的陌生人來說,一碟小菜比一桌盛筵更容易入門。
音樂節的內容其實依然“嚴肅”,改變的只是包裝。比方說,“用雙眼聆聽”是現代人的習慣,帕維爾委約了一位年輕的作曲家,將管風琴接入計算機程式,分成三個時段呈現。你可以將音樂大廳想像成樂器本身,三場迷你劇一般的演出,將管風琴和觀眾分別置於完全不同的方位:常規的舞臺和觀眾席、觀眾坐到二樓臺側俯瞰舞臺,以及觀眾坐到臺上,仰視在二樓的管風琴。這部專為NFM管風琴而寫的新作,接入計算機後可以自動發聲。面對三種場景、三種視角,聽眾也會有三種內心狀態。這些環境與情態,在帕維爾看來,就是音樂當代性的一部分。
性格各異的演出空間中,聲響分門別類,節奏此起彼伏。外人的認知或許存在斷層,波蘭新音樂應該是從未中斷。眼前各部新作,看著都在刻鑿時代精神。
新音樂節一早就跳出了學院派的圍城。在卡托維茲音樂學院教電子音樂的彭日邁斯瓦夫·謝勒為音樂節創作了一部帶電子碎拍的絃樂作品,他的創作思路就是讓“堵在裡頭”的當代音樂和“在外面”的流行文化能彼此突出重圍,開放探索音樂路向。
創作性格則是因人而異。剛滿而立之年的帕維爾·馬林諾夫斯基,從觀眾席走上臺,他身上套著起皺的大T恤衫,經過時留下一陣肥皂香。這位作曲家在臺上的幾秒亮相顯得很侷促,我忍不住想,他剛被克拉科夫音樂學院聘為講師,教課時會是什麼樣子。他倒是一個走出了“東邊”的新一代作曲家,之前曾受邀與倫敦愛樂樂團合作新作。在波蘭,馬林諾夫斯基是二十歲出頭就拿下各項國家級大獎的矚目新秀,他的一個創作特點是音樂與文學的交融。除了音樂,他也寫作,寫父輩一代的回憶,寫懷舊也寫嚮往。這些題材也被用到了音樂創作裡。
音樂會之間出來,忽然看到一頭不緊不慢橫過馬路的刺蝟。天還沒黑呢,它膽子可真大。

玻璃幕牆內的小號、電吉他以及合成器的聲浪,疊映著樓外廣場
那幾天我們跟刺蝟一樣,都是夜行動物。黃昏才出動,一場接一場,碎片式地去聆聽,而當代音樂現場的挑戰性並未被削弱。聽者專注於每一個音符如何發聲,捕捉每一種非常規的聲音細節。20分鐘的一首協奏曲,往往已能將大腦皮層折騰夠。沒想到某夜一直聽到最後一場,已近午夜,內心居然還能煥然一新。當時臺上演的是生於1947年的弗羅茨瓦夫作曲家格拉日娜·普斯特羅孔斯卡-納弗拉蒂爾的新作,她曾師從梅西安和佈列茲,自我風格相當強烈。新作名為《火山口協奏曲》,是為一臺手風琴創作的。它有著不可思議的張力,深淵之下波濤黑暗,爆裂感不斷擴充。過後才知道她是帕維爾在音樂學院作曲系時的教授。這部作品,她為手風琴以及波蘭歷史最悠久、創立於1996年的現代音樂團體OMN而寫。
腦袋累了的時候,密集的現場無限接近一個戲劇場。新與舊之戰,而兩股力量未必和睦。不過奇怪到極端時,會將你逼到死角,而你不得不直視它。而此時,奇異而勇敢的想像力就發生了。
下一屆波蘭新音樂節的主題,帕維爾已經定好,以“室內樂”作隱喻,與文藝復興之前的“教堂音樂”相對應:樂器在文藝復興時期開始脫離教會而存在,大批出現在私人場合或小規模演出中的音樂,不再是源於龐大機構資助之下的創作。而“室內樂”在義大利文之中還有“映象”之意,帕維爾認為音樂發生時的環境、聽眾的角色,都與演奏的音樂同樣重要。此外,還有音樂加入影像內容的含義。
一陣激發,一陣挑釁。現代音樂與當代視覺藝術有共通:絕不是單向的經驗,一定集合了光感和色彩,齒輪一般將聽眾捲入精密儀器中。多年來,歐洲各地的當代音樂節都看到一種態度:最好能激發討論乃至爭執,以對抗麻木聽覺的悅耳舒逸。在弗羅茨瓦夫看的好幾部作品,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結束。最後一個音符落下之時全團樂手同時將面前的樂譜撕成兩半,給出“閱後即焚”的三秒定格;作曲家無厘頭地忽然走上臺,一邊大聲宣佈“得獎者是——”,一邊走到樂手中間,做舉獎盃狀托起圓號的巨大靜音器來。
在現場,很多時候響起的實際已遠離“音樂”本身,有時更專注於樂手之間的協作,有時臺上就酷似一臺聲響裝置。現代音樂的地理共感構成了一個共同體,篩下的只剩個體的焦慮。於是,情緒便成為現代音樂聽眾唯一的私有。現代音樂擁有比古典比流行更為貧瘠的公共答案。你在音樂裡聽出了什麼,那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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