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0‍‍‍‍‍‍‍‍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圖源：pixabay

撰文 | 蘇惟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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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以來，多位頂尖科學家相繼全職回國任教。一些媒體提及時會使用“新一輪海歸潮”這樣的表述。

以數學領域為例，今年年初，37歲的原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孫菘回國，全職加盟浙江大學數學高等研究院，成為第五位永久成員。2014年，時年27歲的孫菘和導師陳秀雄一起破解了困擾數學界近40年的難題，後獲國際幾何學領域最高榮譽之一——維布倫幾何學獎。

9月，數學家汪徐家與陳華一全職加盟西湖大學。汪徐家是世界知名科學家，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任教29年，期間，他拿到了晨興數學金獎（被譽為“華人菲爾茲獎”），當選了澳大利亞科學院院士，並獲得澳大利亞桂冠學者（Laureate Fellowship）稱號。陳華一此前在法國巴黎西岱大學教授任職，他與森脇淳教授合作創立了Adèle曲線理論，將Arakelov 幾何推廣到一般可數域之上。

10月，南開大學官方訊息顯示，國際著名數學家麻小南受聘位南開大學講席教授。據官方介紹，麻小南主要從事微分幾何、復幾何、拓撲等領域，是該方向在他所屬年齡段的領袖級人物。而年長他3歲的哥哥麻希南也是知名數學家，目前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院副院長。

另據公開資料，世界著名固體力學家、多項國際獎項獲得者高華健、被譽為“奈米發電機之父”的王中林、國際知名氣候學家陳德亮、知名物理學家戴宏傑、頂尖華人生物學家王存玉、腫瘤免疫學家孫少聰等都已全職回國。

大連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孫玉濤曾經長期對海歸學者進行研究。他總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出現過三次“海歸潮”，當前我們處於“第三次海歸潮”震盪延續中。

孫玉濤介紹，前兩次“海歸潮”分別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即新中國成立後和改革開放進入縱深領域。

第三次“海歸潮”則發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

“我們如何判定‘海歸潮’的特徵？以第三次為例，一些標誌性人物或者事件出現，同時引發了範圍很廣的高層次人才回國的示範效應。當時金融危機爆發，西方學術機會減少，就業市場不景氣。而當時中國出臺好的人才政策，創新創業大潮開始湧動，因此很多偏向應用的老師回國後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在孫玉濤看來，近年來高層次學術人才遷移的明顯表現是“第三次海歸潮”的延續，但仍然有新變化。其中，2018年是一個明顯的分界點。“我們外部世界發生了劇變。人才流動涉及內部拉力和外部推力，相比2008年那時候，我們的拉力雖然沒有顯著變化，但外部的推力在增加，助推了‘回國潮’”。

數位近年回國的科學家和相關研究者均會向《知識分子》提及2018年美國啟動的“中國行動計劃”，這被認為推動華裔科學家加速回流，由此展開的震盪持續影響中美科學界，甚至影響全球科學的發展。

2023年，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宇及其合作者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 發表了一項研究，主要利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在綜合資料庫中追蹤了來自25000多個機構的科學家，追蹤他們是否離開美國前往其他國家工作。[1]

研究者發現，2010 年至 2021 年期間，共有 19,955 名華裔科學家在美國開始了他們的職業生涯。從美國向外遷移的華裔科學家數量從2010年的900人穩步增加到2021年的2621人。2010年離開美國的華裔科學家中，48%遷往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52%遷往其他國家；到了2021年，遷往中國的華裔科學家比例增加到67%。

孫玉濤對部分樣本的觀察中發現，目前回國的學者在年齡結構上呈現“兩端突出”的特徵——即部分在海外拿到博士學位或有過博士後經歷的年輕科研人員，以及資深科學家中臨近退休或已經退休的。

“回國的卓越科學家中，處於中間年齡段的可能相對少一些。一方面有學術的考量，比如很多人此時正處於學術上升期。回國的頂尖科學家裡有幾位年紀在三四十歲的，多是數學專業，不怎麼依賴於實驗室。客觀來講，美國自然科學的實驗條件和實驗環境確實優於我們。另外，也有家庭的原因，比如小孩的教育等等，”孫玉濤告訴《知識分子》，“在討論科學家是否遷移或者回國的原因時，家庭是很重要的因素。”

此外，《知識分子》分析了近兩年回國的頂尖科學家，他們中大部分來自美國，少部分來自英國、法國、瑞典等歐洲國家，以及澳大利亞。

而歸國的高層次科學家中，女性科學家相對較少。一部分原因在於科學社會中男性仍然占主導地位，位居頂尖的女性科學家更是稀缺；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女性科學家的選擇仍受性別角色和教育的影響。孫玉濤撰寫《“海歸”之道》一書時，訪問了多位海歸青年女性科研人員（40歲以下），她們“海歸”的主要原因是丈夫選擇回國發展。[2]

01

他們為什麼回國？

“我回國的原因有以下幾個：首先是因為國內的科研條件和環境比之前好了很多，尤其近幾年發展非常快，科研經費的支援力度也很吸引人。國內的科研合作交流也很活躍。另外，在國內能夠招聘到優秀的合作者、科研助理和學生，很容易建立高效率的科研團隊。另外，很重要的是美國政治環境的變化，對華人科學家的歧視令人感到不安。”

一位新近回國的科學家向《知識分子》總結了他的回國原因。

謝宇等人在2023年釋出的研究顯示，在2005年至2010年間，生命科學、數學與物理科學、工程與計算機科學等領域的科學家，無論是初級科學家還是資深科學家（研究者判定為發表論文25篇以上），數量都在穩步增長。“初級科學家的歸國係數在4到5之間，資深科學家的歸國係數在3到4之間”。然而，2018年至2021年，兩類科學家回國趨勢加快。

幾次海歸潮的過程中，我們對歸國科學家的期待也發生著變化。

“從第三次海歸潮時，我們的需求已經開始轉變了，”孫玉濤說。

如果說前兩次科學家回國，我們希望這些科學家帶來更新的裝置、引進新的知識體系，編寫教材，填補中國科學界的空白；第三次海歸潮時，迴歸的科學家除了帶回自己的知識、經驗、技能和合作網路等等，還引進了國外的機制和培養經驗。

孫玉濤表示，“原本我們的主要需求就是科研，但現在一些學科跟國外的差距沒有那麼大。更核心的問題是人，一些領域我們為人所制，也是因為頂尖的人不在國內。因此，很多科學家回國之後開始著手培養人才，帶隊伍，這是很重要的命題。”

國際知名的神經科學家梅林於2023年回國，目前任職於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主任。這是一個新近成立的機構，梅林告訴《知識分子》，除了開展源頭創新研究之外，創新中心的主要任務還有培養未來的醫學科學、醫學藥物科學家；探索支援科學創新的模式。

“在我看來，現在中國在某種程度上需要源頭創新的科學家；也需要一些好的科學管理的經驗，”梅林介紹，創新中心引進了包括腫瘤免疫學家孫少聰在內一批卓越科學家，他們在國外大都擔任系主任、副主任，或者研究所所長，以講席教授居多（注：在美國，講席教授位於正教授之上，獲此職位的學者在各自領域傑出或者成就突出）。

“這些科學家的加入還會帶來一些新的文化。”梅林舉例，他在創新中心成立了多個委員會，力圖發揮所有研究員的參與性和能動性，比如儀器採購、研究生訓練等等，都由專門的委員會來推動。“我們還有一個主任辦公會做最後的決定，但是如果不聽取各方面意見，有可能決定存在偏差，之後政策釋出後，還會花很長時間進行糾正。”

02

回得來，留得住

近年來學術界討論頗多的議題：哪一類科學家經歷跨國遷移後，面臨“本土學術文化”挑戰，適應得更好？

兩個答案存在互相矛盾。一方面，由於中國大多數高校和機構的重視，在海外擁有更多跨國資本（即科研人員在海外留學、工作期間獲得的各種知識、技能，以及積累的海外學術關係網路的總和）的科學家似乎能夠在國內得到更多的資源和支援，也能夠擁有更多的研究自主權，一些人甚至會擔任領導職務。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海歸學者獲得跨國資本的數量取決於其在海外經驗的長短，然而，一位科學家在國外時間越長，對國內的文化和環境就越陌生，其面對挑戰的過程就充滿更多不確定性。

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李峰對214位已經回國的長江學者進行分析，這些科學家主要來自數學、物理、地球與環境科學、生命科學。他提到，大學和機構希望海歸學者回國後立刻在國際期刊發文，不要存在間隔期。

然而李峰分析發現，資深的海歸科學家出現間隔期的機率可能是其他海歸人員的1.8倍。海外影響力較高的學者回國後的前六年可能經歷空白期，研究影響力也會出現下降，在回國幾年後逐漸恢復，但恢復比較慢。

年輕時回國的學者、有過渡期（同時隸屬於國外和國內機構的特定時期）和回到原國內學術機構的學者出現間隔期的機率小得多。“有趣的是，研究結果還顯示，在排名較低的大學有海外經歷的學者出現間隔期的可能性，比在排名前 100 的大學就讀的學者要小。”[3]

隨著時代的演進，“海歸學者”的定義逐漸變得寬泛。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公共行政系教授唐莉告訴《知識分子》，當前“海歸學者”有多種形式，除了原本狹義定義的“海歸”（自費或獎學金出國獲得博士學位後歸國的中國學生、在海外有全職工作經驗的中國科學家）外，還有中外聯合培養博士專案中學成歸國的學生，持續海外訪學的本土培養的博士生、海外博士後等等，“他們在科技人力資本和海外社會資本方面，與狹義“海歸”之間的差別也在縮小。”

“除了明星學者，高校應該重視引進職業生涯發展初期的海外學者，”唐莉與李峰在合作論文中提到， “海外複合經歷，即海歸科學家在海外接受了系統的科研訓練並積累了獨立開展科研工作的經驗後再回國更有助於縮短職業成就時間。”[4]

對於優秀的年輕海外科學家的吸納和培養，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史東波分析了2011年至2017年的中國青年千人計劃（YTT），這篇研究發表在2023年1月的《科學》雜誌。研究者發現，在透過這一計劃的3576位青年科學家中，他們中一半以上獲得全球排名前100位的STEM專案的博士學位，回國前平均年發表2.39篇。然而，這項計劃在招募頂尖科學家就不那麼有吸引力。

此外，這項研究還發現，在回國的青年科學家中，化學生命科學領域的表現尤為突出（這些領域對物質、財力、人力的要求很高），但是在數學和物理領域的表現並不突出。[5]

基於之前的討論，研究者們對於“留得住”高層次人才給出了一些建議。

李峰建議延長海歸學者回國初期的評估，比如建立雙軌制。孫玉濤告訴《知識分子》，當前一些高校建立了雙軌制的評價體系，“單列賽道，不搶佔本土科學家賽道的資源，有助於大家融合。”

對學科專業設定差異化的評價，是許多研究者們的普遍建議，因為不同學科領域存在科學研究差異，因此，我們需要摒除科研考核標準一刀切。

唐莉說，“英雄不問出處。如果我們把視野放更寬一些，無需過度關注曾經學習或工作的地域差異性（即是否海歸），應該為所有熱愛科學、具備一流科研能力和耐得住寂寞的學者提供寬鬆的科研環境、持續改進生活工作條件。有了梧桐樹，不愁引來金鳳凰。對於不同年齡或職業生涯階段的人才，我們既要留得下，更要用得好。”

參考文獻：（上下滑動可瀏覽）

Xie Y, Lin X, Li J, et al.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Fears of Chinese–American scientist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3, 120(27): e2216248120.
孫玉濤等."海歸"之道:中國青年學術海歸的特徵,動因和效應社會科學總論,學術[M].科學出版社,2021.
Li F, Ding J, Shen W. Back on track: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returnee scholar performance in the reintegration process[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9, 46(2): 184-197.
李峰, 唐莉. 海外經歷能否加速職業發展: 以長江學者為例[J]. 科研管理, 2022, 43(1): 192.
Shi D, Liu W, Wang Y. Has China’s Young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been successful in recruiting and nurturing top-caliber scientists?[J]. Science, 2023, 379(6627): 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