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麗葉·比諾什永遠對生命說“是”｜嘉人封面

有人說，

一個優秀的演員，

足以成為代表國家的面孔。

對於法國而言，

朱麗葉·比諾什（Juliette Binoche）

就是這樣一張面孔。

當這張面孔在眼前出現，

標誌性的心形嘴唇擴大成一個微笑，

笑意彷彿從她的內心深處散發出來。

對這位出演過超過一百部電影、

拿遍了各大影展桂冠的女演員而言，

票房或獎項都不是她關心的問題。

於她而言，

電影和其他所有表演藝術一樣，

指向的是對自我的發現，

以及對生命中熱愛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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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憑藉《法式火鍋》（Le Pot-au-feu de Dodin Bouffant）捧得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盃後，陳英雄分享過一則電影的幕後花絮。影片結尾部分，有一幕是朱麗葉·比諾什飾演的歐仁妮（Eugénie）對美食家多丹（Dodin）的詰問：對他而言，並肩合作了二十多年的自己，到底是廚師還是妻子？

伯努瓦·馬吉梅爾（Benoit Magimel）飾演的多丹本該說，“你是我的廚師”。但說完這句，他又在後面加了一句，“也是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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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完全改變了這一場景的含義，”陳英雄回憶道，“我說，伯努瓦，你瘋了，為什麼要改臺詞？”伯努瓦走到陳英雄身邊，微笑著低聲道歉：“對不起，我被她的眼神迷住了。”

對於很多影迷來說，得知朱麗葉·比諾什和伯努瓦·馬吉梅爾要在《法式火鍋》中共演，第一反應是震驚。兩人在二十多年之前相戀，並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漢娜” （Hana）——這也是朱麗葉·比諾什在電影《英國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中飾演的角色的名字。如今，女兒漢娜已經25歲，繼承了父母的衣缽進入電影行業工作。在確定出演《法式火鍋》之前，比諾什和馬吉梅爾已有超過二十年沒有合作，相互間也幾乎沒有聯絡。

“我也不知道會怎麼樣，於是想象了很多種情況。因為有一個孩子不是小事，做一個演員也不是小事。所有的過往、害怕，都轉化成了一種情感，那就是我站在一個曾經與我共同生活的男人面前，而如今距離橫亙在我們之間。可是為了這個角色，我用這種情感來詮釋歐仁妮和多丹之間沒能用言語作為橋樑連線起來的情感關係。”

巴黎時間早上十點，戴著黑框眼鏡，朱麗葉·比諾什出現在螢幕的另一端，為我們講述電影背後的故事。眼鏡背後的那雙眼睛無疑是讓人熟悉的——在近四十年的職業生涯裡，比諾什出演了超過100部電影，也讓自己的面孔成為了數個時代裡法國電影的符號。即便是透過電子訊號的傳遞，這雙眼睛裡的堅定仍然醒目。正如和她在《錫爾斯瑪利亞》（Clouds of Sils Maria）中合作的克里斯汀·斯圖爾特（Kristen Stewart）所言，朱麗葉·比諾什的身上有一種東西——“當她直視你的眼睛時，光是眼神就能向你訴說。她是如此坦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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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火鍋》裡那段因朱麗葉·比諾什的迷人眼神而“節外生枝”的表演，最終還是被導演陳英雄無情地駁回了。在這部講述女廚師人生故事的電影裡，自我與愛情的辯證關係，是從始至終的核心。肯定歐仁妮的廚師身份，也是在肯定一個女性閃光的自我。這是陳英雄選擇將這部小說搬上銀幕的初心，也是朱麗葉·比諾什從影四十年來一直付諸的努力。

她不止一次在採訪裡提到，當她剛開始進入行業的時候，她發現大多數獎項都頒給了男性，甚至影片裡大部分的臺詞都發生在男性角色之間。而女性演員則必須面對大量的情緒戲、裸露場景或沉默。作為一名年輕女演員，她一開始有些生氣。“我在想，導演什麼時候才能讓我有話可說？”

如今四十年過去，朱麗葉·比諾什看到了曾經的單一局面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女性導演出現；即使是經典故事裡的女性角色，也不再是完全依附男性存在的被動角色——比如她剛剛拍攝完成的義大利導演烏貝託·帕索里尼（Umberto Pasolini）的《王者歸來》（The Return）。故事改編自古希臘史詩《奧德賽》，比諾什飾演的珀涅羅珀是奧德修斯的妻子。比起傳統解讀裡忠貞不二的聖母形象，比諾什更願意為這個角色賦予另一種尊嚴：她是女人，同時也是皇后，在奧德賽離開的二十年時間裡，珀涅羅珀不得不獨自面對紛至沓來的求婚者，這讓她對奧德賽懷有複雜的感情。“她因自己的孤獨感到悲傷和挫敗，也看到了兒子的脆弱。導演說，他很想讓一個女人從女性的視角來看男性的戰爭、遠行和破壞性。我認為這是一部非常現代的電影。”

與行業的進步同樣重要的是，四十年的演員生涯，讓朱麗葉·比諾什學會了如何用沉默來表達。“你看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和麗蓮·吉許（Lillian Gish），你可以從他們的臉上讀到所有資訊。一切都在內心深處，所以你不需要聽到言語。”

朱麗葉·比諾什成長在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她的父親是一名劇場導演，也是個雕塑家，母親是文學教師。用比諾什的話說，自己的父母都是演員，但是為了生存，他們還在從事其他工作。在她的記憶裡，創作的小火苗源自她和母親共同在巴黎觀看的一場戲劇——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的《愚比王》（Ubu Roi）。那份快樂是如此劇烈，以至於她迫不及待地想與他人分享。自那一刻起，表演的夢想就在比諾什的心中紮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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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諾什4歲時，父母分居，這意味著比諾什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寄宿學校，假期則和外婆住在一起。長大後回看，比諾什覺得，童年四處漂泊、不知歸屬的生活，對她的演藝事業起到了很大的幫助。“它在某種程度上打開了我的心扉，讓我能理解很多不同感受和人的複雜處境。表演對演員的要求很高，而為劇本和故事注入自己的真實經歷，是一種轉換和理解的方式。你必須深入其中，但你最終仍要回到自我。”

雖然從很小開始，比諾什就覺得表演是自己生命中很重要的課題，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於長大後究竟要從事什麼職業，她一直舉棋不定。少女時期，因為熱愛戲劇，她還考慮過成為一名舞美設計。13歲的時候，她去看了母親的一位朋友的畫展。比諾什問這位畫家，能不能請她為自己作選擇。沒想到這位畫家反問她：“你為什麼要作選擇？”說完，畫家為她在一張海報上籤了名，建議她 “繼續一切”。比諾什把這張海報放在自己的臥室裡，提醒自己跟隨內心的聲音。“我為什麼要選擇？做我想做的一切就好了。”

某種程度上，她的演員生涯一直遵循著這一原則。她在少女時期便開始在業餘的劇場表演，雖然後來考進了國立巴黎高等戲劇藝術學院(CNSAD)，但很快就因為其他表演邀約離開了學校。在此之前，18歲時，她遇到了表演老師維拉·克雷格（Véra Gregh）。在這位老師的課堂上，比諾什不再僅停留於“飾演”角色，而是學會了“成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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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初出茅廬的比諾什就憑電影《情陷夜巴黎》（Rendez-vous）獲得了法國電影界頒發給年輕女演員的羅密·施奈德獎（Prix Romy Schneider）。對於獲獎的情形，比諾什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但她清晰記得頒獎的那一天，一位髮型師來到她的家中，不小心把她的劉海燒毀了。因為這一意外，比諾什遲到了。這讓現場的影壇泰斗阿蘭·德龍（Alain Delon）大為光火。“他說，你怎麼能遲到呢？”比諾什哈哈大笑著，回憶自己年輕時的尷尬場景。

從羅密·施奈德獎開始，在四十年的演藝生涯裡，朱麗葉·比諾什把從法國國內到國際的重要表演獎項摘了個遍。1993年，她憑藉《藍白紅三部曲之藍》（Trois couleurs: Bleu）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和法國電影凱撒獎中先後封后；1997年，《英國病人》裡的護士安娜一角讓她拿到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和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2010年，與伊朗大師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合作的《合法副本》（Copie conforme），讓比諾什捧回了戛納國際電影節的最佳女主角金棕櫚獎。

這些所謂的獎項和榮譽，顯然從不是朱麗葉·比諾什關心的話題。她在意的，永遠是“女演員”這個樸素的身份，以及這一身份之下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創造性。“我喜歡錶演，喜歡想象各種不同的生活，這種把自己沉浸在表演中的投入感，非常滋養我。”

2008年，44歲的比諾什登上舞臺，和孟加拉裔的編舞師阿庫·漢姆（Akram Khan）合作了舞劇《我之深處》（In-I）。這次合作堪稱一次奇遇。比諾什在倫敦拍片的時候，前往指壓按摩師徐素滿（Su-Man Hsu）的工作室按摩。這位按摩師的丈夫是阿庫·漢姆的製作人法魯克·喬杜裡（Farooq Chaudhry），按摩中，她問比諾什，要不要嘗試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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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場觀看了阿庫·漢姆的舞蹈後，兩人一見如故，立刻決定合作。後來阿庫·漢姆表示，這是“直覺的選擇”。在一份聯合寫就的作品闡釋中，他們這樣表示：“敢於創新是我們彼此答應對方的原因。”

從約定合作到真正登上舞臺，比諾什花了兩年時間。在四十多歲的年紀“要把自己的身體練就成令人信服的自我表達工具”並不容易，相比電影藝術，舞臺表演的延展性和連續性同樣具有挑戰。然而如今，回顧曾經的困難，再談及當初為什麼會選擇站上舞臺，比諾什更願意反問：為什麼不？

“我必須重新塑造自己，這讓我處在一種積極的狀態裡，也能接觸到很多新鮮事物。我喜歡拓展自己的可能性，而生活也把這些給予了我。如果你真正明白了生活所給予你的各種可能性，你就會希望說‘是’。因為我們的生命和‘是’有關，而不是‘不’。”

比諾什承認，前往新的領域、站上新的舞臺，心中自然會有恐懼。但在她看來，作為一名演員，克服恐懼是永恆的功課。“我會因為一場很難的戲而恐懼，會因為一段很難的獨白而恐懼，更會因為每天的努力都無法平息我的焦慮而恐懼。每個人都會有恐懼，你必須面對它，這樣才能成熟和進化。恐懼是一種驅動力，我們熱愛恐懼，因為它來自人類內心深處對改變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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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朱麗葉·比諾什和阿庫·漢姆將《我之深處》帶到了中國。9年之後，比諾什又帶著《生如夏花——致香頌女王芭芭拉》[Vaille qui vivre（BARBARA）]再次登上了中國的舞臺。在這出音樂戲劇裡，她破天荒地要在舞臺上演唱16首芭芭拉的歌曲。

製作這樣一部舞臺作品的主意，來自比諾什的好友、鋼琴家亞歷山大·塔羅（Alexandre Tharaud）。為什麼不自己來演唱呢？面對這個問題，比諾什再一次說了“是”。同樣是從零開始學習唱歌，同樣是在舞臺上尋找另一種自我表達的方式，不同的是，這一次挑戰自我的動力，也許還有母親的“挑釁”。

“我的媽媽經常這樣說我：你是一個演員，你不用唱歌也無需跳舞，你就是一個演員。但每次她對我這麼說的時候，就讓我更想去探索新的領域。我總是在期待母親的稱讚，這會讓我有安全感，但她總是吝於誇獎。當然，現在我已經越過這一需求了。”

母女間的相愛相殺大概只是玩笑，在比諾什的藝術道路上，母親是最初的引路人，也是一直以來的第一觀眾。當初，正是母親為她找到了表演老師維拉·克雷格。2006年，比諾什在母親的故鄉波蘭琴斯托霍瓦舉辦了一場畫展，為畫展揭幕的，也正是她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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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諾什從少女時代就喜歡畫畫。在電影《新橋戀人》（Les amants du Pont-Neuf）裡，比諾什飾演一個有眼疾的畫家。這部電影前後拍攝了兩年半時間，被戲稱為“史上最昂貴的法國電影”——並非因為預算，而是因為一波三折的拍攝過程。在一幕泳池裡拍攝的水下場景中，比諾什的身上負重12公斤，有兩個潛水員在旁邊輔助演員們呼吸。一個鏡頭裡，比諾什發出了求救訊號，但是潛水員沒有帶著氧氣來救她。那一刻，比諾什覺得自己來到了生命的臨界點，她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活下去。奮力掙扎之後，比諾什終於浮到了水面，一個想法也在腦海中越來越清晰：“我將永遠對生命說‘是’，而藝術將是第二位的。我一直相當有犧牲精神，但這次經歷讓我明白，人首先要尊重和善待自己。”

這部電影帶來了很多銀幕之外的連鎖反應。影片拍完，比諾什結束了和導演萊奧·卡拉克斯（Leos Carax）的戀愛。電影拍攝中，因為演員丹尼斯·拉旺（Denis Lavant）手部受傷，拍攝不得不推遲了9個月之久。在這場漫長而無聊的等待中，比諾什重新拿起了畫筆，也重新在畫紙上展開了自己的另一重生命可能。

如今，辦過畫展、出過詩集、登臺表演過舞蹈和音樂，作為一個因為電影而被世界知曉的女演員，朱麗葉·比諾什幾乎嘗試了所有的藝術表達手段。回過頭來，她越來越覺得，一切表達都是殊途同歸的。“舞蹈是在空氣中畫畫，畫畫也是在紙上舞蹈。詩歌也一樣，那些詩句也是自然地隨筆尖流淌而出。”她曾經開玩笑說，在20世紀，電影是這些藝術表達形式中最流行的那一個，於是自己就成了電影明星，未來也許一切都會發生變化。但無論選擇哪種表達形式，比諾什都認為，藝術最重要的永遠是在表達中所要面臨的對內在自我的裸露和對未知自我的連線。而作為演員，永遠要面對被觀看、被展示的局面，也因此，很多擁有殘酷童年的演員，近乎是在塑造一個新的生命。“這永遠是一場精神冒險。”

當然，朱麗葉·比諾什喜歡冒險。她經常提到一句話：“表演就是在生活之外進行的另一種選擇，是接近自我的精神冒險。”幾十年來，媒體津津樂道於相似的問題：當初是否因為《藍白紅三部曲之藍》而拒絕了《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比起出演好萊塢商業大片，是否更願意出演文藝片？但同樣地，這樣的“二選一”從來不是比諾什會思考的問題。對她來說，她從不願意設想電影在票房上會獲得怎樣的成績，她只在乎角色和作品能否帶給她新鮮的體驗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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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時候，新鮮感是角色帶來的：《夏日時光》（L'heure d'été）裡被寵壞的成年女兒，《合法副本》中神秘而不滿的單身女古董商，《1915年的卡蜜兒》（Camille Claudel, 1915）中生活在羅丹陰影下的天才瘋女人、精神失常的雕塑家，《太空生活》（High Life）裡瘋狂科學家，《你覺得我是誰》（Celle que vous croyez）裡虛構身份的離異女人……

失去愛情、失去身份、失去父母、失去吸引力、失去自我……這些角色身份各異，也有著千差萬別的個性和動機，唯一的共同點是，她們都有著豐富的內心層次。有影評人分析，最近十年裡，比諾什似乎有意探究一個人隨著年齡增長而產生的所有新層次。但比諾什說，遇到一個劇本，對故事、角色的感受是本能的。“那句‘是’的承諾，是體內散發出來的感覺。我相信身體的感覺，而不喜歡用頭腦思考太多。”

有的時候，新感受是導演帶來的。比諾什說，是否選擇出演，第一看故事，第二則是看導演。她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導演合作過，其中不乏一些響噹噹的名字。

1985年，還是新人的她就與電影新浪潮旗手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合作。在片場，戈達爾為演員製造困難，也為自己製造困難，這讓還是新人的比諾什如履薄冰，每次到現場都要做好十二分準備。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拍攝則完全不同。攝影機像和演員一起移動，導演讓一切自然發生，過程近乎捕捉而非表演。比諾什說，有的時候，自己呈現的表演和導演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但導演只是讓一切自然發生，“以至於我都忘了是在拍電影。”

“日本人永遠不會說‘不’，因為他們覺得說‘不’是不禮貌的。但是法國人永遠是先說‘不’。”比諾什說，她喜歡和不同的導演合作，這不僅是瞭解不同文化的機會，也是洞悉人與人差異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她也會更瞭解自我。“所以我也期待著，有一天，能有機會與中國導演賈樟柯、姜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