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是由復旦發展研究院和豐實集團共同打造的中美關係研究的學術平臺
前言
自特朗普開啟第二個總統任期以來,美國聯邦政府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行政變革。在這場變革的核心,是由億萬富翁馬斯克主導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這一機構名義上旨在提高政府運作效率、削減行政浪費,但其迅速滲透多個聯邦部門的行動——從凍結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對外援助,到介入財政部支付系統、獲取敏感資料——引發了廣泛的法律和政治爭議。
DOGE的改革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行政精簡,而是一場帶有技術治理主義(Technocracy)色彩的政府重塑嘗試。它依賴於類似私人企業管理的模式,繞過常規官僚程式,以極端手段介入政府核心職能。其人員構成高度集中於馬斯克的商業網路,大量年輕技術人員直接插手聯邦機構決策,使得行政透明度與合規性遭受質疑。同時,特朗普政府為其賦予了極高的自主權,使其能夠規避國會監督,在短時間內重構美國行政體系的權力格局。本文將圍繞DOGE的人員構成、介入政府的方式、遇到的挑戰以及美國國內對其的不同批評進行分析。從USAID的人道援助凍結,到財政部支付系統的爭議訪問,再到馬斯克如何在MAGA陣營內部塑造影響力,本文試圖揭示DOGE改革的深層邏輯及其可能對美國政治和行政體系的長期影響。
01
DOGE:宗旨、組成和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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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E的誕生與內部架構
美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DOGE)由特朗普於其第二任期首日透過行政命令正式設立,基於對奧巴馬政府時期設立的美國數字服務(United States Digital Service, USDS)的重組和更名。行政令指出,美國數字服務正式更名為美國DOGE服務(United States DOGE Service, USDS),並設立於總統行政辦公室之下,須在18個月內完成提升聯邦技術與軟體、精簡政府架構等目標,且在2026年7月4日後終止運作。
需要指出,DOGE並非經國會立法批准成立的正式預算內機構(如國務院、國防部),而是以行政命令形式誕生的臨時組織,總部位於白宮西側的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樓,與副總統辦公室、白宮預算管理辦公室等其他總統機構共享辦公空間。其主要任務包括:削減高達2萬億美元的聯邦預算以降低財政赤字,裁撤冗餘機構並縮減聯邦僱員規模(裁員比例最高可至75%),整合400多個聯邦機構至不足100個以提升行政效率,並透過放鬆監管“鼓勵私營企業”,尤其是在航天、科技等領域“減少政府幹預”。

特朗普首日釋出行政令,設立政府效率部
來源:The White House
目前,DOGE團隊大約有20名核心成員,另有更多人員以“DOGE團隊”形式嵌入各聯邦機構。根據媒體《WIRED》的報道,至少有六名核心工程師的年齡介於19至24歲之間,幾乎無政府工作經驗。例如,阿卡什·博巴(Akash Bobba)曾就讀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先後在橋水基金、Meta和Palantir實習;愛德華·科里斯廷(Edward Coristine)高中畢業後進入馬斯克的Neuralink實習;盧克·法裡託(Luke Farritor)曾在SpaceX實習,後獲彼得·泰爾(Thiel Fellowship)資助,輟學後直接加入DOGE。

媒體識別的6位DOGE團隊成員
來源:IB Times UK
按行政令授權,這些新人不經傳統文官體系的背景審查即可獲賦“專家”“特別顧問”或“志願者”頭銜,擁有美國總務管理局(GSA)的A級安全通行證,從而可接觸多個核心IT系統,甚至有權在聯邦會議上要求官員闡明職位合理性,逐步加強他們對政府運作的影響。
他們將與各部門的“嵌入式政治任命人員”合作,評估各機構最小化所需的人手,並透過多種手段(如早退獎勵、強制到崗、不再允許大規模遠端辦公等)引導或強制冗餘人員退出;法律雖有“文官保護”,但總統可透過“裁員規則”或“調職”繞過這些保護措施,從而裁撤大量聯邦職位。
作為DOGE的領銜者,馬斯克則被白宮官方認定為“特殊政府僱員”(Special Government Employee, SGE)。這種身份通常用於臨時任命,如在政府諮詢委員會提供技術或政策建議者,每年不超過130天的工作時限。然而,馬斯克的實際權責卻遠超一般諮詢性質,直接介入預算削減、結構改革等政府核心職能,引發了涉及法律合規與利益衝突的廣泛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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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E的法律爭議及其自辨:
誰才是影子政府?
密歇根大學公共政策教授莫伊尼漢(Don Moynihan)表示,DOGE工程師“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員,但卻掌握了核心政府資料”。他指出,由於他們不屬於傳統政府官僚體系,國會無法監視他們的行為,形成“全球首例由億萬富翁主導的政府接管”。
儘管法律挑戰不斷,白宮發言人利維特(Karoline Leavitt)堅稱DOGE的運作符合聯邦法律,並強調馬斯克的“特殊政府僱員”身份,使其能夠在不受全職公務員約束的情況下主導行政改革。然而,批評者認為,這種身份安排可能成為規避政府倫理和透明度要求的漏洞。
而馬斯克在為DOGE改革提供法理辯護時,依託了美國最高法院的兩項關鍵裁決:西弗吉尼亞州訴環保署(2022)和Loper Bright v. Raimondo(2024)。這兩項裁決共同指向了一個核心觀點——聯邦行政機構在實施重大政策時,必須獲得國會明確授權,否則其制定的法規可能構成“行政越權”。基於這一法理邏輯,馬斯克主張,DOGE的核心任務並非削弱政府,而是“清理”那些“未經國會授權的冗餘法規”,使行政體系迴歸憲法框架。

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在勝選後的11月20日發表社論,闡述DOGE計劃
來源:WSJ
長期以來,美國聯邦機構在執行法律時,常常依賴於“Chevron原則”(源自1984年的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判例)。該原則允許聯邦機構在法律條文不夠明確的情況下自行解釋,並制定相應法規。也就是說,行政機構被賦予了一定的自主裁量權,可以對法律進行廣泛解讀,並以此為依據出臺各種規則和執行措施。
馬斯克等人認為,這種權力往往導致行政機構“自行擴權”,形成“影子立法”,即:未經國會批准的法規直接影響社會經濟,而這些法規的制定者並未經過民主選舉程式。例如,環保署可以基於對《清潔空氣法》的自我解讀,出臺嚴格的碳排放標準,即便國會未曾明確授權其制定這些規定。這種現象被批評為“監管國家(Regulatory State)”的核心問題。
但在2022年的西弗吉尼亞州訴環保署裁決中,最高法院否定了這種做法,裁定行政機構不得在“重大問題”(major questions)上自行決策,除非國會明確授權。這一判例為約束行政機構的“自由發揮”設定了法律紅線,認為除非國會給予清晰指示,否則機構不得出臺涉及重要經濟、社會政策的法規。
進一步地,2024年Loper Bright v. Raimondo 案件更是徹底推翻了Chevron原則。最高法院裁定,法庭在評估聯邦機構的法規時,不應再預設它們的解釋具有優先權,而應直接判斷該法規是否符合國會的原意。這意味著,許多以往基於模糊法律授權而制定的行政規則,可能因缺乏國會明確授權而被視為無效。
馬斯克和特朗普政府正是基於這兩項裁決,主張DOGE改革的核心是“撥亂反正”,而非破壞政府執行。在他們看來,大量聯邦機構制定的法規已超出國會授權範圍,DOGE的任務便是梳理、審查、撤銷這些“越權制定”的規則,並清退基於這些規則設立的官僚編制,使行政體系迴歸憲法秩序。基於此,對於篩查出的“越權”法規,DOGE將提請總統以行政命令暫停執行,並啟動正式廢止程式。
這意味著,在新法規經過國會批准之前,這些規則將不再被執行。DOGE的工程師和AI團隊則負責搭建自動化系統,以“更高效地分析法規文字、追蹤法律依據,並提供資料驅動的法規篩選方案”。馬斯克表示,傳統官僚體系的法規評估方式效率低下,而DOGE將利用人工智慧和軟體工具,使法規審查更加迅速、透明。
馬斯克在接受採訪時辯護:“我們不是在削弱行政部門,而是在清理那些不再合法的法規。如果某項法規確實重要,那麼國會完全可以重新立法明確授權。DOGE的目標是確保行政規則的制定符合憲法,而不是讓未經授權的官僚體系凌駕於民主程式之上。”
02
從USAID到財政部——DOGE介入不同部門遇到的挑戰及操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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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當其衝的USAID
馬斯克在去年 11 月《華爾街日報》關於 DOGE的社論中指出,一旦大量聯邦法規因“行政越權”被撤銷,負責執行這些法規的官僚崗位將失去存在的意義。他聲稱,聯邦政府每年有數千億美元的支出既“未經國會明確授權”,亦可能違背國會原意,並點名批評公共廣播公司(CPB)和海外國際組織的撥款,暗示這些機構的預算調整將成為其部門改革的優先事項。
長期以來,外國援助及負責該事務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一直是保守派攻擊的焦點。作為1961 年《對外援助法》設立的聯邦獨立機構,USAID 目前在全球 100 多個國家開展活動,年度預算約 500 億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發展援助機構之一。然而,儘管外國援助在美國聯邦預算中的佔比不到 1%,右翼政客卻長期將其描繪為“民主黨大政府”浪費資金的象徵。1990 年代,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曾批評對外援助是“把納稅人的錢扔進老鼠洞”,並試圖廢除 USAID,但最終未能成功。
儘管如此,歷任共和黨總統,如里根和小布什,在執政後均選擇保留並繼續運作該機構。對此,共和黨智庫在“2025 計劃”中建議縮小 USAID 規模,削減預算,並調整其專案方向,使其更加符合保守派價值觀。
然而,在 DOGE “大刀闊斧削減行政機構”的思路下,USAID 成為改革的“第一槍”,執行力度遠超 2025 計劃的設想。USAID 一直是馬斯克眼中的“眼中釘”。他此前曾在 X上將該機構稱為“犯罪組織”,並誇耀要“把它送進絞肉機”。1 月 24 日,特朗普宣佈凍結幾乎所有外國援助。隨後,USAID 官方網站被關閉,馬斯克的團隊在未經安全許可的情況下查閱並獲取了 USAID 的機密資訊。機構大部分僱員被解僱或強制休假。週一起員工被禁止進入總部,大量工作隨即暫停。2 月 3 日,馬斯克進一步宣佈,特朗普政府計劃徹底關閉 USAID,並聲稱該機構“已無法修復”。

2月3日,員工和支持者在美國國際開發署總部外抗議特朗普政府的相關措施,
來源:Getty Images
特朗普政府計劃將 USAID 的人員從 10,000 餘人大幅縮減至約 294 人,僅保留少量員工負責健康和人道主義援助。與此同時,政府取消了 800 餘項合同和專案,波及多個全球援助計劃,包括烏克蘭戰時援助、敘利亞醫院援助、亞馬遜雨林保護等。幾乎所有正式僱員(Foreign Service Officers)被無限期行政休假,大部分承包商合同遭終止,所有駐外外交人員被要求在 30 天內返回美國。此外,超過 30 項醫療臨床試驗被暫停,涉及艾滋病、瘧疾、霍亂等疾病的研究。
曾代表建制派共和黨的國務卿魯比奧試圖介入這場改革,希望透過將 USAID 併入國務院的方式避免其徹底被撤銷。他在擔任USAID 代理署長後強調,此次整頓“並非為了終止外國援助”,而是因為 USAID 員工“嚴重不服從命令”,政府不得不採取激進措施以控制局面”。
此舉在共和黨內部也出現明顯分歧。前USAID署長安德魯·納齊奧斯(Andrew Natsios)(曾在小布什政府中領導USAID)將這次整頓比作“俄國革命”。國會研究服務處(CRS) 的報告指出,未經國會批准,特朗普政府無權解散USAID。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參議員卡西迪(Bill Cassidy)批評暫停艾滋病防治專案,並呼籲立即恢復。德克薩斯州眾議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 強調,美國的對外援助不僅用於人道主義,還用於穩定脆弱國家,遏制中俄在全球的影響力。

位於華盛頓的USAID總部
來源:NBC News
但特朗普派共和黨人支援廢除USAID:佛羅里達州眾議員馬斯特(Brian Mast)釋出了一段四分鐘的影片,指控拜登政府的USAID專案“激進左翼”,其中包括:1500萬美元購買“避孕套發給塔利班”(實際上是提供給阿富汗平民);資助尼泊爾“無神論擴充套件”專案(實際上是宗教自由倡議)以及支援LGBTQ權利的專案。前特朗普政府USAID官員吉利漢(Catharine O’Neill Gillihan)則表示,USAID 內部存在嚴重的資金浪費和欺詐,導致許多專案失控,甚至影響了日常工作的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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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袋子裡出政權:DOGE的財政系統風波
DOGE 試圖訪問財政部支付系統,以開展對USAID、教育部等部門的“資金審計”。美國政府的支付主要透過兩種方式進行:國防部、郵政局等機構可直接發放支付,而大部分聯邦資金(如社保、退稅、教育補助)則需透過財政部的支付系統進行分發。據財政部資料顯示,2024 財年該系統支付總額高達 5.45 萬億美元,涵蓋社保金、聯邦僱員薪資等關鍵支出。因此,掌控這一支付機制意味著能夠有選擇地阻斷特定群體或專案的資金流動。
此外,財政服務局不僅負責社保金、退稅和聯邦補助的發放,還掌握著美國絕大多數公民的社會安全號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和銀行賬戶資訊。由於美國沒有全國統一的身份證或身份識別號,社保號在政府和金融系統中承擔著核心身份識別功能,其洩露可能帶來嚴重後果。

2025 年 2 月 4 日,群眾在華盛頓財政部外舉行反對馬斯克的集會抗議
來源:AP News
針對公眾的擔憂,美國財政部宣告稱,DOGE 團隊僅具有“只讀”許可權(read-only access),無法修改政府支付系統。財政部立法事務官員布盧姆(Jonathan Blum)在致國會的信函中強調,DOGE 僅能檢視財政服務局支付系統的編碼資料,許可權類似於審計員。然而,媒體報道卻揭露出不同的情況。有訊息稱,DOGE 團隊中的一名工程師在財政服務局擁有“管理員許可權”,這意味著他不僅可以檢視,還可能修改甚至刪除美國政府最敏感的支付系統程式碼。如果屬實,這將意味著 DOGE 具備調整支付邏輯的能力,甚至可以有針對性地阻斷某些聯邦資金的流向。
DOGE 獲得支付系統訪問許可權的過程,伴隨著財政部內部的激烈鬥爭。據報道,財政部代理部長勒布里克(David Lebryk)曾堅決拒絕讓馬斯克團隊接入支付系統,隨後被停職,並於上週辭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勒布里克的辭職立下了先例,任何反對 DOGE 的官員都可能被清除。在勒布里克離職後,財政部對 DOGE 的阻力迅速減少。知情人士表示,財政部高層已決定配合 DOGE 的要求,幾乎不再設定障礙。

財政部事務官、代理部長勒布里克據稱因拒絕DOGE獲取財政部系統許可而辭職
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一場法律戰隨即展開。多個組織,包括消費者權益倡導團體Public Citizen、州民主防禦基金(State Democracy Defenders Fund)和代表80萬聯邦僱員的美國政府僱員聯合會,已經對DOGE提起訴訟,指控其違反了聯邦透明度法規,規避了必要的行政審查程式。多個工會和退休人員團體向財政部提起訴訟,指控其向 DOGE 提供聯邦支付系統及其中儲存的個人資料,違反了聯邦隱私法。
對此,特朗普政府於2 月 6 日晚提交動議,規定財政服務局不得向 DOGE 提供支付記錄或支付系統的訪問許可權。不過,該協議仍允許兩名“特別政府僱員”在履行職責時“必要時”訪問支付系統,並且訪問許可權僅限於“只讀”。其中一名僱員已於2月6日因發表種族主義言論正式辭職。2 月 7 日,美國地方法院法官科琳·科拉–科特利(Colleen Kollar-Kotelly)批准了該協議,使該限制正式生效,該爭議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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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DOGE的“快速清理”工具
在精簡聯邦政府支出時,人員規模較小的 DOGE 團隊廣泛依賴AI技術,以高效篩查龐雜的財政支出。據悉,DOGE 透過微軟 Azure 雲計算平臺執行的 AI 軟體,對教育部的每一筆開支進行審查,包括合同、撥款及公務出差費用等。教育部下級工作人員被要求向馬斯克的團隊開放敏感財務資料,而這一模式預計將在多個聯邦機構複製。DOGE 計劃進入各政府部門的後臺系統,利用 AI 技術提取並篩選有關僱員、專案及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計劃的開支資訊。
AI 已經幫助 DOGE 確定了數十項教育部合同作為削減目標。知情人士透露,截至 1 月底,DOGE 已獲得聯邦學生資助的詳細資料,包括數百萬接受政府貸款學生的個人資訊,以及機構僱員和培訓記錄。訊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終止 DEI 計劃後,DOGE 迅速利用這些資訊,暫停了約 100 名員工的職務。這些員工多數因曾參加 DEI 培訓課程而被停職,其中大部分為女性或少數族裔。
目前,DOGE 已獲得衛生與公共服務部(HHS)的敏感醫療支付資料,並開始尋求對勞工部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系統的訪問許可權。將大規模敏感資料輸入 AI 系統意味著這些資訊可能被系統運營方儲存或處理,增加資料洩露的風險,甚至可能成為網路攻擊的目標。目前尚不清楚 DOGE 具體使用了哪些 AI 工具。微軟與 DOGE 均拒絕置評,白宮亦未對相關詢問作出回應。
一名教育部內部人員表示,DOGE 的行動速度令人震驚,而且其行動並非僅限於教育部,而是迅速擴充套件至整個聯邦政府體系。“他們的策略非常清晰,就是先獲取資料,”這名工作人員透露,“一旦資料落入他們手中,整個機構的命運就已無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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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敵馬斯克:民主黨的反擊策略
民主黨人對DOGE的迅速崛起表達了強烈質疑。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將其形容為“未經選舉授權的影子政府”,正在對聯邦政府進行“敵意接管”。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Hakeem Jeffries)則提出了一項十點反特朗普計劃,核心措施包括利用預算談判阻止社會福利和關鍵政府專案的削減,並立法限制馬斯克及其團隊對財政部支付系統的訪問許可權。

DOGE的行動迅速激發了廣泛的公眾抗議。進步派團體Indivisible 透露,在過去幾周,其成員已向國會撥打超過 3.6 萬通電話,併發送逾 10 萬封郵件,要求立法者就馬斯克的政府行為作出回應。該組織還動員支持者親自前往參議員辦公室抗議,並敦促民主黨“儘可能癱瘓參議院,以阻止DOGE擴權”。阿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莉薩·穆爾科斯基(Lisa Murkowski)表示,她的辦公室通常每分鐘接聽約 40 通電話,但近期已暴增至 1600 通以上,民眾主要關注的問題包括:“DOGE 是否會洩露敏感資訊?”以及“政府撥款何時恢復?”舒默還宣佈設立聯邦僱員舉報入口網站,鼓勵公務員匿名舉報特朗普政府的違法行為。
2 月 6 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財政部外,高舉反對馬斯克及DOGE的標語。其中一塊標語寫著“美國:我們被黑了”(America: We’ve been hacked),另一塊則呼籲“彈劾總統馬斯克”(Impeach President Musk)。眾議院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的民主黨議員投票決定傳喚馬斯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議員更於2月7日致信司法部長帕姆·邦迪(Pam Bondi),要求對馬斯克展開調查,指控其利用公職牟利。
同日,由紐約州總檢察長萊蒂蒂婭·詹姆斯(Letitia James)領導的19個民主黨主導的州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阻止DOGE訪問財政部的支付系統。訴訟指控DOGE的訪問違反了《聯邦隱私法》,該法要求政府機構在使用可能收集或傳播個人資訊的技術前進行“隱私影響評估”(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s)。次日,紐約聯邦法官保羅·恩格爾邁耶(Paul Engelmayer)裁定, DOGE成員不得訪問財政部支付系統,臨時禁令將持續到2月14日,屆時法院將舉行聽證會,決定是否延長禁令或做出最終裁決。民主黨州總檢察長及國會議員正計劃推動財政部內部調查,審查DOGE是否仍在以其他方式獲取政府支付系統的資料。
DOGE掌控財政支付系統的風險不僅限於資料安全問題,更可能導致聯邦資金的政治化分配。舒默警告,DOGE或將削減特朗普政府不支援的專案,包括癌症研究、食品銀行、學校午餐、退伍軍人援助和小企業貸款等。民主黨議員認為,DOGE可能利用支付系統操控政策執行,甚至基於政治偏好決定資金去向,從而繞過國會的預算審批權,這一行為嚴重削弱了國會在聯邦財政事務上的憲法權力。
民主黨為何對馬斯克及DOGE的反應如此激烈?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將馬斯克視為反擊特朗普政府的關鍵抓手。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伊始便採取“flood the zone”(淹沒戰場)議程設定策略,連續釋出行政命令、重組機構,並快速推進多個爭議性政策,使民主黨和媒體難以集中火力反擊。在此密集攻勢下,民主黨一度缺乏清晰的戰鬥口號與策略,導致其回應顯得零散和被動。馬斯克的爭議已經在民主黨內部架起了一座橋樑,使得一向立場分歧的溫和派和進步派達成一致,聯手批評他。
在參議員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等人的推動下,部分民主黨人正轉向“更激進的對抗策略”,甚至採取某種“映象民粹主義”戰術,與特朗普和馬斯克正面對決。一位資深民主黨眾議員向《Axios》表示:“我們不能再按部就班地行動了……民眾不關心國會的冗長流程,他們希望我們採取更直接、更具衝擊力的行動。”民主黨意識到,僅僅批評“權貴政治”或籠統指責“富豪集團”無法真正吸引選民,必須“點名批評”塑造清晰的對立面,而馬斯克無疑是理想的攻擊目標。

參議員墨菲於2月4日在財政部門前向人群發表講話,抗議馬斯克的舉措
來源:Getty Images
與特朗普不同,馬斯克在共和黨內部並非毫無爭議的盟友,民主黨正試圖利用這一裂痕削弱特朗普-馬斯克聯盟。最新的 Economist/YouGov 民調顯示,自2024年11月大選以來,共和黨選民對馬斯克在政府中的角色支援率大幅下降。選前,47%的共和黨人希望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中擁有“很大”影響力,而這一比例目前已降至26%。與此同時,43%的共和黨人表示他們僅希望馬斯克擁有“有限”影響力,17%則完全不希望他參與政府事務。這種內部支援率的下降凸顯了馬斯克在共和黨陣營中的不穩定地位,也為民主黨提供了打破特朗普–馬斯克聯盟的機會。
這種裂痕在國會中已有所體現,部分共和黨人公開對馬斯克的權力擴張表示擔憂。緬因州參議員蘇珊·柯林斯警告稱,馬斯克的做法“超出了合宜範圍”,可能侵犯國會在財政預算上的憲法權力。阿拉斯加州參議員穆爾科斯基則在社交媒體上暗示,馬斯克“繞過正常程式,可能危及美國公眾的敏感資料”。猶他州參議員柯蒂斯的助手透露,在他們辦公室收到的選民來電中,約60%都在批評馬斯克,這一比例遠高於之前幾個月。這表明,共和黨內部的不滿正在增長,而民主黨則希望利用這一趨勢,加大對特朗普政府中馬斯克角色的攻擊,分化共和黨陣營。
與此同時,民主黨仍握有關鍵的談判籌碼:即將到來的政府撥款截止日(3月14日)。由於參議院需要60票才能透過撥款法案,共和黨必須爭取部分民主黨人的支援。然而,眾議院內部的保守派強硬派對任何支出法案都持強烈反對態度,使得談判形勢更加複雜。許多民主黨基層議員主張對特朗普採取強硬立場,拒絕無條件妥協。馬薩諸塞州眾議員吉姆·麥戈文直言:“我們不會繼續救他(特朗普)。” 新澤西州民主黨參議員安迪·金(Andy Kim)明確表示,他可能不會支援政府撥款法案,因為特朗普和馬斯克正透過單方面行動大幅削減聯邦政府的規模,且其手段“極端且無法無天”。
但民主黨高層則採取更謹慎的態度,擔憂即使在談判中贏得某些政策讓步,特朗普政府仍可能繞過法律,使民主黨的努力徒勞無功。傑弗里斯在接受CNN採訪時表示,跨黨派預算談判仍在進行,以確保支出法案符合美國人民的需求。這表明,民主黨高層仍在評估是否應將馬斯克及其政府效率部(DOGE) 作為談判籌碼。
在這一背景下,民主黨內部對談判策略存在顯著分歧。一部分議員主張採取更具對抗性的策略,利用政府撥款談判作為槓桿,迫使特朗普政府讓步,甚至願意以政府停擺作為最後手段。而另一部分議員則擔憂過度對抗可能適得其反,使民主黨在選民眼中變得更加極端,最終損害其政治形象。
儘管民主黨的反擊在短期內成功聚焦輿論熱點,但他們仍需警惕,這種對抗是否會模糊選民對經濟、社會福利和民生問題的關注。馬斯克的介入無疑將“如何合理精簡政府、提升公共部門效率”這一長期爭議推向前臺。曾參與DOGE前身“美國數字服務”創立的帕爾卡(Jennifer Pahlka)認為,如果民主黨僅停留在對馬斯克“濫權”的控訴,而未能提出具體可行的政府改革方案,恐怕難以贏得更廣泛的選民支援。
未來,DOGE對財政支付系統的深入干預,以及對聯邦機構和社會福利專案的大幅削減,都將繼續考驗美國三權分立體系的政治平衡,同時檢驗民主黨能否在民眾與政治敘事之間找到新的突破口。民主黨必須迅速作出決定:他們是否願意以政府停擺風險為代價,迫使特朗普做出重大讓步?是否應將馬斯克的DOGE列入談判籌碼?又該如何避免在談判失敗後,讓民主黨反而被歸咎於政府停擺?最新民調顯示,51%的美國人認為馬斯克已經對特朗普政府產生了“極大影響力”,而這一觀點在民主黨選民中更是高達78%。這表明,如果民主黨能夠將對馬斯克的批判與具體改革主張結合,或許能夠迅速凝聚一股足以對抗特朗普“淹沒戰場”策略的社會力量。否則,若只是停留在簡單的“敵我識別”模式,而缺乏實際的改革訴求,特朗普與馬斯克的強勢推進恐怕仍難以真正撼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