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三藩市的家長們過的不安寧，學區宣佈因為註冊學生數量的下降，將要關閉13所學校，包括多所亞裔學生佔比很高的學校。我驚訝的發現，加州最古老的學校，剛慶祝過170週年的春之谷小學（Spring Valley Elementary School) 也出現在名單上。
很多家長走上街頭，抗議學校的關閉。在春之谷學校門口的這張抗議人群的照片中，我看見了那個熟悉的名字，Mamie Tape (左數第三塊牌子上）。這個曾將被春之谷小學計入歷史恥辱簿的名字，每一個生活在美國的華人父母和孩子都有義務知道。
2024年舊金山觀察家報的一篇文章在慶祝春之谷小學（Spring Valley School）生日時，曾簡單的介紹了Mamie Tape的故事。
“在即將迎來 170 週年之際，這所學校坦誠地講述了其正面和負面的歷史。據該校網站介紹，19 世紀 80 年代，春之谷曾是一起臭名昭著的教育歧視案的焦點。1884年，出生在美國的華人女孩 Mamie Tape 在被拒絕入學。”
Mamie Tape 是誰？為什麼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Mae Ngai投入數年研究寫作，將Tape家稱為“幸運兒” （“The Lucky Ones”）？她被拒絕入學如何改變了美國曆史？認識她為何是華人移民的一種責任？
最近很多新聞報道在AA被取消後的第一年大學錄取中，拉丁裔和非裔學生的數量驟減。看到這樣的訊息讓人心情複雜，似乎更加困惑。尋找Mamie Tape以及探尋她之後的歷史演變，出乎意料的讓我找到了一些方向和底氣。而這一切，比我原來想象的精彩和複雜。
Tape v. Hurley
我是在讀今年出版的繪本Mamie Tape Fights to go to School時認識這個一百五十年前的華人小姑娘的。第一次翻這本書時，我總覺得哪裡不對勁，生活在1880年代舊金山的Mamie Tape全家為何看上去如此洋氣？這家人的名字為何又毫無中文特徵？當開始查詢資料，我才發現這樣他們是多麼特別的一家。
Mamie的父親和母親出生於廣東和上海，分別在
12
歲和
11
歲時獨自來到美國。兩個少年都從社會的最底層開始謀生活。男孩
Jew Dip
（
Zhao Xia
的英文發音）到達美國時，淘金熱已經結束，他對修鐵路也沒興趣，於是就留在了城裡，先是給奶牛場主人給當傭人，後來又成了送奶的司機
,
而他的名字，也被自己改成了
Joseph Tape
。
女孩的本名無從查證，她也是孤身一人到達美國，很可能因為出身是孤兒，童年被迫在唐人街妓院工作。但因後來被婦女保護組織營救，在庇護所“女孩之家”長大，在此接受了全面的英語和西式教育，她跟了照顧她的護士長姓，改叫Mary McGladery。Jew Dip每天開著送奶車經過“女孩之家”，兩個人也許就此認識了。
無法想象兩個孩子在幼年經歷了怎樣的創傷，但他們終得以在一片微小的屋簷下長大。故鄉遙不可及，同在異鄉的男孩女孩相愛了。那是1875年的春天，Chinese American無論作為一個說法，還是一種身份都是新鮮事。舊金山幾乎所有的華人都是一代移民，他們聚集在唐人街，基本保持著故土的生活方式。
Joe和 Mary因為沒有親人和家庭，反倒都生活在白人環境中，從言行舉止到興趣職業都融入了美國文化。但他們既不是白人，也是各自生活環境中唯一的中國人。雙重的邊緣感拉近彼此的距離。認識六個月後，他們就結婚了。婚後Joe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但變得富有，也在華人向美國移民的生意中壟斷了保釋金一環，還在舊金山中領館當上了翻譯。全家人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Mary也有了足夠的時間發展自己的藝術愛好，成為舊金山小有名氣的畫家和攝影家，無論對於華人還是女性，這在當時都屬少見。Mary一直僥倖的認為不是所有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反華情緒只存在於較低社會階層的白人中。所以他們離開唐人街，在富裕的白人社群Cow Hollow購置了房產。
紅標地區， Spring Valley小學在這裡和唐人街中間
在排華狂風呼嘯的19世紀晚期，兩個來自中國的孤兒在短短數年裡，獲得這樣的生活和地位，幸運到彷彿不真實。直到她們的女兒，從小和白人孩子一起過家家，滑旱冰的Mamie被春之谷小學的校長Hurley堵在校門口的那天，Joseph 和Mary才知道生活表面的相似在很多白人眼中不值一提。無論英語多流利，社交圈和生活方式有多“白”，面孔註定了他們只可能是“狡猾”， “汙穢”的東亞人。
正值春風得意的夫妻當然受不了這個氣，他們選擇透過法律的途徑來回擊。這麼做原因有二，一來因為擁有足夠資源，熟悉社會法則，也一直認定自己就是美國人，應該和美國人享有同樣的權利。二則當年的華人其實已經學會透過法律解決問題，無論是對於商業糾紛還是文化政策上的歧視。哪怕是零散的小販，洗衣店主，都會透過唐人街著名的六公司或領事館，將問題帶上法庭。而無論是法律判決，還是政府部門的行政命令，也時而會做出利於華人的決定。正是這條途徑的可行性，讓人們持續訴諸公堂，在過程中體會到人的主體性，也因此不斷爭取到公平的待遇。
Mamie Tape時候的華人孩子怎麼上學？
Hurley校長的拒絕是建立在怎樣的法律基礎上，當時的華人孩子又如何接受教育呢？
加州最早的公立教育體系建立於1850年，即加利福尼亞正式成為美國一個州的同年。很快，大量華人勞工就來到了這裡。1870和80年代，加州接連透過法律，將黑人，印地安人，和蒙古人（即當時的亞洲人）排斥在公立教育之外。隨後，政策規定華人可以在獨立的“東方學校”學習，但不能和白人兒童就讀同一學校。
1853年，第一所專門為中國兒童開設的學校，在中國商界領袖和白人基督教傳教士的資助下，在唐人街的一件小房子裡迎來了大約二十幾位不同年齡的中國男生。1859年，30多名華人家長向舊金山教育委員會請願，希望為他們的孩子開辦一所小學。當中國長老會教堂願意提供一個地下室時，學區委員會同意開辦了這所中文學校，並聘用一個老師，主要透過聖經來教學。
在反對聲浪以及排華的大環境下，這個小小的教室也經常階段性的關門。排華人群主張 “中國人必須離開”，他們不滿足於隔離，而是要將中國兒童完全排斥在公立教育之外。舊金山監事會曾聲稱 “守好我們公立學校的門，讓中國人進不去..無論這個說法聽起來有多嚴酷，它只不過是執行一種自我保護……希望透過它可以證明，我們可以公正和實際地保護自己免受蒙古蠻夷的入侵。”
1871年，在當時的舊金山公立學校監督員James Denman的建議下，舊金山校董終止了對唐人街學校的支援。 Denman在要求各地區為“非洲和印第安兒童”開設單獨的學校的同時，完全忽略了華人兒童，認為舊金山不再“有義務繼續支援”中國人的學校教育。哪怕那時正值加州學齡兒童快速增長的時期，大量孩子出生在美國，而華人也每年在向州政府依法納稅。
1880年加州透過法律，規定所有生活在州內的兒童都有權利進入公立學校。法典第 1662 條明確了：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每所學校都必須向居住在該地區的 6 歲至 21 歲的所有兒童開放；但是董事會或城市教育委員會有權在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接納不居住在該地區的成年人和兒童。董事會有權開除有骯髒和惡習的兒童或患有傳染性疾病的兒童。
Mamie被春之谷小學拒絕就出現在這個階段，她的官司在當年引起了廣泛關注，媒體持續跟蹤此事，報道的標題就叫做 “That Chinese Girl”。華人和白人都明白“那個中國女孩” 案例背後要緊的利害關係：在美國出生的華人能否獲得公民身份以及公民的所有特權和福利？儘管排華風氣盛行，但無論在教育，公共政策以及法律領域，都有多種聲音，而在美國的歷史中，司法獨立也的確不是一句空話。
1885年1月9日，法官宣判Mamie家勝訴。判決書裡寫到：“拒絕讓本州出生的華裔兒童進入公立學校，將違反本州法律和美國憲法。” 這一判決的基礎是1662號法規的第一句。
但也因為同一個法規的後半段，當Mamie在律師的陪同下走去春之谷小學時，又遭遇拒絕。Hurley校長的藉口是Mamie沒有疫苗證明，而只有白人醫生的證明才有效。等Mary帶著Mamie和疫苗證明再次出現時，校長連看都沒看，就告知她們每個班最多允許60個學生，現在滿員了，哪怕當時的兩個班上分別有62 和70個白人孩子。
而就在Mamie一家忙著把她送進學校的幾個月裡，校董們也沒閒著。一位校董立即辭職以示憤怒，校董會也誓言抵抗法院裁決。經過遊說，加州立法機構匆忙地透過法案，授權重開為華裔兒童單獨設立的學校。1885年4月，Chinese Primary School開門迎新。儘管憤怒和不甘，Mamie和弟弟Frank都在開學的第一天走進了教室。
這所學校在一百多年中的多次易名之後，成為了今天舊金山中國城的劉貴明小學（Gordon J. Lau elementary school）。和當年最大的不同是，這所公立學校向所有學生開放。
Mamie Tape一家人的努力是美國教育平權漫長征程中至關重要的一次勝利。從此，華人孩子走進了公立學校，儘管那是種族隔離的學校。但是，到今天公立學校接受“所有學生”，包括流民和無證移民家庭的孩子相比，依然距離遙遠。
那麼，又是拿起了接力棒繼續前行呢？
Mendez v.Westminster
看到Sylvia Mendez這個名字時，我驚呼了出來，因為以她命名的西班牙語和英語雙語小學，就在我家附近，而我卻是第一次知道她是誰。
1943年，同樣是八歲的女孩西爾維婭.門德斯和她的兩個弟弟想在加利福尼亞州橙縣Westminster elementary school註冊入學，卻被因為她是墨西哥裔而被拒絕入學，學校表示他們只能進入為墨西哥兒童專門設立的學校。和種族隔離制度下所有少數族裔的學校一樣，這所學校條件惡劣，離家更遠，教學資源不足。門德斯一家被告知，西爾維婭的膚色太“深”，因此不能和白人孩子一起上學。
西爾維婭的父親貢薩洛·門德斯和費麗絲達·門德斯如同Joe 和Mary，雖然都是移民，但憑辛勤的勞動和好運氣，成為小有資源，對孩子受到的歧視也決不順從的新美國人。在與當地學校溝通無果後，他們聯合其他四個墨西哥裔家庭一同提起訴訟，挑戰橙縣的種族隔離政策。
在訴訟中，門德斯的律師指出種族隔離政策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護條款。他們提供證據表明，這種隔離不僅剝奪了墨西哥裔學生接受高質量教育的機會，還造成了心理上的傷害，使學生感到自卑。律師們引用研究表明，種族隔離會給兒童帶來負面心理影響，從而在法律上論證隔離的有害性。
1946年，洛杉磯地方法院裁定學校的種族隔離政策不合法，法官Paul J. McCormick指出“美國公共教育制度的根本原則是社會平等。它必須透過統一的學校向所有兒童開放，無論其血統如何。” 學區不接受這樣的結果，接著上訴到了舊金山第九聯邦巡迴法院。得到了維持原判的結果。最後的判決不僅適用於橙縣，也適用於整個加利福尼亞州。這是美國第一個廢除學校種族隔離的州級判例。這一年，Mamie Tape 已經71歲了。
於是，加州成為了全美第一個廢除學校種族隔離的州，為全國性的立法奠定了基礎。巧合的是，在聯邦範圍內實現跨越的，又是一個八歲女孩。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1940年代末, 1950年代初，堪薩斯州託皮卡市，老套的劇情再次上演，非裔女孩琳達.布朗的父親奧利弗希望她能就近入讀白人學校。但由於種族隔離政策，申請被拒絕，琳達被迫前往更遠的非裔學校。
奧利弗以及其他多位非裔家庭家長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支援下對託皮卡教育委員會提起訴訟。這一次，他們的目標是在全國範圍內推翻種族隔離政策，使所有學生，不論種族都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機會。NAACP的法律團隊由瑟古德·馬歇爾領導，他後來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非裔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法庭上，馬歇爾團隊提出了大量證據證明，儘管“隔離”在當時是合法的，但“隔離但平等”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實現。他們援引了著名的“克拉克娃娃實驗”，展示了種族隔離對非裔兒童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在實驗中，研究人員向非裔兒童展示了一系列不同膚色的娃娃，詢問他們哪個娃娃更可愛、更聰明。大多數孩子認為白色娃娃比黑色娃娃更“好”或“聰明”，這表明種族隔離政策讓非裔孩子從小就感到自卑，影響他們的自我認同。
1954年5月17日，美國最高法院以9；0的絕對優勢裁定種族隔離學校違憲，推翻了普萊西訴弗格森案中確立的“隔離但平等”原則。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強調，教育是人們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之一，種族隔離剝奪了非裔學生同等的教育機會，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這個判決在法律上終結了種族隔離的合法性，為美國各地結束學校種族隔離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基礎。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律師在法庭上也引用了門德斯案作為先例。
然而有了法律還不夠，文化不會因為新的判例出臺就即刻更改。儘管最高法院判決了種族隔離學校違憲，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面臨了諸多挑戰，特別是在美國南部。一些州採取了各種手段阻撓判決的實施，甚至不惜關閉公立學校，以避免接納非裔學生。
1957年，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為了阻止非裔學生進入中央高中，州長奧瓦爾·福布斯甚至動用了國民警衛隊。直至總統艾森豪威爾派遣了101空降師的聯邦軍隊到小石城護送這九名學生進入學校，並維護其安全，種族整合的政策才得以貫徹。
事件升級引起了全國的激烈討論，地方和聯邦政府為了結束種族隔離的教育兵戎相見的畫面也載入史冊。小石城事件暴露出的是美國社會在種族隔離問題上根深蒂固的分歧，以及教育平權在現實中完全實施的艱難。
Plyler v. Doe
從Mamie Tape, Sylvia Mendez, 到Linda Brown, 三個不同族裔的8歲女孩，和他們的父母，以及更多民權倡導者的挺身而出，為少數族裔推開了美國基礎教育公立學校的大門。但這依然不能保證以不同身份來到美國的孩子們受教育的權利。儘管持有綠卡，工作簽證，以及L簽證人群的子女在通常情況下都可以進入公立學校接受教育，但對於更多型別的簽證，比如F簽證，子女入學在很多地方都會受限，非法移民子女的入學權利就更得不到保障。
也許很多人，包括多年前的我自己，都會認為非法移民的孩子本來就不應該被允許免費進入公立學校。但隨著我對美國曆史的進一步瞭解，政治文化上的慣性思維也經過了更迭，比如說從非移民國家的被治理人口視角，到移民國家相信自己擁有基本權利並可以推動公共政策更新的公民視角，也比如逐漸習慣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去看待，對所謂“非法移民”這個群體的看待就變得更加複雜了。
1975年，德州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地方公校拒絕接收非法移民子女，或者要求這些兒童支付學費才能入學。這一政策主要針對非法移民家庭，旨在減少教育成本，特別是在非法移民人數較多的社群。很多家庭，尤其是墨西哥非法移民，受到了直接影響。幾個學生的家長聯合起來將泰勒市學區的校長James Plyler告上法院。為了保護孩子的隱私以及避免被報復，原告們共同使用了”Doe”這個假名。
這個案子一直被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1982年五月，法院以5:4的投票結果宣佈德州的法律違憲，因為《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規定任何人都應受到平等的法律保護，適用於所有在美國領土內的人，而不僅僅是公民。
法院認為該政策將對兒童本身和整個社會造成的傷害，學區沒有合理的理由以兒童的移民身份為由拒絕向他們提供公共教育。 “透過拒絕這些兒童接受基礎教育，我們剝奪了他們在我們公民結構中生活的能力，並剝奪了他們為國家進步做出哪怕是最小貢獻的任何現實可能性。讓兒童為父母的行為負責“不符合基本的正義觀念”。
就是這個微弱的投票差，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從此美國所有公立學校都不可以拒絕非法移民子女入學。公立教育全面涵蓋了所有生活在美國境內的兒童。無論來自哪裡，為何來，又如何來，每一個孩子都有權進入公立學校，免費接受教育。而這當然也包括了各個國家偷渡家庭的孩子。讀研究生院時，我們認識了好幾位這樣的同學。讓他們心存感激的，是半個世紀前那幾位雖然心存恐懼，卻勇敢挑戰法律的墨西哥無證移民。
從19世紀到今天，從泰普，門德斯，布朗，到團結在Doe代號背後的每一個父母和孩子，以及更多大大小小判例中的個人，都在他們的時代推翻了存在已久的舊文化和老偏見。在家庭和學區的對抗中，獨立的司法捍衛了少數族裔兒童的教育權。看起來站在公平和進步對裡面的，是滿腦袋歧視的校長，學區主任，甚至州長，事實上，他們也只是當時社會主流的種族歧視，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民意的代表。
捍衛和推動文明，贏來社會公正的，不是無手無腳的文明自己，而是每一個在當下很可能身處邊緣的個體，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時代進步者，以及相對獨立的司法。
回望歷史時，我們很難忽略的是，這樣的程序是由華人，拉丁裔和非裔，合法居民或無證移民交替完成的一場接力馬拉松。每一個少數族裔群體以平等，公正為由的抗爭，改變的都是所有少數族裔孩子的人生。因此當我們看到今天對AA的的激烈爭論，看到早期移民痛心疾首亞裔的“背叛”，得知AA被推翻後大部分精英大學的拉丁裔和非裔錄取的確大幅下降時，就能多一些理解，少一些義正嚴辭的決絕。但是少數族裔人群內部的分裂或“衝突”又是否必然錯誤，甚至罪惡呢？答案並不簡單。這將會是我在下一篇文章中試圖探尋的問題。
春之谷小學是否真的會消失在舊金山的街道上，我們無從得知，對於很多人可能也並不重要。但認識Mimie Tape卻很重要，如果沒有她和後來傳遞火炬的那些人，我們的孩子也許根本無法像今天一樣若無其事的走進教室。
後AA時代已經開始，這對於個人，亞裔群體，少數族裔內部，和未來的社會，意味著什麼，我們每個人都將要面對和經歷。而這一切，也許並不新鮮。
資料來源：
-
Berkeley Architecture Heritage Association
-
Ngai, Mae M. The Lucky Ones: One Family and the Extraordinary Invention of Chinese America-Expanded Paperback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Mamie Tape Fights to Go To School
都讀到這裡了，就請幫忙轉發吧，謝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