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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1日，美國使用了六架B-2轟炸機向福爾多核設施投擲十二枚“掩體炸彈”（GBU-57A/B巨型鑽地彈Massive Ordnance Penetrator，簡稱MOP），海軍潛艇向納坦茲和伊斯法罕發射了30枚TLAM巡航導彈。一架B-2轟炸機還在納坦茲投擲了兩枚掩體炸彈。
美國總統川普授權對伊朗核設施發動了這次直接軍事打擊。這一戲劇性的行動不僅將美國直接捲入中東衝突，更顛覆了他自己反覆宣稱的美國優先孤立主義立場，挑戰了美國憲法的戰爭授權程式，並在其核心支持者 — — “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中，引發了一場深刻的意識形態分裂。
“兩週”的迷霧：從猶豫不決到閃電空襲的背後邏輯
星期四，川普才公開宣稱需要“兩週時間”來決定是否對伊朗動武，然而僅36小時後， 包括 7 架 B-2 轟炸機在內的大批軍用飛機就啟程前往伊朗。這一驚人的轉變並非簡單的出爾反爾，而是戰略欺騙、外部壓力和總統個人決策風格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兩週”的說法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掩護。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一名直接瞭解此次行動的政府高階官員承認，這是“試圖讓伊朗人措手不及的嘗試”。
“但這也有一定的道理，”這位官員表示。由於情況敏感，他要求匿名。川普一週來一直在向他的顧問們提出一個又一個問題，關於軍方如何才能保持行動的精簡性，以避免更大範圍地捲入戰爭。他明確表示，在飛機於華盛頓時間下午6點左右抵達伊朗領空之前，他保留隨時中止該計劃的權利。
透過製造猶豫不決的假象，白宮意圖麻痺伊朗的防空系統，降低美軍行動的風險。事實上，襲擊計劃早已在白宮的核心圈子內緊鑼密鼓地進行，其保密程度之高，以至於部分白宮工作人員在行動開始後才得知此事。
然而，這一表態也部分反映了川普真實的內心掙扎。
川普曾多次表示，他仍然願意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然而，在以色列首次打擊伊朗後的幾天裡，他對軍事行動的態度卻越來越積極，因為他目睹了以色列的成功，並且伊朗不願做出那些可能說服他取消打擊的重大讓步。
他一方面以“讓美國遠離海外戰爭”為競選承諾，另一方面又無法容忍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朗。這一矛盾心態貫穿了整個決策過程。推動他最終下定決心的關鍵因素有三：
以色列的“單邊通牒”: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此前已表示，以軍已摧毀伊朗一半以上的導彈發射器。無論美國是否決定參與對伊朗的空襲，以色列都有能力清除所有打擊目標，包括伊朗所有核設施。這使得川普從棋局的主導者變成了被動的應對者。他面臨的選擇不再是“是否開戰”，而是“如何應對一場即將爆發的戰爭”。在6月9日的通話中，內塔尼亞胡明確告知川普行動已獲批准，這迫使川普必須做出抉擇，否則將面臨被盟友拖入戰爭且失去控制權的風險。
據報道，在6月19日白宮舉辦的午餐會上，班農勸川普不要插手戰爭，讓他給伊朗“兩週時間”觀望，隨後川普對媒體稱會等兩週再決定。
6月19日晚 ，川普、內塔尼亞胡、萬斯等人舉行了美以高層視訊會議，川普重申了兩個星期的觀察期，引發內塔尼亞胡的不滿。
以色列方面堅持要立即毀掉福爾多核設施，否則以色列也會單獨行動，甚至指責美國不夠決斷。會後，川普召集團隊再議，強調不能屈服於班農、要維護美國威望以示全球領導力。
外交途徑破產: 川普曾投入巨大精力嘗試外交解決，甚至親筆致信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表達“想要達成協議”的意願。然而，隨著談判進展緩慢，尤其是在6月4日哈梅內伊拒絕美國提案後，川普的耐心被耗盡。他開始認為伊朗方面在拖延時間，“利用他”，這讓他感到被愚弄，從而轉向了更強硬的軍事選項。
對“成功”的渴望與媒體效應: 在以色列於6月13日發動第一波空襲後，川普最初保持距離，國務卿魯比奧甚至發表宣告劃清界限。但當福克斯新聞等媒體鋪天蓋地報道以色列“軍事天才”的“成功”時，川普的立場迅速改變。他無法抗拒將自己與勝利聯絡在一起的誘惑，開始暗示自己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並最終決定親自下場，動用只有美國擁有的3萬磅“地堡穿透彈”，以取得一場可以歸功於自己的、更徹底的“勝利”。
衛星地圖顯示的美國空襲伊朗的範圍。
因此，從“考慮兩週”到迅速動武，是川普在以色列的既定行動、外交談判失敗以及個人對強硬形象和勝利敘事的追求等多重壓力下，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升級的過程。
對國內憲法與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
川普繞過國會對伊朗這樣一個主權國家發動直接軍事打擊，不僅是其任內最具爭議的軍事決策，更構成了對美國國內憲法和國際法秩序的雙重踐踏。這一行動的程式缺陷和法理缺失，遠比其軍事目標本身更具深遠影響。
對內：違憲的總統權力與被架空的國會
從美國國內法來看，此次空襲直接挑戰了憲法第一條第八款賦予國會的宣戰權。憲法的制定者意圖將發動戰爭這一最重大的國家決策交由代表人民的立法機構，以對總統的行政權力形成制衡。然而，川普政府完全無視了這一憲法原則。
此次事件中，程式上的瑕疵尤為嚴重，其核心在於對“八人幫”（Gang of Eight）這一核心情報分享機制的忽視。按照長期形成的國家安全慣例，總統在採取高度敏感的軍事行動時，即便不通知整個國會，也應向這個由兩黨高層領袖組成的頂級情報知情圈進行通報，以確保最高級別的立法監督。然而，川普政府選擇性地只向四名共和黨成員通報，卻將四名民主黨高層——包括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Hakeem Jeffries），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少數黨成員吉姆·希姆斯 (Jim Himes)，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馬克·華納 (Mark Warner)——完全排除在外。
這種區別對待，已非簡單的黨派傾軋，而是對憲法制衡精神的蓄意破壞。它將一個本應是國家安全共識機制的“八人幫”，矮化成了總統的黨派“橡皮圖章”，完全剝奪了在野黨在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前的最基本知情權和監督權。這解釋了民主黨人為何反應如此激烈。他們的憤怒，不僅源於總統的違憲行為，更源於在國家面臨重大軍事抉擇時被刻意矇蔽和剝奪話語權的程序不正義。
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指責川普“誤導美國民眾”並“冒著使美國捲入一場潛在災難性戰爭的風險”。吉姆·希姆斯更直言此舉“明顯違反了憲法”。眾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甚至稱之為“彈劾的明確理由”。他們認為，總統在沒有受到直接攻擊的情況下單方面發動戰爭，是對立法部門憲法權力的公然侵犯。參議員馬克·華納的批評一針見血：川普在“未諮詢國會、缺乏明確戰略、無視情報機構的一致結論”的情況下，將美國拖入戰爭。
儘管現代總統常以憲法第二條賦予的“總司令”身份為由，在未經國會宣戰的情況下采取軍事行動，但川普此次行動的性質使其辯護理由極為薄弱。這是一次針對主權國家的先發制人的打擊（pre-emptive strike），而非對美國已遭受攻擊的直接報復。材料中明確指出，“美國政府高階官員並未掌握任何新情報顯示伊朗正在加緊建造核彈”。缺乏迫在眉睫的威脅證據，使得“自衛”的說法難以成立，從而令其繞開國會的行為更顯專斷和違憲。
對外：違反國際法的單邊主義行動
在國際層面，川普的空襲行動同樣構成了對二戰後國際法基本準則的公然違背。
首先，此舉直接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的核心原則。憲章第二條第四款明確規定，所有會員國“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美國對伊朗核設施的轟炸，是典型的對主權國家領土完整的武力侵犯。
國際法允許動用武力的例外情況只有兩種：一是根據《憲章》第五十一條進行的自衛，二是由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此次行動兩者皆不滿足。如前所述，缺乏伊朗即將發動攻擊的“迫在眉睫”的證據，使得美國的“預期自衛”主張在國際法上站不住腳。同時，行動顯然未得到安理會授權，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將其描述為“在已處於邊緣的地區危險升級”，這反映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震驚和反對。
其次，此次襲擊也可能破壞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的根基。伊朗作為該條約的締約國，其核設施（無論存在多少爭議）在法理上受到一定保護。一個核武大國對一個無核武國家的核設施進行軍事打擊，這本身就向世界傳遞了一個危險的訊號：遵守條約並不能保證安全，唯有真正擁有核武器才能獲得絕對的威懾力。這種做法從根本上侵蝕了全球核不擴散體系的互信基礎，可能刺激更多國家尋求核武器作為自保手段。
綜上所述，川普的軍事打擊不僅是一場憲政危機，也是一場國際法危機。透過無視國會和踐踏國際準則，這一決策將美國置於其國內法治和其所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的對立面，其長期損害可能遠超幾次空襲所能達成的任何戰術目標。
MAGA分裂
川普在競選的時候就一再表示，選他就意味著和平，而選哈里斯就意味著戰爭。他還反覆說，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讓烏克蘭和俄羅斯停戰。因而此次主動空襲伊朗對川普的政治根基 — — MAGA運動 — —的衝擊最為劇烈。長期以來，MAGA運動內部就存在著兩條看似平行的思想脈絡：一條是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孤立主義和反干預派，另一條則是傳統的親以色列、反伊朗的鷹派。轟炸伊朗的決定，使得這兩股力量發生了正面碰撞，導致了MAGA陣營的公開分裂。
在襲擊之前，民調顯示多數川普的支持者反對介入中東衝突。轟炸前華盛頓郵報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45%的美國人反對對伊朗進行空襲，25%支援，30%不確定。然而，襲擊發生後，YouGov的民調資料顯示，高達68%的共和黨人轉而支援總統的決定。這反映出川普對其基本盤的強大影響力 — — 許多支持者會無條件追隨領袖的決策，如同查理·柯克所言，“伊朗沒有給川普總統任何選擇”。
然而，裂痕卻在最具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中顯現出來：
堅定的批評者: 以坎迪斯·歐文斯（Candace Owens）為代表的聲音最為尖銳。她將此舉直接與親以色列捐助者的鉅額捐款聯絡起來，稱其為對“美國優先”承諾的背叛，並形容川普的在Truth Social上宣佈轟炸的帖子“完全瘋狂”。她的言論代表了那些認為川普被“深層政府”或外國利益俘獲的強硬反干預派。
擔憂的策略師: 前白宮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的反應則更為複雜。他在上星期六之前是主力勸川普考慮兩週的人物。而轟炸發生之後，他並未直接譴責，但要求總統給出更詳細的解釋，並對行動可能升級為“永無止境的戰爭”、分散國內議程注意力表示深切憂慮。他的立場代表了那些支援川普目標，但對其實現方式和潛在後果感到不安的群體。
沉默的巨頭與搖擺的盟友: 反干預主義的旗幟性人物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在事發後保持沉默，這本身就是一種強烈的訊號。
而像因性醜聞退出川普內閣司法部長角逐的馬特·蓋茨（Matt Gaetz），在支援最初打擊後，於週日對在伊朗進行更廣泛的任務表示懷疑，指出“每一次政權更迭戰爭在一開始都非常受歡迎。但歷史軌跡並不好”，並補充說“對新保守派而言，總會有另一座伊朗山可以轟炸”。
佐治亞州共和黨眾議員馬喬麗·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表示，以色列的轟炸導致了伊朗人民的炸彈襲擊，並強調“這不是我們的戰鬥。和平才是答案”。
這場分裂的核心在於，川普的行動究竟是對其“美國優先”理念的背叛，還是一次為維護美國（及盟友）安全所必需的果斷行動。支持者將其描繪成一次類似擊殺蘇萊曼尼的“一擊即中”的和平行動，而批評者則視之為滑向又一場中東戰爭的危險一步，是“新保守主義”的迴歸。川普本人雖然宣稱“共和黨內部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團結”，但其核心思想圈的公開分歧，無疑暴露了其政治聯盟內部深刻的矛盾與脆弱性。
結論
川普轟炸伊朗核設施的決定，是一個在外部巨大壓力和內部複雜考量下倉促形成的行動。它不僅在國際法和美國憲法層面引發了嚴重爭議，更重要的是，它撕裂了支撐其政治生涯的MAGA運動，迫使其支持者在他相互矛盾的承諾 — — “讓美國遠離戰爭”和“展現強硬力量” — — 之間做出艱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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