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沒藥花園將為大家推出一個經典老案系列，不定期更新。
這些案件都是發生於1980年代現代刑偵手段（DNA應用於刑偵）以前的經典案件。
今天講述的這起飛行員幼子綁架案曾轟動美國。阿加莎·克里斯蒂將此案作為全書的核心，構建了經典作品《東方快車謀殺案》。
1927年5月20日，25歲的飛行員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駕駛單引擎飛機“聖路易精神號”，從美國紐約市起飛，準備飛越大西洋，到達法國巴黎，挑戰“首次單人不著陸橫跨大西洋飛行”。
34個小時後，克服了多次空中險情的查爾斯·林德伯格於5月21日22點22分，抵達巴黎的勒布林熱機場，圍觀民眾有15萬人之多。
查爾斯·林德伯格經此一役，名揚天下，成為世界矚目的英雄人物，被稱為“孤翼雄鷹”。飛行成功後，他收到報價總額超過500萬美元的商業合作邀請，但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不久，他避開公眾視線，在泛美航空就職。
1929年5月，查爾斯·林德伯格和當時美國駐墨西哥大使、千萬富翁之女安妮·默洛（Anne Morrow）結婚。
1930年6月22日，兩人的長子小查理·奧古斯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Jr.）出生，他隨即被媒體稱為“林德伯格小鷹”。
然而，20個月後，悲劇降臨到這個具有重大聲望的家庭，小查理被綁架並死亡。此案旋即震驚了整個美國，乃至全世界。
（安妮懷抱小查理）
今天，我們就來講述這件令人心碎的兒童綁架案。
（字數13,972）
失蹤
查爾斯·林德伯格和安妮·默洛婚後和安妮的母親同住，定居在新澤西州英格伍德市（Englewood）佔地50英畝的明日山莊園。
1930年，因不堪媒體的騷擾，林德伯格一家特意在附近霍普維爾鎮偏僻的郊外買下400英畝土地，著手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新家。新家離明日山莊園的車程約為90分鐘。
1932年，霍普維爾鎮的新家已大體完工，屋內只剩下一些細節性的裝飾任務，比如說採買合適的窗簾；室外的花園以及私人飛機場還在修建中。但林德伯格一家已經開始在新家度週末。
小查理已經20個月大，剛剛開始說話。他天生有個小缺陷——他右腳的兩個腳趾有一部分連線在一起，沒有腳縫，但他活潑好動、精力無限，絲毫不受影響。
此時安妮腹中的第二個孩子已有三個月胎齡。
小查理平時由他的保姆貝蒂·高（Betty Gow）照顧。貝蒂·高來自蘇格蘭，時年27歲，有著黑色頭髮和藍色的眼睛。她認真負責、熱愛自己的工作，不僅和林德伯格夫婦相處愉快，也和同樣來自蘇格蘭的沃特利夫婦交好。
(貝蒂·高)
奧利·沃特利（Olly Whateley）是新家的管家，他的太太則負責廚房的事務。
1932年2月29日，星期一，林德伯格家本應從霍普維爾鎮的新家返回明日山莊園，但春寒料峭的天氣讓小查理得了重感冒，於是全家人依舊留在新家，等待他康復。
3月1日星期二晚上6點左右，保姆貝蒂在嬰兒房裡給小查理餵飯。嬰兒房在這棟法式別墅的二樓，寬敞明亮，一共有三扇窗戶，這些窗戶已經裝上了百葉窗。
小查理吃完飯後又玩耍了一會兒，7點鐘時，安妮和貝蒂為他換上貼身的法蘭絨襯衣，外加一件灰色羊毛連體睡衣，喂上一勺感冒藥，準備讓他入睡。貝蒂檢查了窗戶，拉上所有的百葉窗，但讓一扇窗半開著，保證室內有充足的新鮮空氣。
她們把小查理放進嬰兒床後，安妮離開，貝蒂坐在嬰兒床旁，繼續照看小查理。在昏暗的燈光下，小查理很快入睡。
晚上8點鐘時，貝蒂離開嬰兒房，下樓來到客廳，她告訴安妮，小查理睡得很安穩，看樣子感冒已經基本痊癒。
半個小時後，查爾斯·林德伯格在紐約忙完一天的工作後，回到新家。隨後，主人林德伯格夫婦、保姆貝蒂以及管家沃特利夫婦相繼用了晚餐。
林德伯格夫婦和安妮的母親在英格伍德市的住宅僱傭了20多名傭人，但今天晚上的新家裡，能夠為他們服務的就只有包括貝蒂在內的三個人。
吃完飯後，林德伯格夫婦在客廳裡聊天，其他人都回到了各自的傭人房。
晚上9點過幾分鐘時，林德伯格突然對妻子說：“那是什麼聲音？”
安妮說她什麼也沒聽到，但林德伯格說他聽到了一個像是木頭被折斷的聲音。兩人停止交談，仔細傾聽，但只有風聲，於是交談繼續。
之後，安妮回到臥室，林德伯格去書房工作。
晚上10點左右，貝蒂走進嬰兒房，檢視小查理，但是嬰兒床裡空空如也。她去主臥敲門，問安妮：“夫人，孩子在你身邊嗎？”
安妮很是驚訝：“和我一起？不，他不在我這裡。”
兩人急衝衝地下樓去找林德伯格，但顯然，他也沒有和小查理在一起。林德伯格和安妮上樓開燈檢查了一下嬰兒房，孩子的確不見了。
林德伯格從衣櫃拿出一把步槍，對妻子說道：“安妮，他們偷走了我們的孩子。”
林德伯格隨即開始檢查整個嬰兒房，他發現屋裡的暖氣上有一個信封，但他沒有觸碰它。屋內的窗戶是關著的，但有一扇百葉窗被拉起了一半。窗臺上和窗戶正下方的矮櫃上有紅褐色的泥土汙跡，地板上也有一塊。
他迅速退出房間，並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隨後，他帶上槍，與奧利·沃特利一起繞著房子和庭院走了一圈。他們在嬰兒房窗戶下的地面上發現了印痕、一些木頭碎片以及小查理的一條毯子。
離毯子不到20米的地方，他們發現一架已經斷裂的木梯倒在地上，木梯下部的上橫檔和一根立柱完全破碎。
隨後，林德伯格分別向霍普維爾警察局和新澤西州警察局報警，還聯絡了了他的朋友、華爾街的一名律師亨利·佈雷金裡奇（Henry Breckinridge）。
在等待警察的間隙，林德伯格一家翻遍了每一個房間，每一個有可能藏下孩子的貯藏室、衣櫃甚至櫥櫃，但一無所獲。
夜裡11點不到，霍普維爾的警察局局長和一名警員率先趕到林德伯格家中，不一會兒，新澤西州的多名州警和FBI探員到達。午夜剛過幾分鐘，指紋專家也來到了。
在指紋專家確定留在暖氣片上的信封沒有指紋後，林德伯格打開了信，這封簡短的手寫勒索信有很多拼寫和語法錯誤：
Dear Sir! Have 50.000$ redy 25 000$ in 20$ bills 15000$ in 10$ bills and 10000$ in 5$ bills After 2–4 days we will inform you were to deliver the mony. We warn you for making anyding public or for notify the Police the child is in gut care. Indication for all letters are Singnature and 3 hohls.
親愛的先生！請準備好5萬美元，其中2.5萬美元以20美元的面額紙幣支付，1.5萬美元以10美元的面額紙幣支付，1萬美元以5美元的面額紙幣支付。2至4天后，我們會通知您在哪裡交付錢。我們警告您，不要將任何資訊公開，也不要通知警察，孩子正被很好地照顧。所有信件的指示都有簽名和3個洞。
（在紙條底部，有兩個相連的藍色圓圈圍繞著一個紅色圓圈，紅色圓圈上有一個孔，左右各有兩個孔）。
警方檢查勒索信後，認為寫出這種拙劣英語的人一定是外國移民，只在美國待了很短的時間。根據信件中一些錯誤的單詞拼寫，他們認為信件是由一個以德語為母語的人書寫。
調查
警方在一樓窗臺的下方發現兩塊凹痕，剛好和倒地木梯底部的形狀相吻合。他們斷定，綁匪就是用這架木梯從室外爬到二樓，帶走了小查理。
在距離梯子較遠的地方，一把12釐米長的木鑿被發現。
木鑿和木梯都進行了指紋檢查，沒有發現任何指紋。窗臺和室內也沒有發現陌生指紋，但窗臺上有幾個嬰兒的指紋，應該是小查理所留。
接著，嬰兒房窗臺下的地面發現了一些模糊的腳印痕跡，有一個略微清晰一些的腳印在梯子立柱留下的印記附近。周圍還發現了另一個較小的足跡。
警方猜測，綁匪可能有一個同夥，也許是一名婦女，她一直在梯子附近等著，從罪犯手中接過嬰兒。
警方認為，綁匪全程戴手套作案，他或他們可能具有較高的反偵查能力。模糊的腳印在住宅東南方向的一條鄉間小路附近消失，小路上遍佈汽車的車轍痕跡。如果這些腳印屬於綁匪，他或他們應該是開車前來作案。
在缺乏其他有效證據的情況下，木梯成為最關鍵的線索。經過木工專家鑑定，警方獲知，這是一把自制木梯，製作工藝粗糙簡陋，並且有結構性問題，但是製作這把木梯的人具有基本的木匠知識，並且有過其他的木材製作經驗。
於是，警方初步判斷，綁匪中有一個初來美國不久的德國移民，這個移民或者他的同夥有木工經驗。
之後，這把梯子被送到美國農業部林業司的實驗室，由首席專家阿瑟·克勒（Arthur Koehler）進行分析，也許能夠知道它是用哪種木材所制，木材出自那個鋸木廠或者木材倉庫等等。
就在林德伯格報警後的半個小時，小查理被綁架的訊息已經在訊息靈通人士之間傳開。深夜，各大都市早報的編輯都從床上爬了起來，重新制作頭版頭條。成群結隊的記者趕往這處偏僻的新居。
1932年3月2日清晨，時任FBI局長的胡佛（J. Edgar Hoover）得知了綁架案。他聯絡了新澤西警局，告訴他們如果需要，FBI將提供任何幫助。
新澤西州警局提供了2.5萬美元的懸賞，給報告案件相關資訊的人。林德伯格一家另外提供了5萬美元的額外懸賞。這對當時正處於大蕭條的美國人來說，總計7.5萬美元（大約相當於現在的123.5萬美元）的懸賞是一筆鉅額財富。
3月3日，林德伯格夫婦在報紙上釋出宣告，表示只要小查理能夠平安回家，他們願意滿足綁匪的任何要求。宣告中，他們建議綁匪選擇一名中間人來完成雙方的交接，並保證嚴格保密。
另外，安妮還單獨釋出了一份關於小查理的餵養指南，希望綁架他的人能夠好好照顧他。
林德伯格和他眾多有影響力的朋友們，包括之前提到的華爾街律師亨利·佈雷金裡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威廉·J·多諾萬（William J. Donovan）（後來擔任過中央情報局的前身OSS的領導人）一致認為，綁架案是由有組織的黑幫犯罪分子實施的。
於是，他們開始在紐約黑幫中進行調查。林德伯格登報宣告，兩位私酒酒吧老闆將成為他們一家和綁匪溝通的中間人。
經過一干人等的斡旋，幾位黑幫老大也對黑道中人放話，提出以金錢或其他方式作為交換條件，讓小查理平安回家。其他眾多知名人士也在報紙上呼籲，讓“黑社會男孩”歸還嬰兒。
但是，黑幫中的調查沒有任何結果。
中間人康登博士
3月6日，一封新的勒索信寄到了林德伯格家。這封信從紐約的布魯克林寄出，郵戳日期是3月4日，並帶有綁匪在之前的信件中包含的記號——穿孔的紅色和藍色圓圈。
贖金提高到了七萬美元，信中稱小查理一切安好，兩位女士在悉心照顧他，並遵照了安妮釋出的餵養指南。
因為信件是從紐約寄出，至此紐約警方也進入綁架案的調查，FBI則協同新澤西州和紐約州兩地警方。
在此期間，紐約布朗克斯區的一位退休校長、教育家約翰·康登（John F. Condon）博士對於林德伯格選擇黑幫人士作為中間人，深感憂慮。3月8日，他在報紙上釋出一則啟示，說自己願意竭盡所能成為此案的中間人，並額外提供1000美元給綁匪。
3月9日，綁匪又寄出一封信，這次的收信人是林德伯格的好友兼律師亨利·佈雷金裡奇。
綁匪在這第三封信中要求讓約翰·康登博士成為林德伯格家和自己之間的中間人，還要求林德伯格登報表示，他已經收到第三封信；信中還具體說明了贖金的面額，以及應該放在什麼樣的盒子裡，並警告他們不要告知警方。
隨後，康登博士收到一個大信封，裡面一共有兩封信。一封信是自稱為綁匪的團伙寫給他的，他們在信中要求他成為中間人。還有一封是綁匪寫給林德伯格的信，要求康登博士轉交。
康登博士和林德伯格取得了聯絡。林德伯格開啟另一封信，綁匪要求他將七萬美元的現金交給康登博士，信件底部同樣有紅藍圓圈標記。
康登博士和林德伯格決定按照綁匪的要求行事。3月10日，林德伯格和安妮登報宣告，授權康德博士全權代理小查理綁架一案。
和綁匪的交流
3月11日，約翰·康登博士用和綁匪約定好的暗號，在《紐約美國人》上刊登了一則分類廣告，上面寫著：“錢已準備好。Jafsie（康登博士的化名）。”
當天晚上7點，康登博士接到一個陌生男人打來的電話，問他是否收到一封帶有紅藍色圓圈記號的信件。康登博士立即意識到這是綁匪打來的電話，電話中的綁匪要求他每晚的6點至12點必須待在家中，等待進一步指示。
3月12日晚8點半，一個計程車司機敲開康登博士家的大門，交給他一封信。這位計程車司機後來告訴警方，一個男人給了他一美元，讓他將此信送達。在這封綁匪來信中，他要求康登博士帶上贖金，在45分鐘內到達伍德朗墓園。
康登博士按時來到墓地，一個戴著帽子並躲在濃重陰影處的男人等在那裡。康登博士自始至終都沒有看清他的臉，但他聽出了他的聲音，確定他就是之前打電話的那個綁匪。
他身高175釐米左右，估計體重在68公斤左右，體格精壯，帶有外國口音。他說的“boat”聽起來像“board”, “right”聽起來像“ride”, “would”聽起來像“vould”。
約翰·康登博士拿出了一個安妮交給他的安全別針。如果此人就是帶走了小查理的綁匪，他一定能夠認出這個別針的用途。果然，這個男人清楚地說，這是小查理的嬰兒床上用來固定被子的別針。
他說自己是一個來自“斯堪的納維亞”水手，名字也是約翰，他們團伙共有6名成員。小查理被關在一艘船上，沒有受傷，但只有支付贖金才會歸還。（後來康登博士一直稱這個男人為“墓地約翰”。）
康登博士表示他必須先要確定小查理確實在他的手中。墓地約翰表示同意，並承諾會很快提供證據。交談中，墓地約翰突然緊張地詢問：“如果包裹（指代小查理）死了，我會被燒死嗎？”
康登博士大驚失色，但在進一步詢問之後，墓地約翰向他保證，小查理還活著。
3月14日，按照約定，康登在布朗克斯區的《家庭新聞》上刊登了一則新廣告：“錢已準備好。沒有警察。沒有特工。我像上次一樣獨自前來。”
3月16日，康登博士收到一個牛皮紙包裹，裡面裝有一件灰色的羊毛幼兒連體衣，安妮確認這就是小查理被綁架當晚所穿的睡衣。包裹中的信件稱，綁匪將在收到贖金後的八小時，送回孩子。
3月17日，林德伯格賣掉自己在航空公司的股票，籌措了5萬美元現金。當天下午，康登博士再次登報釋出廣告，表示自己已經收到包裹，錢也已經準備好了，可以隨時交易。
財政部的一位職員和摩根大通公司的14名職員合作，按照綁匪的要求，準備了贖金包裹：20美元紙幣組成的兩萬五千美元，10美元紙幣組成的一萬五千美元，5美元紙幣組成的一萬美元，一共4750張紙幣被放進康登博士專門製作的一個木盒裡。這些紙幣上沒有標記，但它們的序列號被記錄下來。
另外，這些紙幣裡被巧妙地放進更加容易追溯來源的金幣證書，金幣證書的面額一共佔有整筆贖金的三分之二。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由美國財政部發行的一種紙幣，這些證書以各種面額印製，尺寸和美元一致，通常有一個金色的印章和序列號。證書的正面會說明它可以兌換成指定數量的金幣。金幣證書和普通紙幣一樣，也可以作為現金日常使用）
4月1日，康登博士收到再次受到綁匪來信，信中稱現在是交付贖金的時候了。
支付贖金
4月2日晚8點，康登博士在家中收到另外一個計程車司機送來的字條，綁匪要求他在45分鐘之內到達聲勒蒙德公墓。
林德伯格開車，和康登博士一同前往目的地。康登博士獨自下車，見到了墓地約翰，表示目前只能籌措到五萬美元的贖金，墓地約翰同意了這筆金額。這一次，康登見到了約翰平坦並有著尖下巴的臉。
墓地約翰從口袋中拿出一個信封，告訴康登博士，裡面寫有小查理所在地，要求他在六個小時後方能開啟。他將信封遞給康登，康登同時將贖金盒子交給他。
墓地約翰檢查了贖金後，表示滿意，他和康登博士握手告別，很快就隱入黑暗中。
林德伯格打開了信，信上說：小查理被關押在一艘名為奈莉（Nelly）的船上，這艘船位於“馬蹄頸海灘（Horseneck beach）和蓋伊黑德（Gay Head）之間，伊麗莎白島附近”。他由兩位被僱傭的婦女照顧，但她們是無辜的，並不知情。
林德伯格大喜過望，立即駕駛一架兩棲飛機前去尋找奈莉號。然而在幾乎搜尋了兩天兩夜之後，沒有人發現奈莉號的絲毫蹤影。
4月4號，康登博士徒勞地在報紙上試圖和綁匪聯絡，但不出所料地沒有得到任何回覆。
4月6日，林德伯格向政府尋求幫助。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立即向全美乃至全世界多地的銀行傳送了一份包含贖金序列號的詳單，懇求各個銀行幫助查詢並報告。
4月9日，在聯邦政府的支援下，不僅是各家銀行，超過25萬家商店和企業的收銀機上都貼上了贖金序列號的清單，以便於收銀員隨時核對。
根據財政部的政策，金幣證書即將停止使用，現存的金幣證書必須在1933年5月1日之前兌換成其他紙幣，否則就作廢。就在截止日期前幾天，一個男人帶著2980美元的金幣證書來到曼哈頓的一家銀行兌換，他登記的名字是J·J·福克納，地址是西149街537號。
幾天後，這家銀行的櫃員才發現這些金幣證書來自贖金。警方找到那個地址，卻發現並沒有一個叫J·J·福克納。20年前此處的確住過一位名叫簡·福克納的人，然而她明顯是一位身家清白的老太太，不可能參與此案。
發現屍體
5月12日，在位於林德伯格家附近約7.2公里的Mount Rose小村莊附近，負責送貨的黑人卡車司機威廉·艾倫（William Allen）和他的同事奧維爾·威爾遜（Orville Wilson）將車停在了鄉間小道上。
威廉·艾倫下車小解，卻意外在一個淺坑中發現一個幼兒的屍體，頭顱上能看見金色的頭髮。他立即報警。屍檢報告顯示，這是一名大概20個月左右的幼兒屍體，頭骨嚴重骨折，應該是遭受重擊致死。屍體已經高度腐爛並被有被動物啃食過的痕跡。
警方取下屍體上殘存的部分法蘭絨襯衣，首先交給保姆貝蒂·高（Betty Gow）辨認。她認出這件襯衣是小查爾斯被綁架當晚所穿的貼身衣物；小查爾斯的牙醫前來測量了屍體的頭骨，檢查了牙齒和右腳腳趾的缺陷部分，確定這具屍體就是被綁架的小查爾斯。
驗屍報告表明，小查爾斯應該在被綁架的當晚就遭到殺害。還在孕中的安妮被勸阻後打消了看望小查爾斯屍身的想法，在父親林德伯格看過屍體後，小查爾斯被火化。
小查爾斯的死訊震驚了全美乃至全世界。墨西哥總統第一個發出唁電、梵蒂岡強烈譴責兇手、美國的眾多知名人物和媒體要求警方儘快捉拿兇手。
一些人開始懷疑一直和綁匪進行斡旋的康登博士，警方也詢問了他，並搜查了他的住宅，但沒有發現任何罪證。林德伯格一家依然信任他。為了讓他擺脫大眾的騷擾和威脅，林德伯格和安妮特意登報，向他表示感謝。
自殺
1932年6月，警方開始懷疑，林德伯格家內部有人參與了綁架。因為在3月1日綁架案發生當天，林德伯格一家按照慣常的計劃，是要回到英格伍德市的家中，只有家庭成員和兩處住宅的傭人知道他們滯留在了霍普維爾的新宅，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在工作日留在此處。
但綁匪顯然知道那一天小查理留在了新家，並且準確地知道他的房間位置。還有，綁架案發生時，住宅中的所有人都還在活動，並沒有睡著。綁匪可能也知曉小查理的作息習慣和貝蒂基本固定的檢視時間。
警察開始盤問所有的傭人，新宅中的3名以及明日山莊園中的29名。
不久後，疑點集中在一位叫維奧萊特·夏普（Violet Sharpe）的28歲女傭身上。維奧萊特·夏普來自英國，是安妮母親的貼身女傭，已經為她服務了兩年。
安妮母親對她非常滿意，她之前和女兒一家到霍普維爾鎮度週末時，只會帶維奧萊特一人隨行。維奧萊特·夏普也經常參與對小查理的陪伴和照顧，彼此之間都非常熟悉。
警察猜測，如果維奧萊特·夏普在案發當夜直接參與了對小查理的綁架，小查理很有可能因為熟悉她，而沒有發出哭喊聲。
當警方開始對她進行盤問時，她表現得驚慌不安，極度不情願配合調查。當被問到綁架案發生當天她的行蹤時，她幾度改口，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資訊。
另外，她的薪水是100美元一個月，在她不斷往英國的家中寄錢的情況下，她還有1600美元的存款。警方懷疑綁匪預付了她一些定金，以換取林德伯格家的資訊。
1932年6月20日，維奧萊特·夏普在第四次被詢問前，服下了一種含有70%氰化物的銀拋光劑，自殺身亡。後來，兩名證人證實了她的不在場證明，警方因過於粗暴的審訊方式而受到媒體的批評。
木梯的分析
警方的調查陷入了停滯，而林業部首席專家阿瑟·克勒正在使用各種最新的裝置，對案發現場的木梯進行解剖式分析。
他很容易看出梯子的製作者使用了手鋸和鑿子。根據梯子上的刻痕，克勒能夠精確地計算出手鋸的厚度。另外，在放大鏡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鋸片會在木料上造成一種被稱為“脊線”一樣的特殊印記。
梯子的製造者使用了四種廉價木材：上部立柱使用了南方松木和花旗松；下部立柱使用南方松木；梯級主要由黃松製成；梯子豎起時用於將各部分固定在一起的木釘由樺木製成。
他發現，梯子上部左柱的一端有四個方形釘孔，釘孔邊緣完全乾淨，無鏽跡。這些乾淨的釘孔表明這塊木板在用於製作梯子之前，它被四個方釘釘在了室內的某件物品上。
除了這塊被重複使用的木板，克勒認為其他所有立柱都是由尺寸為2.5 x 10 釐米的南方松木製成，這樣的尺寸在木材市場上非常常見。透過對這些市售木材的痕跡分析，克勒認為它們出自同一家鋸木廠的同一個刨床。
這些痕跡就像刨床的指紋，克勒確定了這個刨床的重要特徵。每個刀頭上有八個刀片，用於寬闊的表面，每個刀頭上有六個刀片，用於側面，並且它們以不同的速度旋轉。木板以寬表面刀頭每轉一圈2.362釐米的速度和側表面刀頭每轉一圈2.184釐米的速度穿過機器。
克勒找到《木材貿易指南》，查詢從紐約到阿拉巴馬州的東部木材廠名單，一共有1598家。他起草了一封信，並同時傳送給名單上的每家鋸木廠。
他寫道，他希望找到一種刨床，經常用於製作2.5 x 10釐米的南方松木，能夠以每分鐘約70米速度拉動木材。兩側的刀頭有六個刀片寬邊有八個刀片，其中有六個刀片的刀片頭旋轉得比其他刀片快。他詢問鋸木廠老闆是否有這樣的機器並請求給予答覆。
經過幾個月的等待、對比和排除，克勒最終來到南卡羅來納州麥考密克的多恩兄弟鋸木廠。在鋸木廠老闆的幫助下，他確定木梯上所使用的2.5 x 10釐米的木材就是出自這家鋸木廠的一個刨床。
而根據刨床上的滑輪留在木材上的痕跡，他們確定木梯上的這批木材在1929年9月到1932 年 3 月 1 日小查理被綁架期間出廠，二十九個月內，他們共交付了46車發往新澤西州及其附近的客戶。
至此，根據多恩兄弟鋸木廠提供的發貨單，克勒在東北部地區開始大海撈針式的一家一家地走訪木材市場和公司。
根據刨床所使用的滑輪和刀頭隨著時間而磨損所留下的具有細微差別的痕跡，克勒最終認為，木梯上的木料極有可能是經由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的國家木材和磨坊工作公司賣給了木梯的製作者。
1934年2 月 14 日，阿瑟·克勒開始調查木梯上的花旗松。他找到紐約布朗克斯區的奧斯汀和愛爾蘭十字木材公司，公司的會計愛麗絲·墨菲 (Alice Murphy) 向他展示 1932 年 3 月 1 日之前三個月的花旗松的銷售情況。
克勒自然不會向愛麗絲·墨菲 透露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但就在他和愛麗絲·墨菲見面的10分鐘前，愛麗絲·墨菲經歷的一件事在幾個月之後被證明和他的目的息息相關。
愛麗絲·墨菲在辦公室門外招待了兩個男人，他們隨身攜帶了一張膠合板。她注意到其中一個男人肌肉發達，有銳利的藍眼睛、平坦的臉頰和尖下巴，他用德國口音問她，他們要一塊切成一定尺寸的膠合板，需要多少錢？
她說需要四十美分。
這個男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十美元的紙幣，遞給她。艾麗絲準備找零錢時發現這是一張已經被宣佈無效的金幣證書，她猶豫了一下，開始呼喊工廠主。
這個男人立即從她手裡奪回了那張十美元的金幣證書，然後他的同伴給了她四十美分的零錢，說道：“這樣就不用費心找零了。”
愛麗絲·墨菲隨後寫了一張收據，告訴他們只需等待一兩分鐘就能拿到切割好的木材。但那個有德國口音的男人說，他們有急事，等不及了，稍後再回來取木材，急切到連收據都沒有拿。
愛麗絲·墨菲覺得他們十分可疑，先是粗魯地收回那張可疑的紙幣，現在又倉促離開。她看到他們在公司的停車場上車離開，於是把車牌號寫在了她手裡的收據上。
接著，她熱情招待了尋找花旗松的阿瑟·克勒。
疑犯現身
1932年5月接下來的兩年裡，一些贖金紙幣出現在紐約市各處，以5美元面額為主。警方將這些銀行和店鋪標記在地圖上，他們發現大部分紙幣都是在列剋星敦大道地鐵沿線周圍被花費，該地鐵線連線著布朗克斯區、曼哈頓東區以及德國-奧地利人移民的約克維爾社群。
根據阿瑟·克勒的調查結果，警方開始相信，綁匪最有可能居住的區域就是布朗克斯區。
有限的幾個店員大約記得花費贖金紙幣的人的長相，但這幾人的描述卻驚人的一致：他是一個有著銳利的藍眼睛、突出的顴骨、平坦的臉頰和尖下巴的男人；他說話帶有德國口音；他戴著一頂鬆軟的氈帽，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額頭。
紐約市首席毒物專家亞歷克斯·奧瑟爾·蓋特勒 (Alex Other Gettler) 在許多贖金紙幣上都發現了甘油酯和金剛砂的痕跡，這表明這些紙幣可能存放在一個木匠的工作室裡。
大部分紙幣都散發著一股黴味，彷彿被埋藏了很長時間一樣，一張紙幣上還發現了紅色和藍色鉛筆做的標記。
1934年9月15日,一輛深藍色道奇轎車駛進位於紐約127街和列剋星敦大道拐角處的一個加油站。司機讓加油工人給他裝上20升汽油，隨後向經理支付了10美元。
經理記得他熟悉的一位片區警官要求他在10美元和20美元的紙幣上寫下用它們來支付油費的顧客車牌號，並且檢視一份綁架案的贖金序列號清單。
這份清單已經找不到了，但是他在這張10美元的紙幣上寫下了這輛道奇車的車牌號：4U-13-41。
（此時，紐約警方估計綁匪的5美元面額的紙幣已經花費得不多了，開始使用10美元和20美元面額紙幣。因為他們判斷綁匪有一輛車，所以決定從加油站入手，要求加油站的經理提高警惕，在紙幣上記錄車牌號。）
當晚，這個加油站經理將當天的營業額全部存入銀行。
三天後的9月18日，紐約玉米交易銀行的首席出納員很快就發現了一張帶有贖金序列號的十美元紙幣，上面寫有一串疑似紐約州車牌號的數字。
警方迅速找到寫下車牌的加油站經理，他講述了事情的經過，還告訴警方那是一輛深藍色的道奇轎車，司機有外國口音。根據車輛登記資訊，警方第一次找到了小查理綁架案的嫌疑人——住在布朗克斯東 222 街 1279 號的理查德·豪普特曼。
理查德·豪普特曼在1920年出生於德國，時年接近三十五歲，是一名木匠，自 1931 年起就擁有一輛 1930 款道奇轎車。該顏色最初是深綠色，在綁架後的一年被重新漆成目前的深藍色。
之後，來自德國的資料顯示，豪普特曼在德國有過犯罪記錄。
1918年3月初，豪普特曼和一個同夥在家鄉薩克森州的伯恩布魯赫鎮用一架木梯爬上當地市長席拉赫先生家二樓，強行開啟窗戶，從市長家中偷得三百馬克和一塊銀表。之後，豪普特曼又實施了三次搶劫，三月底，兩人被抓，豪普特曼被判處5年監禁。
1924年，豪普特曼移民美國。
1934年9月19日，理查德·豪普特曼在布朗克斯區的家中被捕。他的頭髮是深金色的，顴骨比較突出，臉頰平坦，下巴比較尖，有一雙深邃的藍色眼睛和一張小嘴。
從外表上看，他符合那些接觸到贖金紙幣的店員的描述。
各類證據
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一個錢包，發現裡面有二十九美元：一張五美元紙幣、四張一美元紙幣和一張二十美元的金幣證書。
接著，在豪普特曼家車庫的地板下，警方挖出一個鐵罐，裡面有超過14,000美元的10元、20元紙幣。車庫的一個木架上發現用紙包裹著的兩大包金幣證書。
現場核對證明這些紙幣和金幣證書都來自林德伯格支付給綁匪的贖金，加上之後搜查，在豪普特曼家總計找到贖金 19,700 美元。
接著，調查人員收集了豪普特曼在各個政府部門填寫的檔案。他們發現豪普特曼總是將 字母g 和 h 混淆在一起，並且習慣性地在數字後面加上美元符。
筆跡專家也認為，豪普特曼的筆跡和勒索信上以及康登收到的紙條上的筆跡一致。
豪普特曼被帶到警局接受審問，但他完全否認曾經參與過林德伯格綁架案，稱警方在他家中找到的這筆錢和其他貴重物品是他的一個叫做伊西多·費什（Isidor Fisch）的朋友留下的。
他說費什和他一樣是德國人，從事毛皮貿易，兩人都賺了約一萬塊錢。之後，費什向他借了這一萬塊錢投入股市。
費什的健康狀況不太好，就在去年聖誕節之前，他決定去德國萊比錫看望父母。離開之前，他託豪普特曼幫他保管一些個人物品，等他回來再交還他。
豪普特曼一直保管著費什的物品，他將其中一個紙箱和一個鞋盒放在廚房掃帚櫥櫃的頂層架子上，從沒開啟過。然而，大約在兩週前，因為屋頂漏水打溼了鞋盒，他才發現這筆藏在鞋盒裡的錢。
之後，他把這筆錢放進了車庫，幾天後，他開始從中拿錢花。因為費什還欠他錢，所以他覺得他只是拿走了他應得的。他並不知道這筆錢時來自林德伯格的贖金，否則他就不會動用。
另外，他還告訴警方，費什在六個月之前因肺結核死於德國的萊比錫。
然而，豪普特曼的妻子安娜後來在法庭上承認，雖然她每天都會把圍裙掛在比廚房頂層架子更高的掛鉤上，但她想不起曾經在那裡看到過任何鞋盒。並且，她說，豪普特曼一直對她說，他發現了一個十分巧妙、包賺不輸的投資方法，不用工作也能賺很多錢。
後來，從德國萊比錫前來的費什的房東也證明，費什的確死於肺結核，但他去世時一貧如洗，不僅無錢醫治，並幾乎支付不起每週3.50美元的房租。
康登博士被請來指認嫌疑人。他需要在20個年輕男人中，指出最有可能是墓地約翰的那位。康登讓這20個人一一朗讀了他交給他們的字條，字條上的話曾經出自墓地約翰之口。最終，康登博士毫不猶豫地指認了豪普特曼。
另外，豪普特曼家也訂閱了布朗克斯區的《家庭新聞》，這份雜誌被之前的墓地約翰指定為他和康登博士用於交流的報紙。
警方繼續搜查豪普特曼的家，又發現大量的額外證據將他與犯罪聯絡在一起。
約翰·康登博士的電話號碼和地址被寫在豪普特曼家的壁櫥門上。
豪普特曼對此的回應是：“我肯定是在報紙上讀到了這個故事。我對此有點興趣，就把一點資訊記錄留下來了，也許我當時正好在壁櫥旁邊，正在看報紙，然後就把地址寫下來了……關於電話號碼，我無法給你任何解釋。”
豪普特曼家中的一個筆記本上有一幅與1932年3月在林德伯格家中發現的梯子相似的構造草圖。豪普特曼解釋，這張圖片和其中的其他素描都是一個孩子的作品，但這個孩子從沒被找到。
最後，還有一個關鍵性證據被發現。
根據一直在苦苦研究木梯的阿瑟·克勒的成果，警方在豪普特曼閣樓中的橫樑上發現四個方形釘孔。阿瑟·克勒親自前來對比，證實木梯上的那塊帶有四個方形釘孔的木料之前曾被釘在這個橫樑之上。
另外，無論是木材型別、樹木生長的方向、加工圖案、木材的內外表面、兩側的紋理，甚至是隻有在放大鏡下才能看到的“脊線”，梯子上的一部分木材的這些特徵與豪普特曼閣樓地板上的一塊木板完全一致。
審判
豪普特曼於1934年9月24日在紐約州被起訴，被指控向查爾斯·林德伯格勒索5萬美元的贖金。
雖然沒有證據證明小查爾斯是在綁架過程中意外致死，還是被豪普特曼蓄意謀殺，但兩週後的10月8日，豪普特曼在新澤西州以謀殺罪名被起訴。
這場審判在新澤西州弗萊明頓的亨特登縣法院舉行，很快被媒體冠以“世紀審判”的稱號。記者蜂擁至小鎮，每個酒店房間都被預訂滿了。
控方在法庭展示了除了在上一章節所說的的眾多證據之外，還找來很多人證。
他們中間有記的豪普特曼花掉贖金紙幣的一些店員；兩名目擊證人看到豪普特曼在綁架發生當天出現在霍普韋爾林德伯格的莊園附近；豪普特曼的一名工友證明，豪普特曼在贖金支付的那天不在工作，並在兩天後辭職。
他的一些鄰居說，豪普特曼自1932年的春天之後就很少工作，但花銷卻很大。他花費396美元買了一臺收音機，56美元買了一把獵槍，109美元買了一艘獨木舟，126美元買了雙筒望遠鏡，並送妻子回德國探親。
我們之前提過的、紐約布朗克斯區的奧斯汀和愛爾蘭十字木材公司的會計愛麗絲·墨菲也站到了法庭上。她講述了那件往事，並指認豪普特曼就是當天訂購木板、給她金幣證書的人。她還向陪審團展示了她當天記在收據上的車牌號——4U-13-41，這也正是豪普特曼的車牌號。
辯方沒有提出任何關鍵性的反駁證據。
豪普特曼只是否認自己參與綁架案，他告訴陪審團自己受到警方的嚴刑逼供，被迫修改自己的筆跡，來匹配勒索信。
由於豪普特曼不承認罪行，所以始終無人知曉他到底有沒有其他的同夥？他是如何得知當天小查理沒有返回明日山莊園，而是留在了霍普維爾鎮的新宅？以及小查理房間的準確位置？
辯方律師在總結陳詞中，辯稱對豪普特曼的證據完全是間接的，因為沒有可靠的證人證明豪普特曼當時身處犯罪現場，他的指紋也沒有出現在梯子上、勒索信上，也沒有出現在嬰兒房的任何地方。
審判進行了32天。1935年2月18日晚上10點45分，由八位男士和四位女士組成的陪審團，經過11個小時的討論，認定豪普特曼一級謀殺罪名成立。法官判處他死刑。
儘管被判有罪，豪普特曼繼續聲稱自己是無辜的，但他後續的所有上訴均失敗，他於1936年4月3日在新澤西州立監獄的電椅“老史摩奇（Old Smokey）”上被處決。
此案結束後，一些記者和獨立調查人員提出了許多關於調查方式和審判公平性的問題，並對質疑警方的調查結果，認為他們操控了人證，並偽造了所有的證據。
但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資料，筆者認為這種看法充滿了濃濃的陰謀論的味道。在美國的司法體系下，相關人員在技術上幾乎不可能操控從林業部專家到持續數年監控贖金序列號的金融銀行從業人員、普通店員、民眾等一系列不同階層、跨越不同時期的各位證人。
或許這些質疑的背後是對於像林德伯格這樣的明星公眾人物佔用巨大公眾資源的一種不滿情緒。
後續
1932年8月16日，安妮生下他和林德伯格的第二個孩子——喬恩（Jon Lindbergh），依然由保姆貝蒂·高照顧。在喬恩4個月大時，林德伯格收到一封勒索信件，信中說如果他不支付5萬美元的贖金，那麼喬恩也會像他的哥哥小查理那樣被綁架。
這封信被交給警方，之後被證實與小查理的綁架案沒有任何關係。
之後，安妮和林德伯格又生育了四個子女，這五個孩子全都平安長大。
1935年12月，林德伯格一家搬到英國，以躲避美國媒體對林德伯格一家以及綁架案的持續的狂熱報道。
珍珠港事件後，因林德伯格之前和德國納粹政府有過多次往來，未被獲准加入美國空軍。但他以平民顧問身份一直協助二戰中的美國，指導美國陸軍航空隊的飛行員如何進行長距離飛行以及延長飛機的航程。他還以平民的身份承擔了50次的戰鬥任務，其中一次擊落一架日本戰機。
二戰結束後，林德伯格一家居住在康涅狄格州，並擔任美國空軍參謀長和泛美航空的顧問。安妮則遠離政治，撰寫了大量的詩歌和非虛構作品，成為著名作家。
晚年，林德伯格移居到夏威夷毛伊島，在1974年死於淋巴癌。安妮則在2001年佛蒙特州女兒的家中安詳去世。
20世紀80年代，豪普特曼的妻子安娜兩次起訴新澤西州對她丈夫的不公正判決。這些訴訟被駁回。她一直努力為丈夫洗清罪名，直到她於1994年去世，享年95歲。
1932年夏天，就在小查理的屍體發現後不久，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綁架法案》，俗稱為《林德伯格法案》，該法案允許聯邦當局介入並追捕那些已經跨越州界與受害者一同離開的綁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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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Joan，編輯：襪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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