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得到App《得到頭條》
在美國，名校更願意錄取校友的子女？
最近，特朗普政府和美國大學的衝突鬧得沸沸揚揚。特朗普1月份上任後，向美國的二十多所頂尖高校下令，要求它們廢除高校向少數族裔傾斜的多元化舉措，改革國際學生的招生流程，不允許錄取敵視美國價值觀和制度的學生。否則，就有可能被砍掉聯邦經費。
截止到4月20日，美國政府已經凍結了哈佛大學22億美元的撥款、哥倫比亞大學4億美元的撥款，還凍結了普林斯頓大學、康奈爾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幾十份研究合同。
同時，美國政府終止了4700多名留學生的合法居留身份，超過100名受到影響的國際學生，向美國聯邦法院提起了集體訴訟，要求恢復合法身份，阻止美國政府繼續實施這項政策。
國際學生申請美國高校本就不易。美國一些頂尖大學，向來在招生中有“傳承錄取優先權”這個傳統，也就是，更願意錄取校友的子女。
哈佛的一個研究團隊2023年的分析認為，在一些私立院校，成績相同的情況下，假如申請者是校友子女，那麼他的錄取機率會高四倍。還有一項研究認為，哈佛大學的校友子女錄取機率，比普通學生高出40個百分點。
但同時，《紐約時報》的一項報告認為，這些被錄取的校友子女，雖然在入學的時候可能佔據了不公平優勢，但是，他們大學畢業後並沒有取得更高的成就，在收入、深造或者進入頂尖公司方面，甚至還不如普通學生。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家庭甚至家族的因素，能多大程度上幫助孩子的成功？
憑運氣賺來的錢，最後都憑實力虧掉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富不過三代”。其實，西方國家也一直存在這個問題。
2023年，兩名美國資產管理公司CEO寫過一本書，叫做《消失的億萬富翁》。說的就是，億萬富翁的後代，其實並不能很好地傳承家族的財富，真正的“老錢”非常少。
1982年“福布斯400富豪”排行榜上的家庭，在今天能夠進入10億美元俱樂部名單的比例不到10%。
這本書裡說，假如一個在1900年擁有500萬美元的富豪家庭，能夠掌握好消費的比例，並且把家產投入美國股市，那麼到了今天，這個家族應該能產生16個10億富翁。
然而，從今天美國的10億美元富翁中，往上追溯到1900年代，沒有一個人的祖輩是那個年代的富豪。
作者就認為，那些老牌富豪的後代，通常投資技術都不怎麼樣，他們沒有一個統一的決策框架，投資時容易追逐熱點，花錢又往往大手大腳，因此很難把家族財富傳承下來。憑運氣賺來的錢，最後都憑實力虧掉了。
家庭給後代帶來的影響，隱秘而強大
那麼，這難道意味著，一個家族傳承幾代之後，就勢必衰落嗎？未必。財富也許只是一方面， 在其他層面上，尤其是社會地位上來看，家庭給後代帶來的影響，依然隱秘而強大。
英國經濟史學家、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榮譽退休教授格雷戈裡·克拉克專門做了這方面的研究。克拉克寫了一本書，叫做《子孫照常繁榮》（The son also rises）。
根據他的研究，一個高社會地位的家庭，後代有非常大的可能繼續保持家族地位，這個可能性高達75%。要經過十到十五代的傳承，也就是經過三百到五百年，這個家族最原始的優勢才會逐漸煙消雲散。
這不是克拉克的推演，而是統計出來的，他研究了瑞典、英國、美國、中國、日本等8個國家，選取了這些國家有代表性的精英姓氏，以三十年為一代，追蹤了這些精英家族幾百年的資料，觀察其中成員社會地位的變化。
比如在瑞典，克拉克選取的精英姓氏，一類是從17世紀就開始有記錄的貴族姓氏，還有一類是拉丁化的姓氏，只有在17、18世紀就處在社會上層的神職人員、學者或者大商人，才能擁有拉丁化的姓氏。
在2008年的調查中，克拉克發現，擁有貴族姓氏的人，平均稅前收入比普通姓氏高出44%。擁有拉丁化姓氏的人，平均稅前收入比普通姓氏高出27%。
研究還發現，有爵位的貴族姓氏在律師協會名錄中出現的頻率，是普通人群的六倍，沒有爵位的貴族姓氏和拉丁化的姓氏，出現頻率也有普通人的三倍。醫生群體中也有類似情況。
換句話說，幾百年前的精英家族後代，在今天的瑞典依然擁有更高的平均收入，並且更多地從事律師、醫生這樣的高收入工作。
再比如在英國，為了方便追蹤，克拉克研究了19 世紀中期，英國和威爾士最富裕的15%人群擁有的181個罕見姓氏，而且這些姓氏也不是英國曆史上的貴族精英姓氏，發現在1999年到2012年之間，擁有這些姓氏的人平均比普通人富裕三倍以上。
假如一個英國人，擁有一個罕見姓氏，並且在1800年左右，有同樣姓氏的人讀過牛津大學或者劍橋大學，那麼這個人被牛津或劍橋錄取的機率，是普通人的四倍。
再比如在美國，雖然美國試圖給外界傳遞機會之地的印象，但克拉克的研究發現，美國階層的變動速度跟英國差不多慢。他考察了美國常春藤大學、律師協會、醫學協會的姓氏，雖然貧富差距在縮小，但是，像醫生、律師、大學教授這樣的體面職業，長期以來還是由某些家族把持。
當然，從長期來看，高地位家庭的財富會下降，低地位家庭的財富會上升，這個趨勢不可避免，社會學中叫做“迴歸均值”。
克拉克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從上層地位落入中層，或者從底層升上中層，都需要大約10代到15代人，花費三百到四百五十年的時間。這個過程比大多數社會學家估計的都要長得多。
換句話說，克拉克認為，在三百年的尺度之內，一個人的財富、成就、社會地位，確實與他所在的家族有關。只不過，真正影響後世子孫的，不是單純的金錢，而是綜合實力。
解題的關鍵在於教育
當然，克拉克的這個研究並不完全準確，比如他的研究是基於不完整的資料記錄得出的，再比如他研究的姓氏和家族，也只佔所有精英家族中的一小部分，並不具有整體的代表性。
但是，他的研究依然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發。這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當我們在說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時候，指的究竟是什麼？
克拉克說，常規意義上認為的社會地位，可能指一個人肉眼可見的條件，比如住房、車輛、收入、職位、教育水平等等。但這些只能算是一個人的“表現型社會地位”，而在更深層，一個人還有一種“基因型社會地位”，能夠代表這一點的，主要是家族內部的教育資源和文化遺產。
比如，克拉克在研究中國社會時發現，清末民初，很多名門大族有專門的族學，讓同姓子弟接受基礎教育，還有專門的族田，給同姓子弟做教育支出。
如果一個人從“表現型社會地位”上看，出身於一個並不富貴的家庭，但他擁有一個家族龐大的顯赫姓氏，那這個人就有機會逆流而上，透過“基因型社會地位”，改變自己的“表現型社會地位”。
更進一步，基因型社會地位體現出的，是教育的重要性。這一點，克拉克在關於中國的研究中專門提到過。中國的大家族，大多有重視“文教”的傳統。
比如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他的父親許鳳藻做過海軍將領以及海關監督，往上追溯，經過五六代，他的祖上曾經做過湖南巡撫。
再比如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鏞；現代派詩人穆旦，原名查良錚，他們都出自書香世家海寧查氏，往上追溯，海寧查氏在明清兩代出了許多進士，還出過康熙的文學侍從。
這種家族性對後代的影響，並不體現在財富水平上，而更多地體現在教育傳承上。
那麼，反過來，假如出生於普通家庭，就只能躺平了嗎？絕對不是，解題的關鍵還是在於教育。在克拉克的研究中，咱們至少還能收穫這麼兩個啟發。
首先，階層流動的力量，不僅自上而下地存在，也自下而上地存在。
在瑞典的資料中，18世紀中期，三所皇家學院中有一半人屬於精英姓氏，而到了2010年代，這個比例只剩下4%。在英國的資料中，1830年代，英國精英姓氏進入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機率是普通姓氏的50倍，但到了2010年，這個比值降到了6倍。也就是說，這兩個世紀裡，選擇了教育這條途徑的人群中，有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進入到英國最頂尖學府。
其次，每一代人向上的努力和積累都很重要，只有積累到一定的量變，才會產生質變。
就拿錢鍾書所在的無錫錢氏家族來說，他們的家訓是“讀書傳家”，到錢鍾書的父親這一代，出現了古文教授和商會會長。到錢鍾書這一代，出現了文學大家，也有很多理工人才。其中，有書香世家的長期影響，也有這一兩代人的關鍵努力。
最近有一部大熱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也講了三代人努力向上託舉的故事。女主角一家出身貧苦，女兒作為第三代人終於能夠出國留學的時候，說了這麼一句話：“外婆在海里遊，媽媽在地上跑，我才能在天上飛。”
作為普通人，具備終身學習的意識和能力，是發展的最優選擇。同樣，作為父母，從自己這一代開始做起，為子孫後代創造“文化遺產”和家庭文化環境，也許也是最有用的教育方式。
富不過三代，也許有道理，但今天我們同樣可以說，文能過百年，教育是對抗迴歸均值最有效的方法，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不迴歸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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