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心理系有很長的優秀歷史。
蔡元培先生任校長的1917年，就倡導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科學心理學實驗室。蔣夢麟校長任北大心理學教授。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也是心理學教授。
研究方面，汪敬熙是研究皮膚電反射的世界先驅。優秀畢業生有後來轉而研究神經生理學的張香桐。
但是，因為中國對心理學長期不重視等歷史原因，全國的心理學都薄弱，而北大的心理學也薄弱。
2007年我到北大在生命科學學院。北大心理只有系，但直屬理學部，不是生命科學學院的一部分。
在生命科學學院，我沒有推神經生物學學科，避免領導先推自己的學科。在生命科學學院支援多學科發展。
在生科院工作的同時，支援了北大心理學的發展。
廣義當然可以把心理學歸於生命科學，但這不是主要原因。而是認為有機會、有條件的時候，應該與大家一道攜手並進。
當時，北大心理系面臨幾方面問題：儀器缺乏、經費缺乏、空間缺乏、人才缺乏。
這四大問題，當然是相互促進，搞不好就惡性迴圈。
解決這些問題，當然首先是心理系的老師作了很多工作、很大的貢獻，校領導和職能部門提供了很多支援。
下面是我做的、或我瞭解的側面，不是全面。
1）如何解決儀器缺乏
傳統上，心理學研究需要的儀器不多，例如腦電圖（EEG）之類需要的裝置不是很貴。但當時北大心理系也不是很富裕。
現代心理學，就需要在2007年的中國認為非常昂貴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和正電子掃描（PET）。當時，中國很少研究機構有這類儀器。而美國在1980年代就開始用PET進行研究，1990年代用fMRI的機構越來越多。
在中國，2000年之前醫院也很罕見fMRI，但2000年之後醫院都可以用貴重儀器創收。儀器對於醫院來說突然不是問題，而是收入的來源。不過，那時在研究機構，fMRI仍然罕見。中國科學院因為經費較多，有了，北京師範大學的心理認知是很主要的一個學科，也先有了。北大當時剛剛得到學校支援，準備購買。北大讓我參加評審，我從而瞭解到心理系儀器的狀況。
我和北大努力，加入了發改委的蛋白質平臺。這一平臺目標是蛋白質，軍醫科院是蛋白質組、清華是冷凍電鏡、北大是核磁共振。北大的核磁共振基礎是北大的化學學院兩位老師已經主持一個核磁共振平臺，分析化學分子。獲得發改委的支援是擴增這一平臺，並圍繞它有更多對相關方面的研究。那麼可以是分子研究、也可以是分子的功能研究。以此擴充套件，蛋白質最高階的功能就是腦功能。腦的核磁共振成像也就包含在內。這一平臺就給心理系和北大精神病院提供了核磁共振儀和腦磁儀（EMG）。一舉讓北大心理系有了先進的儀器。
而一般的小型儀器也很快全部解決。
在當年這些起步後。北大心理做的很好，後來還獲得更多的大型儀器。
北大心理系再招聘人才，就不再被質疑缺乏現代的研究條件。
2）如何解決經費缺乏
心理學的老師，當時在全國都普遍缺乏研究經費，除了極少數例外。
北大心理系的老師也一樣。
我一輩子只在科技部獲得一次研究經費，是973專案，總經費是五年兩三千萬。裡面有很多課題組。
我專門包含了北大心理系的老師，包括兩任系主任。在申請經費的過程中心理系老師沒有提出問題。等到獲得批准後，兩位系主任提出給他們的經費太多。在申請過程中，他們可能不相信我寫的是真的，以為實際不會給他們那麼多經費。這時才提出，我建議他們：你們不僅自己用，你們招聘的年輕人，可能開始都應該從這裡得到支援，只要他們研究與此相關。
我的973專案可能最重要的作用是有助於心理系“解近渴”。
3）如何解決空間缺乏
2007年，北大心理系好像全部空間是兩千平方米左右。如果只做辦公室可以，而要做現代心理認知的研究顯然不夠。
心理系當時在北大理科是弱小的系。數學系科學特別強，物理、化學“財大氣粗”，其他學科還可以強調應用、國家需求，心理當時不是很容易。
我得到北大校領導（特別是周其鳳和林建華）支援，得到校友鄧楠參與推動，爭取到美國麥戈文和IDG的熊曉鴿支援，得以建立北京大學-IDG/麥戈文腦研究所。我把北大這一腦研究所放在（掛靠）心理系。
心理系提出增加空間，有心理系的原因，也以973經費、大型儀器和腦研究所作為輔助因素。得到北大在王克楨樓的七千平方米。那棟樓也有生科院和分子醫學所的一些空間。北大要我從哪個經費裡面給了幾千萬。
好像心理系得到七千平方米之後並未退出原來的兩千，如果這樣就有九千平方米，與兩千有較大差別。
北大還給了而是多個招聘指標（總共25個教研系列也就是教授編制、一個行政編制和二十個技術系列編制）。
這些編制，我好像是百分之百給心理系用於招聘人才了。
我對心理系內部關係完全不聞不問，“只幫忙不添亂”，可能還無意中有助於化解了部分矛盾。
在招聘方面，如果經過腦研究所，我參與，但並非個人決策。
2011年北大清華生命科學聯合中心CLS成立後，心理系第一年就有年輕老師入選。以後也一直有人入選，絕大多數都是新聘的年輕人，在個人待遇和研究經費都有較大幫助。
腦研究所小幫忙，CLS大幫忙之後，應該說北大心理人才招聘的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
在北大理工科人才評估專家小組，我是心理認知之外離他們最近的學科專家。對於他們進行的理科研究，一般來說我可以脫離論文的所謂SCI提供意見。對於偏文科和統計的，我可能比較苛刻，例如我可以把候選人提交的代表性論文讀給專家小組聽，讓他們判斷是否合格。心理認知的老師對我這方面的判斷應該有各種不同意見。後來他們偏文科的就不走理工科委員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