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怎麼成為下一個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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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叫不到，隨叫隨到，服務周到’，或許是一個高效的服務型政府的解題思路。”

口述 / 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風向徹底地轉變了，2025這個春天，對民營企業來說大概會溫暖一點。

如果在三個月前，很多企業還在為諸如“遠洋捕撈”的趨利性執法而提心吊膽、聞之色變，那麼現在他們可以長舒一口氣了。

幾天前的頂格民營企業座談會，任正非、馬雲等標誌性人物到場，意味著對話重新開始，民營企業家們被看到、被重視、被需要。會議定調明確，“紮實落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民營企業大顯身手正當其時”——2025年的營商環境，顯然會樂觀很多，而“支援民企”，會成為今年從上到下各地政府的一個發力點。

民營企業座談會

力往哪裡發？

“新春第一會”以來，助企惠企、最佳化營商環境等成為地方檔案裡的高頻詞。從發改委、工信部到金管局等都有表態，要破除民營企業公平競爭的各種障礙，解決拖欠民營企業賬款、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強化執法監督等等。

但是具體怎麼個助法？力往哪裡發？對一些地方政府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最近，在一些省份出現了一種新做法，就是由政府向民營企業派駐幹部。一種方式是，由省委組織部向重點民營企業派遣駐企第一書記；另一種操作是，省裡的科技廳或人才辦，到高校去選聘科技人才，再把他們派到民營企業去當科技副總裁、副總工程師。

這類做法的本意當然是好的，但隨之而來的是幾個問題：第一，企業到底需不需要或歡不歡迎這個第一書記或者副總裁？第二，派駐幹部的工資由誰來發？對誰彙報？第三，他們的工作績效由誰評估？他們能否被辭退或提拔？

對這些問題的探究，其實就回到了40多年前改革開放之初的那個課題——政企如何分開和歸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只不過當年的“政企分開”的兩個主體是政府和國有企業，而今天則變成了政府和民營企業。

把問題換一種說法來表述就是，今天，政府服務或支援民營企業，它的邊界到底在哪裡？

杭州的“12字訣”

問題難答，但有優等生似乎已經把解題思路擺在那裡了。

最近杭州出了個“六小龍”，一時間風光無二。於是吳老師在一期音訊中講到，他最近在城市間行走，經常被地方官員問到一類問題，就是“我們怎麼成為下一個杭州？”或者“我們的營商環境和杭州相比，有什麼不足？”

吳老師回答了12個字——“不叫不到，隨叫隨到，服務周到”。

好比我們住酒店，在一家真正高檔的酒店，很多時候是看不見服務員的，但如果你需要，他隨時都會出現在你面前為你提供服務。而如果現在你進到一家酒店，屁股後面就跟著一個滿臉堆笑的服務員，還不停地問你需要什麼服務、有什麼意見，你恐怕會不堪其擾。

所以“不叫不到，隨叫隨到，服務周到”是一個好酒店的基本運作模型，或許也是一個高效的服務型政府的解題思路。

但這12字訣不是那麼容易照搬的。

據說在十多年前，國內討論過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為什麼出不了馬斯克”？有官員在當年做出規劃說，在未來10年內，要在當地培養出100個馬斯克。類似地，在今天，肯定也有很多地方官員在思考怎麼在當地創造出“六小龍”甚至“七小龍”“八小龍”。

靠派駐企書記和科技副總裁嗎？恐怕挺難的。

“折騰”是企業的事

這次的“杭州六小龍”之所以引發大家那麼大的關注，是因為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在它們所在的大模型、具身機器人、腦機介面等行業，都有一些大廠已經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人力，結果獲得突破的居然都是這些邊緣的小公司，並且它們與美國矽谷、波士頓那些最先進的科技公司形成了直接的競爭。

這些創業者很大一部分沒有進入所謂的百人計劃、千人計劃，他們的創業專案也沒有得到國家重大科技專案的支援，所以他們並不是“天選之人”，更不可能被“規劃”或“安排”出來。

正如吳老師多次提到的一本書《為什麼偉大不能被計劃》中所描繪的景象，創新根本沒有道路，而只有一個大致方向，創業者和企業家們就如同在汪洋大海上面對著一塊塊的踏腳石。他們從這一塊跳上另一塊，有些踏腳石是真實的，而99.9%的踏腳石是不真實的，剛踩上去，它就不見了，創業便失敗了。

所以如果一個人信誓旦旦地說，他可以告訴你，那些踏腳石中哪幾塊是真實的，怎樣跳可以抵達終點，那麼他要麼是上帝，要麼是騙子。商業之美本身就在於其不可預知性，怎樣到達那個終點，永遠只能是企業，和那些勇敢冒險的企業家和創業者的事。

所以吳老師經常提到兩句話。第一句，不要折騰企業家了，把他們折騰壞了，那就真沒人折騰經濟了。第二句，要像相信農民會種地一樣，相信企業家會辦企業。

允許“失控”的存在

那麼政府到底能做些什麼？

用有些抽象的話來說，是去創造一種鼓勵、尊重、信任企業家的氛圍。而要形成這種氛圍，它的準繩只有一條，就是看是否有法制化的營商環境——而法治的本質就是邊界感和底線感。那些向民營企業派駐第一書記或者科技副總裁的地方政府，不可謂不重視民營企業，但關鍵在於，這樣的行為本身就與法制化環境的底線和邊界產生了衝突。

要民企活躍，要創新繁榮，就必須要允許失控，要允許無數有意義或無意義的踏腳石，以及那些在踏腳石上蹦來蹦去的創業者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