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基礎的層面上，對男性暴力的沉默來源於對“男性暴力”的個人主義解釋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好事是好人做的，壞事是壞人做的，所有壞事都是某個人的錯。從這一視角去看，當你問“大多數暴力都是由男人實施的，這意味著什麼”的時候，這個問題就似乎不僅將暴力與實施暴力的男性個體聯絡在一起，而且將暴力與男性本身聯絡在了一起。絕大多數暴力實施者有著共同的男性身份，這不僅是他們彼此之間的共同點，而且是他們與每一個男人的共同點。

此時的問題似乎就不再是暴力或暴力的男人，而是單純作為一個男人的事實本身就有問題，需要接受審視。“所有的男人都暴力嗎？”隨之而來的是不可置信的回答：“這就是你想說的嗎？”

對話通常以男性憤怒的自我辯護結束，這是完全不要提起這件事的最直接的理由。我們不敢惹惱支配群體的成員。我們生活在一個圍著男人如履薄冰的國家。我們擔心男人的憤怒、男人的嘲諷，害怕男人可能會拒絕提供資源（工作、晉升機會、為受虐婦女提供庇護所和為性侵犯專案提供資金），害怕男人可能會報復，採取暴力或其他手段，害怕男人採取防禦姿態，害怕他們可能會感到不安，感到受攻擊，被公開指責，被當成替罪羊，為此感到脆弱，哪怕只是難過。換句話說，我們想盡辦法避免所有可能會讓男人因為身為男人而感到不適的行為。如果認定身為男人是一個問題，就可能妨礙他們享有男性特權。

在我研究男性暴力的這些年裡，我一次又一次看到這樣的現象。無論是在州長委員會面前做證，還是在全州反家庭暴力聯盟的董事會任職，或者與公共衛生專員協商的時候，當我指出，由於男性是大多數暴力的實施者，對問題的命名必須包含男性——如男性針對女性的暴力——反應都是一樣的：我們不能這樣做。男人會感到不安。他們會認為你說的是他們。

使問題變複雜的是，當男人抗議說大多數男人並不暴力的時候，他們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那麼，這些關於“男性”暴力的討論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不單說“某些男人的”暴力？這又讓我們回到了個人主義模式以及如何理解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把“男性”當作男性個體的總和，那麼這個反對是有意義的。但我們知道，沒有什麼是像個體的集合那麼簡單的。我們總是參與比我們自身更大的事情，這件事是“它”，而不是“他們”；而且“男性”也命名了一個類別，這個類別定位了男性相對其他類別的人和社會背景的關係，社會背景又深刻地塑造著人的經驗和行為。現在，這個問題有了更大的範圍：絕大多數的暴力實施者佔據著同樣的社會地位，這件事有意義嗎？是否有一些伴隨著這一相對於他人而存在的社會地位的最小阻力路徑可以解釋這種模式？這是關於“男性暴力”的問題真正要問的，但我們從未想到那麼遠，因為個人主義的解釋模式和防禦姿態疊加後，把問題窄化成了男性個體是好人還是壞人。

避免讓男人感到不悅只是維持沉默的原因的表層。鑑於父權制世界觀對我們思考方式的影響，男性暴力不受質疑，也很可能是因為很多時候它甚至不會被考慮，至少考慮的時間還不夠長，還沒有形成人們認真關注的基礎。我想，當專家盯著照片看的時候，一定有那麼一瞬間，他們的確看到了——更不用說在家裡看照片的人了——明白無誤的模式浮現出來。但我猜想，這時會有一些事情讓這個念頭消失，因為真正承認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會帶來更深層次的問題，將比男人的憤怒更令人不安。這些問題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為它們不針對任何特定的男人。它們是關於男性整體的，這觸及了我們的某些東西：我們需要以積極的方式看待男人，這是我們世界觀的一部分，這種世界觀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意義和穩定。

人擁有一種持續的意識，它關注什麼是真實的以及什麼是重要的，而世界觀包含構成這一意識的一切東西。它是我們所知道的、我們以為我們知道的或只是我們假定的（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事物的總和，是相互關聯的信念、價值觀、態度、影像和記憶的巨大集合。大多數時候，我們的世界觀是深層的無意識背景，它使我們能夠時時刻刻地駕馭現實。它決定了我們如何看待一切——從宇宙和我們死後會發生的事，到人們做某些事情的理由。我們從它所提供的材料中構建了一個理所當然的現實，這一現實是我們不必質疑，甚至不必思考的。它不僅塑造了我們對現實的感知，而且塑造了我們對它的理解。我們藉由它來解釋發生的事情，判斷什麼是，什麼不是，透過它為我們在任何特定情況下所做的事情尋找依據。

利害關係越大，故事就越重要，生活在父權社會下形成的世界觀無疑也是如此。與大多數特權體制不同，女人和男人生活在一種彼此高度依賴的親密關係之中，尤其是在家庭當中。如果不能構建關於“人是誰”的觀念——包括他們的思想與感受，以及他們可能會做什麼，這便全無可能。作為其中的一部分，我們被引導著相信，我們生活中的男性——父親、兒子、兄弟、丈夫、朋友、愛人——是好男人，我們跟他們在一起是安全的，除非他們表現得並非如此。因為性別參與定義了非常多我們最重要的關係，因為親密關係需要某種程度的致使我們向他人暴露弱點的信任，所以在“暴力不是性別化的”這件事情上，我們享受著巨大的既得利益。在相信性別既不是暴力發生的決定因素，也不是誰最終成為施害者或受害者的決定性因素上，我們也是如此。

因此，將男性暴力認定為不僅真實存在，而且是每日新聞中報道中持續的、通常十分駭人的流行病的基礎——從個人的毆打、強姦或謀殺，到能夠以其突然與猛烈的殘暴撕裂社群、震驚全國的兒童屠殺事件——絕不是小事。我們一次次地聽到有人說，他們永遠想不到這樣一個男人會使用暴力。他們說，他是個安靜的鄰居，友好，甚至善良，是孩子們的好父親，直到出於他們無從瞭解的原因——他們搖了搖頭——他把孩子按在浴缸裡溺死，勒死了妻子，或者上班時在停車場開了槍。我們幾乎從沒料到這樣的事情會發生，然而所有這些男人都有家庭，有工作，有學校，或經常去教堂。我們不知道怎麼回事，意識到這一點令我們深感不安，使我們質疑自己的世界觀——我們原本全靠它來為自己的生活提供可預測性和秩序。如果這個男人，這個母親的兒子，這個女人的丈夫，這個孩子的父親，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情，那麼我們如何相信另一個男人做不出這樣的事情？我們經常後退一步告訴自己，這個人是瘋子，但即使是這樣，為什麼幾乎所有暴力的瘋子都是男人呢？

除非我們想辦法從心裡徹底打消這樣的疑問，否則我們遲早都要回來面對更大的問題：什麼樣的社會體制會鋪下這樣的最小阻力路徑，使得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遵循這樣的路徑，結果導致男性暴力的流行？但是，從對這一問題的諱莫如深來判斷，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成功地防止這類問題佔據我們的頭腦或公共談話，從而讓父權制世界觀保持原封不動。

沉默之下還有一個更大、更深的層面，這個層面超越了對人們生活中男性個體的關注。在男性認同的世界觀中，男子氣概不僅被定義為男人和男孩的理想，而且被定義為適用於每個人的普遍標準，是成為高階人類的最直接的表現。父權制的男子氣概是變得偉大的先決條件，是任何在文化上被定義為值得尊敬、欽佩和尊重的位置的決定性屬性。例如，無論任何女性，如果她渴望成為總統、消防員、士兵、企業的執行長，或任何型別的英雄，都將被以父權制男子氣概的標準來衡量，而人們不會評判其男性對手的能力是否符合對女性特徵的期待。

男性認同也適用於社會本身，例如美國的概念以及身為美國人的含義。每個社會都有神話，它是生動的影像和故事、民間故事和歌曲、文獻和歷史課、電影和國歌、紀念碑、旗幟、演講和紀念活動的集合，我們依靠它們來告訴我們自己是誰，我們的國家是怎麼回事。

理查德·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對美國神話的起源和演變的詳細描述展現了我們的民族故事，數百年來，這個故事總是圍繞著男人與他們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展開的。這種控制的物件包括地球及其非人類物種、拒絕為美國擴張而交出土地的美國原住民和墨西哥人、被奴役的非洲人和其他有色人種（他們遭到剝削的勞動對於美國的財富與權力必不可少）、南方的分裂和叛亂、白人工人和移民、美西戰爭後拒絕讓菲律賓成為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人，以及一長串被認為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的國家和團體。

男子氣概和暴力能力當然不是美國神話的全部，但沒有這兩者和它們製造的且仍在繼續製造的結果，事情幾乎會全然不同。關於是否要公開承認男性暴力這一現實的決定之所以利害攸關，是因為這樣做是在冒險對抗支配與控制的原則，而它位於父權制世界觀的核心，父權制世界觀反過來又滲透並塑造著個人的生活和整個國家。

為避免如此，我們一心告訴自己，這只是少數邪惡或瘋狂的個體所為，而不去質疑父權制和它的核心原則。我們不願意審視男子氣概的核心地位及其與暴力的聯絡，為此我們保持著沉默，表現得好像我們無能為力，因為這超出了我們的理解範圍，即使這意味著我們將無力保護我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