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本書《貪婪的代謝》，它不僅是一部關於癌症研究的科學著作，更是一部跌宕演進的科學史，帶我們瞭解諾貝爾獎得主癌症代謝之父奧托·瓦爾堡追尋癌症之源的傳奇一生。
1934年 1 月 16 日，一名德國納粹海關官員帶著一疊檔案來到威廉皇帝細胞生理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Cell Physiology，以下簡稱細胞生理研究所）門前。納粹最近頒佈的一項法令要求科研機構購買乙醇前必須獲得特別許可。
細胞生理研究所已經在 6 天前提交了申請，只是他們提交的申請材料並不齊全，明顯缺少所長奧托·瓦爾堡（Otto Warburg）的《雅利安裔宣告》。為了彌補這一疏忽，這位納粹官員帶來了一張表讓他填寫。
細胞生理研究所等威廉皇帝學會（Kaiser Wilhelm Society）下屬的科學研究所大多位於柏林西南角幽靜的高雅別墅區達勒姆。達勒姆有時被稱為德國的牛津，雖然有火車通往市區，但它自成一個小世界，是當時世界頂尖科學家的一大聚集地。在納粹上臺之前，如果有人從達勒姆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他幾乎肯定會碰到一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瓦爾堡也剛於 3 年前獲得諾貝爾獎，許多人認為他是當時最偉大的生物化學家。
納粹海關官員特施（Tesch）站在細胞生理研究所門前時，很可能身穿公務員制服，外套是羊毛大衣，胳膊上戴著一個繪有納粹黨徽的綠色袖標。特施應該早就知道，瓦爾堡在申請乙醇購買許可證時，並非不小心忘記了提交《雅利安裔宣告》，因為“瓦爾堡”可能是當時全德國最著名的猶太氏。雖然瓦爾堡家族最為人熟知的是總部位於漢堡的傳奇銀行 M. M. 瓦爾堡公司（M. M. Warburg & Co.），但其影響力不僅限於金融業，家族成員中有數位著名的學者、藝術家和慈善家。在一個早在希特勒上臺之前就嚴格限制猶太人參與公共生活的國家，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德國猶太貴族。
雖然瓦爾堡的母親不是猶太人，但根據 1933 年納粹的規定，只要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人是猶太人，他就不算雅利安裔。更何況，瓦爾堡的祖父母都是猶太人，而且他有幾位堂兄弟在金融界十分出名，被納粹視為猶太貪婪資本家的典型代表，經常成為納粹宣傳針對的目標。加之瓦爾堡還有一名身份特殊的男僕，他完全有理由同德國大多數人一樣畏懼納粹。
細胞生理研究所的一名員工開了門。這名員工可能是瓦爾堡的研究助理，他告訴特施說瓦爾堡不便見客。特施便把《雅利安裔宣告》給了他，並表明這張表需要在 48 小時內填好並交還。可特施等了3 天，細胞生理研究所還是沒有交還表格，特施只得給細胞生理研究所打電話詢問情況。瓦爾堡的秘書接起電話，然後把聽筒遞給了瓦爾堡。“我以前在軍隊服役，當的可是軍官！”瓦爾堡對著電話怒吼道，“我不可能在這份表格上簽字！”
特施早就知道瓦爾堡不是雅利安裔，但他在撥通電話的時候可能並不知道瓦爾堡還有其他特點。雖然瓦爾堡是不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生物化學家這點還有待商榷，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有史以來最自負的生物化學家。
正如瓦爾堡的一位同事所言，如果要給瓦爾堡的自負程度打分，滿分 10 分的話，他“給瓦爾堡打 20 分”。瓦爾堡就是如此自命不凡，有一次他甚至絕與一群在他看來地位低於他的科學家合影，儘管這群科學家中有許多人是諾貝爾獎得主。對這樣一個自視甚高的人來說，居然要由納粹那些人來告訴他是否可以訂購某些化學品，這簡直匪夷所思。瓦爾堡曾經對他的妹妹說：“希特勒還沒來的時候，我就已經在這兒了。”
瓦爾堡結束通話電話，數日後依然怒氣難消。他叫秘書給派遣特施來細胞生理研究所的海關部門打電話。“瓦爾堡教授不想再見到那名來送表格的海關官員，”秘書鄭重其事地說，“如果有必要，我們會找人將他趕出去。”
電話那頭的納粹官員驚呆了，但瓦爾堡的秘書還沒有說完。當對方詢問瓦爾堡為何對政府官員如此無禮時，這位秘書回答說，特施來細胞生理研究所時“沒刮鬍子”，而且“身上有異味”。他解釋說，特施身上有異味“可能是因為該洗澡了”，而細胞生理研究所“必須保持一塵不染”。
對注重衛生的納粹來說，沒有比這更大的羞辱了。雖然檔案資料中記載這位秘書是女性，但實際上，當時訓斥海關官員的人很可能是一位名叫雅各布·海斯（Jacob Heiss）的男子。海斯後來成了細胞生理研究所的行政管理人員，他一直在瓦爾堡的身邊，養成了替瓦爾堡大聲斥責別人的習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細胞生理研究所工作的一位玻璃吹制工回憶說，海斯尖聲斥責不速之客的樣子跟那位秘書和納粹通話的樣子如出一轍。
海關部門並沒有把這通電話當回事。就在當天，特施再次來到研究所，要求瓦爾堡填寫《雅利安裔宣告》。一名員工將他領到一間開著門的實驗室。特施站在實驗室門口，面對著包括瓦爾堡在內的幾名研究人員。
瓦爾堡長相英俊、體格健壯。他的頭髮很短，整齊地側分後梳，臉上總是颳得乾乾淨淨。在特施二度登門的那天，瓦爾堡身上穿的可能是他喜歡的開衫或定做的英式運動外套，外面套了一件白大褂。
瓦爾堡最煩的就是工作被人打斷。為了避免不速之客上門，他在細胞生理研究所門口掛了一塊銅牌，標明從下午 6 點半開始他才可以接待訪客。瓦爾堡的眼皮下垂，一雙藍色的眼睛在拍照時恍若出神，給人一種陷入沉思的感覺。但是，一位生物化學家回憶稱，如果特施此時將目光投向瓦爾堡，他十有八九會看到瓦爾堡正“氣得兩眼冒火”。
特施從未見過瓦爾堡，站在實驗室門口也沒認出他來。當瓦爾堡走過來時，特施高抬右臂，呈 45 度向前伸直，行了一個標準的納粹禮。但瓦爾堡並沒有回禮，而是一言不發地越過特施進入走廊。特施驚呆了。事後，他在相關報告中寫道，瓦爾堡這是“公然無視代表國家的公務員”。
特施當即要求站在他身後走廊裡的瓦爾堡報上名。據特施稱，瓦爾堡當時半轉過頭來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然後指向走廊那頭的正門。“門在那兒，”瓦爾堡說，“慢走，不送！”
瓦爾堡可能發令了好幾遍，特施才終於離開。緊接著，瓦爾堡向海關部門提出正式投訴，表明細胞生理研究所不會提交特施想要的表格，也不再需要什麼乙醇。
雖然瓦爾堡表現強硬，但他很可能十分緊張。在投訴信寄出後，一名秘書打電話詢問海關部門，如果瓦爾堡不提供《雅利安裔宣告》會有什麼結果，對方回答說此事將交由細胞生理研究所的上級組織威廉皇帝學會處理。據海關報告顯示，瓦爾堡的秘書當時以“嘲笑的口吻”說，細胞生理研究所由私人提供資金，不需要遵循威廉皇帝學會的指示。這位秘書大概也是海斯。
納粹海關官員們受夠了這些“荒唐之言”，他們把相關報告寄給了威廉皇帝學會會長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他也是當時德國科學界的實際負責人。特施在報告中稱瓦爾堡“嚴重侮辱了他”並表現出“對德國敬禮的漠視”，他認為那“代表著瓦爾堡教授對當前國家的態度”。該報告稱，如果瓦爾堡不道歉，相關部門可能會對他採取進一步措施。
普朗克認識到了上述威脅的嚴重性。1934 年 2 月 13 日，他給瓦爾堡發了一封電報：“尊敬的教授，會長請您於本月 16 日週五中午12 點到柏林宮一敘。”沒有任何資料記載兩人此次會面的談話內容。但事後，普朗克告知海關部門，他已經針對行為失當的問題跟瓦爾堡談過了，以後將由威廉皇帝學會的行政部門申請購買乙醇，細胞生理研究所不再直接申請。
瓦爾堡似乎沒有因自己的行為而受到絲毫懲罰，可他並未就此打住，反而於 5 天后給普朗克發了一封電報說，納粹新頒佈的限制條例導致研究工作難以正常推進。瓦爾堡認為有必要採取一些措施，所以提了一個建議：他想讓普朗克聯絡德國財政部，要求財政部調整現有的種族法令。瓦爾堡甚至為修訂法令提出了具體的措辭建議，以便讓所有人都清楚應該對細胞生理研究所的非雅利安裔所長“和雅利安裔所長一視同仁”。
也就是說，1934年，就在希特勒已經開始把一些德國人送進集中營的時候，猶太裔德國人瓦爾堡卻希望根據他的個人需求改寫納粹律法。
以上內容摘自《貪婪的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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