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理查德·貝拉米
譯｜王立秋
一百多年前，義大利共產黨在利沃諾，在聖馬可劇院，一棟離我寫這篇評論的公寓只有五分鐘路的，曾經恢弘的19世紀建築成立了。劇院殘存的門面（它曾被盟軍的炸彈破壞，並且在戰後幾乎完全被毀）並不宏偉：破爛的紅旗裹在杆上，旁邊是一塊揭幕於1949年，“工人階級先鋒隊”為“社會主義義大利的和平與獨立”而為“打破”法西斯主義奴役的“鎖鏈”而鬥爭的第28週年紀念日的匾。對義大利共產黨（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PCI）來說，這消逝的莊嚴看起來是一個合適的隱喻。意共曾是蘇聯陣營外最大的共產黨，後於1991年解散。相形之下，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意共的創始人之一安東尼奧·葛蘭西的聲望則與日俱增。就像1948年，塞西爾·斯普里格（Cecil Sprigge）在他於《泰晤士文學增刊》上發表的葛蘭西《獄中筆記》(Quaderni del carcere)第一卷的評論中寫到的那樣：“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一片黑暗……[但]在葛蘭西著作中浮現的葛蘭西這個人身上，還有能在更廣泛的領域中給人啟發的東西。”
在2020年正式訪問羅馬的時候，愛爾蘭總統邁克爾·希金斯在自己的行程上增加了這麼一條：到非天主教墓地（Cimitero Acattolico，葛蘭西是無神論者）拜訪葛蘭西的墓地。這也說明了葛蘭西不斷擴大的影響力。希金斯是在去見教宗之前去看葛蘭西的，但愛爾蘭和義大利的媒體都不認為這有什麼問題。葛蘭西曾說，義大利自由主義哲學家貝內德託·克羅齊是“平民教宗”。而他本人，也在死亡中獲得了“平民聖人”的地位。邁克爾·沃爾澤說得恰當，葛蘭西是一位“清白的共產主義者”。因為受到貝尼託·墨索里尼的不義監禁，並且早在1937年就在獄中因病去世（當時他才46歲），葛蘭西不但沒和罪惡政權產生聯絡，還成了被法西斯主義殺害的烈士。
希金斯會去拜訪葛蘭西的墓地，是因為他讀過葛蘭西。這位思想家是在去世很久後，在《獄中筆記》進入學者和政客的視野的時候（在義大利，這個程序始於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英文世界這邊，雖然1957年就有過一個選集，但更完整、更準確的譯本直到1971年才出來）才流行起來的。筆記由分佈在33本學校筆記本（quaderni）上的大約2848頁手寫稿構成，創作於1929年到1935年間，也就是葛蘭西在獄中還被允許寫作、還有體力寫作的那幾年。其內容包括4本外國文字的譯文（主要譯自德語，包括歌德、格林兄弟和馬克思的文字）、對他當時能讀到的書和期刊（每週8本以上，這是經濟學家皮耶羅·斯拉法的功勞，斯拉法在米蘭一家書店為他安排了一個賬戶）的評論，和更有組織的關於一系列相互關聯的主題（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貝內德託·克羅齊、馬基雅維利、意共的政治策略、知識分子的角色和對自己觀念的應用——葛蘭西用自己的觀念來理解義大利的歷史，特別是義大利的復興運動）的筆記。
在1948年到1951年間，意共授權出版了一個反映筆記主要主題的六卷本選集。在這個版本的基礎上，葛蘭西被認為是一位設計師，他設計了一種與西方的發達民主相適應的共產主義政治。據說，意共的成功（其吸引力在1976年的普選中達到巔峰，當時意共贏得了34.4%的選票）就是這一成就的體現。這個成功促進了一種對葛蘭西的歐洲共產主義的詮釋，後來，圍繞英國期刊《今日馬克思主義》（Marxism Today）形成的葛蘭西派將用這種詮釋來為新共黨辯護（哪怕這一立場的主要擁護者埃裡克·霍布斯鮑姆最終把託尼·布萊爾斥為“穿褲子的撒切爾”）。
1975年，瓦倫蒂諾·傑拉塔納（Valentino Gerratana）編輯的義大利語學術版《獄中筆記》出版，這個版本按葛蘭西原本的意圖（包括他對多個段落的重寫和重新排序）複製了筆記。一種與意共的意識形態立場分離的對葛蘭西的看法也隨之出現。於是，20世紀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以關於“庶民群體”即一切社會秩序中的從屬階級的著作為中心，葛蘭西也因此而得以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從某些方面來看非西方的一面。雖然葛蘭西的確把關於這個話題的一些想法收入一個筆記本，但這個本子，是所有筆記本中最薄的一本——在已故的約瑟夫·A.布蒂吉格（Joseph A. Buttigieg）對傑拉塔納版《獄中筆記》的權威翻譯《庶民群體：獄中筆記25校勘版》（Subaltern Groups: A critical edition of Prison Notebook 25）中只有區區12頁。這些筆記中的一些，之前在奎因汀·霍爾（Quintin Hoare）和傑弗裡·諾維爾-史密斯（Geoffrey Nowell-Smith）編譯的《獄中筆記選》（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971）也出現過，但它們的重要性沒有得到應有的強調，編譯者主要透過聯絡它們在葛蘭西對義大利歷史的詮釋中的地位來介紹它們的意義。但身為撒丁島人，葛蘭西十分清楚南方以農業為主、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相對於北方工業城市的低下特徵，故而他對庶民群體的關注是一直存在的。的確，這個話題也形成了他在被捕前最後一篇（未完成的）重要論文的核心，在那篇論文中，他談到了義大利政治中的“南方問題”。顯然，吸引從政前的希金斯的，也是這個版本的葛蘭西。也許，對一名身處當時還以農業為主、還沒有加入歐盟的愛爾蘭的青年社會學學者來說，這個吸引力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布蒂吉格和格林在導論中指出的那樣，特別是在亞洲和拉美歷史學家那裡，這些簡短的筆記——校勘本還補上了其他筆記本中的相關段落——對葛蘭西研究的後殖民轉向做出了貢獻。
這些版本的葛蘭西，和歷史上的葛蘭西，如果有關係的話，是什麼關係？如果沒有關係的話，這重要麼？重要思想家的作品往往會產生自己的生命力。不可否認，這兩個版本的葛蘭西都有真實之處，對另一個雖然不那麼顯著卻也重要的版本來說也一樣：作為工人民主的反工會主義理論家的葛蘭西。
這三個葛蘭西反映了葛蘭西生命的不同階段：如果說，葛蘭西對庶民群體的關注源於他在撒丁島的成長經歷（1891-1911）的話，那麼，他對都靈工廠政治的參與（1920）催生了他的工人民主思想，而他的共產主義願景則反映了1917年俄國革命、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參與建立（1921）和領導（1924-1927）意共和在蘇聯的經歷（1922）對他的影響。在被監禁的強制反思期間，這些元素融合到了一起。但這三個葛蘭西也源於人們為滿足不同環境需要而重新詮釋其思想的方式。這些環境和他當時面臨的環境截然不同。葛蘭西在戰間期的義大利寫作，這個天主教國家工業化和民族統一得晚，北方有一個很小的無產階級，南方地區以農村為主，有廣大的自耕農和佃農，民主的制度和傳統相對較弱。在葛蘭西死後，甚至他的同志們也不得不為適應戰後義大利的新現實而修正他的思想，此時il miracolo economica（經濟奇蹟）改變了遊戲規則，而意共則變成了議會民主內部主要的反對派。今天，理解葛蘭西涉及評估把他的思想進一步應用於他本人絕不可能想象的政治和社會情景的可能性。
在《生活就是抵抗》(To Live Is To Resist）中，讓-伊夫·弗雷蒂涅（Jean-Yves Frétigné）概述了葛蘭西的生平。葛蘭西於1891年1月22日生於撒丁島的阿萊斯，在七兄弟中排行老四。他因為罹患波特氏病而飽受脊椎彎曲之苦，且一生為糟糕的健康狀況（貧困和不健康的生活條件又使他的身體變得更加糟糕）所困擾。他的父親是一名小公務員，後因被捲入地方政治而以貪汙的罪名被判入獄。他哥哥參加了新興的社會主義運動，在撒丁島首府卡利亞里上高中時，葛蘭西就在他那裡借宿。1911年，葛蘭西獲獎學金赴都靈大學求學，在那裡，他對社會語言學這個新領域產生興趣，後來他把這門學問來分析庶民群體的“內在或自發語法”（筆記本29，《庶民群體》收錄了其中的一部分內容）。在這裡，他參與了義大利社會主義黨（PSI）和圍繞菲亞特工廠發展起來的工人運動。他還開始從事新聞工作；葛蘭西從早期一篇文章中獲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在那篇文章中，他歡迎了俄國革命，認為那是一場“反資本的革命”，這也預示著他後來對經濟決定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糟糕的健康狀況和越來越多的政治參與使葛蘭西放棄了學業。他逐漸聲名鵲起——特別是透過他於1919年與人共同創辦的期刊《新秩序》(L'Ordine Nuova)——成為為都靈和其他地方工人對汽車和鋼鐵工廠的佔領發聲的知識分子。他把工廠委員會（由產業工人直接選舉的民主團體，旨在削弱工會的控制）描繪為親蘇人士，這引起了列寧的注意。1921年1月，他和其他一些人離開義大利社會主義黨創立意共。1922年，也是法西斯軍隊在羅馬遊行的那一年，葛蘭西以意共在共產國際的官方代表的身份赴俄。他在那裡遇到了茱莉亞·舒赫特（Julia Schucht），他未來的伴侶和他兩個兒子的母親。他的姐姐，生活在義大利的塔提亞娜（Tatiana）後來成為葛蘭西主要的通訊物件和監禁期間的支持者。
1924年，葛蘭西當選代表意共的下院議員並創辦了後來主要的黨報《統一》(L'Unità，這個刊物一直運營至2017年)。他利用自己的議會豁免權回到義大利，並在莫斯科的支援下擔任意共領導人。不過，在法西斯主義政權鞏固後，他還是在1926年的時候被捕了——1928年，作為對共產主義領導人的大規模審判的一部分，他被判入獄20年4月零5天。控方宣稱“我們必須讓這個腦袋停止運作20年”——考慮到後來的《獄中筆記》，這句話充滿了諷刺。1937年4月27日葛蘭西在基於健康理由獲得有條件假釋後不久因中風而去世。
葛蘭西的著作——包括他在入獄前高產的報刊文章和《獄中筆記》，在給塔提亞娜的一封信中他說，那些筆記是“für ewig”（為永恆）而寫的——結合了對一個獨特智識立場的闡述，和對社會主義運動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面臨的政治選擇的密切關注。學者們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來猜測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逐日演進，葛蘭西會持怎樣的立場——特別是他和列寧主義以及後來的斯大林會是什麼關係。
弗雷蒂涅的傳記的大部分內容，就是在分析這些演進。這部傳記的法文原版初版於2017年，現由勞拉·馬里斯（Laura Marris）譯為英文。根據弗雷蒂涅，葛蘭西力圖（雖然這並不容易）在忠於他的義大利同志的同時，也忠於蘇聯的立場，後者日益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他也試圖塑造一種列寧主義的先鋒隊策略，在不向義大利社會主義黨的改良派讓步的同時，對在各種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之間建立更廣泛的聯盟持開放態度。他特別關注讓南方和邊緣農村地區的庶民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對莫斯科和義大利同志的好感時起時伏。弗雷蒂涅堅持，葛蘭西和意共第一任領導人，更加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阿馬迪奧·博爾迪加（Amadeo Bordiga）的差異被誇大了。兩人都反對共產國際規劃的（讓意共）與義大利社會主義黨合併形成反法西斯主義同盟的路線，只不過葛蘭西試圖以各種方式避免兩個立場之間的衝突而已。不過，弗雷蒂涅也認為，葛蘭西后來與圍繞他的繼任者帕爾米羅·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形成的意共領導層漸行漸遠……
但在把葛蘭西的政治選擇和他不斷演化的理論觀聯絡起來的時候，弗雷蒂涅就不那麼堅定了。而葛蘭西的原創性和魅力，確切來說就在於這一密切關聯。自稱“革命的自由派”，生活在都靈，和葛蘭西一樣被法西斯主義殺害的烈士皮耶羅·戈貝蒂（Piero Gobetti）1942年為他做的人物特寫捕捉到了這點：
安東尼奧·葛蘭西有革命者的頭腦；他的形象看起來是他的意志建構出來的……腦袋克服了身體。這個支配病體的頭腦看起來是按一個偉大的救贖性的烏托邦的邏輯關係建構出來的，它努力維持著一種堅不可摧的嚴肅性。
就像娜迪亞·烏爾比納蒂在她為弗雷蒂涅的書撰寫的振奮人心的前言（這篇前言本身就值回了書價）中指出的那樣，葛蘭西“一生輾轉於各種監獄”，從他自己病弱的身體，到他早年的貧困和經常處在邊緣的政治立場，最後是實際的監禁。這些牢房是葛蘭西“開創性的政治範疇”——霸權和庶民性的來源。戈貝蒂把葛蘭西呈現為霸權的人格化身，在他身上，意識形態和政治意志維繫社會體系並塑造政治行動。葛蘭西以兩種獨特但相互關聯的方式使用“霸權”這個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話語和19世紀義大利思想家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的術語。一方面，霸權指觀念在組織對主導政權的同意（如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服從）上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革命黨的智識領導權要生產一種吸收和激勵庶民群體（不只是無產階級，也包括——首先，在義大利，和在俄羅斯一樣——農民）的，旨在顛覆現存社會關係的反-霸權。因此，霸權既是“庶民性”的來源——一套使群體保持服從的思維模式——又是挑戰庶民性的手段。就像烏爾比納蒂指出的那樣，“在那個心理結構的培訓下，庶民默認了自己受到的支配，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和心智的自主，失去了自己的慾望和語言”。她普及了關於這個概念的基本知識（弗雷蒂涅甚至沒有提到這個概念）並評述了何以有效的反-霸權可以是一種從“大眾文化和語言”中汲取力量的“解放方式”。
這兩種形式的霸權都處在葛蘭西對馬克思主義的詮釋的核心。葛蘭西反對純粹的“經濟主義”，這種觀點認為，政治和文化的變革只是通行生產方式變化的附帶現象。這不是說，葛蘭西認為上層結構獨立於經濟基礎，並且他也不相信單純透過意志就能帶來社會轉變（可人們還是或批評或認可地把這兩種看法歸到了他頭上）。相反，他認為，通行的物資條件允許人們以多種不同方式安排社會。要朝進步的方向轉變，通行生產方式的中心社會群體（比如說19世紀商業資本主義中的資產階級和20世紀中期工業資本主義中的無產階級）必須理解物質條件並把握其革命潛能。而且，這個群體必須組織和領導不那麼基本的、依然處於從屬地位的群體朝革命的方向，也即，朝集體佔有、管理生產資料的方向前進。結果，葛蘭西給共產黨內知識分子分配了一個關鍵角色，不過他也擴寬了這個範疇，把無產階級和庶民群體的活動家也包括了進去。這些人在意識到他們受到的壓迫的同時，也發展出革命的意識。
在葛蘭西看來，霸權的上層結構和構成經濟基礎的社會關係總和形成了一個“歷史集團”。只要從屬階級還受制於支配階級的意識形態觀，革命就不可能發生。借用一戰的軍事術語，葛蘭西認為，如果培養對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統治的同意的上層結構制度特別發達，那麼，意共就有必要先打“陣地戰”，透過在公民社會中宣揚反-霸權的看法，來奪取上層結構的“戰壕”。然後再打“運動戰”：對國家的強制制度發動直接革命攻擊。葛蘭西把列寧取得的巨大成功歸功於他在沙皇政權垮臺和資產階級制度不足以支撐亞歷山大·科倫斯基的臨時政府的幫助下，快速轉向攻擊。相形之下，在義大利，工廠委員會運動（這個運動使工人能夠自己採納和管理新的生產方法）的失敗和後來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表明，這個國家的制度更加堅固。
葛蘭西給義大利既有的、把義大利復興運動看作一場“失敗的革命”（其中，資產階級未能“塑造義大利人”並在像英國那樣的自由市場工業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權）的傳統增加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轉折。對他來說，法西斯主義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的資本主義危機的退步的意識形態回應。政權透過許諾靠包含所有階級的集權主義組織和意識形態來完成（之前未竟的）革命，來創造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同意。因此，對政權的挑戰要成功，就必須從“陣地戰”，從發展一種能夠在那些觀念和利益與法西斯主義對立的人之間建立階級同盟的反-霸權開始。創造工農聯盟是根本，並且，必須克服後者的傳統和宗教文化——這是列寧給我們上的一課。不過，義大利復興運動的未完成的和“被動的”特徵也意味著，這樣的反-霸權需要更進一步，在性質上更為國民大眾所接受。這就是義大利的共產主義道路。正是葛蘭西對這個統一戰線策略的持續倡導（甚至在斯大林下令放棄這一策略後，葛蘭西依然不為所動），使他和同志們產生了衝突。
葛蘭西發展自己觀念的語境看起來是如此遙遠，以至於它似乎只具有純粹歷史的意義。《生活就是抵抗》的內容也幾乎都順應了這種印象。葛蘭西在那些工人領導的工廠委員會啟發下形成的關於新無產階級秩序的願景不再成立，雖然它曾經可信。可今天，人們依然迫切需要一個關於以更公平的社會關係為基礎的全球經濟的、富有想象力的願景。而新的技術、氣候變化和人群的流離失所以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則進一步加劇了這個需要的迫切性。如果我們回到歐洲共產主義和後殖民版本的葛蘭西，那麼，事實證明，真實的和被扭曲的葛蘭西元素的混合能夠給我們啟發，為怎樣實現或不去實現這樣一個願景提供指導。歐洲共產主義把“陣地戰”和階級聯盟當作自己的核心策略。在英國，新工黨被認為是對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引發的撒切爾式的威權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回應而得到民眾的支援，而在義大利，繼承意共衣缽的左翼民主黨（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 Sinistra）也加入了羅馬諾·普羅迪（Romano Prodi）的橄欖樹聯盟並貫徹加入歐元所需的緊縮政策。然而，這個進路顯而易見的缺陷在於，它會使社會主義逐漸屈服於通行的霸權。《庶民群體》中收錄的簡短筆記蘊含著更多的希望。就像布蒂吉格和格林指出的那樣，這些筆記是工具，它們啟發了其他歷史研究，比如說埃裡克·霍布斯鮑姆開拓性的《原始叛亂：十九、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體形式研究》(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1959)，並持續影響著關於庶民的歷史研究和庶民的政治行動。這些筆記指出，要實現葛蘭西的願景，就必須贏得被壓迫者的支援，後者的利益、心態和族群性經常意味著，它們處在主流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之外。這樣的群體一般也為提出可行的自主替代選項而鬥爭。就像葛蘭西預言的那樣，在國民大眾那裡流行的觀念的吸引力能吸引這些群體。但是，雖然在殖民情境中，庶民群體可被用來推動進步的解放運動，但在已經建立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這些群體卻表現出倒退的傾向，既民族主義又民粹主義（英國的脫歐運動就是一個例子）。用朱塞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的話來說，葛蘭西受國民大眾歡迎的構想是一個國際主義的、團結的理想：既包容，又民主。尋求啟發的當代政客可以考慮也親自去拜會這位平民聖人聖安東尼奧。
*本文原文為Richard Bellamy, “A Trinity of Gramscis: Revisiting, and Reviving, the Lay Saint of Eurocommunis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18, 2022.經作者和《泰晤士文學增刊》編輯許可翻譯。
理查德·貝拉米，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政治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思想史、分析法哲學與政治哲學和比較政治學，著有《歐洲共和國：歐盟中的世界主義、政府間主義和民主》(A Republican Europe of States: Cosmopolitanism, Intergovernment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EU, 2019)、《克羅齊、葛蘭西、博比奧與義大利政治傳統》(Croce, Gramsci, Bobbio and the Italian Political Tradition, 2014)和《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99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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