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號「紀實案內」在2025年1月11日釋出了名為“中國紀錄片從業者職業狀況調查”的線上問卷，旨在瞭解國內紀錄片從業者的最新狀況。本文公佈完整的調研資料，希望為從業者、研究者提供有價值的資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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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次調查的說明
國內紀錄片製作發行機構在地域上的分佈並不均勻，從業人員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相對集中，但在全國範圍內分佈稀疏，同時其從業身份也具有一定隱蔽性，難以透過隨機抽樣獲取樣本。所以，調研採用了“滾雪球”方式進行問卷發放，透過從業者社交網路實現樣本觸達。該方法可以在從業者分佈稀疏的情況下有效觸達足夠的樣本，但最終樣本的特徵可能與初始樣本近似，而某群體樣本則會在調研過程中逐步減少，從而造成資料與現實產生偏差。因此，本文資料不能完全反映行業真實狀況，希望大家理解。
2025年1月至2月，本調查共收到353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314份，包括從業者問卷259份和學生問卷55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8.95%。為探究不同從業階段群體的職業狀況，本次調研將從業者問卷細分為了“正在從事紀錄片相關工作”和“曾經從事紀錄片相關工作”兩個群體。其中，“正在從事紀錄片相關工作（群體）”問卷226份，“曾經從事紀錄片相關工作（群體）”問卷33份。
為了進一步分析本次調研問卷的資料，本文內容結合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CDRC）“2019年中國紀錄片從業者調查問卷”資料進行歷時性對比分析。為方便閱讀，本次調研問卷在下文中簡稱為“2024年調查”，“2019年中國紀錄片從業者調查問卷”在下文中簡稱為“2019年調查”。此外，本文內容還將結合本人在2024年至2025年收集整理的紀錄片從業者深度訪談材料（已匿名），為調查資料提供資訊補充。
一
從業者基本情況分析
性別方面。本次調研受訪者男性佔比為59.5%，女性佔比為40.5%，男女比例接近3:2。在2019年調查中，男性佔比為65.58%，女性佔比為34.42%。結合2024年調查資料顯示，女性紀錄片從業者比例在過去五年中得到了較大提升。女性從業者比例的提升可能來自於多方面原因，例如行業門檻降低、傳媒院校女性比例較高、優秀女性創作者激勵、市場多元化內容需求等等。
紀錄片行業對男性從業者吸引力的減弱，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我個人感覺身邊的女性創作者超過了六成。紀錄片是一個需要情懷的行業，也需要創作者有一些個人特質。我記得戴錦華老師曾經說過一個現象，當一個行業比較沒落的時候，或者沒有油水可掙的時候，這個行業的女性就會增多。所以我覺得紀錄片行業比較單純，因為沒什麼錢，所以會允許更多女性從業者在這個行業中打拼。”（A10）同時，紀錄片行業也需要關注兩性從業者在職業生命週期差異、崗位性別固化等層面的現實問題。
年齡分佈上。本次調研從業者主要集中在25~39歲之間，其中25~29歲年齡段的受訪者最多，佔比為29%，其次是30~34歲年齡段，佔比為22.8%，這兩個年齡段的受訪者佔比超過50%。由於問卷發放無法平均覆蓋到各年齡層的從業者，因此出現了50~59歲年齡段從業者數量驟降情況。總體上看，紀錄片從業者的職業生命週期較長，在50歲之內沒有出現從業人數斷層下降的現象。
“三十歲之前別拍紀錄片”，這是紀錄片導演周浩對年輕創作者的忠告。紀錄片行業一方面需要精力充沛的年輕從業者，另一方面也需要閱歷豐富的中年從業者。“我注意到日本NHK的創作者還挺多元的，導演年齡都普遍偏大，有一定的社會閱歷，所以他們拍的片子很深刻。這就是說，好的紀錄片不一定是上學學出來，而是要看導演的社會閱歷。”（A13）
不僅是紀錄片導演，紀錄片攝影師也可以在歲月曆程中收益。“好的紀錄片攝影師對故事的理解可以分很多層次，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加，他對故事的理解也會有所變化。”（A14）
從業時間方面。從業1年以下的受訪者佔比為10.8%，相比從業1~3年的24.7%，比例降低了56%。緊接著，從業3~5年的受訪者佔比為18.9%，相比前者降低了23%。而從業6~10年的受訪者佔比又回升至20.1%，似乎並未受到前一階段的影響。以上資料的異常波動，可能存在外部的影響因素。
最終學歷方面。紀錄片從業者的學歷普遍較高，本科及以上學歷佔比高達94.2%，其中碩士及以上學歷佔比為44.8%。相較於2019年調查中碩士及以上學歷佔比34.4%，2024年調查中該比例增加了30%。這一方面表明更多從業者會在碩士畢業後加入紀錄片行業。“在電視媒體這行，學歷還是很管用的。當我變成碩士研究生後，我就不會再到草根崗位從零到一做起了。如果我想換一個更好的平臺，學歷就是我的敲門磚。”（A5）另一方面，該數字也反映了紀錄片行業對高學歷人才的需求。“當你做紀錄片導演的時候就會發現，如果你沒有經歷過系統性的學科訓練，跟別人的差距會變得非常大。”（A6）
專業背景方面。藝術專業背景從業者達到了105人，佔比46.5%，新聞傳播專業為65人，佔比為29.2%。而在2019年調查中，藝術專業背景為38.31%，與新聞傳播專業的38.96%，兩者非常接近。新的資料顯示，紀錄片行業對藝術專業人員的吸引力有所提升，而對新聞傳播專業人員的吸引力有所減弱。這組數字能夠反映近年來紀錄片在個體表達層面的功能增強，這也是創作門檻降低帶來的創作觀念轉變。
“相對來說，我不那麼喜歡用文字的形式來表達自我，但是拍影片可以。當沒有人引導我去表達的時候，我會更喜歡這個創作過程。”（A7）“上大學的時候，我發現紀錄片能夠像作家的筆一樣自由書寫，不受很多限制，所以就愛上了做紀錄片。”（A13）
從業者工作地區方面。有46.5%的從業者在北京工作，接近總人數的一半。其他一線城市中，上海佔比11.1%，僅次於北京，廣州和深圳佔比較少，分別為2.7%和1.3%。此外，二線城市（含“新一線城市”）佔比為26.1%，而三線及以下城市僅佔比8.9%。
2019年調查中有44.16%的受訪者工作地在北京，這一資料在五年後基本持平。這表明，北京在中國紀錄片行業的中心地位沒有發生改變。“創作紀錄片的土壤還得看北京，這是北京作為文化中心不一樣的地方。紀錄片創作跟平臺有很大關係，你有機會接觸到這樣的專案，你才有可能拍到想要的東西。如果想要接觸到看世界的機會，那就看北京的公司，這裡離中心更近。”（A11）
二
從業者職業狀況分析
在職務或崗位方面。考慮到紀錄片從業者通常會在多個職務/崗位中實踐，因此本問題被設定為了多選題。調查顯示，有172位從業者正在或曾經做過導演/編導工作，佔比66.4%。其次是攝影師和剪輯師兩大技術崗位，分別佔比37.8%和32.1%。此外，有18位從業者選擇了撰稿，這一崗位人數較多跟導演/編導的比例較高有關。在其他選項中，從業者還填寫了策展人、決策人、翻譯等崗位，這也顯示了紀錄片行業專業細分的趨勢。
聘用形式方面。自由工作者人數達到110人，佔比48.7%，接近從業者的近半數。企業聘用82人，佔比36.3%，超過總數的1/3。事業編制17人，佔比7.5%。兼職和實習的人數較少，分別佔比1.3%和2.2%。由於2019年調查中並未呈現該部分內容，所以本調研無法判斷近五年的聘用趨勢。
不過，在2016年的一份“中國紀錄片從業者生存狀況調查”中，從業者的企業聘用佔比為34.64%，這與當下基本保持一致。此外，“自由職業者”在2016年的佔比為16.52%，這與本次調研中的48.7%佔比存在較大差距。除了調查問卷觸達的範圍可能不同之外，現實中也存在多種因素會造成這一資料變化，其中包括市場化水平提升、職業認同變化等等。
收入方面。月平均收入在10000元以內的從業者佔比49.5%，其中5000~8000元佔比18.1%，是本調研中人數最多的收入區間。月平均收入在10000~20000元的從業者佔比37.6%，超過了總數的1/3。此外，還有12.9%的從業者收入超過20000元。
2019年調查顯示，月均收入在8000元以下的受訪者佔比為51.95%，收入中位數為6500元。在2024年調查中，受訪者的收入中位數為10100元，落在10000~12000元收入區間。這表明在過去五年間，紀錄片從業者的月均收入有較大幅度的提升。
從業者的工作機構和單位方面。獨立個體人數為96人，佔比42.5%，這與聘用形式（表5.7）中的自由工作者的比例接近。民營製作公司人數為53人，佔比23.5%，排在第二位。此外，各級電視媒體人數為29人，佔比12.8%，如果納入中央級媒體（包含總檯），佔比約為15.5%。
在聘用形式（表5.7）中，事業編制僅佔比7.5%，而企業聘用佔比達到36.3%。兩組表格資料對比後可以發現，部分在電視媒體的從業者可能並沒有獲得事業編制，而是以企業聘用或是專案聘用的形式從事紀錄片創作，這種僱傭關係在電視臺內部很常見。“如果說紀錄片是一個戰場的話，它有央視這樣的正規軍，也有上海紀實頻道這樣的地方軍。而我們就好比國外戰場上的僱傭軍，誰給我錢就幫誰去打仗。但我覺得僱傭軍在這個行業的存在非常重要，其實是填補了很多東西，比如說成本的問題，電視臺不用出養我們的成本。”（A8）
接續上表，在選擇工作機構/單位的原因上，有45.6%的從業者選擇了“追求理想”，僅有8.9%的從業者選擇了“收入可觀”，這說明紀錄片行業對從業者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來自於精神層面的追求，而非物質層面的追求。“我非常期待能做自然紀錄片，這是我走向紀錄片行業最本真的興趣。”（A19）“我知道紀錄片不賺錢，但我覺得紀錄片是一種更深度、更讓人感動的作品，好的紀錄片能夠深入影響別人。這也是我當時選擇紀錄片專業的原因。”（A17）
此外，有17.3%的從業者選擇“機構聲譽”，22%的從業者選擇了“增長經驗”，這表明機構/單位的行業口碑和製作能力是從業者比較在意的條件。“吸引我的不是公司本身，而是我能借這個專案做編導的機會。之前我一直沒有機會做編導，這家公司願意讓我嘗試，這是我當時最看重的事情。”（A19）
最後，還有48人填寫了其他選項，佔比25.1%。受訪者填寫內容包括“偶然的緣分”、“沒有更好的選擇”、“維持生計”、“不受約束”等等，也能看出從業者入行也存在一定的現實性和隨機性。
對於未來繼續從事紀錄片工作的時間，有39.3%的人希望在行業內繼續工作十年以上，這與認同自身職業身份的從業者比例趨近，但不一定有直接聯絡。雖然大部分從業者對自身職業身份存在否定或不明確態度，但只有2.1%的人希望馬上離開行業，另外還有36.6%的人表示觀望。這跟職業理想和市場選擇有一定關係。
在本調查回收的55份學生問卷中，有47人計劃未來從事紀錄片工作。當問到個人傾向的工作機構/單位時，有26人選擇了網路媒體，佔比超過一半，這或許跟網路平臺的發展前景和工作氛圍相關。選擇進入製作公司和選擇成為獨立個體的人數非常接近，同樣超過了20人，可見學生群體對於紀錄片創作具有較強的興趣。
在“曾經從事紀錄片相關工作”的相關33份問卷中，有27人在近五年內離開了紀錄片行業，佔到總數的81.8%。而轉行的從業者中，15人曾做過獨立個體，12人曾在製作公司從業，10人曾在高校從事教職或創作工作，18人曾在不同媒體平臺工作。這表明，紀錄片行業在2020年之後經歷了一輪深度調整，較大程度上影響了獨立個體、製作公司等身份/機構的從業者。
最終，紀錄片行業在2024年迎來了從業者的轉行高峰。“每個行業的好壞都是跟著經濟大形勢走的，紀錄片這個行業也很直接。疫情三年，我們公司收縮了很多，這是宏觀層面問題，不光是我們一家公司的問題。還活著就不錯了。”（A11）
關於轉行原因，有16人選擇了“收入不及預期”，佔到總人近一半。另有14人選擇了“行業前景不好”，佔比為42.4%。受訪者在“其他”選項中填寫的內容還包括“單位制作內容轉型”、“集中精力讀博”、“考公上岸”等。這也表明，紀錄片行業在2020年之後受到了經濟下行的影響，導致部分從業者對行業的收入情況和未來前景感到擔憂。“轉正後我的工資基本無法維持生存，這是我離職的主要原因。雖然公司片子質量很好，但是電視正在走向衰落，如果我繼續待在這裡，就無法制作出我想要的作品。”（A17）
三
從業者職業認同分析
社會認同是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研究領域最流行的術語之一。雖然圍繞認同研究所形成的理論和概念並不一致，但相關理論都意識到——要了解人的社會行為，就必須瞭解人們是如何建構自己和他人的認同。職業認同也是社會認同的一種，即人們對自己所從事職業的認同。學者一般認為職業認同是指個體對自己職業的興趣、目標等方面認識的穩定、清晰程度，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
在“正在從事紀錄片相關工作”群體中，有76人認為自己是一名職業紀錄片從業者，佔比為39.8% ，認同的主要原因包括專業能力強（84.2%）、從業時間長（65.8%）、職業認同度高（52.6%）、職業分工明確（39.5%），而選擇“行業規模大”（4%）和“收入穩定可觀”（5.3%）兩個選項的人數最少。可見，“專業能力”和“從業時長”是從業者認同自身職業身份的關鍵指標。
此外，有64人認為自己不是一名職業紀錄片從業者，佔比33.5%，原因有專業能力不夠（42.2%）、行業規模不夠（42.2%）、從業時間太短（40.6%）、職業分工不細（40.6%）、收入不太穩定（37.5%）、職業認同不強（32.8%）、社會認可不強（31.2%）等，各選項的權重較為均衡。
總體上看，有60.2%的從業者對自身職業身份存在否定或不明確態度，比例較高，這表明從業者群體內部在職業認同或是職業界定方面存在較大的分歧。“我覺得只有那些在院校經過專業學習，出來後在這個行業裡面工作，然後做出作品的人，他們才叫職業導演。我是野路子出來的，哪怕我已經做出了作品，我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職業導演。”（A9）
對於國內紀錄片行業職業化水平的看法，有135人認為“職業化水平一般”，佔比61.6%。只有18人認為行業已經“完全職業化”或“職業化水平較高”，佔比8.7%。此外，有55人認為國內紀錄片行業“沒有職業化”，佔比25.1%。整體上看，“職業化水平一般”、“沒有職業化”、“不確定”三個選項的總數相加，佔比達到了91.3%，這一數字能代表受訪者對行業的普遍看法。
當問及制約職業化水平的原因時，有172人選擇了“市場化水平不高”，佔比高達78.5%。市場化水平提升能夠為行業帶來更多的崗位和實踐機會，而實踐是從業者積累職業資本的唯一途徑。“製播分離現在其實有收縮的趨勢，紀錄片行業還是需要民營公司，才能形成良好的市場業態。當民營公司能夠比較好的運轉下去，它才能提供更多的職業崗位，才能讓從業的人更有保障，去受到更系統的訓練，參與到更正規專案裡。”（A11）
排名第二的選項是“工資薪酬問題”，120人選擇，佔比54.8%。對此有從業者在問卷中表示，“紀錄片行業目前為理想驅動，從業人員生存困難，因此難以實現真正的職業化。”訪談內容中，也有從業者提出了同樣看法。“你得先把自己養活。你連自己都養活不了，光談理想沒有意義。堅持一兩年的人很多，誰又能堅持十年呢？”（A13）
緊接著，有86人認為紀錄片行業“專業分工不明確”會影響到職業化水平。專業化和職業化是容易相互混淆的兩個概念，前者強調特定領域的深度能力，後者側重工作態度與行為規範，而職業化是建立在專業化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專業分工”可以成為一個重要因素。
另有73人認為紀錄片行業“附屬於其他媒體”，這是行業難以走向職業化的主要原因。“科影廠的問題是，作為央視下屬企業，它的收入還是主要依靠臺裡的節目製作，所以它並沒有完全走上一條市場化的道路……臺裡沒有現成的欄目，科影廠就會讓大家重新再做一個欄目。這樣的要求，對創作人員的衝擊非常大。”（B6）
事實上，這一點跟“市場化水平不高”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紀錄片行業的資金來源，幾乎決定了下游製作公司和從業者的角色。“大部分紀錄片的製作經費來源於政府和財政撥款，這決定了製作機制的市場化程度有限。我們需要依靠這個機制獲得製作經費，才能養活從業者和製作機構。但日久形成的固定制作模式，會影響到紀錄片的多樣化。”（A16）正所謂“帶著鐐銬跳舞”，製作公司和從業者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發揮創造力，就能夠多大程度上提升職業化水平的上限。
此外，有68人選擇“缺乏評判標準”，有65人選擇“專業教育不足”，兩者數字十分接近。前者的影響，一方面在於市場未建立起一套對於紀錄片的評價體系。“行業的評價體系應該是動態調整。行業每一兩年就會發生變化，應該基於對從業者和作品各方面的調查，來制定一個對於紀錄片創作的評價標準或體系。這個標準會讓製片公司、總導演，以及像我們這樣的分集導演找準自己的定位，這樣可以推動行業的職業化。”（A8）
另一方面在於缺乏對從業者職業規範的評價。“跟新聞倫理一樣，紀錄片倫理對於從業者的約束是有必要的，也應該放在職業要求的標準裡面。從業者不能利己自私，為了作品去消費人家的苦難和善良，（確定倫理標準）是行業規範的必然。”（A1）
後者關鍵在於，高校的紀錄片教育能否讓學生對紀錄片創作產生興趣，從而讓學生創作的質量得到提升，同時能夠當下的觀眾和市場進行實踐創作。如果沒有做到，那紀錄片行業可能會面臨人才的斷層。“體制內的導演進入高校，就是因為他職稱很高，可以直接當副教授甚至是教授。當然，這裡面有很好的老師。說不好聽的，大部分老師都是在混的。跟學生講在電視臺的工作，講那一套陳舊的創作方法，在這個時代顯然是不合適的。”（A13）
也有從業者在問卷中表示了不同看法。其中一位從業者寫到：“我個人不確定紀錄片行業是否需要職業化。”另一個從業者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我對紀錄片職業化這事不太理解，紀錄片是一種表達形式，創作者不用以紀錄片自居。”
關於紀錄片從業者的描述中，有187人認同自己是“社會的觀察者”，佔比85.4%，在2019年調查中，這一比例為59.1%，同樣排名最高。有130人認同自己是“歷史的記錄者”，佔比59.4%，排名第二，該選項在2019年調查中的比例為49.3%，排名第三。這表明紀錄片從業者的社會責任感隨時間推移得到了強化，對於紀錄片的功能也有較為統一的認知。
在排名靠後的選項中，有31人認同自己是“養家的勞動者”，佔比14.2%，排名倒數第四，該選項在2019年調查中佔比為24%，排名倒數第三。此外，從業者認同“官方的傳聲筒”的佔比為6.8%，認同“機構的僱傭者”的佔比為5.9%，都是排進倒數前三的選項，這與2019年調查中的選項排名基本吻合。這表明從業者對身處的職業環境，以及對從業機構賦予自身的角色都有著清晰的理解和認識。
相比2019年調查，本調查增加了“思想的傳遞者”和“藝術的創作者”兩個選項，比例分別佔到了36.5%和38.8%，在所有描述中排名靠中。這部分從業者心中，紀錄片作為藝術媒介的價值要高於作為新聞媒介的價值，這與近年來紀實美學的轉向和個體創作的興起有著較強關聯。這也影響了從業者對“時事的報道者”這一描述的選擇比例，最終僅有7人對此表示認同，僅佔比3.2%，
本次調研還設定了開放式問卷，邀請受訪從業者填寫自己最推崇的紀錄片導演/製作人。經過資料整理和統計，“周浩”被提及50次，排名穩居第一，“王兵”被提及16次，排名第二。周浩和王兵都是國內知名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其知名作品也經歷了時間的考驗，成為了中國紀錄片歷史中的經典之作。
“陳曉卿”被提及12次，排名第三。陳曉卿作為中國電視行業最知名的紀錄片導演和製片人之一，其主導創作的《舌尖上的中國》及《風味人間》系列紀錄片不僅將紀錄片的商業價值推向了新的高度，也深刻影響了2010年以來中國紀錄片的行業發展。
令人意外的是，“方勵”被從業者提及了9次，排名高居第五。2024年之前，方勵一般被視為國內知名電影製片人，而不是紀錄片導演。2024年9月，方勵的導演首作——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在全國上映，隨後引起了紀錄片行業的廣泛關注。該片被眾多從業者認為是近年來品質最高的紀錄電影，也讓紀錄電影的美學和價值得到了市場和觀眾的認可。
在統計到的48位紀錄片導演/製作人中，有一半活躍在獨立紀錄片領域，這顯示了獨立紀錄片在紀錄片從業者群體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此外，表格還囊括了電視紀錄片、網路紀錄片、紀錄電影等創作場域的知名導演/製作人，較為完整地呈現了中國紀錄片的實踐版圖。
結 語
本文透過分析“中國紀錄片從業者職業狀況調查”所回收的314份有效問卷，對中國紀錄片從業者的基本情況、職業狀況和職業認同的總結如下：
基本情況方面。女性紀錄片從業者比例在過去五年中得到了較大提升，行業對女性從業者的包容性增強，對男性從業者的吸引力減弱；行業對年輕從業者的吸引力較強，其中25~29歲從業者佔比近1/3，25~34歲從業者佔比超過1/2，工作不到5年的從業者比例超過一半；紀錄片從業者的學歷水平進一步提升，本科及以上學歷從業者佔到絕大多數，近一半的從業者擁有碩士學歷；行業對藝術專業人員的吸引力有所提升，反映出近年紀錄片在藝術與個體表達層面的功能增強；在北京工作的從業者接近總人數的一半，北京在紀錄片行業內的中心地位保持不變。
職業狀況方面。導演/編導是行業內最普遍的職業身份，與導演密切繫結的攝影和剪輯兩個技術崗位也被普遍提及，但錄音、音樂音響等崗位的從業比例較低，表明行業整體的產業水平存在不足；從業者的平均月均收入相較5年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但自由工作者比例增至接近一半，部分反映了行業資源較為集中、從業者生存狀況不穩定的現象；行業對從業者的吸引力主要來自於精神層面，而非物質層面，對於創作理想的追求是大家入行的重要驅動力。此外，調查發現行業在2024年出現了從業者集中轉行的現象，部分從業者對預期收入和職業前景的看衰，反映了經濟下行對行業的負面影響。
職業認同方面。資料顯示，從業者內部在職業認同方面存在較大的分歧，認同自己是“職業紀錄片從業者”的比例只有四成，有超過六成的從業者認為行業的職業化水平一般，從業者對於個人能力、行業規模、職業分工、社會認可等環節的不同看法，是造成職業認同分歧的主要原因。此外，大家普遍認為“市場化程度不高”是制約紀錄片行業職業化的原因之一，其他層面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跟行業市場化水平相關聯。最後，有超過八成的從業者對“社會的觀察者”這一職業描述表示認同，這表明從業者於紀錄片的媒介功能有著較為統一的認知。這一認知來源於中國紀錄片的本土實踐傳統，未來也將長期作為中國紀錄片創作實踐和理論研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