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筒directube 」於本週再度受邀探訪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電影業辦公室專案市場（HKIFF Industry Project Market），今年的入圍專案包括多位得獎導演新作，其中包括馬來西亞導演張吉安的新片《地母》（MOTHER BHUMI），該片再次聚焦東南亞邊陲的民間敘事，延續《南巫》之後對族群歷史與土地整治的深耕，同時融合了巫術、殖民記憶與女性抗爭等話題的探討，更是邀請到華人演員范冰冰加盟主演。

同時，本片為馬來西亞與義大利、中國香港聯合制作，在HAF製作中專案（WIP）推介會（Open Pitch）上的一段片花，更是引人注目，其中范冰冰的多場精彩戲份也是首次公開。

導筒：從《南巫》到《地母》，很多觀眾可能會期待這一次你帶來的新作會呈現一個怎樣的狀態，是不是會是“驚悚”的一種風格。

張吉安：可能有一些中國的觀眾之前看過《南巫》，我在網路上是看到有中國觀眾說本來以為這是一部“恐怖片”或者“驚悚片”，但是看完以後覺得“看了個寂寞”、“完全不恐怖”、“不是很驚悚”，但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邂逅。

我想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大家一路以來對於東南亞這種比較邊界的，所謂的“奇幻題材”，都抱著一種“我們要看恐怖片”的態度，而且希望越獵奇、越驚悚、越恐怖越好。

張吉安《南巫》 (2020)

對於我來說，一方面是因為我生長在這個地方，那邊的風土民情在外人看來是獵奇，可對我其實就是日常。所以我一路以來不管是寫自己的故事還是拍電影，都不想用獵奇視角，而且選擇日常的視角去訴說。

其實這邊的真實生活是“百無聊賴”，沒有太多讓我覺得它可怕的地方，所以我在將故事轉換成電影語言的時候，我反而是會用到很多人與人的日常交流，就算是在所謂的“異度空間”中也是一種“萬物皆有靈”的視角去訴說故事。

張吉安導演在《南巫》拍攝現場

導筒：這種“獵奇”、“魔幻”的標籤實際上是雙面的。

張吉安： 對，常常有一些影展會介紹“張吉安導演的作品是奇幻的”，可能過去的影展是想要將每一個導演都歸類的，比如“寫實”、“魔幻”、“東南亞奇幻風格”之類的，我也沒有很抗拒，因為有時候“被分類”也是方便影展方面去宣傳、推廣、詮釋你的作品。

導筒：你在不少的採訪中提到曾經有過很多的田野調查。

張吉安：我在唸完電影之後，沒有馬上拍電影，而是花了大概20年的時間，做了很多的民俗田調。所以我在長期的寫作過程中，是跟身邊同一時期的導演不太一樣的，我用一種人類學的方式去記錄這些東西，加上當時對民俗方面非常感興趣，所以就為自己未來的電影成立了一個所謂的“故事資料館”，慢慢的，隨著我到處去收集口述故事，故事越收越多，資料越採集越多。

張吉安2016年為辦吉打稻地節進行田野調查

張吉安：《地母》的故事來自於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在我小時候，家附近的一個村落中有一位女性巫師。我經常聽到她的名字，她之所以有名氣也是因為她是那邊唯一的一位女性巫師。現實情況是，男巫師比較多，很巧，我第一部片子叫《南巫》，不是“男巫”，不是性別上的指向。

那時候地方上經常會發生一些所謂的土地的紛爭，也造就了很多人與人之間的仇恨。當仇恨產生了，他們就會用“降頭”來互相傷害，互相給彼此一種警告——“你要把土地還給我”。當時正是這個女性巫師負責去解救這些中“降頭”的女性，但後來她就消失了，有人說她死了。

桂治洪《蠱》(1981) 截幀

再後來，當我長大唸完電影回到家鄉做田調，開始走訪村落的時候，有老人家再次提起這位女巫，說當時她得罪了一個地主，可能是惹到了某個勢力就躲到了森林裡去了，當然，也有人說他在鬥法的時候受傷了，躲到森林不見了。

當時我就回憶起來了這位女子，我覺得大家對她，對這位女性身上的鄉野傳說感到很有趣——她是一個真實的人，用鬥法的方式來對抗一些所謂的男巫師，或者是當時所謂的一些盤踞的男權勢力，雖然她消失了，但她的傳聞一直還在，大家沒有忘記她。

我也告訴我自己，有一天我要把這個故事寫出來，並且重新書寫這個故事，結果就在疫情的兩年時間裡，在家裡閒著的時候一口氣把劇本寫了出來。

導筒：所以這個劇本其實蠻早就已經寫出來了。

張吉安：當然，這個劇本其實早在2020年左右就寫了，我的生活就是一有空就寫劇本，除了拍片沒有其他事情做。所以到現在為止，我的電影專案的“序列”已經排到了第十個，劇本寫到了差不多第七個，拍的話，是第四部。

導筒：非常規律的一種創作習慣。那後來是如何與范冰冰接觸並且選擇她作為主角，她作為演員有哪些地方打動你？

張吉安：當時2023年聖誕節前夕，范冰冰剛好去參加第34屆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她在電影節期間看了我的作品，然後她那邊就來打招呼問能不能約見一下。其實在這之前，我對她並不是很熟悉，也沒見過，只知道她是一位女演員。

范冰冰與導演張吉安在第34屆新加坡國際電影節

一見面，我聽她談對我作品的看法，我覺得她講得蠻有意思的，她說她從來沒有拍過這種東南亞式的作品，幾乎沒有碰到過類似的題材，而且東南亞題材的作品氛圍對她來說很陌生的，隨後她就問我接下來有什麼劇本想要拍的，我就講了幾個故事，《地母》就是其中一個，她聽完第一句話就是：“能把這個劇本留給我嗎？”

導演張吉安與范冰冰在勘景

其實我當時還蠻很直截了當，或者斬釘截鐵的回答——我說我很少跟有明星光環的演員合作，我說“你很漂亮，但是我的《地母》要求演員不能夠太漂亮”。我想要的這位女性的樣子可能比較邊界一點，有點像東南亞的女子，因為范冰冰的皮膚很白，可能生活中看上去不太像。

我記得她告訴我說：“我作為演員走紅毯的時候，我的專業要求我把最好的狀態展示給大家，可如果我是在拍電影的時候，你可以把我當「垃圾」來看待我都OK。”

我聽了這番話之後，我立刻明白她想要去嘗試一些不一樣的角色，我當時就開玩笑說：“如果我們合作的話，我把你的臉「摧毀」可以嗎？所謂的「摧毀」就是把你的你的整個形象狀態都摧毀，可以嗎？”

她立刻說了四個字，我真的印象深刻，她說“奉陪到底”。我覺得OK，其實就是那一次見面之後，她的經紀人就一直在跟我們保持聯絡，所以後來的合作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地母》開機照

導筒：你對范冰冰之前的銀幕形象瞭解多嗎？

張吉安：跟范冰冰合作的前提是我本身看過她的作品，但都是電影，我很少看電視劇，所以我沒有看過《武媚娘》，看關於她的電影先是《蘋果》，然後是《觀音山》《我不是潘金蓮》，其實主要是這三部。

之後因為我想要和她合作，所以我又去重看了這幾部電影，但其實後來我又想到，就算我重看也對我自己的創作沒有很大幫助，因為《地母》和之前她所演藝的故事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後來我們回到了我最開始跟她提到過的狀態，在準備這個角色的時候，“摧毀”她的形象，我還很清楚的記得我們整個的籌備過程是很保密的，主要是因為我想讓范冰冰可以非常安靜地進入這個地域。

《我不是潘金蓮》 (2016)

導筒：雖然《我不是潘金蓮》中也有一個婦女形象，但相對是比較傳統的中國婦女的形象。

張吉安：對，《地母》對她而言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態。當時帶她去體驗生活，真的是去到了邊界的稻田邊住下，每天早上6點起身以後，花兩個小時下田，不光是體驗，我還記得我們養了一頭水牛，還有一些其他的動物，是真正感受稻田人家的生活。

因為我本人就是在稻田邊長大，我覺得如果一個人每天有機會去稻田裡走一走、踩一踩，她是感覺到什麼叫做泥土，加上“地母”不光是寓意著一個神明，還是一個普通的女人，所以我希望她能夠踩在這個馬來西亞跟泰國的邊界的泥土之上，這種質感是不一樣的，也是我想要的。

導筒：其實這一次的語言有華語、閩南語、馬來語、泰語等多種語系的交織，而且這對於演員、對於導演來說應該是不小的挑戰。

張吉安：很多的中國演員能來到亞洲的其他地區，通常都會說華語，或者是飾演的角色本身就是中國人。但這一次我跟范冰冰說，你不能夠還演中國人，在《地母》中，你要演一個馬來西亞人，而且還要是暹羅人和華人的血統，所以語言是我必須要考量的。

因為我本身是做語言研究的，所以我確實可以說我很刁難，我要求范冰冰必須要學當地的馬來話、暹羅話，包括福建話等等，其實前前後後花了大概三個月到四個月的時間來進行語言的籌備和適應工作。

導演張吉安表示這一次為了拍攝《地畝》，專門租了幾畝田地，3個月內從種稻到收割，還將田中廢舊的老木屋重新修建。

張吉安：當時她住在香港，我們就透過視訊的方式，每兩天我們同步一次，哪怕是一句對白、兩句對白，我們都要花個一個小時。可能幾個星期時間都是在讓她知道某個字地道的念法是怎樣，代表的內容是什麼。

我不敢說范冰冰是100分，可在我們給到很多熟悉這些語言的人聽之後，他們都覺得OK，絕對是過關的。也有人跟我提過要不要後期配音，但是從我的角度，臺詞、語言這件事是堅決不能用配音的，所以我覺得她非常不容易，在我的要求下很好的學習掌握了這些語言。現在想起來，我們這一次的合作是蠻愉快的。

導筒：除了語言以外，是否還有其他的一些合作細節？

張吉安：因為因為戲裡邊的故事，那些日常的生活我都非常熟悉，她做的任何一件事，比方說女性在外面耕田、在廚房幹活，或者是開著摩托車從田埂裡經過，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們和她一起討論，然後她一件件親自上陣，沒有任何替身，按照我們說的這種非常在地的生活方式來呈現的。

導筒：從片花呈現的質感來說，可以說是延續了您之前作品的一些氣質，無論是東南亞的這種歷史往事，亦或是民間的傳說，而且比起《南巫》可能在某種層次上更加的豐富。

張吉安：我和我的製片黃巧順從《五月雪》到現在一直有合作，而且我們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創作方向是屬於非商業型別。我們的電影實際上有一個很強烈的主題，就是在探討華人在東南亞的這種離散，包括他們的在地，還有對土地的認同。你所說的歷史往事，在我看來，不止是一些歷史事件遺留下來的傷痕。

《地母》這部電影中探討了曾經的殖民問題，因為我小時候住的地方曾經是屬於泰國，暹羅皇朝在1909年跟英殖民就簽署了一份《曼谷條約》，叫《1909曼谷條約》（Bangkok Treaty of 1909），這片土地就割讓給英國了，所以基本上其實我住的那地方是非常典型的，被交易來，交易去的一種狀態。這片土地也因為同時有暹羅王朝和英國的不同文化同時存在，而呈現出一種豐富的樣態，現在看來，這些殖民色彩，還包含了某種傷痕和遺恨，那些東西還存留在這片土地上。

所以如果是和《南巫》相比較，《地母》探討更深入的還是人與土地之間的守護、糾結和爭奪。《地母》中是鳳英這個角色她彷彿就是一個大地的母親一樣，一直在這片土地上，思考著田埂上面的生活的人、她死去的丈夫，她的閨蜜、她的鄰居，對面同姓氏的村莊中的人們的遭遇，她好像是覺得有點無能為力。

導筒：除了片花，可以看到這張釋出的海報是很有一些深意的。

張吉安：其實海報中有兩顆樹，有一顆是禿頂枯萎的，這象徵鳳英的老公，是一個逝去的生命，但是她依舊選擇守護在這種有生命和無生命之間。她所處的位置，正好是馬來西亞，對面是泰國。她透過手上的“地畝”神像來思考自己該何去何從。她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但是對岸是曾經的故鄉，她在這種抉擇之間徘徊，也在尋找內心深處的答案。

張吉安《地母》 劇照

導筒：“地母”這樣一個神明在現在，你是怎樣看待的？

張吉安：拍很多時候拍關於東南亞或拍民俗題材的時候，可能大家會認為神明在某一刻會出現。但其實在我的電影裡，我會想把人類學的一種東西放在對信仰的思考當中，它不是表面看起來光怪陸離或者是驚悚的、所謂的奇幻的狀態，其實代表著人內心深處的情感投射。

有的時候，你信仰某個“真神”，其實你是把所有的寄望投射在Ta身上，你就把Ta當成某種為你實現目標、實現願望與期許的東西。

也許是因為我長期都在做田調，我父親和家人都和民族信仰有關，所以我常常就會跳脫出來，而不是以單純的信仰去看待他們，是人對於自然界人對於萬物有靈的這種敬仰，甚至是一種敬畏，再結合在地的一些歷史背景去看待時，反而是更加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