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爆款相的懸疑劇平庸收場,秦昊也“失靈”了?

*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從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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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川執導、秦昊主演的迷霧劇場新劇《借命而生》,改編自石一楓2018年出版的同名小說。儘管原著小說以厚重的時代質感與人性深度廣受好評,秦昊也曾憑藉《隱秘的角落》《漫長的季節》等懸疑劇展現極強的角色塑造力,但這一回秦昊也“失靈”了。
相較於小說,劇集將敘事重心放在案件本身,導致二十年的時間跨度更多隻是背景,而非推動命運變遷的深層力量,秦昊飾演的杜湘東亦被大幅簡化。在小說的對照下,劇版對時代性和人性複雜的消解令人遺憾。

時代淪為“背景”
小說《借命而生》講述獄警杜湘東與逃犯許文革、姚斌彬之間橫跨二十年的糾葛故事。
20世紀80年代,警校畢業、滿懷刑警夢的杜湘東,因為沒背景、沒關係,被分配到北京郊區看守所,內心“憋悶”。
姚斌彬和許文革為學技術私拆汽車發動機,被當成盜竊而被捕。1989年,兩人越獄,姚斌彬為讓許文革逃生,持槍吸引警力,最終被執行死刑,許文革則踏上逃亡之路。
此後十年,杜湘東因犯人逃脫事業受阻,婚姻也因現實瑣碎充滿矛盾,他始終放不下心結,私下追查未果。逃亡中的許文革隱姓埋名,後來在市場經濟浪潮中,一步步成為成功商人。

21世紀初,許文革自首入獄,杜湘東曾心懷怨恨報復。因為許文革的存在,就像是命運對杜湘東的譏諷:對杜湘東來說,十年堅持不懈的追兇彷彿“徒勞”——明明他是正義一方,卻在漫長的追兇兇淪為失敗者,明明堅守著職業尊嚴,卻在現實裡節節敗退……
小說當中並不存在什麼“命案”,甚至也沒有太多的懸疑,因為時代才是真正的主角,這起案件只是時代的一個“顯影”。杜湘東與許文革二十年的糾葛,串聯起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以及21世紀初的全球化的資本浪潮,時代的變遷塑造了人物的命運軌跡。
比如杜湘東堅守著警察的責任,照顧犯人家屬、追查逃犯,他沒做錯什麼,只是時代變了。1990年代市場經濟衝擊下,當一切開始向“錢”看時,他執著於“追兇”顯得愈發不合時宜,生活事業處處碰壁。也正是因為不合時宜,杜湘東更加渴望透過“追兇”的結果來證明自己。

本應是正邪分明的對立面,卻在時代浪潮裡上演了命運的錯位戲碼。逃亡十餘年後,許文革以成功商人的身份回來自首。許文革本性不壞,“借命而生”也讓他更加堅韌,但他的成功根本上是踩中了時代的節點:在市場經濟浪潮下,他憑藉一手維修技術,抓住了汽修業的風口,成了先富起來的人。
時代就像個不停變換標準的裁判,昨天還在推崇“理想主義”,今天就轉向“效率優先”,昨天的逃犯能變成今天的企業家,當年的好警察卻成了被邊緣化的失敗者。這種身份與價值的倒錯,讓這場追捕不再是簡單的正邪對決,而是個人與時代的碰撞。
這是《借命而生》的“追兇”區別於其他“警匪題材”的精華:在一般的警匪題材裡,追兇是使命必達的職業信念,罪犯伏法即是終點;而在《借命而生》中,杜湘東追的是正義,也是對自己人生價值的證明。讀者透過小說,看到一個時代的滄桑鉅變,以及這種鉅變下小人物的無能為力。

來到陸川的劇版《借命而生》,時間開始於1992年,地點從北京來到了西南的山城——自然環境裡的大霧成為劇中的一大特色,霧氣瀰漫的環境有點“迷霧劇場”的氛圍,暗合了案件的撲朔迷離,也方便導演施展鏡頭美學。代價是損失了小說以北京為背景的的時代座標感與社會變遷的典型性。
杜湘東還叫杜湘東(秦昊 飾), 姚斌彬還是叫姚斌彬(史彭元 飾),許文革的名字換成了徐文國(韓庚 飾)
以上的改動都算不上“傷筋動骨”,真正本質上改變了這個故事的,是劇版將時代與案件關係的徹底調轉——劇版《借命而生》中,案件成了主角,時代淪為一個很常規的“背景板”。

1992年,徐文國因傷害廠長兒子入獄,姚斌彬則被誣偷盜皇冠車入獄。獄中的他們又新增命案:他們涉嫌殺害六機廠車間主任李超——這是劇版的原創案件。
李超為人跋扈,長期欺辱姚斌彬的母親崔麗珍(艾麗婭 飾),她也是徐文國的養母。徐文國和姚斌彬對李超憤恨不已,雙方多次爆發衝突。李超為報復,將崔麗珍列入下崗名單,怒火中燒的李斌彬用自制槍(此前撞針被徐文國卸下,本是無法致命的假槍)威脅李超,沒想到當姚斌彬對李超開槍時,卻命中李超。
徐文國、姚斌彬在押送途中因車禍越獄,姚斌彬很快被抓,最終被執行槍決,徐文國則開始逃亡。但李超命案疑點重重:姚斌彬堅稱未殺人,自制槍撞針此前被徐文國卸下,為何槍可以射出子彈?命案的目擊證人工廠女工陳素娥,被誰殺害?當徐文國逃到礦區時,又是誰讓礦工殺他滅口?

多數觀眾並沒有看過小說,他們在追劇的時候,很自然被牢牢吸引在“誰是真兇”的懸念上。劇集將命案作為敘事主體,各種懸疑元素讓它更像一部標準的懸疑劇,觀眾跟著杜湘東一步步抽絲剝繭,尋找真相。這也就意味著,小說中杜湘東和許文革二十年的命運糾葛、杜湘東追兇的“徒勞”,以及他們在時代浪潮中境遇的懸殊對照,被這場圍繞命案的追兇遊戲“喧賓奪主”了。
誠然,劇版裡也有1990年代的下崗潮、市場經濟轉型等的描寫,有對冤假錯案的控訴,但它們只是常規懸疑劇裡的常規處理,像是一層薄薄的背景布,用來襯托案件的戲劇性。小說中著重凸顯的那種時代對人的主宰感,荒誕的命運反差在劇中被極盡淡化。

當劇版的重心不是“時代如何無形中主宰個體的命運”,而是“兇手到底是誰”,《借命而生》也就從一部關於時代的寓言,變成一個關於案件的謎題。小說的獨特性消失了,《借命而生》只是一部常規懸疑劇。甚至最後懸念的揭曉,都算不上出色。比如破案不是靠警方,一靠兇手竹筒倒豆子般主動交代所有罪行,二靠偶然發現證據,公開舉報,才推動結案,並扳倒了“保護傘”。懸疑佈置看著像那麼回事,懸念的揭曉卻虎頭蛇尾。
人物複雜性的削減
小說裡,杜湘東不是一個始終完美的角色,但他是一個堪稱經典的文學形象。杜湘東的身上濃縮著1980年代以來理想主義的興衰起伏。

杜湘東的警察生涯始於1985年,作為警校刑偵專業的高材生,他只能在北京郊區看守所當獄警,雖然調崗無門,但杜湘東並未氣餒。那是個理想主義飛揚的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散思想的禁錮,物質依然匱乏,但人們的精神世界顯得豐盈,大家願意相信透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命運,很多知識分子將人道主義視為行事準則。 
杜湘東對姚斌彬和許文革的關照,就是人道主義的具象化。杜湘東注意到姚斌彬“娃娃臉”下對母親的牽掛、許文革“硬氣”背後的柔情,所以當姚斌彬手疼時,杜湘東甚至動用私人關係請來法醫同學診治……“杜湘東卻認為自己善待那倆犯人是理所應當的”,小說裡寫道。他還定期探望姚斌彬的母親,從最初的於心不忍逐漸變成一種自覺的責任。在許文革越獄、姚斌彬被執行死刑後,他仍堅持照顧這位非親非故的老人。
進入1990年代,杜湘東的理想主義遭遇全方位的衝擊。犯人逃脫事件成為他職業生涯的轉折點,曾經的尖子生成為職場失意者,調崗、升職與他無緣。特別是在越獄事件發生後的六年時間裡,杜湘東的“追兇”變成一場他與自己的角力——他追捕的既是許文革,也是讓自己不至於被時代碾碎的意義錨點。哪怕不被理解、甚至徒勞無功,他也不願意放棄,因為一旦停止追兇,他就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別人都在進步,只有他在原地踏步。在1995年左右,山西礦區最接近許文革的一次追兇失敗後,杜湘東幾乎是認命了——他選擇了“躺平”,他開始“深入貫徹一種全新的生活態度”,成為“老油條”。  
2001年許文革自首,打開了杜湘東內心深處的魔盒。他對獄中的許文革進行報復,倒掉許文革的藥物,往他的藥罐裡撒尿,持續扣留、糟踐許文革的物資……昔日那個理想飛揚、充滿人道主義的獄警,如今哪裡還有“好警察”的樣子,而暫時地淪為一個“無賴”。他對許文革有著隱秘的恨意——他將自己人生的失意歸咎於對許文革的追兇,自己一敗塗地,許文革卻功成名就,殘酷的落差是對他曾經所堅守的信條的摧毀。杜湘東那些“最無賴”的舉動,是理想主義挫敗後的精神崩塌,是對自己前半生信仰的背叛,也是一種破罐子破摔——既然理想主義換不來認可,那就乾脆在泥潭裡打滾,用最不堪的方式給自己的失敗找一個宣洩口。

一直到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許文革的工廠遭到資本市場的剿殺,他欲自殺。杜湘東及時救下他曾經最想抓住的許文革,他才真正達成與許文革的和解、與自己的和解——他們都沒做錯什麼,他們只是躲不過時代的翻雲覆雨手,逃不過大趨勢,但在他們生活的小空間裡,沒有什麼可以剝奪個體的主觀能動性。“男人戰鬥,然後失敗,但他們所為之戰鬥過的東西,卻會在時間之河的某個角落裡恍然再現”。
杜湘東是不完美的,但他有著完整的人物弧光,他的複雜立體成就了他的經典性——他身上凝結的正是許多人在時代變遷中的精神軌跡:從推崇人道主義、人文精神,到遭遇現實的重創、成為時代的落伍者,有些人或許從此甘於平庸、自暴自棄、隨波逐流,但也有很多人在認清時代的真相後,保持內心微芒的火種,獲得了繼續戰鬥的勇氣。
所以,石一楓的《借命而生》本質上是藉著一個公安題材的懸疑外殼,去描寫1980年代到2000年初的時代變遷,並具備為時代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群人做傳的雄心。

來到陸川的劇版,時代成為“背景”,杜湘東的複雜性也蕩然無存了。在20年的時間裡,杜湘東“始終如一”——他一直是個盡心盡力的好警察,不管時代怎麼變遷,不管其他同事的境遇怎麼樣,也不管出獄後的徐文國如何的飛黃騰達,他的內心與人格幾乎沒有變化,他絲毫沒有覺得有什麼落差。這是一個幾乎沒有陰暗面的偉光正角色。從1990年代到2010年代,外人看待杜湘東的視角也沒什麼變化:他是個好警察,是個好人。劇中沒有什麼有人跟上時代有人落伍的說法,好像時代是靜止的,我們的主人公一直活在溫情的小氣候裡,只有那些壞人才一心在“搞錢”。
也由此,劇版中杜湘東的感情線,與小說也有著本質的不同。
小說裡,杜湘東的愛情始於1980年代的浪漫與理想。冷庫管理員劉芬芳“受到了那種八十年代情緒的蠱惑”,因對英雄的崇拜選擇跟杜湘東走到一起。但現實很快碾碎了這份浪漫:杜湘東被困郊區看守所,事業停滯不前,曾經的文藝女青年成為世俗的、愛抱怨的妻子,每每劉芬芳抱怨後,“又都會形散神不散地歸結為自己的命苦和杜湘東的無能”。好在相濡以沫多年,他們最終也是獲得一種平凡的幸福。

劇版中的劉芬芳(鍾楚曦 飾)則是男性理想中的“完美女人”——始終支援著、愛護著、陪伴著男人,忠心耿耿、無怨無悔,“我劉芬芳一輩子都跟著你,我一點也不後悔”。劇中給劉芬芳安排了一個相當悲情的結局,但她的悲情最終也是為了烘托杜湘東的“悲情”——這個好警察最終幾乎是失去了一切,但他始終不改初衷,最終扳倒了壞人,“大老虎”被繩之於法,他也終於放下心結。
如果劇版《借命而生》是個原創故事,那麼在《九層妖塔》《749局》等大製作的接連失利後,陸川多少是挽回了一點口碑。可在原著的對照下,仍然讓人遺憾地發現:陸川還是很愛改原作,改得更好也就算了,如果改成另外一幅平淡的模樣,真有改編的必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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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版:布雷克 / 稽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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