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6日,TFBOYS組合成員王源官宣其巡演第二站將於鄭州連開兩場,大麥為其總票代。
然而, #大麥 搶不到#的詞條,隨即登上了微博熱搜榜第一。
作為令消費者又愛又恨的公司,大麥網幾乎每個月都會出現在熱搜上,不停地面臨著種種風波,不停地承受著種種質疑。
比如:
3月,一女子因親人去世欲退票被拒;
4月,在鳳凰傳奇的演唱會上,歌迷花千元卻買到柱子票;
5月,一哥哥替去世妹妹看演唱會,出具死亡證明後要求換票遭拒;
6月,張信哲演唱會座位示意圖開票前後不一致,被歌迷質疑低價高賣。
儘管爭議不斷,但乘著演唱會經濟東風,大麥的財報成績依然亮眼。日前公佈的財報資料顯示,2024財年,大麥年度收入為14.81億元。這意味著,大麥月均收入超過了1個億。
搶票難、黃牛橫行、退票規則教條僵化……這一切又與哄抬的票價形成了鮮明對比,令消費者們感到不悅,導致矛頭最終都指向了中國最大的綜合類票務銷售平臺大麥網。
問題頻出,大麥管不了嗎?票務市場亂象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值得深究。

經營上漲卻爭議不斷
成立於2004年的大麥靠票務起家,業務覆蓋現場演出的全鏈條,包括演出票務、現場服務、售票系統和場館業務,以及演出內容的主辦、投資、製作和推廣等。
其中,“票務業務始終是大麥營收的核心”。曾在大麥工作近十年、擔任重要職位的李洋告訴鹽財經記者:“一般演出專案的票務代理費是平臺票務銷售總額的10%~15%,大型的、有流量的專案一般為5%~6%。”
2024財年,大麥業務交易總額(GMV)同比增幅超500%,演唱會頭部專案覆蓋率近100%,並擔任了周杰倫、五月天、林俊傑、張傑等大量頭部藝人演唱會的票務總代。
然而,大麥曾長期處於虧損狀態。此前三個財年(均截至3月31日),大麥經調整淨虧損3.22億元、1.38億元、0.99億元。
能在2024財年賺得盆滿缽滿,與去年以來線下演出市場迅猛發展不無關係。
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資料,2023年,全國演出市場票房總收入約為502.32億元,較之2019年增長150.65%,其中大中型營業性演出票房約為201.71億元,為演出市場票房最大的品類之一,較2019年增長了373.60%。均創下歷史紀錄。
不過,演出市場越熱鬧,頭部公司營收越上漲,消費者與大麥之間的矛盾也越激烈。
一方面,大麥作為熱門演出的總票代甚至獨家票代,所面臨的搶票困難、囤票炒票、黃牛層出等質疑不曾間斷。
“平臺開票1秒沒,黃牛卻有大把溢價票”,成為當前演出票務市場的常態。
去年以來,天價票屢見不鮮:
1.8萬,一張五月天演唱會前排票;
15萬,兩張的周杰倫演唱會內場前三排連座票;
20萬,一張的TFboys十週年演唱會前排票;
本應做好票務管理,防範黃牛的大麥,難免讓人覺得“失職”。
另一方面,強實名制之後,退票貴、轉票難等新問題不斷湧現。
為打擊黃牛,規範票務市場,去年9月,文化和旅遊部、公安部聯合釋出通知,要求大型演出活動實行實名購票和實名入場制度,每場演出每個身份證件只能購買一張門票,購票人與入場人身份資訊保持一致,實行“人、票、證”三者統一的強實名制。
這意味著,因為特殊原因無法抵達現場的消費者,本可以透過轉票等形式來降低損失,現如今只能選擇退票,前者是自由交易,後者就必須得服從平臺規則。
鹽財經記者梳理發現,截至7月7日,在黑貓投訴平臺上,消費者針對大麥的累計投訴達49348條,近30天的投訴量就達2196條,投訴內容多指向“退票手續費高”“退票退款難”“強制消費、拒絕退票”等問題。

黃牛手上為何票多?
面對“聯合黃牛惡意炒票”等質疑,歸根到底是票源問題。但事實上,大麥處於演出市場鏈條末端,並不掌握票源話語權。
演出票依據其功能可分為可售票、工作票和贈票。其中,工作票和贈票為特殊預留,不公開銷售,但部分可能還是會流入市場。曾做過演出主辦方的李暖承認,確實存在預留票被倒賣的情況,“給投資方、合作方票很正常,只是票一旦流出,我們也很難控制其具體流向”。
可售票及被倒賣的工作票和贈票最終會流向票務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
票務一級市場,包括大麥為代表第三方票務平臺以及主辦方直銷平臺,負責售票、出票和檢票。
門票直接來自主辦方,採用“不溢價、不打折”的單一定價模式。不過,其定價機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票房空間的靈活性,不能即時反映市場需求變化,可能導致熱門演出票價過低、冷門演出票價過高而滯銷,影響主辦方的總收入。
對於主辦方來說,票房收入是其主要利潤來源,而藝人演出費、舞臺搭建費、場館裝置租賃費等都是固定成本,並不會因票房多寡而變動。
王明亮直言,選擇一級票務市場,意味著收入滯後、空間有限,滯銷風險大、回本週期長。因此,“許多主辦方有很強的動力選擇二級市場”。
二級票務市場因供需錯位應運而生,採用動態定價機制,票源複雜多樣。各級票務代理商、主辦方的灰色門票、大戶“黃牛”、散戶“黃牛”和轉售的個人消費者,在這個市場上進行票務交易,交易價格更接近其市場價值。
鹽財經記者以票務代理應聘者的身份詢問多家票務代理公司工作人員獲悉,其手上票源均來自主辦方,都可支援後期錄入個人資訊。
被詢問的工作人員一致對鹽財經聲稱,目前頭部演出的主辦方僅會給到一級票務平臺不足三成的可售票源。
然而,李洋與王明亮表示,對於大麥而言,頭部演出拿到的票源可能相對少些,但絕不會低於可售票的40%,常規的專案一般達到50%至70%。
同時,兩人承認,大麥確實很少能拿到內場前排位置的票源。“主辦方的核心訴求就是票房最大化,如果有人願意花2萬來買一張面值2000的票,且立馬給錢,為什麼不呢?”李洋反問道。
當票源被層層瓜分,消費者終於能在平臺買到原價票後,還需要面臨與黃牛的同臺競爭。
毛毛和團隊既直接出售門票,又依靠“科技手段”和“人海戰術”為客戶提供代搶服務,代搶費用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而針對“槍手代搶”,大麥此前表示,大麥已經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精準識別、智慧對抗、即時攔截的平臺治理體系,可精準攔截機刷請求,攔截率高達99%。
儘管如此,毛毛對鹽財經表示,“代搶成功率沒有100%,但95%還是有的”。
那麼,如若一級票務市場也採用動態定價,是否能夠緩和黃牛氾濫的問題呢?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可行性並不高。
多名演出經紀公司工作人員向鹽財經記者表示,同類演出的市場票價會直接影響具體演出的定價,因為這是行業的參考標準。“類似演出票價基本一致,浮動不大。”
同時,主辦方自身並無推動一級票務市場動態定價的動力。王明亮對此解釋稱,即便主辦方能夠根據市場需求提高票務銷售價格,但其提價本身也會受到相關監管部門的限制。
演出作為公共文化產品,具有一定的普惠性。文旅部及地方文化主管部門通常要求大型演出專案在售票前進行票價備案或審批,確保票價合理,防止惡意抬價。
動態定價可能導致票價過高,造成普通觀眾難以負擔的同時,引起市場萎縮和消費疲軟。
據財新報道,在內容供給猛增,觀眾“報復性觀演”的去年,音樂行業卻在聯合控價,“降價”是彼時演唱會的主流,多名頭部歌手均相約沒有漲價。
可即便如此,二級票務市場參與哄抬票價的現象層出不窮,究其原因,是僧多粥少。
“現在頭部演出常見的情況是,想看的人有幾百萬,場館能容納五六萬人,但平臺只有兩三萬張票,即便加上二級票務市場的票,也明顯供不應求。”李洋說道。

買票就像開盲盒
因供需失衡引發票務市場諸多亂象,“強實名”被順勢推出。
然而,票務代理毛毛告訴鹽財經記者,“強實名”推出後,票務市場變得更為“畸形”。
多人資訊去搶票再轉賣的形式行不通了,票具有唯一性,代搶成本增加,費用隨之水漲船高。“之前一些頭部演出的代拍費可能就幾百塊,現在2000、3000隨便開價,邀請函更貴了,幾萬一張。”
買票更貴,退票也變得更難。
文化和旅遊部、公安部此前已做出相關規定,要求演出舉辦單位應當建立大型演出活動退票機制,設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費標準,保障購票人的正當退票權利。
鹽財經記者梳理發現,目前演出市場上,除少量並不支援退票的演出外,大部分演出會分時段來設定不同比例的退票手續費,普遍為原票價的0、20%、40%、50%,少數演出的退票手續費高達80%,且一般在開演前1到2周關閉退票通道。退票相關事宜的解釋權歸主辦方所有。
“無論是票務平臺還是主辦方,都是不希望退票的。演出是時效產品,且已經提前投入大量既定成本,退的票相當於一張廢紙,這個虧損率算誰的呢?”李洋說道。
關於退票的投訴中,不少消費者認為在正式出票前退票,並不影響票務的二次出售,退票通道不應提前一週,乃至半個月就關閉。
對此,李暖向鹽財經記者解釋稱這是在為“出票”環節做準備,“出票要確定具體的座位號,我們得保證這個數字不會再有所變動了才能出票,開演前幾天的工作非常多,1—2周統計核實票務資料是比較合理的時間”。
除因無法趕赴現場,還有不少人是因為高價買到了“柱子票”想要退票。
“買票就像開盲盒,同一個價位,有人正中間,有人在邊緣,只能看命。”一消費者對座位分配規則調侃道。
此前,9名觀眾因梁靜茹上海演唱會視野被立柱遮擋,起訴主辦方上海魔方泛文化演藝有限公司。近日,上海閔行法院對該案做出一審判決表示,主辦方因提供的服務存在明顯瑕疵構成違約,需根據不同票價採用階梯式退票比例,最高退票比例為70%,即1299元票價退還910元。
庭審過程中,被告代理律師曾表示,被告已經在相關機構的組織調解下,向包括原告在內的多位觀眾提出過解決方案,即補償200元京東卡,這個方案被約100位觀眾接受了。
千元門票主辦方事前只願主動補償200元,超百位觀眾權益受到侵害,但最終堅定維權的只有9人——維權之難,可見一斑。
退票機制本應維護好消費者、主辦方和票務平臺方等各方的利益,然而,事實上,目前演出退票政策由票務平臺和各個主辦方自行主導制定,不同演出、不同城市、不同主辦方,退票機制不同,缺少統一規則,這也使得退票機制本身更傾向於維護其自身權益。
一演出行業內人士向鹽財經記者指出,要緩解“退票難”的問題,需要制定清晰、合理的退票規則和標準,確保透明度和統一性。
同時,應開闢正規的門票流通渠道,以便更方便地處理退票和轉票,遇到特殊情況,也應當允許消費者提供相關證明來獲得全額退款,從而降低退票成本和難度,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並減少因退票引發的矛盾。
長遠來看,演出票務,不僅是一場關於供需的博弈,更是一種文化傳播與社會公平的平衡。一場精彩演出,不僅依賴明星的臺前表現,不僅依賴幕後的精心策劃,還在於票務市場多方的協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