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城市人文紀錄片《狂想之城》在騰訊新聞上線，Lens旗下影片廠牌“重逢島”參與了節目的策劃與製作。
在這檔節目中，建築師馬巖松與六位嘉賓恩利、陳明昊、庫哈斯、蔡國強、瓦格納、陳沖，漫步於巴黎、巴塞羅那、鹿特丹、紐約、斯圖加特以及洛杉磯，談城市裡的人文與建築。
在紙刊的時代，我們曾有一檔名為「城市 City」欄目，在人文視角下，耳熟能詳的城市和默默無名的小城都有它們獨一無二的魅力。
2015年，Lens十年回顧的短片，我們走過了五個大洲，四十六個國家，七十五個城市整理合輯成了一條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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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伍迪·艾倫的《午夜巴黎》還在籌備階段。巴黎在爭奪2012年奧運會主辦權上，敗給了倫敦。高昂的房價讓窮藝術家開始離開這座曾經的藝術之都，追逐時尚的年輕人則奔向紐約、柏林、東京……
《時代》（歐洲版）在封面標題上宣判：“法國文化已死”。面對這座有些沮喪的城市，我們在「城市 City」專欄中，用筆觸和鏡頭將巴黎拉回《20年代，曾經的巴黎浮華歲月》。
《狂想之城》劇照
又一個十年過去，2024年的巴黎將塞納河變成奧運會的舞臺，也再一次成為城市敘事的起點。
在法語裡，Scène（舞臺）和Seine（塞納河）的發音完全相同。除了打破傳統體育館的圍牆化身為開幕式流動的舞臺，巴黎這座城市的一切故事都基於塞納河發生、流淌。
這條河上如今有37座橋，於是有37種連線左岸和右岸的方式。
今天，如果用一個建築代表巴黎，人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埃菲爾鐵塔。但在1889年這座鐵塔建成前，扮演巴黎“時尚之都”城市名片的建築是一座橋——“新橋”（Pont neuf）。
在這座橋還沒有被電影賦予象徵愛情的浪漫主義色彩時，它曾被賦予“塞納河上第一座橋”的非凡使命。與它的名字相矛盾，“新橋”是塞納河上37座橋中最古老的一座橋，它連線塞納河中央的西岱島（île de la cité）和塞納河兩岸。
《狂想之城》劇照
之所以被叫做“新橋”，是因為這是一座現代城市史上里程碑式的建築，從這座橋開始，巴黎走向現代，或者換句話說，巴黎的一切創新都始於這座橋。
亨利四世征服巴黎後，希望修建一座橋來贏得人心，“新橋”圓滿實現了他的願望。這座首次完全用石頭打造的橋，與之前的任何一座橋最大的不同在於：“新橋”是一座徹徹底底服務於行人過河的橋，它的兩側沒有雜亂的房屋，取而代之的是鋪上卵石的“人行道”。它為行人展現了現代街道的樣貌，並且徹底改變了人和河流的關係，歷史上第一次，行人會覺得自己彷彿是這條河流的主宰。
《狂想之城》劇照
這座橫跨在塞納河上的新式橋樑，作為巴黎歷史上的第一個現代公共工程，不僅為歐洲的橋樑設立了新的標準，也徹底改變了巴黎人的生活。向來對一切挑剔的巴黎人，無論貧富，都對這座“史無前例”的新式建築欣然接受，甚至在“新橋”竣工近兩個世紀後，它仍被形容為“城市的心臟”。
在新橋出現之前，巴黎右岸唯一的景點就是盧浮宮，對於沒有錢坐渡船過河的人來說，抵達右岸必須穿過兩座橋以及很長一段路。新橋的連線讓右岸徹底融入巴黎版圖，以至於到該世紀末，右岸不僅遍佈民宅和都市改造工程，甚至將一片腐敗的沼澤催生為著名的香榭麗舍大街。
作為連線左岸和右岸唯一的紐帶，新橋迅速取代巴黎一切輝煌的建築，成長為這座城市的中心地標，甚至有一種說法，在新橋誕生的17世紀，“任何一個重大事件”不是發生在新橋，就是首先在新橋成為話題。”歷史上第一次，一座城市被一項市政工程建築所定義，而不是教堂或者宮殿。
在凱爾特神話中，塞納河是一位名叫Sequana的仙女，為了擺脫海神波塞冬的追求，她甘願化為一條河流。她是一位拒絕臣服於男性蠻力的女子，塞納河也因此象徵著一種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力量。
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上，塞納河所象徵的女性力量被具象化，當《馬賽曲》響起，九座女性雕塑在塞納河畔緩緩升起。這個屬於“她時刻”的隆重環節原本是為了紀念法國曆史上的十位偉大女性，然而恰恰在這個最矚目的時刻，備受期待的波伏娃雕塑卻因為機械故障卡住了，成為唯一一座沒有被升起來的雕塑。
除了用筆捍衛女性權利的哲學家和那座不肯升起的雕塑，在巴黎，波伏娃還是一座橋。
《狂想之城》裡馬巖松與恩利初見的西蒙娜·德·波伏娃步行橋是塞納河上的第37座橋，也是最年輕的一座橋，它建成於2006年。沒有使用縮寫，沒有冠以任何頭銜，一位女作家的名字在塞納河最寬闊的地帶以柔美起伏的線條展開，連線了左岸的國家圖書館與右岸的貝西公園，僅供行人和腳踏車使用。
作為塞納河上最具叛逆精神的建築，它的獨特之處在於雖然跨越塞納河最寬的河面，但整座橋看不見任何橋墩或者支撐物，視覺上看，它像兩座橋相互交織而成。橋面鋪滿橡木板，與塞納河以及河岸的樹木融為一體。
就像馬巖松對波伏娃橋的解讀，“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有時候有一些交集”，在這座橋上，行人有不止一種方法到達對岸。即使是並肩而的行的情侶，也可以在橋樑起伏的岔口選擇去往高處或者低處，以不同的體驗抵達終點。
這座最年輕的步行橋地處一個不斷創新的街區，如今這裡已經湧現出不少文化高地，例如法國電影資料館、國家建築學院以及它所通往的密特朗國家圖書館。
在紀錄片中，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François Mitterrand）是馬巖松和恩利相遇後談及的第一個建築，這座建築始於1988年法國國慶日密特朗總統宣佈的“建造世界上最大、最現代化”的圖書館計劃，年僅35歲的建築師多米尼克·佩羅（Dominique Perrault）以四“書”相對的方案，一舉奪標。
介紹這座建築時，馬巖松說：“佩羅他現在可能六七十了，但當時他做這個設計的時候，是透過一競賽，才30多歲。可能法國還是有那個感覺，他們相信年輕的建築師。”
《狂想之城》劇照
雖然如今回過頭來看，佩羅也憑藉這座建築贏得了“密斯·凡·德羅獎”，法國國家圖書館成功為一位年輕的建築師鍍上“天才”的光芒，但回到提議建造它的1988年，即使是向來將文化置於首位的法國，對這個尚未面世的巨大圖書館並未展現出任何寬容。
大多數人指責大約100多億人民幣的造價將加速法國的經濟危機。像所有企圖踏上巴黎的新建築們所遭受的指責一樣，法國人抱怨“這個巨大的鋼玻璃怪物的出現，會破壞巴黎建築群體的和諧。”
即使受到各方面的批評和指責，並且幾次面臨停頓狀態，這位歷時九年的圖書館終究於1997年站立起來，面向公眾開放。
正如建築師多米尼克·佩羅（Dominique Perrault）的理念，“重要的不是建造什麼，而是為什麼建造。有趣的是提供一個場所，而不是一個建築。”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進入法國國家圖書館閱讀是從閱讀這四本“鉅著”開始的。國家圖書館一經面世，立刻就成為巴黎的“航標”，無論站在巴黎哪個角落，只要遠眺這四本巨大的書籍，立刻能認出國家圖書館，並確定巴黎的東南方向。
它沒有圍牆，沒有大門，是一座極具包容、開放姿態的建築。它雖然佔地巨大，但創造了開放的公共空間。四座建築圍出一個8個足球場大小的矩形廣場，中心嵌著一座綠色的森林，這片森林中栽種著從諾曼底森林中移植來的松樹、白樺、橡樹等。
和國家圖書館一樣，如今巴黎的許多標誌性建築，都是在爭吵聲中誕生的，廣為人知的埃菲爾鐵塔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巴黎聖母院、盧浮宮金字塔、蓬皮杜藝術中心、蒙帕納斯大廈都曾遭受過挑剔的巴黎人的苛責。
回憶起在巴黎的日子，貝聿銘曾說：“我是不想再設計一座盧浮宮了。” 今年是盧浮宮金字塔建成40週年，1984年，貝聿銘向法國人提出改造盧浮宮的金字塔方案時，得到的評價是“一個巨大的破玩意”。
“我猜想百分之九十的巴黎人起初是反對這個工程的。”
說出這句話的貝聿銘不會想到，40年後，這個曾被法國人貶低得一無是處的“巨大的破玩意”會成為日後遊客爭相打卡的巴黎地標建築。
《狂想之城》劇照
在蓬皮杜藝術中心門口，馬巖松感慨“歷史上淨是膽大的人”。
蓬皮杜藝術中心讓外露管道和鋼架結構設計成為建築外立面，這種完全反傳統的“高技派”， 讓這座美術館在興建過程中就遭遇了各種爭議和阻力。
促成這座現代藝術中心的法國前總統蓬皮杜這樣解釋自己的構想，“我非常想讓巴黎擁有一處既可以當博物館又可以當創意中心的文化中心，在那裡，塑膠做的藝術品可以和音樂、電影、書籍和音像製品放在一起。我為法國人品味的陳舊和保守感到震驚，尤其是那些所謂的精英人士。”
於是，作為法國第一個接受外國人競標的公共建築，評委會從知名建築師雲集的681個方案中選定了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建築師的方案：Renzo Piano和Richard Rogers。在參選的681個作品中，這個方案是唯一一個建議只用一半場地的方案，因為建築師希望留出一半空間做廣場，模糊博物館和城市之間的分界線。
這座被“開膛破肚”，將所有功能性建築都露給人看的建築招致了鋪天蓋地的批判，在1977年1月的落成典禮上，甚至有人把這座文化中心比作“煉油廠”。
《狂想之城》劇照
隨著時間，巴黎人逐漸接受了這座彩色的“大玩具”，《國家地理》將它定義為讓人“二見鍾情”的建築。
如今，蓬皮杜藝術中心已經53歲了，越來越多的巴黎人對這座與整個城市風格相異的博物館表達喜愛，當然也有不少人繼續討厭它。但這些觀點改變不了的是：即便放在當下，它的理念依然超前。
在巴黎，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在蒙帕納斯大廈（Tour Montparnasse）的全景露臺上，能看見法國首都最美的風景。因為這裡是巴黎唯一一個看不到摩天大樓本身的地方。自從這棟59層高，有著巧克力色玻璃外牆的建築於1973年落成以來，無數巴黎人就將它看成是城市天際線上的傷疤。這座巴黎市中心唯一的摩天大樓，有別於其他一切奧斯曼建築，以210米的身高突兀地佇立在這座以“統一”著稱的城市中心。
這座樓在設計之初就毫無意外地引起公憤，但不像大多數激進的建築最終得到了巴黎人的認可，如今，年過50，巴黎人還是不喜歡它。
2016年，對蒙帕納斯大廈忍無可忍的法國人向全世界發出了改造方案徵集以撫平“巴黎的傷痕”，馬巖松的團隊提交了一份改造一棟樓從而“顛覆”兩個建築的方案——“都市蜃樓”，藉由這棟巴黎人不想看見的大樓製造另一座倒立的鐵塔。
12月初，是巴黎聖母院重新開門的日子，距離那場大火，已經過去5年。
2019年，法國曾向全世界徵集方案，以重建在大火中焚燬的聖母院屋頂。來自56個國家的226項方案入圍，但最終，法國宣佈將摒棄這些極具想象力的設計，尊重歷史，方案確定為「還原」。
這個決定雖然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援，但也不乏“過於保守”的爭議。而且這個看似最保守的方案遭到了環保機構的強烈抨擊，因為還原意味著要使用1000棵100-200歲樹齡的橡樹來還原那個被稱為“森林”的屋頂。
在爭議和質疑聲中，這座800多歲的老建築被恢復原貌，作為重生後的「新地標」，它將再一次迎接巴黎人挑剔的目光。
早在瓦爾達搬到達格雷街（Rue Daguerre）居住，並將達格雷街的風情收錄在以“新浪潮”命名的影史之上前，這條僅長630米的小街和電影的緣分就已經寫在了它的名字裡，為了紀念銀版攝影的發明者路易·達格雷（Louis Daguerre），這條街道被命名為達格雷街。
瓦爾達從1951年起就住在這條街上，此後，她從未搬家，直到去世。
《狂想之城》劇照
1975年，瓦爾達決定將鏡頭對準與自己相伴20多年的鄰里，在此之前，瓦爾達也曾多次讓自己日常生活的街區在電影中出現。
這條街道上工作和生活的人，他們閒談、楷模、購物、理髮、等生意上門、整理貨架、招呼顧客、佈置櫥窗、送煤氣罐……日常瑣碎被瓦爾達以素描的方式勾勒進一部影片，以至於時隔40多年，我們還能聽到鄰里訴說1976年巴黎一條小街上的生活瑣碎。
這些原本會輕易溜走的時間，被瓦爾達用影像“魔術”保留了下來。
《達格雷街風情》劇照
影片中，商販們休息的間隙，瓦爾達向他們丟擲一系列問題：“你是誰？來自哪裡？什麼時候來到達格雷街？”
“我是瑪利亞·當居，出生於出生於芒什省的聖息迪拜勒，我於1963年來到這裡開了家麵包店。”
“我叫讓·古拉德，賣雜貨。出生於伊勒-維萊那省，1954年來到巴黎。”
鏡頭中的商販有著不同的成長經歷，不同的人生機遇，卻最終相聚在巴黎，在達格雷街。
時隔近50年，這條街上的店鋪雖然多已改名換姓，但這條街道依然沒有喪失瓦爾達影片裡的那份平凡日常的活力。
《狂想之城》劇照
《狂想之城》裡，我們走訪了達格雷街上的幾家商戶，其中一家離瓦爾達故居不遠的旅館老闆是阿爾及利亞移民，他的哥哥開創了這間家族式經營的小旅館。在節目中，他介紹了這條他居住超過40年的街道：
“這裡以前被稱為達格雷村莊，因為當時這條路上的每個人都相互認識，我對以前住在這裡的老人留有非常美好的回憶，但隨著時間，一些鄰居離開了。"
”我們這間旅館不像那些巴黎的大酒店，我們和顧客的聯絡很緊密，我們稱他們為家人。”
旅館老闆帶節目組參觀了瓦爾達在這條街上的故居，站在達格雷街86號前，這位旅館老闆感嘆：
“我們想念她，她的離開讓我們感到了缺失，就是這樣。”
在達格雷街，我們遇到的不是導演瓦爾達，而是鄰居瓦爾達。
雖然離開了達格雷街，但瓦爾達並未離開她喜歡的街區，她和丈夫雅克·德米（Jacques Demy）的墳墓就在距離達格雷街不遠的蒙帕納斯公墓。
瓦爾達和她的貓在達格雷街
與我們的文化背景不同，在法國，墓地並不被忌諱，甚至是旅行手冊上被推薦的目的地。遊人在墓地園區裡散步、追思、遛狗，甚至小憩，死亡只是生活裡稀疏平常的一部分。
作為巴黎城內最大的三個公墓之一，蒙帕納斯公墓中有35000多座墓碑，作為20世紀初巴黎的文化和藝術中心，這裡埋葬著眾多藝術家、作家、音樂家、雕塑家以及政治家。
薩特與波伏娃的墓碑上只有兩個人的姓名和生卒年月，留下的大片空白被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唇印填滿。“
《狂想之城》劇照
在鏡頭下，恩利和馬巖松在薩特與波伏娃的墓前停留，放在墓碑上的紙條和地鐵票也許正如他們的解讀，“很多女生是從她這兒得到過鼓勵的，得到精神的支援的。”
在一座不乏遊客的城市，一塊墓地，也有它自己的方式吸引人流連，無論逝者，還是生者。
浪漫、高傲、包容、混亂、自由……這些貼在巴黎身上的標籤，每一個都恰如其分。不論好壞，他們都是這座城市令人著迷的組成部分。
在讚美和叫罵聲中，巴黎是最好的城市，巴黎是最壞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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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紀錄片《狂想之城》第一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