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全球知識雷鋒第215篇講座。

主體整理自2018年4月18日，拉菲科·魯伊茲（Rafico Ruiz）在達特茅斯學院北極研究所（Institute for Arctic Studies at Dartmouth）的講座,講座由羅斯·弗吉尼亞（Ross A. Virginia）主持，原題目為“最後的冰山：人類世的批判樂觀主義（The Last Iceberg：On Critical Optimism in the Anthropocene），講座影片地址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ImBXWdN5Y，由肖藝蕾翻譯，楊有有校排，王婉琳編輯。

正文共約1.8w字，60圖，閱讀完需要30分鐘

大家下午好！非常歡迎並感謝各位到場出席這次論壇。我是羅斯·弗吉尼亞，環境研究專案的一名教員，也是達特茅斯學院北極研究所（Institute for Arctic Studies at Dartmouth）*的負責人。該研究所隸屬於迪基國際研究中心（Dicke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今天，我非常榮幸地歡迎並向大家介紹達特茅斯學院富布萊特加拿大北極研究主席（Fulbright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Arctic Studies）——拉菲科·魯伊茲（Rafico Ruiz）博士。這是唯一在達特茅斯學院設立的富布萊特學者專案。首先，它建立在我們與加拿大緊密且極具價值的合作關係上。與此同時，它也致力於深入探索北極研究領域的跨學科問題。達特茅斯學院每年都有幸接待一位加拿大富布萊特學者。在持續4到6個月的時間裡，他們將與教職工和學生展開協作，進一步推動我們的研究，並鞏固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合作關係。實際上，這正是迪基中心的使命所在。

*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是一所位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州漢諾威的常春藤盟校，創建於1769年，其北極研究所專注於北極地區的多學科研究，涵蓋環境科學、社會科學和政策分析。

*迪基國際研究中心是達特茅斯學院的一個跨學科研究中心，透過學術研究、政策分析、國際合作和公共活動，探索全球性問題，如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衝突，支援研究生和本科生進行國際問題的實地研究和實踐。

或許有些人不太瞭解富布萊特專案：它是由美國政府資助的旗艦級國際教育交流專案，旨在促進美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理解。該專案由參議員威廉·富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於1946年創立，得到了美國國務院的贊助和全球許多國家的支援。目前已有78個國家以及超過380,000名富布萊特學者參與了該專案。自創立至今，這些學者取得了許多令人驚歎的成就。因此，我們非常高興達特茅斯學院能與富布萊特專案達成合作，進而與加拿大保持緊密聯絡。當然，今天的研討會也由富布萊特專案、達特茅斯迪基中心北極研究所，以及尊敬的大衛·奧爾瓦德（David Alward）領導的加拿大駐波士頓總領事辦公室贊助。

今天代表總領事館出席的是我們的好友兼同事馬克·雅克（Marc Jacques），他也在前排就坐。他擔任波士頓領館的高階政治與經濟事務專員。馬克為達特茅斯學院迪基中心及北極研究所組織並贊助了許多場活動。在尋找合作伙伴及協助專案安排的方面，他是我們至關重要的搭檔，併為美加之間的交流構建了橋樑。還要特別感謝的是富布賴特加拿大的執行長——邁克爾·霍斯（Michael Hawes）博士，他為促進加拿大富布萊特講座和達特茅斯學院的互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對政治科學、環境和北極研究有著濃厚的興趣。下面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本次演講人：致力於對環境人文學廣泛領域研究的魯伊茲博士。

他的研究中涉及文化地理學、傳播研究、技術和其他不同學科視角。顯而易見，他是一位高度跨學科的學者，能夠匯聚多個學科的資訊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變化迅速的北極地區。他曾在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完成了本科學業，後前往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攻讀法國文化研究碩士學位。之後回到麥吉爾大學深造，獲得了傳播研究和建築史理論雙博士學位。目前他是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社會學系，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委員會的班廷（Banting）博士後研究員。他在達特茅斯期間，積極開展了多個緊密關聯的研究專案。目前，他正在研究北極圈地區電信基礎設施的發展，這是在北方傳遞資訊的一項重大挑戰。同時他還關注這項技術如何與多元的本土化環境法律框架之間相互作用。這些框架不僅面向通訊行業的發展，也與開採行業有著緊密的聯絡。因此，對於理解和塑造北極的未來，這是一個非常複雜同時也充滿機遇的領域。魯伊茲博士目前即將完成一本新書*，會由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探討了漁業，開採環境以及紐芬蘭省（Newfoundland）和拉布拉多省（Labrador）的格倫費爾傳教團（Grenfell Mission）*。他正在進行的另一個專案，今天稍後將會討論到。他的另一本書也在撰寫的初期階段，書名暫定為《地球的相態：氣候變化盡頭的冰山》（Phase State Earth: Icebergs at the End of Climate Change）。

*指的是《緩慢的干擾：定居殖民資源邊界上的基礎設施調解》（Slow Disturbance：Infrastructural Mediation on the Settler Colonial Resource Frontier）

*格倫費爾傳教團：由威爾弗雷德·格倫費爾爵士（Sir Wilfred Grenfell）在1892年創立的慈善組織，是一個由醫院、學校、孤兒院、商店和工業組成的網路，為紐芬蘭和拉布拉多北部農村社群的人們提供醫療和社會服務，其建設的這些基礎設施還用於支援該地區海岸漁業資源的開採。https://raficoruiz.info/

兩年前，我有幸從加拿大特巴芬島（Baffin Island）航行橫跨北冰洋到格陵蘭島（Greenland）。在穿越戴維斯海峽途中，我們遇到了第一座巨型冰山。所有人，包括達特茅斯學院院長菲利普·詹姆斯·漢隆（Philip James Hanlon）以及和我同行的校友們，都跑到甲板上觀看。當時我目不轉睛地凝視這座冰山，立刻聯想到這個巨大的冰塊來自格陵蘭，又想到了把它帶到這裡的洋流，以及與它相關的各種事物。然後我意識到自己被一群拿著相機和望遠鏡的人包圍著。他們都被這座冰山震撼了，並用一種全新的方式欣賞它。所以在那一刻，我放棄了自己一直以來所遵循的科學解釋的視角，只是沉浸其中。這次經歷加深了我對於各學科融合的理解，我們需要用感官聚焦北極快速變化的驅動因素，並思考這對我們以及對生活在這個神奇地方的人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魯伊茲博士不是一個人在達特茅斯做研究。他的搭檔波琳娜·密茨凱維奇（Paulina Mickiewicz）博士也在這裡。密茨凱維奇博士同樣擁有傳播學博士學位。在麥吉爾大學，她已經有多個正在進行的研究專案。其中之一是有關圖書館以及新技術的影響——資訊傳遞方式、社交媒體和其他資訊科技如何改變圖書館的運作模式，以及如何改變圖書館與社會機構、公共利益和民主之間的互動方式。現在讓我們開始這場精彩的主題講座，題目是：最後的冰山：人類世的批判樂觀主義。

非常感謝羅斯的真誠介紹和大家熱情的歡迎。羅斯和梅洛蒂·李（Melody Lee），以及北極研究所的每一位成員都非常慷慨地為我提供幫助，我也很榮幸能夠參與加拿大富布萊特專案。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自己在為挽救《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盡一份微薄之力。我想，我們可以把這次講座視為一種對想象的練習。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於1994年生效，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簽署，旨在消除三國間的關稅和貿易壁壘，促進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推動經濟合作與增長。雖然NAFTA顯著增加了區域內貿易和投資，但也引發了對其對就業和環境等方面影響的爭議。2018年，三國達成了更新版協議《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於2020年生效，以替代NAFTA並引入新規定。

斯皮爾角（Cape Spear）的冰山

紐芬蘭省與拉布拉多省附近，2016年6月拍攝

作為一種想象力練習，在此我為大家提供一個場景：我們正身處未來某個不確定的時刻（但願只是在未來），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極地冰蓋（polar ice caps）和格陵蘭冰蓋（Greenlandic Ice Sheet）像許多模型預測的那樣融化了，世界大部分的陸地都被淹沒在水下。因此我們可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冰凍圈（Cryosphere）*還剩下什麼？那些被連續冰層覆蓋的地區還能遺留下什麼呢？正如我這次演講題目所表明的，我的答案是：最後的一座冰山。

*冰凍圈（Cryosphere）：用來描述在地表上，水以固態形式出現的區域，包括冰川、極地冰蓋、凍土、積雪以及高山地區的冰雪等，對全球氣候、海平面變化和水迴圈具有深遠影響。

位於伊盧利薩特冰峽灣口附近的冰山

2017年6月拍攝

是的，一座孤立的冰山可能會成為格陵蘭冰蓋和龐大的南極冰川僅有的殘存之物。從許多方面來看，這是我希望在今晚的演講中闡述的要點。冰山確實是我們地球生態環境變化的充分象徵，但它們又不僅僅象徵著導致其數量不斷增加的生態條件。如同某個我們耳熟能詳的觀點，它們也象徵著我們所未知的未來氣候變化。所以，實際上，當我們談到未來即將發生的變化時，目前的生態狀況只是冰山一角。

卡米爾·西曼，系列冰山攝影作品，2006年

圖一：《富蘭克林島附近的冰山》，攝於南極洲

圖二：《冰山細節與灰背鷗》，攝於東格陵蘭島

圖三：《走向冰山》，攝於南極洲華盛頓角

來源：https://www.camilleseaman.com/

攝影師卡米爾·西曼（Camille Seaman）*在過去近十年裡，進行了一項頗具非傳統性的攝影專案。她將其描述為肖像攝影專案（Portraiture Project）。西曼致力於以人像攝影的細緻手法來拍攝每一座冰山，目的是在世界各地的冰山消失之前，為其世界各地的冰山留下記錄。因此，這些冰山確實可以算是真正的肖像。

*卡米爾·西曼（1969-）是一個美國女性攝影師，她的父母分別是美洲原住民和非裔美國人後裔。在2003年拍攝了一組北冰洋斯瓦爾巴島的照片開始獲得關注，持續透過描繪冰山、風暴和其他自然現象關注氣候變化的影響。

卡米爾·西曼《不同的時間的面孔》，攝於格陵蘭島南部，2009年8月，來源：https://michellerumney.com/camille-seaman/

儘管西曼的專案中所蘊含的“未來”似乎還很遙遠，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甚至超出了我們有限的人類時間尺度所能理解的範疇。然而，在許多方面，這個“未來”又早已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了。

伊盧利薩特冰峽灣口，2017年6月

我們透過同心環將地球劃分為可供管理和導航所用的經緯度，似乎這隻與地理學密切相關。但我想說，它們也與過去、現在和未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還與人類社會如何經歷由全球變暖所產生的生態時間框架有關。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緯度就是未來。

煙囪和伊盧利薩特風景，2017年6月

因此，從文化層面來看，如今在“南方社會”中（我所說的這個術語是指位於目前的冰凍圈生態區之外的群體，我想我們也可以被包括在內）存在著許多有關“我們正走向下一個冰河時期”的討論。你們或許也有所耳聞。

北極海冰達到有衛星記錄以來的最小範圍，2012年9月16日

在某種程度上，這主要被看作是一種物質性指標，尤其是涉及到北冰洋的海冰範圍變化。同時它也被視為一種象徵性的誘因，一首為地球某部分因融化而迅速消失所奏響的輓歌。

魯多維科·艾奧迪（Ludovico Einaudi）

北極輓歌——綠色和平（Greenpeace）官方直播

電影《因紐特人的知識與氣候變化》

（2010年，Isuma製片），卡里烏斯·庫努克（Zacharius Kunuk）和伊恩·毛羅（Ian Mauro）執導

最後，也許最重要的是，“下一個冰河時期”正在對人類生活世界所產生的劇烈影響很少被提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環北極地區的土著居民們正在經歷這些由氣候變化所驅動的未來。他們正在努力應對全球變暖帶來的影響。所以我想再次強調，緯度是我們的未來。因此，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這些所謂偏遠地區的實際生活和所經歷的變化，終將也會發生在更南部的緯度地區，那麼我們的時間和空間標記就可以被重新定位。

鳥瞰格陵蘭冰蓋和伊盧利薩特冰峽灣，2017年6月

然而，今晚我希望大家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在當下保持樂觀？面對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大氣變暖等非人類生命尺度的全球性氣候變遷，我們如何對無法預知的未來保持希望，並與之建立良好的關係呢？

鳥瞰格陵蘭冰蓋和伊盧利薩特冰峽灣，2017年6月

或者說，與其問在當下如何保持樂觀，不如問：我們是否有責任在當下保持樂觀？這兩種提問方式的差異意味著什麼呢？對我來說，這意味著一種代際責任感。我很高興今天有另一代人在這裡傾聽並參與討論。

我所指的代際責任感，是一種維護和關懷地球的承諾，無論是面向一個已經來臨的還是未知某刻的未來。這裡還隱含著一種道德觀，即關於不放過未來的可能性。我覺得今天某些人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一點。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成千上萬的環極地居民正在經歷其他緯度地區未來會經歷的氣候變化，因此我們應該關注他們的現狀。我們有責任面對未來，而且我想，應該真正、全面地去應對它。這意味著我們有責任為樂觀主義的產生去創造可能的條件。再重申一遍，我們有責任創造使樂觀主義成為可能的條件。

在某種程度上，我有點保守和謹慎。我認為樂觀主義是一種需要培養的態度，並不是隨意就能擁有的。樂觀主義是一種矛盾的人類狀態，甚至可能挑戰我們的道德正當性。正如我希望你們能從演講中體會到的，我們必須認識到不同的社會與人為的環境變化之間，其實存在著不同的關聯，從而形成了多樣化的樂觀主義。

格陵蘭島康克魯斯瓦克鎮（Kangersunlunguat）的Nukkissiorfitt水電站，2017年6月

舉例來說，在諸如格陵蘭島這樣的地方，冰蓋前所未有的融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令人樂觀的。首先，冰川消融所產生的大量名為“冰川巖粉”的物質是一種新興的超級農業肥料。其次，冰蓋融化也大幅增加了格陵蘭島一些河流的流量，這會帶來雄厚的水力發電潛能，或許能助力格陵蘭成為電力出口巨頭。從這些角度來看，氣候變化在短期內可以說是積極的。當然，人們也對沿海地區群體的長期生存產生了一定的懷疑。不過，我並無意於將樂觀主義視為一種適用於所有情感和認知的統一立場，而是將其作為對我們共享的生態未來達成共識的一種途徑。

勞倫·貝蘭特：“殘酷樂觀主義

美國哲學家勞倫·貝蘭特（Loren Berlant）*認為，當今世界存在一種被她稱之為“殘酷的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的現象，指的是“執著於某種可疑事物的狀態”。在她的表述中，問題不僅僅在於物件本身，還在於我們和這個物件之間的關係。所以她說：“殘酷樂觀主義的關係是一種雙重束縛，即你對生活中某個支撐自己的事物產生依賴，但同時這個事物也會對你的發展構成威脅。” 這種關係類似於什麼？這種殘酷樂觀主義意味著什麼？我認為它類似於今天我們與地球和未來的關係，甚至類似於我們與樂觀主義本身的關係。由此看來，在某種程度上格陵蘭島不僅是格陵蘭獵人們的精神支柱，還是潛在的水力發電源泉，同時也是造成海平面上升的原因之一。

*勞倫·貝蘭特：美國學者、文化理論家及作家，長期教授於芝加哥大學，其學術工作關注現代社會中的情感、親密關係、國家和個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情感政治等議題。《殘酷的樂觀主義》是她2011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探討了人們對於無法實現的夢想、理想或目標的情感依附，以及這種依附如何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維持和強化不平等。書中最重要的例子即“美國幸福夢”：低收入群體將美國夢視作個人努力最終目標，隨著經濟變化和社會結構不平等，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實現目標，甚至陷入更深的困境，這個本應提供希望和動力的幸福夢，反而加劇了焦慮、壓力和失望。

鳥瞰伊盧利薩特冰峽灣口，2017年6月

就像前面羅斯提到的，作為一名從事極地環境人文研究的學者，這些是我開展研究的動力。但其實我更傾向於認為自己研究的是關係建構現象（relationship-building phenomena）。冰川與人類和非人類實體都建立了聯絡。

《冰山能否聽得見？》朱莉·克魯克香克，2005年出版

正如加拿大人類學家朱莉·克魯克香克（Julie Cruikshank）*在她那本精彩書籍的書名中所問——《冰川能否聽得見？》*。她的答案是肯定的。對於特林吉特人（Tlingit）和其他土著族群來說，冰川確實聽得見。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現在也該輪到我們這些居住在冰凍圈以外的“南方社會”，來傾聽它們的聲音了。

*朱莉·克魯克香克，專注於研究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的土著文化與歷史，尤其在口述史、環境與土地關係、社會變遷等領域。以與育空地區（Yukon territory）土著人民的研究合作而聞名，其成果著書為《回憶的土地：薩爾特島人民的歷史》（The Social Life of Stories: Narrative and Knowledge in the Yukon Territory）

*《冰川能否聽得見？地方知識、殖民遭遇與社會想象力》（Do Glaciers Listen?： Do Glaciers Listen? Local Knowledge, Colonial Encounters, and Social Imagination）反思了殖民經驗對土著社會的影響，並探索了土地、環境和地方知識的交織

在這次講座中，我想回顧三種樂觀主義的態度。前面提到過，從本質上講，樂觀主義與特定背景密切相關，是一系列多樣化的態度。和我演講的部分相對應，下面要討論的第一種樂觀主義態度，我將其稱之為“臨界樂觀主義”（Threshold Optimism）。

冰灣風景，位於伊盧利薩特（Ilulissat）附近的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首個觀景點，2017年6月

眾所周知，“2攝氏度”（後稱2℃）這一數值可以算是《巴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ccord，後稱《巴黎協定》）*最顯而易見的結果。這意味著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將致力於將全球溫度上升限制在相對於工業化前水平的2℃以內。在講座第一部分，我會更深入地探討，透過我所稱之為“臨界樂觀主義”的狀態，人們認為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巴黎協定》是2015年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達成的一項全球性協議，旨在應對氣候變化，控制全球氣溫升幅。其核心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的升幅控制在2℃以內，並努力限制在1.5℃以內。協定要求各締約方制定和提交各自的國家自主貢獻，定期評估並提升減排目標。該協定強調國際合作、資金支援和技術轉讓，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我將討論的第二種樂觀主義立場，被我稱為“時下樂觀主義”（Present Optimism）。這是一種比較複雜的態度，和我之前談論格陵蘭島時所提到的立場很類似。那就是對全球變暖的存在和它所造成的影響，既不忽視也不否認，對環境變遷所引發的條件變化保持樂觀。因此，我將以加拿大紐芬蘭-拉布拉多省的特威林蓋特小鎮（Twillingate）的新興旅遊業為例，來探討這種樂觀主義，這也因此讓我們對冰山產生敬畏。

最後，演講結尾部分將談到的內容，被我稱為“地球樂觀主義”（Earth Optimism）。這一立場對生態系統的穩態原則維持了一冀希望——假以時日，如果我們能學會如何更好地生活在其中，地球的平衡便能得以恢復。

這些都是樂觀主義多樣性的不同立場。或許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對我們長久生活的地球——這塊“藍色大理石”（Blue Marble）所持有的不同程度的希望。我們有責任在此好好生活。

Artists 4 Climate專案*

http://www.artists4climate.com/en/

*Artists 4 Climate專案：專案牽頭開展藝術活動，並將產生的收益都用於防治荒漠化和支援適應氣候變化

對於《巴黎協定》的195個簽署國家而言，我們正處在一個重大的臨界時刻。人們常將臨界點看作門窗一樣內外區分明顯的邊界。然而，當涉及氣候變化逐漸累積的影響時，似乎整個地球都處於臨界狀態下，而這是透過大氣層變暖所體驗到的。因此，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氣球，被一口氣接一口氣地吹到膨脹起來。這正是在當下時間如何隨著氣候變暖而推進的。

托馬斯·薩拉切諾 (Tomás Saraceno) 發起的 Aerocene藝術專案，http://www.aerocene.com/

當然，在所有政策討論、氣候行動達成共識之後，《巴黎協定》的確在這個特定臨界點上樹立了一種樂觀主義。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不超過工業化前水平的2℃以內——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各國都在致力於執行本國對溫室氣體減排的承諾。所以我對《巴黎協定》所催生的“臨界樂觀主義”的理解是，它取決於氣候證據(climate evidence)的持續存在。我指的是科學和實證構建了一種針對全球變暖的事不宜遲的緊迫感，包括不確定的糧食生產、物種消亡和海平面上升等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都可以看作是達成2℃目標所依賴的手段。科學實證主義最理想的形式就是生產出大量的證據，推動我們朝著臨界樂觀主義邁進。

格陵蘭大洋融化專案（Oceans Melting Greenland Project）官網

作為一名極地環境人文學者，和在座的大家一樣，我需要花一些時間與真正提出這些證據的科學家們一起工作，包括更好地理解氣候模型所作的預測。通常情況下，我們總是以媒體受眾或公民的身份來體驗。我想了解的是這些氣候模型在技術和文化層面上是如何同時運作的。對於後者而言，氣候預測是一種預示未來警告的文化立場，即人類行為可以從現在發生轉變。因此，當今產生的氣候證據通常與未來的生態狀況密切相關。預測一直在進行。

實際上，早在2015年4月，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就啟動了一項重要計劃，以研究格陵蘭冰川融化對全球海平面升高的影響。如你們所見，作為地球系統科學探路者專案（Earth System Science Pathfinder Program）的一部分，格陵蘭大洋融化專案（Oceans Melting Greenland Project）的研究科學團隊一直致力於瞭解清楚冰山的海底部分（即水面下的、與北大西洋水體接觸的部分）與水體和海底的相互作用程度，從而瞭解它們的融化速度與規模。這個研究專案的既定目標是提高描述海-冰相互作用的資料準確性，並精確預測在短期內可能會發生的全球海平面上升量。這個研究試圖將時間範圍限定在2030年。

在過去幾年裡，我開展了一項我自稱為“媒介民族誌”（Media Ethnographic）的工作。試圖從媒介技術的角度來分析這些模型是如何產生的。研究不單從技術方面，而更多地從媒介研究的視角出發。

格陵蘭大洋融化專案的媒體環境介面模型

我與OMG（Oceans Melting Greenland）團隊一起，在加利福尼亞帕薩迪納市（Pasadena）的NASA噴氣推進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待了一段時間。這段與專案團隊共度的時間證明了一件事，就是他們的冰川相關知識產出正是我稱之為所謂的媒介環境介面（Media Environment Interface）的結果。這些介面包括各種儀器，如溫度和鹽度探針，以及其他與AXCTD*相關的裝置。

*AXCTD: Airborne Expendable Conductivity Temperature Depth Probe，機載可耐用電導率溫度深度探測器

（左右滑動檢視）

圖一：格陵蘭大洋融化專案的媒介環境介面模型

圖二：使用約250個從NASA飛機部署的探測器，收集從海表到海底的海洋溫度和鹽度資料

圖三：基於船載聲納測量，繪製冰川峽灣海底地形圖

圖四：覆蓋25000 km²的機載重力測量

它們還包括來自冰面地形干涉儀和測深幾何讀數以及各種其他形式的影像，包括一系列的視覺和圖形證據，記錄了融化中的冰與變暖的海水之間不斷演化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我的目標是試圖結合這些模型的修正，來探討預測是如何作為一種經驗基礎而出現，從而支撐了圍繞氣候證據生產的文化關切。人文學者也可以進入這些高水平的科學環境，學到一些東西，同時也為科學家們做出一些貢獻。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格陵蘭島海洋融化專案是NASA執行的一項地球觀測任務。NASA的地球觀測任務可看作是很多技術的先行階段，即先在地球上進行測試。你們可能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專案有個非常貼切的縮寫：“OMG”。在接下來5年間，OMG將進行年度跟蹤觀測，追蹤全球變暖對格陵蘭冰蓋體積、密度和融化速率的影響程度。

照片上這位是OMG的首席調查員，約書亞·威利斯（Joshua Willis），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海洋學家。威利斯在NASA和JPL（噴氣推進實驗室）的文化中有些格格不入。在與他和其他OMG科學家相處期間，我發現事實上只有極少數供職於JPL的科學家致力於全球變暖研究，他們還積極地向公眾傳達他們所進行的地球監測工作及其潛在影響。

威廉·凡·德·維爾德·楊格,《停泊在港口的船隻》1658

布面油畫，66.2*77.5 cm，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海牙

威利斯給我分享了這些幻燈片。我震驚地發現這是他向NASA高管進行大型年度彙報時所用的幻燈片。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向我描述了一種邊緣文化——向權力說真話。正如著名的氣候科學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樣。我們的談話是在去年2月，我在NASA進行民族誌研究期間，當時特朗普政府對環境研究以及NASA作為財政重點支援專案的態度不明朗，進一步加劇了說真話的困難。雖然這些問題已經有所進展，但尚未完全解決。

*詹姆斯·愛德華·漢森：美國氣候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兼職教授，曾在NASA工作。他致力於氣候變化相關研究，在1988年向美國國會作證時發出了關於氣候變化的警告，這被視為是氣候變化問題進入公眾和政治討論的標誌。漢森多次因激進言論和行為與法律發生衝突，因參與與化石燃料行業和政府氣候政策相關的抗議活動，2011年和2016年都曾被逮捕。

OMG（Oceans Melting Greenland）的標誌

OMG任務的標誌，是威利斯自己設計的，儘管遭到了部分NASA管理層的反對。對於一個加拿大人而言，我不得不說威利斯的洛杉磯背景使他在即興喜劇和單口喜劇表演方面表現出色。所以他只有在白天才是一位海洋學家。他非常認真地對待自己的科學傳播品牌，花了很多時間來設計這個logo，把它看作一種真正具有創造性的工作。他跟我說，大多數這樣的團隊logo都會把儀器特寫作為設計的中心元素，但那些在這個logo上是看不到的。他將其類比為童年時期看到的里根總統“星球大戰”計劃（Star Wars）中導彈防禦系統的圖形。那可以算是這一設計的美學先驅。威利斯告訴我說，那些畫著儀器的logo實際上並沒有傳達任何關於科學的資訊。而“OMG”這個縮寫不僅貼切幽默，還傳達了一個重要事實——Oceans Melting Greenland：變暖的海洋使格陵蘭島的冰蓋融化。

與許多地球物理觀測形式一樣，OMG在某種程度上依賴NASA和JPL提供的儀器。威利斯給我講述了這個專案的資助申請階段，他指出科學問題的許多測量引數實際上都是由作為一個遠端探測機構的NASA的期望和能力來決定的。更通俗的解釋是，作為觀測地球的研究人員，他們可以使用的儀器不僅推動他們的科學研究，同時也限制了他們將要提出的科學問題的來源。因此，考慮到為了滿足機構的優先事項而需要從一定距離進行觀測，威利斯表示，研究所的觀測（主要是海洋成份資料收集，特別是鹽度探測），需要透過從上方和下方監測冰蓋的各方面資料來證明其相關性。

在某種程度上，對格陵蘭島海洋終端冰川的這種體積性研究轉向，是由一種以儀器和研究機構文化為導向的技術主導科學方法所推動的。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限制對於那些供職於OMG的海洋學家和冰川學家們的科學實踐進行了某種重塑，而他們原本專注於研究自己選擇的現象，即水體和冰體。在JPL的那段時間，我發現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太多交往，他們的模型也不例外，我稍後會詳細談到。從這個意義上說，海-冰相互作用是推動該專案的主要科學問題。這成為了一種可以看作邊界條件的因素，迫使這兩個地球科學領域開始思考，是否需要將海洋終端冰川的動態介面整合到各自的體積分析中去。

麻省理工學院通用迴圈模型資訊資訊

OMG的海洋學家伊恩·芬蒂（Ian Fenty）向我解釋了麻省理工學院的通用迴圈模型（MIT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這是一個可開放獲取的全球海洋模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NASA海洋學文化的一部分。直到最近，北半球冰架在這個模型中仍呈現一種近似白牆的簡單形式，沒有涵蓋我們熟知的冰川所具有的各種複雜洞穴與幾何特徵。芬蒂還告訴我，早期的全球氣候模型甚至不包含極地地區，因為很多地球觀測形式，尤其是衛星驅動的地球觀測難以覆蓋北緯66度以北和南緯66度以南的範圍。我在JPL的那段時間，芬蒂正利用OMG收集的資料，將格陵蘭冰架的細節插入通用迴圈模型中，並與新一代全球海底地圖資料相匹配。雖然極地資料和概念圖示模型的缺乏，可以歸因於全球變暖速度過快，但這也恰恰印證了整合大規模科學模型的困難。這些模型都是高度複雜的系統。即便在計算能力方面，也只有像JPL這樣能夠投入更多算力的機構，才能進行這種程度的科學研究。

*MIT通用迴圈模型：一種數字計算機程式碼，它使用有限體積法求解控制海洋或地球大氣層的運動方程。它由麻省理工學院開發，是最早的非靜水海洋模型之一。它具有自動生成的伴隨關係，允許將模型用於資料同化。（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我們新繪製的海底地圖顯示，一些峽灣的深度足以將變暖的深層海水帶到冰川

美國曆史學家保羅·愛德華茲（Paul Edwards）在全球氣候模型的歷史研究上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他深諳全球氣候系統實驗的龐大規模。如我所說，實驗的職責和方向，轉移到了類比的模擬模型上，這些模型能夠以更高精度對地球的演化過程進行科學預測，即保羅所謂的“可度量的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如今正在緩慢從冰轉化為水的格陵蘭島，逐漸成為一個全球資料生產中心。這些資料正在大幅修正基於現有模型所開展的模擬。我們知道，衛星只能在極地之外軌道上執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這個意義上，格陵蘭也似乎正在成為氣候證據的生成中心，這些證據可以真正支援“將大氣升溫限制在2°C以內”的目標。如果此前你從未關注過這裡，或許現在是時候多加留意了。

*保羅·愛德華茲以對技術、資料、環境和全球氣候變化的交叉研究而聞名。其主要代表作為《巨大的機器：計算機模型、氣候資料與全球變暖的政治》（A Vast Machine: Computer Models, Climate Data,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Warming ，MIT Press, 2010)。“

*可度量的現實”概念指的是透過科學儀器和技術手段對自然世界進行測量，從而創造出一個以資料為基礎的、人類構造出來的“現實”。從這一角度而言，資料並不完全是中立的，其收集、分析和傳播過程會受到社會政治因素的深刻影響。

在我看來，OMG在科學實證主義和文化環境關切兩個領域所做的工作，是一種更廣泛的臨界樂觀主義承諾的一部分，即氣候效應是可以被治理的。所以，如果我們對目前海平面上升預測的第一反應仍是“天吶”（OMG），那麼接下來的關鍵步驟就是真正地建立證據基礎，來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換句話說，保持對臨界點的樂觀。

B-31冰山在南極洲松島冰川（Pine Island Glacier）

斷裂，Landsat8拍攝，2013年11月，來源：NASA

我認為在當下保持樂觀的一種方式，是將氣候變化置於新興環境變化案例的語境中審視。我們都知道，生態系統始終在慢慢演化並適應特定環境條件，我們用“人類世”來定義這個新紀元。正如羅斯前面希望我解釋的，人類世是一個新興的時代，是以人類對地球的影響作為驅動和定義的地質時期。人類世加速了生態系統演化和適應的速度，並將地球生態系統推向了一種持續、快速演變的狀態。這個過程不應該簡單地被理解為完全是人為因素導致的，而是在環境演化的背景下，在海洋、空氣、陽光等自然環境條件的共同影響下發生的。我們知道，環境和生態系統總是在不斷演化，隨著氣候變遷，它們的變化速度也更快，且趨勢更難預測。我們這些南方社會也正在經歷這個過程。美國，特別是加利福尼亞州就是一個典型。但在政治經濟背景下，尤其是在北極地區，新興生態系統也可能意味著新興的資源。想象一下，海冰融化，使得全年穿越西北航道（the Northwest Passage） *或者進行北方油氣儲量勘探成為可能。這些也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敘事。

*西北航道：西北航道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穿過北冰洋的海上通道，沿著北美北部海岸經水道穿過加拿大北極群島。

然而，在紐芬蘭和拉布拉多這樣的地方，冰山實際上正逐漸被納入經濟崛起的範疇。北極地區的崛起給北方自然資源帶來了挑戰。

這個地區——冰山巷（Iceberg Alley），從格陵蘭島西部的冰川一直向東延伸到巴芬島（Baffin Island），南至紐芬蘭大淺灘（Grand Banks of Newfoundland）。我們都知道，歷史上最著名的冰山，超出了圖上的預測範圍，向南飄移並於1912年與泰坦尼克號相撞（或者說是泰坦尼克號撞上了它）。因此，拉布拉多海流（The Labrador Current）能帶走大部分從格陵蘭島西海岸斷裂的冰山，將它們帶向北方，然後再帶回南方。或者，我們可以把它看作一條巨大的傳送帶。一般情況下，當冰蓋在春夏季節稍微融化時，這些冰山就會抵達加拿大紐芬蘭省和拉布拉多省。因此，對於以上兩省的企業家來說，如今冰山確實引發了這種“時下樂觀主義”。它們正在擴充套件某種可被視為“自然資源”的邊界。

*紐芬蘭大淺灘是加拿大紐芬蘭島東南方北美洲大陸架上的一個海底高原，最寬出大約600千米左右。這個地區水深相對較淺，由25至100米不等。

瓶裝水品牌GLACE

瓶裝水品牌berg

冰山伏特加

在這裡，無論是奢侈品牌的礦泉水還是地域特色伏特加，冰的物質特性在某種程度上被轉化為了商品驅動的形式。這一轉化其實也涉及到了冰山資源的非物質維度，它與冰山在各種影像導向的媒體平臺上被尋找、觀賞和分享體驗相關。這種“時下樂觀主義”的態度能夠滿足一些實際需求，你們可能會認為這是全球變暖帶來的道德灰色地帶。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大多數年份，得益於拉布拉多洋流，冰山在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幾乎唾手可得，無論是用於體驗，還是直接用作水源，甚至是釀造成伏特加或者啤酒。

下面帶大家看一下特威林蓋特島。我建議大家六月去這裡，那是看冰山的最佳季節。特威林蓋特是一個離島，但又透過一條堤道與紐芬蘭島本土相連*。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非常深的港口。

*此處講者口述不準確，特威林蓋特實際上是新世界島（New World Island）的一部分，位於其北部，透過一座橋與新世界島的其餘部分連線，因此並不是一個離島。新世界島本身是紐芬蘭島東北部的一個較大島嶼，並透過橋與紐芬蘭島本土相連。

照片上這個帶著獨特帽子的是“冰山人”（the Iceberg Man），他叫塞西爾·斯托克利（Cecil Stockley）*。2016年6月，我在特威林蓋特進行田野調查時，有幸認識了塞西爾。他是一名退休的體育和社會科學教師。他在1980年代初退休後就開始了自己的冰山生意，到現在也有30多年了。我猜這曾經是他的副業。他曾帶著一些人乘坐小木船去近距離接觸冰山，這些冰山通常會在五到八月間經過特威林蓋特港口。這種生意在當時非常獨特，因為在這個省乃至整個沿海地區，冰山總是被當成一種不受歡迎的存在。它們對於各種海上航行來說都極其危險，會損壞螃蟹捕撈箱，也會纏住漁網。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塞西爾的確不同尋常，甚至與特威林蓋特鎮的冰山主流文化觀念相悖。

*Cecil Stockley 船長於 1985 年成立了紐芬蘭第一家專門從事冰山遊船的公司。超過 25 年的春夏季節，斯托克利船長每天都會從 Iceberg Shop 的碼頭出發，去觀賞冰山以及鯨魚、海豚、海鳥和海洋生物。（資料來源：https://www.icebergtours.ca/the-iceberg-man/）

Iceberg Man Tours官網

塞西爾可以說是最早看到特威林蓋特區位獨特性的人之一。如圖所見，他已經用上新船，不是當初那艘小木船了。他深刻意識到特威林蓋特得益於拉布拉多洋流的地理優越性。他認識到冰川觀光是一個季節性產業。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六月是一年中的最佳觀光季，但不能百分百保證，畢竟每年的情況都有所不同。可以說，這裡的冰川觀光業是一個生態帶來的機遇。

特威林蓋特（Twillingate）附近的廣告牌，來源：講座影片

如今，塞西爾不再是唯一一個認識到這種地理位置獨特性的人。人們將這裡稱為“世界冰山之都”。然而塞西爾卻對這個稱號提出質疑。他認為北極地區許多地方可冠以這一名號，但這個稱號更適合南極地區。格陵蘭島的伊盧利薩特（Illulissat）在格陵蘭語裡的意思就是“冰山”，他們也有爭奪這個名號的權利，但特威林蓋特仍然堅稱這個頭銜屬於自己。塞西爾可以算是一位冰山企業家。他曾經在交談時告訴我，他早期受到當地一位名叫約翰·洛弗裡奇（John Loveridge）的攝影師的影響很大。

*伊盧利薩特：舊稱雅各布港，是格陵蘭第三大定居地，也是格陵蘭最受歡迎的旅遊地。（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20世紀70年代，洛弗裡奇在紐芬蘭附近拍攝了一系列獨特的冰山照片。

（左右滑動檢視）

圖二-圖三：系列冰山攝影

（約翰·洛弗裡奇 攝）  

有的像木馬，有的像尤吉熊，還有的像女巫的形狀。洛弗裡奇所拍的這些照片是別出心裁的樣本，與將冰山視為討厭之物的主流文化形成對抗。

對於塞西爾來說，洛弗裡奇幫助他從不同視角看待冰山，這在他的一次航行考察中有所體現。當時塞西爾沒有麥克風，卻在風聲中堅持了兩個小時，解說冰山的各種特徵，每個凹口是如何在洋流影響下形成的，冰山在水上和水下部分的比例，以及冰山如何反射出水面或強烈或柔和的光線，就像紐芬蘭的天氣一樣。我們的旅程以明亮的北大西洋為開場，它讓每座冰山都呈現出一種雕塑般的動態質感。隨著天氣的快速改變，冰山似乎也變得沉重起來。光線的這種轉變特質，似乎讓冰山沿著一個視覺體驗的軸線移動。

塞西爾帶領的冰山遊船觀光團（來源：講座影片）

這讓我想起了塞西爾的說法：這些冰峰可以被看作無形的自然資源。這是在圍繞它們的一系列關係和社會實踐中實現的，包括觀光和攝影等。多年來，塞西爾與冰山捕撈者（iceberg harvesters）有過不少爭執。想象一下，當你正在為觀光團描述冰山的美學屬性和其他特性時，一艘船突然過來開始拆卸冰山，這確實很成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對待冰山的方式可以看作是一種資源關係。這呼應了資源研究的一個基本正規化。埃裡希·沃爾特·齊默爾曼（Erich Walter Zimmerman）*在其1933年的著作中提出過一個觀點，至今仍然適用："資源"這個詞並不是指代某個具體的事物或物質本身，而是指一個事物或物質可能發揮的某種功能，或者可能參與的操作，也就是滿足某種需求的功能或操作。換句話說，"資源"這個詞是一種抽象概念，反映了人類的評價，並與功能或操作相關。從這點來看，它與食物、財產或資本等詞彙類似，但適用範圍要廣泛得多。

*埃裡希·沃爾特·齊默爾曼，資源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派的齊默爾曼將他的現實世界理論稱為“礦產資源功能理論”，他的追隨者創造了“資源”一詞來描述該理論。齊默爾曼認為只有人類的“評估”才能將地球上的“中性物質”變成資源，今天的資源也不一定是明天的資源，反之亦然。（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冰山隨光線的變化（來源：講座影片）

正是透過這個視角，我感受到了塞西爾眼中冰山從強光到弱光的變化。強烈的光線吸引了同行的觀光客們，他們紛紛拿出相機拍攝壯美的景色，享受冰山作為美學資源所帶來的視覺體驗。相比之下，弱光則讓冰山產生一種厚重感，讓人意識到它們既沉重又危險，也可被拖走和融化，加以利用。

塞西爾在和我交流時提到，位於特威林蓋特以南的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首府——新聖約翰斯市（New St John's）的一些旅遊公司，已經開始增加遊覽團的出發頻率，並提供晚餐套餐等服務。這類業務給他的生意構成了挑戰，直到他在社交媒體上建立起了更廣泛的影響力。

圖上是位於特威林蓋特碼頭的冰山人展示館，裝飾著各種不同的冰山藝術品和肖像照片，描繪了塞西爾上世紀80年代坐在他那搖搖欲墜的木船上尋找冰山的場景。如果將這一情境與冰山人在社交媒體上的表現相對比，它們實際上處於齊默爾曼所謂的“資源化”（Resourceship）的連續過程中。這是一種實踐，它源於自然、文化和人為因素的有意互動，這些互動是基於需求和資源的可用性不斷推動和維持的。

“資源化”正是塞西爾試圖去做的事情。透過增強冰山的體驗性，他可以被視為推動冰山功能演變和塑造其當下功能的奠基人之一。我們還可以將資源化視為“時下樂觀主義”存在的原因。儘管塞西爾和其他冰山企業家並不否認氣候變化的存在，他們卻將這看作是一場逐步發生的環境災害，而它正在將更多稍小型冰山推向他們所在的海洋區域。隨著全球變暖，冰山也繼續湧現。我認為時下樂觀主義為這些冰山成為商品創造了條件。

卡米爾·西曼《破裂的冰山（Breaching Iceberg）》，攝於格陵蘭島，2008年8月,來源：https://www.camilleseaman.com/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地球樂觀主義”的立場對生態學中的穩態原則保持希望。如果我們能改善與地球相處的方式，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或許平衡是可以恢復的。雖然這種立場不會忽視全球變暖的影響，但它更注重對個體所在環境的關注。當《巴黎協定》簽訂，溫室氣體排放得到遏制，絕大多數人繼續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在氣候變化的文化影響方面，存在一種固有的時間偏差，這導致人們對未來的理解變得模糊和情緒化，進而使我們當下處在一種矛盾的停滯狀態。雖然我們面臨著危險，但也是人類世中唯一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物種。因此，又回到了那個我們一直在探討的棘手問題：面對氣候變化的日常現實，我們該如何在當下保持樂觀？這一系列問題讓我想起了在達特茅斯工作期間發現的兩件“文物”。我故意使用"文物"這個詞，希望以考古學的意義來描述它們。文物是具有某種地層學（Stratigraphy）功能的物品。它們是人類在同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形成的記錄。

這本《北極地區》（The Arctic Regions）收藏在羅納圖書館（Rauner Library）,出版於1873年，由美國畫家、攝影師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整理編撰。這本書體量很大，也很精彩。其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收錄了布拉德福德於1860年代在格陵蘭探險期間拍攝的照片。展出這些照片的展覽應該是在1869年。在那個年代攝影並非易事，需要帶很多的裝置。尤其是，將移動暗房攜帶到格陵蘭已經稱得上是一項壯舉了。我試圖從地球樂觀主義者的角度來解讀這本書。

*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1823-1892年）：美國浪漫主義畫家、攝影師和探險家，是最早描繪北方冰凍地區的美國畫家之一。（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北極地區》中的“黑豹號”（來源：講座影片）

從地球樂觀主義者的角度來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從那艘蒸汽船上冒出的煙。這艘船名為“黑豹”*，是他們委託建造的一艘用於冰層作業的船，他們將它帶到格陵蘭島的西海岸。這背後有一段更為悠久的歷史，我們有必要考慮這些極地探險在長期的汙染生產歷史中可能引發的倫理影響。

*當時的探險稱作Panther Expedition 1869, 所用的作業船也名為黑豹（Panther）。

https://collections.lib.uwm.edu/digital/collection/polar/id/602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塞爾（Michel Serres）撰寫過一部精彩著作，名為《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Malfeasance: Appropriation Through Pollution?）。在他看來，西方社會在政治經濟層面不斷推進著佔有的界限，透過汙染將更多的物品變為商品。對我來說，這些照片真正讓我把這種佔有界限的拓展，與由帆船向蒸汽船的動力轉變所帶來的極少汙染聯絡起來。這一轉變也使得人類在北冰洋地區更加頻繁、更長時間的活動成為可能。

*米歇爾·塞爾（1930-2019）：法國哲學家、作家，也是法蘭西學術院院士。塞爾以其神秘美麗的散文而聞名。他的作品非常依賴法語聲韻，被認為是幾乎不可能被翻譯的。作品主題廣泛，從神秘的西北航道、寄生蟲的概念到挑戰者號太空梭的爆炸等。主要著作有《赫爾墨斯》系列、《自然契約》等。

*Malfeasance, appropriation through pollution法語原著為Le Mal Propre: Polluer pour s’ approprier，在這本書中，塞爾反思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並分析了當今全球環境問題的起源。他從一個出乎意料的命題展開論述：我們的清潔就是我們的汙穢。他提倡人類應該停止試圖“擁有”世界，而是成為“租戶”，基於早期的研究，他呼籲我們與自然建立一種“自然契約”。

第二個我想花點時間介紹的是由亨特·斯奈德（Hunter Snyder）創作的一部非常出色的影片*。亨特是一名生態進化與生態系統社會學方向的博士生。碰巧我們兩人都曾訪問過格陵蘭西部的一座偏遠水力發電站，那裡只能透過坐船或直升機才能進去。亨特就是在那裡拍攝了這部影片。對我來說，片中的延斯（Jens）是一個寓言式的人物，能夠幫助我們思考如何與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平凡日常現實共存。

*《流水獵人》（Sarfarniat）：講述了兩名男子在格陵蘭島最大的水力發電站生活和工作的故事。那裡堪稱世界上最偏僻、最令人驚歎的工作場所之一。影片展現了傳統狩獵生活與現代尖端技術勞動之間的意外碰撞。（資料來源：https://vimeo.com）

在影片的世界裡，人必須適應自己所處的環境，也就是說，你必須在發電站的通道上跑來跑去，迴圈往復。你需要做好身體和精神的準備，以隨時前往陸地和水域進行狩獵，就像水電站中快速而穩定流動的、為努克（Nuuk）提供電力的流水一樣。當冰川融化造成水流增加，延斯的工作和生活也逐漸受到影響。在片尾，延斯本人彷彿也成為了水力發電站中的能量交換實體，成為了從環境中汲取能源的發生器。對我來說，這部影片完美地體現了地球樂觀主義的寓言：地球樂觀主義並不意味著倒退或迴歸到氣候變化前世界的平衡狀態，而是一種學會與我們人類所創造的機械世界共生的方式。

在某種程度上，人類世的地球已經成為一部機器，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就像片中的延斯，選擇權在我們自己。我認為，真正的挑戰在於我們需要創造日常實踐，以學會在氣候變化的現實中生活。希望哪天你們可以觀看整部影片。也許我們可以組織一次放映會，一起學習電影中所呈現的那種生活方式。

羅斯·弗吉尼亞：我在你演講的末尾聽到了許多與我的專業領域相關的內容。作為生態學家，我們經常使用“適應性”、“韌性”等術語，以構建我們的學科框架。或許你說的“地球樂觀主義”與這些概念有關。你認同這一觀點嗎？或者你對不同學科用不同詞彙來理解我們所面臨的困境有何看法？

拉菲科·魯伊茲：是的，在我從事的某些工作中，“適應”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術語。有時候，適應會暗示著責任的存在。比如，例如，對於北極地區的社會群體，學會適應已經形成的氣候條件似乎是他們的首要任務。但反觀南方社會，他們對這些條件的形成“貢獻”更大，某種程度上卻還沒有真正學會適應。我認為“地球樂觀主義”是在一個受損的星球上生活的狀態，而“適應”是在某種程度上嘗試維持這種生態學中的穩態原則。不過，我認為這兩個術語背後通常都存在一種政治色彩，雖然它們有時並沒有完全體現在政策主導的的生態變化應對中。

 觀眾A：感謝你引人深思的演講。我想提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當我第一次聽到你提出"地球樂觀主義"時，我以為你是要強調對地球自身持樂觀態度，而實際上你似乎在挑戰我們不要過於人類中心主義的看法。畢竟，無論喜歡與否，我們都不會永遠存在於這個星球上，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努力，放縱自己，任由地球變暖。我不知道你是否閱讀過喬安娜·梅西（Joanna Macy）*的作品，她寫過一本名為《積極的希望》（Active Hope）*，來試圖解答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從更遠的角度思考，或許能夠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接受不能永久存在於這個星球，是否可以讓我們擺脫絕望，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繁榮的意義？儘管氣候變化的速度充滿不確定性，但至少我可以調整自己的生活，追求有意義的事情，同時推動人類組織各個層面的行動，盡力確保全球氣溫升幅不超過2℃。我很好奇，你是否認為我的想法有點瘋狂？還是你也會在這個方向上思考？另外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你沒有在"樂觀主義"一詞上做進一步深入探討？

* Joanna Rogers Macy（1929-）是一位環境活動家、作家以及佛教、一般系統論和深層生態學學者。她是反核事業、和平、正義和環境主義的行動者。《積極的希望》主要寫的是如何增強應對當前氣候變化、石油枯竭、經濟動盪和大規模物種滅絕所共同構成的全球危機。

拉菲科·魯伊茲：當然不會。在座的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特別是哲學領域的應該都熟悉“後人類主義”這個方向，它試圖跳出人類中心的思考方式。我確實曾經考慮過朝這個方向發展，思考人類與非人類實體之間隱晦的關係。實際上，關於物種間關係的有趣研究很多，特別是在人類學領域，例如如何從細菌等微觀尺度來看待生命，甚至細菌在某種程度上擁有人類可以借鑑的倫理觀。我比較傾向於認同思想家邁克·休姆（Mike Hulme）*的觀點，他將這種無法避免的未來困境進行了理論化。我之所以說希望你們看完電影並理解延斯是“地球樂觀主義”的象徵性體現，是因為我認為這個概念更貼近我們現實的未來，而剛說的那種更偏物種間關係的思維方式所隱含的未來觀念則太過抽象。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我們必須應對政治和經濟的現實。某些人類社群用於實現短期可持續的做法，會在倫理上存在一些爭議。我認為地球樂觀主義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沒有充分看到地球本身的能動性。但我想要指出的是，我們所居住的這個機械系統——地球，已經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害。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要實現的後人類時代其實不太可能發生，除非發生大規模的物種滅絕。這就是我們目前的處境。

*邁克·休姆（Mike Hulme，1960-）是劍橋大學地理系的人文地理教授，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我們為何對氣候變化存在分歧》（Why We Disagree About Climate Change，2009），主講人提到的這本書應該是《將未來簡化為氣候：氣候決定論和還原論的故事》（Reducing the Future to Climate: a Story of Climate Determinism and Reductionism，2011)

 觀眾B：我想接著前兩個問題討論，主要是關於我注意到的某種缺失。除了在“臨界樂觀主義”這一概念中有略微涉及外，你的討論似乎缺乏了一種“抵抗”的視角。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去適應，而我甚至還沒有看到你深入討論這個問題。我只是對樂觀主義與希望之間的關係，以及你在多種方式下探討這些問題的過程感到好奇。這些究竟意味著什麼？對我來說，缺乏“抵抗”似乎格外明顯，甚至找不到任何跡象。我很想了解你對此的看法，這是故意的選擇還是另有原因？

拉菲科·魯伊茲： 我的初衷絕不是試圖提前發出警告。我認為“樂觀主義”的多樣性可以有不同的闡釋。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主觀的立場。坦白說，我並沒有太多關注過你所說的“抵抗”。我理解這些抵抗形式往往是對當前狀況的對抗，試圖解決眼前的衝突，而其潛在風險卻是對未來的某種構想。儘管如此，還是存在著一種近期的未來。但這種未來與很多氣候抵抗運動中表達的“普遍希望”不完全相符。我還需要對此進行更深入的思考，感謝你的建議，我會考慮將它融入到我討論的第四種形式中。

 觀眾C：我們通常會傾向於關注負面的東西，尤其是在討論兩極地區的時候。但就像你在演講中指出的，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你認為在討論全球能源和氣候變化時，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將這些積極的影響納入其中，而不會對採取行動產生阻礙呢？

拉菲科·魯伊茲： 我認為，格陵蘭的情況會是一個有趣的研究案例。很多人將其描述為氣候變化的“零點”，對吧？當你試圖重新建立一套包括環境倫理學在內的標準時，格陵蘭島在某種程度上具備引發這種新環境倫理討論的潛力。我並不是在提倡格陵蘭目前的新興開採方式，因為其中確實存在倫理上的複雜性。然而，格陵蘭島在出口水電、創立全新產業方面的潛力還是非常吸引人的，我相信未來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關方都不會忽視這一點。因此，我認為你需要保持一定的審慎，並仔細權衡其中的倫理問題。儘管如此，我的目的是展示一種可以調整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並非忽視全球變暖對特定區域的環境影響，而是與具體情景相聯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