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南華早報》發表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HKU ICB）創始院長劉寧榮教授觀點文章，以下為文章全文。
深圳應專注於國家實驗室等基礎設施建設，而香港應致力於培育基礎研究以實現科學突破。
正值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45 週年之際，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創始人任正非著重強調了開放對於推動中國發展的重要性。他在近期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表示：“國家越開放，越能推動我們的進步。”他還談到了基礎研究、教育和人才發展的重要性。
不久之後，政府出臺了加快深圳高新技術新興產業發展的改革方案，強調這些改革在推動創新與開放中所具備的先行先試和示範引領作用。
深圳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在第一輪改革浪潮中，建立深圳經濟特區的決定具有開創性意義，標誌著中國進入全球市場。1992年鄧小平 “南巡 ”拉開了第二輪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抓住了冷戰後全球化浪潮帶來的機遇，擺脫了制裁和限制。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推動了其融入全球經濟的程序，鞏固了作為重要參與者的地位，併為其崛起為大國奠定了基礎。然而如今，中國需要進入新的開放階段–第三次浪潮，而深圳最新的改革議程被視為這一轉變的關鍵先導。
中國正面臨更為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環境，其特徵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經濟脫鉤以及與美國的激烈科技“冷戰”。與以往不同，這一新階段需要進行戰略調整 —— 聚焦技術創新與人才培養。
政府已明確指導將深圳打造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與科技樞紐，強調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並將企業定位為創新的主要引擎。
這些優先事項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美國對華科技戰中，美國加強了對半導體、人工智慧（AI）晶片等先進技術出口的限制，並將矛頭對準中國高科技企業之際。
科技主導權的競爭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這場革命由人工智慧、半導體、5G/6G、清潔能源、生物技術、航空航天和工業網際網路驅動。中美兩國正投入海量資源，以確保在這些領域的領先地位。
任正非的洞見強調了一個關鍵要點：根本性的科學突破源於基礎研究—— 這是長期、耐得住寂寞的追求，需要堅定不移的投入。那些能夠營造有利於基礎研究環境的國家和城市，將在競爭中保持優勢。
這正是香港獨特優勢的體現。儘管最近面臨挑戰，香港仍然是中國第三次開放浪潮中的重要戰略資產。Research.com2025年排名彰顯了香港的研究實力：來自五所香港高校的六位學者在其學科領域位列中國頂尖，香港大學（港大）的另外五位學者在各自的學科中名列亞洲前茅。
這些成就凸顯了香港發展蓬勃創新生態系統的潛力—— 前提是它採取具有戰略性和變革性的舉措。
儘管如此，仍有相當一部分頂尖學者集中在美國，這凸顯了美國在科研方面的主導地位。根據Research.com的資料，美國學者佔全球頂尖電子科學家的44.2%。
2016年以來，中國在科技論文產出方面已超越美國，並在高被引論文方面實現了快速增長。儘管如此，全球近40% 的高被引研究人員來自美國，這反映出美國科學界的持續優勢。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深圳和香港必須超越自身的侷限。對深圳而言，首要任務是加強和利用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特別是國家實驗室，以推動創新。
對香港而言，主要的挑戰和機遇是利用自身的研究優勢和廣泛的全球聯絡，建立國際創新中心和世界級實驗室。這些舉措將有力推動實現科學突破所需的基礎研究發展。
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有針對性地關注一流人才和卓越高等教育。近年來，香港高校持續引進歐美頂尖學者，據我瞭解，以香港大學為例，2018年以來已成功引進逾百位國際一流學術人才。
在2025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有五所大學躋身全球前100名。為了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必須戰略性地集中資源，推動兩到三所大學進入全球前十，以更好地吸引頂尖學者和學生。
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也為香港帶來了機遇。美國對哈佛大學等機構的打壓，以及“中國行動計劃”（特朗普首屆政府時期的一項反間諜指令，曾導致針對華裔美國學者的種族偏見）的似有復甦之勢，令許多中國學生望而卻步。香港可藉此提供激勵措施、優惠政策及優質教育，將自身打造成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的磁石。
香港立志成為全球教育和創新中心。雖然國際學生人數不斷增長，但真正的國際化和創新能力仍有待完善。香港在科研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堅實基礎是一個有利的起點，但如果不進行大膽改革和大規模投入，就有可能在全球創新競賽中面臨落後風險。
中國持續擴大開放至關重要，香港應抓住這一機遇，不僅要貢獻力量，更要推進自身改革。透過樹立遠大願景、調配資金並制定綜合戰略，香港能夠充分釋放潛力，成為科技創新的重要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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