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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之惡，通往奴役之路的起點
文 | 張是之
林肯基本上在世界範圍內都享有美譽，林肯紀念堂每年接待600萬訪客。
林肯被認為是國家英雄與自由象徵，阻止了聯邦分裂，是"聯邦的拯救者"。
他還被認為是黑人解放的象徵，2018年民調顯示，93%的美國曆史學家將其列為"偉大總統"，認為他"改變了美國的道德方向"。
然而，歷史不忍細看。
林肯之惡，實際上是美國通往奴役之路的起點。
一、權力制衡的破壞者
眾所周知，美國國父們為了限制國家機器這個“利維坦”，做了很多制度上的設計考量。
不得不說，這些制度設計，今天來看都很精妙，處處充滿了權力制衡的意識，警惕單方面的權力擴張。
比如通常我們常說的“三權分立”，實際上僅僅是橫向上的權力制衡：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
而在縱向上，美國開國元勳們，制度設計的重點就是充分保障州權的權利和自由，防止聯邦政府的權力擴張。
另外在選舉制度上，也很警惕多數人的暴政，一開始有選舉權的人群範圍很小，並不是普選。
這些制度設計都很巧妙，保護著美國快速發展了一百多年。
但是，再精妙的制度設計，也架不住人為刻意的破壞。
而破壞這套制度的第一人，就是美國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
林肯在戰時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系統性突破憲法對聯邦權力的限制。
1861年4月12日，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聯邦政府面臨南方分裂勢力的嚴重威脅。
馬里蘭州作為關鍵邊境州，其首府巴爾的摩的鐵路線是連線北方政治中心華盛頓與北方各州的戰略要道。
然而，該州存在大量同情南方的分離主義者，甚至試圖切斷鐵路交通，威脅聯邦政府的存續。
在這個背景下，林肯於4月27日以行政命令單方面授權軍方在巴爾的摩至費城鐵路沿線暫停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允許軍隊未經司法程式逮捕涉嫌參與叛亂的人員。
1861年5月，馬里蘭州居民約翰·梅里曼（John Merryman）因涉嫌組織分離主義活動被軍方逮捕。其律師向聯邦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案件由首席大法官羅傑·B·託尼（Roger B. Taney）審理。
託尼援引憲法第一條第九款，指出只有國會才有權在叛亂或入侵時暫停人身保護令，總統無權單方面行動，因此裁定林肯的命令違憲，並要求軍方立即釋放梅里曼。
林肯公然拒絕服從司法裁決，宣稱在戰爭狀態下，總統擁有“超越憲法的獨裁權力”。
他透過致國會的諮文辯稱，憲法賦予總統保護國家的責任，若因拘泥於法律程式而導致聯邦解體，則所有法律都將失去意義。
他以截肢保命的比喻強調：“當需要截肢挽救生命時，不能因保全四肢而放棄生命。”
很明顯，林肯的所作所為，打破了原來橫向制度設計中的三權分立，為20世紀行政權的迅速擴張開創了先例。
更深層次上的問題是，在縱向上，林肯透過戰爭重構了聯邦與州的關係。
南方州依據憲法第10修正案主張退出聯邦的權利，但林肯以武力鎮壓獨立運動，實質上將聯邦從“自願契約聯盟”轉變為“永久性強制國家”。
很明顯，從奧地利學派來看，美國聯邦政府權力的合法性，應基於個體的自願授權，而林肯的戰爭邏輯，實際上徹底否定了州權作為制約聯邦暴政的屏障。
這個禍患，到今天依然存在，特朗普強徵關稅就是一例。
二、自由經濟的干預者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林肯政府的經濟政策，也標誌著美國開始從自由放任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轉折。
1861年《收入法》首次引入聯邦所得稅，年收入800美元以上者徵3%，1862年升級為累進稅率，1萬美元以上徵5%。
在此之前，美國憲法僅允許按人口比例徵稅，林肯推出的這種直接稅不僅違背憲法原意，更開啟了聯邦財政汲取能力擴張的潘多拉魔盒。
今天美國的稅收有多誇張，基本上就是林肯開的頭。
1861年，莫里爾關稅法，將平均稅率從20%提升至47%，形成貿易保護主義壁壘，保護北方工業集團利益，扭曲市場資源配置。
1862年，太平洋鐵路法案，以"公共利益"為名實施土地再分配，實則建立起了政商勾結的尋租模式，這種立法性再分配私有財產權的行為，被霍普明確界定為"倫理上無正當化理由”的暴政。
1863年，林肯透過《國民銀行法案》建立聯邦特許銀行體系，聯邦政府壟斷貨幣發行權，以“綠鈔”取代金銀本位，並透過銀行特許權制度控制信貸流向。
而聯邦政府壟斷貨幣創造的行為，直接導致貨幣購買力在1861-1865年間貶值60%。
三、公民社會的控制者
為維持戰爭機器，林肯政府建立了美國曆史上首個全面監控與強制體系，對公民自由進行了系統性侵蝕。
1863年《徵兵法》實施強制兵役，允許富人支付300美元豁免服役，引發紐約徵兵暴動。
林肯還進行言論鎮壓，關閉300餘家反對戰爭的北方報紙，逮捕批評政府的編輯與議員（如馬里蘭州31名州議員被拘）。
依據《敵產沒收法》，聯邦無需審判即可沒收“叛亂者”財產，開創行政剝奪私有產權的先例。
林肯在內戰後的權力擴張並未隨戰爭結束而逆轉，反而透過以下機制持續強化。
首先是官僚體系的膨脹，比如1862年新成立的農業部、國稅局等新機構，使聯邦僱員從1861年的3.6萬增至1871年的5.1萬。
而米塞斯明確指出，“官僚機構的自我擴張具有內在必然性。”看看今天的美國，是不是這樣？
最高法院在Texas v. White（1869）中確立“聯邦不可分裂論”，徹底否定州退出權。這為後來的羅斯福新政（New Deal）等ZYJQ政策掃清了憲法障礙。
很多人以為的戰時消費稅、遺產稅等“臨時稅種”，在戰後被保留了下來，聯邦收入從1860年的5,600萬美元飆升至1866年的5.58億美元。
很明顯，財政能力的擴張必然伴隨干預主義的深化。
四、被篡改的“自由”敘事
林肯的神話建立在“統一高於自由”的功利主義邏輯上，但其政策實質是漢密爾頓主義的勝利，以國家主義取代了傑斐遜式的有限政府。
林肯的神話本質是ZYJQ主義的建國敘事，其歷史作用不是維護聯邦，而是摧毀了美國作為"自願聯合體"的立國根基。
這種ZYJQ化不僅未能促進繁榮，反而透過扭曲價格訊號、壓制地方創新、削弱財產權保障，使美國偏離了憲法設計的自由軌道。
聯邦權力的每一次擴張，都是對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壓制，而林肯正是這條歧路的奠基者。
林肯的真正遺產不是“自由的新生”，而是“利維坦的誕生”，他是美國通往奴役之路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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