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絨服大戰,浙江偷襲江蘇

作者:任早羽
編輯:何子維
來源:鹽財經
全文4051字,預計閱讀需5分鐘。
前有商家以次充好,生產出飛絲羽絨服;後有售價700餘元羽絨褲,只充絨3克——這個冬天,買過羽絨服的消費者大多都覺得自己陷入了某種騙局。
到底誰在起保暖作用,是充絨量、絨子含量、絨的型別,還是羽絨服的面料?商家各有各的說法。好似無論消費者們有錢沒錢,如果想要購買到“合適”的保暖衣物,都要被商家們“上一課”。
保暖的基本需求還沒研究明白,消費者們又立馬進入了另外一個無所適從的境況當中:國產羽絨服品牌們向“高階化”轉型,羽絨服價格一漲再漲。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老國貨”波司登。
自2018年宣佈高階化轉型之後,波司登羽絨服的產品均價一路上升。東興證券研報資料顯示,轉型前波司登系列產品的吊牌均價為1000元,而到2021年,其均價已經漲到1800元,漲幅達80%。
漲價還沒結束。在2023/24財年中期業績釋出會上,波斯登管理層直言,品牌計劃提高主力產品價格,預計2024年均價將達到2000元,同時繼續加碼3000元以上價格帶產品。
但與羽絨服價格上漲一同來到的,還有消費者的質疑:為何價格越來越高,充絨量卻越來越少?
今年同樣需要接受拷問的,還有另一個突然爆火的國產羽絨服品牌——高梵。
自稱“奢品”的高梵,緊跟波司登的步伐,也要做高階化轉型。幾年前,其產品價格還在百元;現如今,大部分產品定價在1000元到6000元之間。
但不願只做波司登“小弟”的高梵,作為一匹黑馬,在眾多羽絨服品牌廝殺的冬天,殺出了重圍。
資料證明了這一點。這個均價超過2000元的高階鵝絨服品牌,在今年“雙11”開售僅4小時後,銷售即突破億元大關,衝入天貓品類Top3。新抖資料也顯示,11月抖音月銷TOP10的羽絨服單品中,高梵今年戶外新品以1980元的高單價、1億+的預估GMV,佔據榜首。
此外,高梵在2024年底,在北京高階商場SKP和巴黎莎瑪麗丹百貨開設限時精品店,成為除Moncler以外,唯一在兩個全球奢侈品商場都設有線下門店的鵝絨服品牌。
然而,一直有購買幾千元價格羽絨服習慣的消費者陳行(化名)卻告訴鹽財經,他覺得很奇怪:“它們(品牌)自己想要走中高階路線,好像就是先給自己一個定位,這樣好把衣服賣得貴。但也好像只有一個定位。”
感到奇怪的不止陳行。這種消費者心態恰恰透露出當下大部分國產羽絨服品牌的困境——想要透過高階化“享受”高毛利的羽絨服品牌,還並不擁有能夠支撐品牌溢價的品牌力。
1
兩家長三角企業狹路相逢
中國羽絨服生產的搖籃在長三角地區。而2007年,兩家長三角企業的不同境遇,為中國羽絨服市場日後激烈的戰爭畫上了重要的一筆。
這一年,江蘇常熟人高德康迎來了人生的“小高峰”。他創立的波司登獲滙豐、高盛投資,在香港成功上市,成為“羽絨服第一股”,一時風頭無兩。
同年,一個出生在福建農村、名叫吳昆明的人,也迎來了人生的轉折。
早在1994年,吳昆明就到安徽一家服裝廠打工,後在2004年決定轉型做自主品牌,創立了高梵。然而,兩年後,由於忽視了供應鏈上存在的問題,吳昆明背上了1個億的負債。
吳昆明沒有放棄,在2007年重整旗鼓,並堅持繼續做羽絨服,創辦了後來的高梵(浙江)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誰也想不到,一家總部在江蘇常熟的企業與一家總部在浙江杭州的企業,最終會在商路上“狹路相逢”。有趣的是,在羽絨服行業摸爬滾打十餘年後,高德康與吳昆明都不約而同地放棄了原有的“價效比”產品策略,共同為自己的品牌選了“高階化”的路子。
轉折的可能性,來自他們口中共同的“對手”:加拿大鵝。
2015—2017年間,三家企業依然是不同的命運:
波司登尚且掙扎在品牌老化、營收淨利潤下跌的泥潭中;
高梵幾乎困於電商,產品定價在299元到799元之間;
被一眾明星、企業家自發上身的加拿大鵝,則在中國市場流行起來,甚至被比作“羽絨服界的勞斯萊斯”,一度一件難求。
在中國市場,做萬元羽絨服,過去只是一種想象,而加拿大鵝,以及後來的Moncler把它變成了一個現實,並呈現到了眾多同行面前。
高德康率先看到了萬元羽絨服的市場可能性。
在吳昆明還喊著做“中國版zara”時,下定決心的高德康決定先把波司登的商標換了,再不遺餘力的營銷,嘗試抹去“價效比”的過去,讓消費者接受波司登高階的品牌定位。
但高階的羽絨服應該具備什麼特徵?
在波司登看來,肯定得有國際設計師加持,得宣傳面料的“功能性”,得打造“高科技”服裝釋出會,也得登上紐約時裝週等國際秀場,還得請來楊冪、安妮·海瑟薇、斯嘉麗·約翰遜等明星來做代言人。接著,推出登峰系列、極寒系列、征服者系列、聯合中國南極科考系列……無論如何,波司登先把“詞兒”造出來,把定位卡住。
當然,還有關鍵的一步:把價格推高。
2019年,波司登推出的登峰系列羽絨服產品售價11800元,劍指加拿大鵝。其效果是顯著的,2018財年,波司登集團的收入突破百億大關,其羽絨服業務毛利率從2017財年的51.5%,一路飆升到2022財年的66.2%。
波司登2023/24年的按業務劃分之收入/圖源:波司登集團
波司登在前,似乎證明“高階化”在市場中是可行的,吳昆明也想試一試。
吳昆明打出了羽絨服產品高梵,對標Moncler。但在怎麼做高階化品牌的問題上,高梵卻幾乎是“照抄”了波司登。因此,與其說高梵在與售價萬元的Moncler對打,還不如說它在和波司登作戰。
尤其是這個冬天,高梵投放的戶外廣告比往年多了不少。無論是在繁華的商業街上,還是在小區的電梯裡,高梵新代言人楊冪的大幅廣告隨處可見。
更誇張的是,據媒體報道,自2024年12月16日高梵官方公佈一則抽籤楊冪同款高梵的活動後,高梵天貓官方旗艦店的預約抽籤人數迅速暴漲,小紅書、得物等二級市場上還出現了加價求購的帖子。
除了請楊冪做代言人,高梵的高階化路徑與波司登幾乎一致——國際知名設計師、國際時裝週、宣傳面料的“科技感”、直接把價格拔高,外加把品牌英文名從“GOFANS”改為“Guvet”,可以說,高梵直接踩著波司登的腳印前進。
造詞這件事,高梵也牢牢把握住。譬如產品線分為黑金、黑珍珠和皇室高定;又譬如,高梵稱自己選用的鵝絨是“飛天鵝絨”,其黑色羽絨服之黑,被吳昆明稱為是一種“五彩斑斕的黑”。
唯一的不同,恐怕是高梵對線上渠道的百分百下注,短影片渠道鋪天蓋地的營銷投入,以及與Moncler幾乎一樣的外觀。
但和“高大上”的造詞相對應的反而是,消費者在各大社交媒體的吐槽:線頭多、容易刮破、有腥味、不抗風。
時尚產業獨立分析師、上海良棲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創始人程偉雄向鹽財經總結道,目前,中國羽絨服品牌的“高階化”路徑,“無非是明星加廣告,再加上國外走秀、國際知名設計師的玩法,再加一個所謂的新材料,大概是這樣的套路”。
2
國產羽絨服是做生意,還是做品牌?
根據中國服裝協會相關資料,2017年,中國羽絨服市場規模尚不足千億,2023年則已經接近2000億元,預計到了2025年市場規模將達到2500億元。
在巨大的市場蛋糕面前,中國羽絨服市場的一場鏖戰正徐徐展開。
“降價在短期內可能會有一些效果,但從長期來看,就等價於自殺。”在2024/25財年中期業績報告會上,波司登高階副總裁兼事業部總經理芮勁松向著一屋子聽眾分析道。
可是,消費者們不再“好糊弄”。
恰恰是因為市場魚龍混雜,消費者們被迫練出了一身本領。今年秋季,消費者劉元(化名)為了購入一件合適的羽絨服做了大量功課。“原來單從保暖考慮的話,鴨絨和鵝絨是沒有區別的,國內的絨和國外的絨也是沒有區別的。”
劉元曾被各大羽絨服品牌絢麗的宣傳用語“纏住”,然後又漸漸發現,它們的品控投訴增多,而單論品牌卻又不足以讓她產生那麼大的購買慾。
“並不是你把產品做得多麼高階,你就是高階品牌了。”程偉雄對鹽財經補充道。
當消費者發現,高漲的價格牌背後,好像只有爆發的營銷和不間斷的明星代言的時候,羽絨服的“漲價之旅”好像就進入了卡頓階段。比如,2024財年的中期業績報告顯示,波司登品牌的毛利率同比下降了1.2%。
波司登2024中期財報中顯示毛利率同比下降了1.2%/圖源:波司登集團官網
“跳出低價區間,拉寬價格帶是好事,這值得肯定。”程偉雄分析道:“但好的品牌,一出生就有調性。作為一個原本相對低端大眾化的品牌,要做成一個貴族品牌,至少需要一些時間讓消費者們認識到,你這個品牌所推崇的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某種程度上,那些國際奢牌羽絨服的價值觀、內涵與故事,並沒有過於依靠廣告,而無形中讓消費者給予了支援、完成了閉環。”
譬如,陳行在購買羽絨服時,便沒有思考太多,“平時就穿這些牌子的衣服,去門店試了一下羽絨服,感覺不錯就買了”。
從銷售量來看,實際上,無論是波司登,還是高梵,其萬元售價的產品銷售量寥寥無幾,大多數產品仍然介於1000元到3000元之間,而銷售得最好的產品則是百元價格帶。
而“不值”“溢價”等詞,頻繁出現在消費者對國產羽絨服的反饋中。其中一個原因是,對比國際奢牌,它們的品牌故事都是“斷裂”的。
程偉雄對鹽財經解釋道:“就從講品牌故事這個層面來說,現在有點突兀,因為現在品牌不得不加進去的故事,和它們出生時的故事是不一樣的。”
何況,高梵聲稱要做奢侈品,要仿著LV和愛馬仕做品牌,高呼自己不做Moncler平替,在實際操作中卻把Moncler的特點學了個遍。
是做生意,還是做品牌?事實上,一目瞭然,消費者們可以從任何蛛絲馬跡中找到答案。
品牌調性不統一,“高階化”故事的說服力也就就此銳減,乃至變成了“風頭”。而如果不賣品牌,單純賣產品,大家都清楚,市場中大多數的羽絨服價格已經遠遠超出了產品本身。
“我們要向國外品牌學的,恰恰是堅持品牌調性它們不會從專業的,變成了時尚的和休閒的。它們可以用一個東西,把所有的場景穿透。”對比起國外奢牌的“高階化”程序,程偉雄分析道。
中國服裝企業此刻要做的,不是疾呼“為什麼國貨就不能賣得貴”,並把責任轉化為道德壓力扔給消費者們;堅持調性與注重質量,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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