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遺囑、參觀殯儀館、討論死亡，一位大學老師的校園生死課

現在，越來越多的學校開始重視死亡教育。60歲的胡宜安是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也是國內第一個在大學課堂開設《生死學》課程的人。

在他的生死課上，學生們體驗寫遺囑、參觀殯儀館、討論死亡。胡宜安認為，生死觀，死和生是連在一起的，教育死亡，其實探討的還是生的意義。

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我們一起來看看，他是如何開展死亡教育的？透過死亡教育又能反思些什麼？

本文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在人間，ID:zairenjian11。

寫遺囑的課堂

廣州大學教學樓，晚飯過後六點半，天還沒完全黑，風柔和細膩，座位上的臉龐青春稚嫩。這是一堂選修課，上座率不錯，只剩零星幾個空位。教室裡靜靜的，他們在這裡討論如何面對死亡。

60歲的胡宜安是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他是國內第一個在大學課堂開設《生死學》課程的人。除了教《生死學》，他還教毛澤東思想概論。襯衫加西裝長褲，典型的思教老師形象。不說話時胡教授有點嚴肅，但學生們對他的印象是，愛笑，在課堂上常開些玩笑，他笑得開朗。還有人評價，“初看普普通通一位中年人，但去聽他的課，或者和他聊天，會覺得他心底裡有一種非常敏感和感性的東西，一種很人文的東西。”

👆受訪者供圖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記者潛入他的課堂，課堂連結的是外面的新聞事件，或者與死亡相關的各種情態。課堂上過熱搜，清明節等特殊日子，這幾年疫情造成的不安情緒，也讓課堂內容常被提起。

寫遺囑，是死亡課裡重要的一項。有時是課上到一半，有時是到最後，“氣氛到了”，胡宜安就會安排，“根據需要隨機”。一旦安排下去，課堂裡生出一陣新奇感嘆，學生們都知道“這個”肯定要有，新奇過後，接著是“有點凝重”，他看出學生臉上的表情，“不知道從何下筆”。

忌諱一直存在，得知有一堂課作業是要寫遺囑，有父母不讓。在胡宜安看來，生活中如果沒有死亡的話題，就少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內容，因為死和生都是人本能關心的事。在大多數人眼裡，生死學可以學，死亡也可以被討論，但大多是抱著旁觀者的心情，茶餘飯後，討論遙遠的車禍火災，都是別人的死，一旦自己變成主角，就會逃避，變得不吉利。胡宜安覺得，父母一反對就不用寫，故意不跟父母說，也不必要。

“作業”交上來，有人給自己的財產列了表格，有人交代遺體處理方式，一般是火葬，還有說明火化之後把骨灰製作成一個什麼物件。有人希望到了最後階段不要搶救，不要搞告別儀式。甚至還有細緻到，自己不喜歡什麼顏色，墳上獻花時，不要這個顏色的花，還有不要播放哪樣的歌曲。胡宜安感到，和學生所處的年齡和時代有關，“很現代性的東西，很個人主義”。

遺囑看似是漫無邊際，在胡宜安看來，其實只有真正著筆，人才會想到該處理些什麼事，該和什麼好好告別。比如很多學生在遺囑裡提到跟父母親的關係，過去不理解父母，可能會造成一些無法彌補的傷害，有人會反思反省。他知道萬一有一天他的親人，父母親走到這一步，他會怎麼處理。包括自己的遺產分配和身後事，有人提出要捐出自己的器官，這是一種死亡自覺，和對後代的一種責任心，這是中國人非常在意的東西。

在胡宜安辦公室，收著一大疊的“遺書”，這是他特意收上來的。“因為它畢竟是一門課，不能把課等同於現實，這是兩碼事。學生的理性思維能力還沒到那個高度，生死課不是說時時刻刻要嘮叨這個死亡。”在他看來，下面這些孩子能站在生命的終點站，回過頭來觀察當下，起到這個效果就行。

寫遺囑、討論死亡，甚至是去殯儀館參觀，二十多年前在高校裡開一門關於死亡的課，並不容易。中國人忌諱談死，更重要的是，人們很容易把死亡課和學生自殺率聯絡。2009年的《資訊時報》評價他的死亡課“神秘奇葩”，認為是作秀、造噱頭。

變化發生在2015年前後，醫療系統和殯葬業更加規範化，社會情緒的變化延展到了課堂，“好像就不再用新奇的字眼去描述，課程更多地結合一些實際問題，比如該不該實行安樂死，安寧療法的好處等等，這個課推廣解決實際問題，考試也考這些問題。”胡宜安告訴《在人間》。

2017年在廣州大學開過一個研討會，醫療一線人員、殯葬行業從業者、社會理論研究機構人員都來參與。大家從不同的方位連線，探討個體到了生命最後階段，該怎麼去面對，要搶救還是不搶救，關於死亡的議題越多，死亡教育的重要性也越被提及。

“到了最後階段才去對人進行生死教育嗎？為時已晚。教育是往前移的，要在年輕的時候，身體健康的時候。”

死亡困惑

胡宜安關於死亡最早的回憶是幾歲時，在農村裡老人下葬，小孩跟著看熱鬧，棺材板一蓋，放入那個深幽幽的坑裡，往棺材上面堆土的那一刻，胡宜安感到，這裡面的人永遠永遠出不來，一種莫名的恐懼升上來。到後來他研究死亡學，知道這是一種“微死體驗”，小孩這時候是需要人去引導的。

在胡宜安看來，傳統社會有一種死亡啟蒙傳承。過去農村裡辦喪事，村裡的人都來幫忙，大家共同面對生死，佈置靈堂、請和尚、宴請鄉里等等，遺體也要在家門口放三天。在這個過程裡，人接受死亡有一個適應，一個預習與儲備。但如今生活節奏快，很多事都在變化，“親人過世打個電話給殯葬場，你交錢，辦業務，指定時間點去告別，在哪個時間結束，很商業化的這套”。

這裡面會產生很多的困惑，比如葬禮上該怎麼做，一個親近的人過世應該怎麼處理恰當？學生們似乎對這些都比較陌生，“對他人的生死，我們肯定要敬畏，有情感的反應，有行為的反應。比如說面對別人非常悲傷的事，你怎麼能夠快樂地唱歌呢？你要表達同理、同情。死亡是一個大事，你不是說，哎呀，我還有一個更大的事。什麼大事比死更大？這個時候都不能讓人共情。”

胡宜安在課堂上丨圖源鳳凰網

每個學期，胡宜安要帶學生們去參觀一次殯儀館。在廣州番禺殯儀館，學生們會去冰凍冷藏室，有些遺體不能立馬火化，比如因為刑事案件，或是死因不明的，必須放在這裡，等待醫學鑑定之後，才能處理。“這也表達了對生命的敬畏。”在殯儀館，人在裡面躺著，變成一個物體，幾號幾號。胡宜安知道，這時候每個人都有一種碰撞感，一種顛覆，是死亡造成的衝擊。

這時他會和學生們講起在美國一家死亡博物館裡的故事，小格子間放只已死的兔子，另一間放一隻活的。小朋友觸控，活蹦亂跳的，很可愛的小白兔。另一邊一摸它不動不跳了，死掉僵硬了。人會產生恐懼，但不能老是停留在這個畫面，要進一步去思考，肉體、生理的死亡是什麼？包括形成自己的生死觀，有對家人、親人的生離死別的知識儲備，後面就不至於張皇失措，不至於無所適從。

在參觀殯儀館時，一位女學生的反應引起他的注意。其中有一個環節叫禮儀展示，告別親人。這位女生駐足了很久。結束之後才知道，女生的外婆過世之後，父母擔心她的學業，不讓她參加葬禮，說回來很麻煩，讓她安心讀書。但是從那之後，女生一直覺得非常內疚，總會想起外婆，想到她走的時候是不是很孤獨。

在辦公室，女學生和胡宜安談到，在殯儀館參加禮儀展示時，她心裡一直在想外婆，心裡念著和外婆說的話。禮儀展示使她明白外婆的告別儀式大概就是這樣子的，她心下釋然了，覺得外婆走得應該不會太孤單，自己也像經歷過那個現場，真正參加了一次外婆的告別。從那之後，她的內心漸趨坦然，不再為當初未能參加外婆的告別儀式而內疚與不安。

對於很多學生來說，處理死亡總是一個充滿挫折的過程。胡宜安的學生王嘉儀在上課之前，對死亡的理解是覺得很遙遠，“氣死，煩死了”這樣的口頭禪也常掛在嘴邊。她感到自己小說看得多，對於死亡沒有太多實感，小說裡很多殉情、以死相挾等等，死亡都是非常浮躁和輕易的。

好幾年前五一黃金週，胡宜安聽說，某班一位男生出車禍走了，他是一位很活潑的男生，大家都非常喜歡他，班裡所有同學都參加他的追悼會。但是有一位女生在那之後找到他，說總覺得男生還活著，總是往他經常坐的地方看，一進教室看到那個位置，就沒辦法安心學習，人也是恍恍惚惚。

胡宜安告訴這位學生，同學的離世表明他不再是現實中的真實存在，“不應該讓他瀰漫在你的生活中，要接受同學死亡的事實，並透過追思將與這位同學間的過往友好關係變成你人生中的一段美好經歷。”

要抵制這種瀰漫，胡宜安建議這位女生找幾位和這位男生關係很親的同學，找一個特定時間來緬懷他。也可以搞個群，寫想對他說的話，甚至可以塗鴉，把想念表達出來，暗示自己大學期間曾經那麼一個很好的同學，很可愛的，很遺憾他走了，我們永遠都記住他，但絕不讓學生趕快把他忘了算了。

在胡宜安看來，他人的死亡事件對於每個人都是一個非常深刻的事件，即便像是旁觀車禍，也會轉換成對自己開車行為的糾正，不能是簡單的遺忘，而是需要轉化成一種人生中的寶貴東西。

“比如說家裡人去世之後，過去說不要讓這個人出現在生活裡，免得睹物傷情，但是要知道一個人，假設他有在天之靈，是不希望被遺忘的，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共鳴期待，我們也不希望被遺忘，我們可以懷念他，追思他，追思的過程中，不一定就是悲傷，可能是非常輕快的，他走了，我們談起他過去的那些事，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曾經有這麼一個可愛的人，愛我們的人，是我們人生一個很幸運的事情。既然是一個很幸運的事情，那是一個愉悅的心情。我們對親人朋友的懷念，也是我們生活本身的一種內涵。”

跨過死亡

由於體質較差，胡宜安經常要跑醫院，時常遭遇到醫生態度生硬、就醫體驗糟糕的情形。比如，去年8月，由於晨練時小腿肚子劇烈疼痛，聯想到一年前進行腎結石微創手術拍片時被醫生告知可能有腿部動脈血栓，當時沒細究。此次跑步中產生疼痛便掛了一個運動醫學專家號，講到自己病情反覆的經歷。誰知醫生就一句話懟來：你說那麼多幹嗎？有了疼痛還去跑步，真是活得不耐煩吧！

這些生活裡的事，他常常會聯絡到自己的課堂，意識到很多事是純粹的醫學解決不了的。在他看來，醫學不能夠簡單得就是救死扶傷。在發達地區有80%的人是在醫院裡去世的，在生命最後，選擇痛苦無尊嚴地活著，還是無痛苦有尊嚴的死？人有沒有決定自己死的這個權利？還比如老齡化、校園惡性犯罪等等問題，都需要生死教育給出一個解釋框架。

死亡權在他看來，是一種個體自然死亡權利，不人為延緩也不加速，首先還是不加速。人的本能還是“念生懼死”的。

胡宜安注意到，有好幾年兩會都有人提安樂死的議案，新聞裡也經常看到，哪位國外的老人去瑞士安樂死。安樂死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個體生命到了最後不可逆的死亡階段，承受著巨大的病痛，令他尊嚴盡失。但是現代醫學可以讓患者在最後階段的痛苦得到有效的控制，在這個情況下難道還要談安樂死嗎？

醫療如何面對新的社會變化，他倡導一種方式叫安寧療護。安寧就是緩和安寧，控制病痛，減緩個體在最後階段的痛苦。不單單是把病人看作一個生物學機體，更多看作一個人。

曾經有一位專家是胡宜安的朋友，去醫院病房裡看望病人時，有位病人道出自己的心聲，覺得他的到來，像是一位死亡使者。醫生專家朋友目瞪口呆，從來也沒想到自己在病人心中是一個死神代理人。胡宜安認為，如果要病人不再有等死的感覺，在生命末期不再做無謂的搶救，充分利用最後一個階段提高生活品質，沒有痛苦地跨過死亡之路才是關鍵。

《最好的告別》作者葛文德說，“善終絕不是好死，而是好好的活到終點站。”

胡宜安在課堂上丨圖源鳳凰網

了卻塵事，是走向死亡最重要的一步。在胡宜安看來，人世間還有很多恩怨情仇，親人、子女、長輩，總而言之，有無盡的愛，要去道別、道愛、道歉，不能拖泥帶水，不能帶到墳墓裡去。有了這個道歉或道愛，生命質量會不一樣，塵緣的事了了，走得灑脫乾淨，這個灑脫是對抗死亡恐懼的重要一步。

此外，不介意臨終者失去了什麼，要關注他還有什麼，不必要關注他已經不能夠做什麼，關注他還能做什麼。在胡宜安看來，在走向死亡時，家的意義非同小可。在央視的紀錄片《人生第一次》第9集開頭有這樣一個問題，問一個人上午被確診為癌症，他中午會幹啥？答案是吃飯，一起吃飯的地方就是家。生命末期，躺在病房裡的癌症患者就是想喝老婆燉的湯，想吃媽媽煎的一條魚，這是人能夠獲得的唯一的心靈慰藉。

但有時候不一定有條件來營造家的氛圍，但至少要有關懷。胡宜安認為，在最後階段臨終者面臨最大的人生脫軌，一旦進入到病程的末期，所有正常的生活都不存在，很多老人回到動物狀態，做出出格的舉動。失智者自己沒有意識到，就只能靠看護者、陪伴者透過不厭其煩的照顧，幫助他維持尊嚴。法國學者樊尚·托馬曾提出這樣一個公式，死是臨終者與倖存者的關係，死不單單是死人的事，還是活人的事。

究竟如何走進死亡這扇門，人們尚未了解，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消除孤獨的善終，一定有人陪伴，因為此時的臨終者無疑是最弱勢的。有一項調查研究表明，96%的患者表示希望與醫護人員討論性和親密關係的話題，並得到專業的幫助。在生命末期，患者對性與親密關係的表達發生變化，不一定指性行為，是指進入一種親密關係，也是人最終走向死亡之門時的內在需要，一種深層次的連結，像媽媽和嬰兒那樣共生。

柏勒·羅斯在研究臨終心理時談到，“不要從臨終者身邊逃走，按照我們傳統觀念，走向死亡的人是多恐懼、多不吉利、多糟糕，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想法，我們真的要躺下，要陪伴，要在場，自己可能由此獲得一種終身受用的東西。”

由死向生

疫情期間，很多人在經歷恐懼與焦慮。一開始，是身邊的同事、朋友一個個染疫，在恐懼中輪到了自己；在病痛中找藥、買抗原、搶水果及生活用品。然後，擔心家裡的老人，每天看著鋪天蓋地的新聞。也有很多人失去親人，或者失去搶救機會。這些生死場面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在胡宜安看來，瘟疫的影響是全社會性、全民性的，生死重大問題上大家很容易把自己代入。這種死亡焦慮、不確定性會造成很多心理問題。胡宜安覺得，必須有一種方式，把對於死亡的焦慮，抒發出來，不要讓它累積在內心，變成非理性的東西。他有一段時間，在課堂上讓學生講自己的故事，談論自己與死亡相關的經歷，有學生講到至親的人死去他怎麼都難以承受，講完之後，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課堂之外，他也覺得，可以與伴侶、家人或親密夥伴毫不避諱地聊聊。

從小到大一直到老，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生死的主題，都要跟進教育。什麼才是一個好的死亡？在胡宜安看來，一般的，好的死亡就是自然死亡，一個生命到達一定衰老年齡，當然也可能是，“酒店打烊要走”，“勤勞的一生換來甜蜜的長眠”，很普通樸素的死亡的認識。但是失去了傳統社會的傳承，中國人沒有面對死亡的能力了，遇到死亡，惶恐不安，焦慮、恐懼，一直到最後都是這樣。

胡宜安認為，生死觀，死和生是連在一起的，教育死亡，其實探討的還是生的意義，希臘一個警示語，特拉普修道者的一句問候語，“請記住，你將死去”。“比如就這麼幾天要死，還會去刷那個電視劇嗎，會花那麼多時間在一些比較無聊的事情上嗎，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經歷過真正的面對死亡是幸運的，會對他的生命有一個提純的作用。”

死亡體驗裡，也分不同程度，有些是在細節裡。《紅樓夢》裡有黛玉葬花，黛玉一邊葬花，一邊吟詠，對面山坡上寶玉聽到最後，兜著的花散落一地，這個人一下子就懵了，在胡宜安看來這是“微死體驗”。再比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這也是微死體驗，流水不息，奔流到海不復回，人生何嘗不是如此。心思很敏感的人，回家看見媽媽在那掉了一個東西，彎腰撿時，突然發現母親好像老了，原來可是很麻利的，再仔細一看，兩鬢出現白髮了，這也是微死體驗。

那個體驗，會讓人在那一瞬間意識到人生有另外一面。胡宜安談到，911事件之後，有一位中國人是搞金融的，本想爭取到世貿中心去上班，世貿大樓倒塌了，他反覆求證，因為那是自己心目中的聖地，第二天知道是真的，馬上迸射出一種明天再好也要活在當下的念頭。在這之前，他跟女朋友談兩三年，一直拖著，這三天就決定跟他女朋友結婚，買傢俱，開始考慮生活裡具體的事。

胡宜安感到，活在疫情之中，很多事情不堪一擊。但在那個時刻，真的能想到很多本質的東西，在日常生活中發現不了的東西，那才是人生的真相。

比起微死體驗，瀕死體驗更進一步，是指人曾經有過重大疾病，在鬼門關走過一遭。有一些研究把這叫做NDE（Near-Death-Experience）。有人透過時光隧道，看到自己，看到已經失去的至親好友，還有從來沒有見過面的祖先。還有一種是天花板視角，靈魂出竅，看著下面這些人，圍著他忙碌得不得了。經過瀕死體驗的人，整個人格、人生觀都有所改變。

“他們更加珍惜親情、身邊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樣，那麼爭強好勝，那麼斤斤計較，鋒芒畢露，他們非常柔和，願意放棄一些不必要的名利，願意花更多的時間陪孩子、親人，更加珍惜這些東西。但同時，他也不再懼怕死亡。”